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及其当代价值①，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当代论文,理论论文,价值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迄今出版的社会理论著述中，一种带有倾向性的观点认为：19世纪的思想家对空间问题关注不够，即或是接触到了，但其探讨的方式却很不明晰，亦不充分。而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亦是“空间观念奇怪缺失的历史”[1]。“空间在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2] 值得注意的是，在质疑社会理论空间研究缺失的同时，学术界却普遍承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社会理论体系中，空间虽然不是最为核心的概念，亦未做充分的展开研究，但他们确曾对社会空间问题给予过特别的关注，并提出过一些极具穿透力的洞见，构成了其社会理论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而且，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马克思主义在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深度解读的基础上，大力推进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形成了当代极具影响力和解释力的社会理论流派。因此，从长时段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加以系统的研究和整理，对于我们深入研究、把握当代社会发展的最新演化趋向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拟对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中的“社会空间”论及其当代价值进行初步的研究和探讨。
一、经典马克思主义空间分析的发轫
如前所述，在总结梳理19世纪以来社会理论谱系的过程中，一些学者对社会理论研究中的“空间缺位”现象提出了近乎激烈的批评。但在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评价的问题上，学术界却陷入言说和评述的两难：一方面，作为19世纪伟大的社会理论家，马恩的目光似乎主要集中在“社会阶级和消亡的研究。他十分关注阶级的本质以及任何促进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在马克思著作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概念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更不是地点。历史更多地是按照时间序列展开的，不是空间或地点”[3]。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德意志意识形态》、《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却又“明确地关注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是如何产生了工业城镇极其迅速的增长。……分析了资本主义积累是怎样建立在时间对空间的消除基础上，而这又如何进一步产生了农业、工业和人口方面在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令人惊奇的转型。”[4] 同时，恩格斯还通过曼彻斯特工人社区的个案研究，揭露了经济体制破坏和摧毁人类居住地点的过程。虽然限于各种条件的制约，马恩的社会空间理论远未充分展开，但其现有理论所表现出来的“具有深刻洞察力的观点成为无数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源泉。”[5] 以至于当代西方城市研究者不得不承认“虽然马克思本人实际上没有撰写过任何关于城市的著作。但他却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城市研究。”[6]
首先，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宏观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发生背景下社会空间发生变革的必然性。他们通过对地理大发现、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概括，揭示了人类文明空间结构由分散孤立到整体发展的演化趋向。“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7] 这种空间改变的内在逻辑也可表述为资本主义“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8] 可见，对于马克思来说，现代性实际上是有强制性空间扩张趋势的资本主义的同义语，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其占有空间、重组空间的过程。战后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发展理论流派世界体系论、依附论及时下盛行的全球化理论大多都受到马恩上述思想的直接影响。
其次，就民族国家体系内部而言，“城乡对立”构成了现代社会空间模式转换的核心内容，亦使现代性的产生及拓展充满了复杂的矛盾和激烈冲突。在人类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其社会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城市—乡村”对立的二元模式。“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这种对立鲜明地反映出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不断生产他们利益之间的对立。”[9] 从理论上看，虽然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真实地存在着城市与乡村间的尖锐对立，但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对立视为是一种势均力敌基础上的对抗。因为在大工业发展基础上建立的“现代化的大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增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者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10]。由此，在城市工业文明的冲击之下，乡村必定走向“孤立和分散”，[11] 与日渐繁荣的城市形成鲜明的对照。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还从微观角度，研究、审视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变化。在这一问题上，恩格斯的工人社区研究格外值得称道，他通过实地调查，发现“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的确，穷人常常是住在紧靠着富人府邸的狭窄的小胡同里。可是通常总给他们划定一块完全孤立的地区，他们必须在比较幸福的阶级所看不到的这个地方尽力挣扎着活下去。英国一切城市中的这些贫民窟大体上都是一样的；这是城市中最糟糕的地区的最糟糕的房屋，最常见的是一排排的两层或一层的砖房，几乎总是排列得乱七八糟，有许多还有住人的地下室。