现代西方的实用主义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实用主义论文,哲学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虽然说毛泽东遗留下来的文字资料中很难发现他的实践哲学与现代西方实用主义之间有什么直接关系，但是，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向“五四”时期的文化背景和毛泽东青年时期的生平活动便可发现，实用主义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
五四运动时期，产生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像潮水般地涌进了中国的文化界，也涌进了博闻强志的青年毛泽东的脑海里。根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出版的《青年毛泽东》一书的佐证，毛泽东虽在五四运动刚开始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后来又一度对杜威的实用主义，蒲鲁东、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兴趣。按他自己的坦白：“见于教育方面，为平民教育主义；见于经济方面，为劳获平均主义。见于思想方面，为实验主义。”在哲学思想方面对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抱有强烈的好感。[1] 他当时负责筹办青年学生赴法留学的事宜，经他多力筹措，精心安排，送走了许多青年学生，而他自己却没有随之同去，原因之一，在他认为，“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关于这块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调查，及研究。”[2] 他对中国问题所持的这种务实求真的态度，与风摩于世的实用主义哲学不无一定的联系。在北京的李大钊与胡适之间展开了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之时。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他对于李、胡的争论没有采取偏持一端废弃另端的态度，而是折其两端而用其中，主张将二者辩证地结合到一起：既要研究主义，也要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是最终目的，为了解决问题必须研究问题，研究问题须以一定的学理为依据，即必须研究主义。研究主义的目的在于寻找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若以方法论的角度来看，这不能说没有受到西方传播来的实用主义的重视方法思想的侧面启迪。
从毛泽东青年时期所经历的思想进程来看，实用主义哲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他从社会改良主义道路转变到社会革命道路的桥梁。正是实用主义的注重研究探索问题，强调研究方法和务实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他初步确立了“要在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脱不开中国这块地盘”的观念。当他接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以后，实用主义并没有被简单地抛弃掉，他依然十分强调实用主义所推崇的注重方法和效果的基本原则。依据这一原则，他一直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行动的指南，而不能当作教条，学习马克思主义，不但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说明问题和解决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撰写《实践论》的直接动因固然是批判王明等人的只会背诵马克思、恩格斯的词句，而不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的教条主义，但是推动他撰写这篇力作的还有两个更为深刻的理论动因：一是要解决我国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知与行之间的关系问题，二是要抛弃他以往曾经信奉过的西方实用主义哲学，对其进行批判、改制。这三种动因（目的因）之间本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否则，《实践论》就不会具有如此深远而广泛的实践价值和学术价值。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这篇力作中，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西方文化的合理因素在一个极为深邃的层面上熔于一炉，铸成一体。
二
渗透不同于混合及合并，借用数学的术语说，渗透乃是两种不同集合之间的交集。作为交集的元素各自在原来所寓的集合中有着不同的涵义或规定。实证主义哲学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之间也有许多相互渗透的交集，作为两集之交的元素——概念、范畴等——各在自己所寓的理论体系中，具有不同的规定性，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和分歧，尽管在语词外壳上是一样的。
元素Ⅰ——实践。这一范畴在毛泽东的著作和实用主义的著作中都是经常出现的，然而两种哲学对实践的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却大相径庭。毛泽东所说的实践，乃是指人们在一定的思想理论指导下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客观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即列宁所说的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交错点”。能动性、社会性，历史性和客观性是毛泽东的实践范畴的基本规定性；治理社会的社会活动，认识自然、勘察自然的科学实验是毛泽东的实践范畴的基本形式。而实用主义哲学家说的实践范畴撇开了人的社会性，无视人的能动性，将人降低为一般的生物有机体，把人的实践等同于生物体的生命活动，又将人的生命活动归结为机体对环境的适应，适如杜威所说：“人的机体受到环境的刺激，作出一种反应，这就是人的生活、实践。”[4]至于人在实践中的感觉、 思维、推理等等，在实用主义看来，只不过是用来控制环境的工具。人的一切认识和行动都同蜜蜂的本能行为一样，同是有机体适应环境的行为。这种本能行为是不需要任何思想理论作指导的，只是在意志的作用下“按照自己机体构造的繁简向环境动作”而已。由于实用主义哲学把感觉、推理、思维等同行为混为一谈，都视为控制环境的工具，所以，在实用主义哲学那里，认识是件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毛泽东认为，“人们要想得到工作的胜利，即得到预期的效果，一定要使自己的思想合于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如果不合，就会在实践中失败。”[5] 为此，必须善于观察事物，分析事物，认识事物，以便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而认识的基础便在于实践。他说：“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6]
元素Ⅱ——经验。毛泽东从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一理论前提出发，非常重视经验性的东西。他经常召集富有经验的同志举行座谈会，强调仅有书本知识的同志应向富有实践经验的同志学习，他不怕别人讥笑他是狭隘的经验论者而一再重申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实用主义哲学也很重视经验，许多实用主义哲学家都把自己的哲学称作经验主义哲学。例如詹姆士称自己的哲学为“彻底的经验主义”，杜威称自己的哲学为“经验自然主义”。然而实用主义哲学赋予经验的规定性、对经验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同毛泽东同志迥然相异。
实用主义的创始人皮尔士说经验是一种混沌的“非个人的感情”，宇宙之初，世界全无，只有这“混沌一团的”，“非个人的感情”，由于它随意流动，便进化出宇宙的一切规则。皮尔士从这种经验创世说出发，把物质归结为“经验的效果”。他说，某物质是“硬的”，无异是说它具有抓不破表层的效果，说它是“重的”，无异说于说我们支撑它需要“花费力气”，否则就会产生落下去的效果。既然事物只是感情或经验的效果，那么它就不是存在于经验之外，而是存在于经验之内。詹姆士则把经验解释为“意识流”、“主观生活之流”，它没有性质、没有形态、没有规定性，人们只有在没有任何理性参与的下意识中才能体验到它，所以又称作纯粹经验，任何事物都是人们对“纯粹经验”进行加工改造的结果。这些实用主义者同马赫一样，都把经验当作既非物质也非精神的“中立”的东西。詹姆士说：“一个给定的未分的经验部分，从一种联合的关系来看，起一个认识者的心理状态、意识作用。而当其处于另一种关系时，同一未分的经验部分就起被认识的事物、客观内容的作用。一句话，在一种集合中，它构成思想，在另一种集合中，它构成事物。”[7] 杜威也把经验解释为“人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统一体”，经验既包括人的主观意识及其活动，也包括自然界，意识和物质不过是经验的两种属性，物质是经验的顺序条理，意识是经验的逻辑联系，实用主义哲学把经验视为非“物”非“心”的“中立”因素，其目的就是要克服唯物主义的缺点和唯心主义的缺点，统摄二者的优点，企图建立一种新的“中立哲学”或“全面哲学”。
毛泽东的经验范畴乃是指大脑在感性认识阶段对客观事物的外部、表部、局部的反映。这种反映在领导干部那里则是群众中得来的分散的、不系统的意见。他所以特别重视经验的东西，一是因为感性经验是第一性的东西，一切真知都是从直接经验发源来的。书本上的知识对于读者来说是间接经验，但是对于前人或别人则是直接经验的东西。他指出，就知识的总体来说，无论何种知识都离不开直接的经验，“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8] 二是因为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理性认识如不以感性经验为基础，仅靠大脑凭空瞑想，那么理性认识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三是经验乃是将人们的认识由现象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的向导，是人们由必然王国理入自由王国的中介或桥梁。他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从没有经验到有经验，从有较小的经验，到有较多的经验，从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认识客观规律，从而获得自由，在认识上出现一个飞跃到达自由王国。”[9]可见， 他重视经验乃是说它是认识发展的一个环节的角度出发的，绝非像实证主义哲学那样试图调和唯物论的唯心论的对立。毛泽东通过经验这一范畴还使共性与个性、绝对与相对、抽象与具体这一矛盾问题的精髓学说贯彻到认识领域，克服了唯理论与经验论之间的对立。
元素Ⅲ——真理。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都很重视真理的功利性。杜威直截了当地把真理定义为效用，把知识当作行动的工具，他说：“所有的概念、学说、系统，不管它们怎样精致，怎样坚实，都必须视为假设，它们都是工具，与其它工具一样，它们的价值不在于它们自身，而在于它们所造成的结果中显示出来的效果。”[10]毛泽东也有把真理当作工具的类似说法，如称马列主义是显微镜和望远镜，射中国革命之间的箭、矢，等等，他说，“指导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的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实际运行的深刻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不仅重视真理对实践的指导作用，而且还十分重视用真理教育和武装群众，他说，“代表先进阶段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提出了“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的著名论断。[11]
虽然实用主义哲学与毛泽东的哲学都很重视真理的作用，但是，在关于什么是真理，对谁有作用的问题上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皮尔士认为真理就是效果，就是导致行动成功的信念，詹姆士说，“理论的真理性不是什么我们的心灵与原型的实在之间的关系，它只是心灵之内的事情。”[12]虽然他们有时也主张真理与实在相符合，但是他们所说的“实在”只是行动效果。与此相反，毛泽东则认为，真理是主观对客观的正确反映，人的认识之中所具有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内容就是真理。真理并非是心灵之内的事情，总是涉及到心灵与原型实在之间的关系，而作为检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的实践，正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毛泽东重视真理的效果，但他并没有把真理归结于效果，也没有把效果当作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他认为，一般说来，运用正确地反映了客观事物的本质或规律的认识即真理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能够得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也有不能得到预期目的（即效果）情况，一时未能得到预期目的认识，也未必不是真理。他在《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一文中指出：“在社会斗争中，代表先进阶级的势力，有时候有些失败，并不是因为思想不正确，而是因为斗争力量的对比上，先进势力这一方，暂时还如反动势力那一方、所以暂时失败了，但是以后总有一天会要成功的。”[13]这就是由于社会实践的历史受制性引起的实践标准的确定性和非确定性的具体体现。此其一。其二在真理的功利性方面毛泽东所追求的决非是个人或小集团的狭隘的私利，而是全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整体利益和根本利益，“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的标准。”[14]最大利益者，非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也，而是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为此，不仅要有人民性的立场，而且还应有辩证法的观点。从这种角度来强调真理的功利性，便不会陷入主观性，相反，更能坚持真理的客观性。实用主义真理观所说的效果、功利等是本人或本集团的狭隘私利，因而它的真理观也就必然是主观主义的真理观，适如詹姆士所言，“纯粹的客观真理是哪里也找不到的”，“一个看法是否成功（即是否为真理），是一个人估价的问题”，因为“真理是从经验中产生，并随时随刻代表我们各个人的最有利的反应”，[15]因而真理也是随着环境和个人的利益的变化而随意变化的。由此可见，从个人的私利的角度来看真理的作用（功利），必然要得出主观主义的真理观。
元素Ⅳ——方法。实用主义注重效果，为了达到效果，必然讲究方法，他们标傍自己崇尚行动，反对空谈，认为哲学的任务就是进行试验和探索，确立行动的方法，以便取得有利于人生的效果。因此，他们声称“实用主义是一种方法”。毛泽东从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原则出发，也很重视方法问题。他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非常形象地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16]实用主义者把自己的哲学归纳为方法，同样，毛泽东也把马克思主义归纳为方法。然而两种哲学在对于方法赖以建立的依据，确立方法的具体途径的看法上却又是大相径庭的。
毛泽东认为，方法是由认识的对象和实践的对象决定的，客观现象中的矛盾，其性质各不相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相同，他说：“不同质的矛盾，只有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17]因此，尚在深入研究事物内部的或外部的各种联系，以便揭示事物规律的“实事求是”的认识方法和“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的工作方法，乃是他首倡笃引的基本方法，这些方法的理性基础自然是唯物主义一元论。而实用主义哲学的方法论的基本思想就是詹姆士所说的那句格言：“不讲原则，只讲效果。”他说：“实用主义方法不是什么别的效果，只是一种确立方向的态度。这个态度不是去看最先的东西：原则，范畴和必须的假定，而是去看最后的东西：收获，效果和事实。”[18]实用主义哲学家认为，人们关于唯物论唯心论的抽象原则的争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它只是哲学家的气质的争论，是没有效果的争论。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方法的客观基础。实用主义所说的方法大多系指确立行动信念的方法，并非是主观认识客观的方法，也不是主体改造客体的方法。无论是皮尔士提出的所谓“固执的方法”，还是杜威提出的所谓“感到困难”，“寻找疑难”，“提出假设”，“根据假设而推理”，“通过行动检验假设”的五步法，莫不如此。虽然他们所提出的方法不失某些可取之处，但是，整个说来，这些方法都是人的头脑瞑思苦索出来的确立信念的方法，并不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方法。
三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就哲学的党性原则而言，实用主义哲学属于二元论以至唯心论阵营乃是确定无疑的事实。但是，众所周知，唯心主义也未必没有丝毫的积极意义。撇开它在世界本质问题上的伪科学性（关于世界本质问题要靠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发展才能解决），深入具体地分析实用主义的完整体系和内在底蕴，不难发现实用主义哲学之中亦有不少合理成份，这些成份与毛泽东的实践哲学中的某些观点颇为接近，似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妨略举一二。
其一，将哲学原则具体化为各种方法论。实用主义为了反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脱离实际经验而缅于概念思辨和逻辑推演的理性主义清淡，主张确立一种在经验世界中有实际意义的哲学方法。詹姆士在《实用主义》一书中提出，必须把哲学的重心转移到人的实践及其效果的研究上，断然抛弃职业哲学家的许多积习，把哲学原理、原则具体化为“进一步工作的计划，特别是改变现有的实在的各种方法。”毛泽东也一再强调要把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中解放出来，变成人民群众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即具体化为可以直接操作运用的工具和方法。
其二，“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美国哲学家费耶阿本德推行的“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以后，在目标确定的前提下，不能把方法、原则当作固定不变的和具有绝对约束力的原理，应当寻找多种方法。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每个历史时期，只要目标确定便采取多种多样、灵活多变的方法。例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所采取的统一战线政策，即只要你肯抗日或反蒋、便采取不分政见、不分信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一律联合的政策；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赎买政策、公私合营政策、合作化政策，同时并存，因人而异；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则有土洋结合方针、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自鸣”，的方针。总之，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目标是始终如一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目标是有原则性，方法富有灵活性，这就叫做“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
其三，注重效益的原则。实用主义的这一原则是西方经济学的利润最大化即以最小的投入获取最大的产出的经营目标的哲学基础，充分体现了西方国家的“尚艺”务实精神。同样，在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中也始终贯穿了这一原则精神。战争期间毛泽东提出并实行的“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思想。“敌进我退、敌退我追、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的战术，“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原则，建国以后，他倡导的“励行节约、反对浪费”，“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五十年代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无不充分体现了注重效益的原则。有所不同的是，实用主义所强调的是狭隘的个人或小集团的效益。而毛泽东的实践哲学则是强调整体的长远的效益。
注释：
[1]《湘江评论》创刊宣言，1917年7月14日。
[2]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致周世钊的信。
[3]《新民学会会务报告》第二号，引自《新民学会资料》第32 —33页。
[4]《现代西方哲学》第284页
[5][6][8][16][17]《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61、261、267、125、286页
[7][12]詹姆士：《彻底经验主义论文集》第9—10，214页
[9][11][13]《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826、826、840页
[10]杜威：《哲学的改造》第75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97页
[15][18][19]詹姆士：《实用主义》第392、3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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