这些房屋每所仅有三四个房间和一个厨房，叫做小宅子，在全英国(除了伦敦的某些地区)，这是普通的个人住宅。这里的街道通常是没有铺砌过的，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沟，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城市中这些地区的不合理的杂乱无章的建筑形式妨碍了空气的流通，由于很多人住在这一个不大的空间里，所以这些工人区的空气如何，是容易想像的。此外，在天气好的时候街道还用来晒衣服：从一幢房子到另一幢房子，横过街心，拉上绳子，挂满了湿漉漉的破衣服”[12]。恩格斯的研究没有止于空间的外部构造描述，而是注意揭示空间内部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人，越是聚集在一个小小空间里，每一个人在追逐私人利益时的这种可怕的冷淡、这种不近人情的孤僻就愈是使人难堪……每一个人的这种孤独、这种目光短浅的利己主义是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的和普遍的原则。……人类分散成各个分子，每一个分子都有自己的特殊生活原则，都有自己的特殊目的，这种一盘散沙的世界在这里是发展到顶点了。”[13] 上述研究所表现出来的微观视阈和实证精神，使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控诉具体化。同时，它也揭露了经济体制是如何破坏和摧毁人类居住地点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里，这些具有洞察力的观点成为无数重要的理论和实证研究的源泉。”[14]
二、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
在社会理论研究的基本理路上，有的学者认为妥善处理好“独创论”和“关联论”之关系，乃是理解当代社会理论体系的关键。“由于社会理论是思想家对于整个人类社会进行深思熟虑和反思的理论产品，所以，在社会理论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与其说是以往积累的知识性因素，不如说是思想家本身所创造的思想模式。而在这种思想模式中，最根本的因素，作为其灵魂的，是思想家对于整个社会的独特观点和方法论。……也就是说，历代思想家之间的关联是次要的，而各个思想家的独立创造则是决定性的。”[15] 上述观点为我们深入考察当代社会理论的构造及发展趋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但笔者认为，在分析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体系构成的问题上，关注社会理论家的“独创”和对社会理论发展史纵向“内在关联”的考察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以来提出的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空间拓展的思想理论，到20世纪下半叶和新世纪初，在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空间化转向”背景下得到较为充分的展开。
积极促成这场社会理论空间化转向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其构成极为复杂，主要包括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和人文地理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列斐伏尔、哈维和卡斯特尔，他们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理论的“三剑客”，也包括世界体系理论的代表者沃勒斯坦以及一些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从事区域发展研究的学者。他们中既有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也有单纯从学术研究方法的角度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还有的学者如卡斯特尔后来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信仰。但值得注意的是，新马克思主义虽然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派系，但我们还是可以对其流派的一些共同特点做出一些概括。笔者认为除了同处西方这一相同地域之外，其共同之处还表现在：其空间理论都是在与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的对话中展开和形成的；虽然其理论没有与无产阶级革命直接联系起来，但其出发点基本上都是站在对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批判的立场上，具有较强的民众性，推进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获得新的发展，填补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些领域的研究空白。当然，其观点也不无矫枉过正之处。如有的学者在评价新马克思主义“空间本体论”观点时即指出：“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他肯定是过分突出了生产概念中的空间维度，而牺牲了其更根本的历史性内涵；只聚焦于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暂时性特征，而有意地模糊了永恒的物质生产的基础地位。”[16]
1.20世纪70年代以降，新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理论空间化转向是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展开的。他们发现无论是《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过程中地理扩张的宏观描述，还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城市—乡村空间对立的深入分析，“马克思经常在自己的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他(马克思)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17] 不过，新马克思主义城市研究者也注意到，空间在马克思社会理论体系中之所以没有获得充分的展开，在一定程度上也与马克思的写作计划安排有关。他们通过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解读，发现马克思在其设计的《资本论》后续卷的写作，将主要探讨世界贸易和资本主义的地理扩张，以改变那种《资本论》第1卷和第2卷中“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是无空间的资本主义。”[18] 很显然，上述这种认识和估价，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学者们进一步解读和拓展马克思的社会空间理论提供了可能。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将列斐伏尔、哈维、卡斯特尔、苏贾这些以“社会空间”研究为业的一些大思想家放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演化的轨迹中去分析，就会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中叶所阐发的社会空间理论在当代确实获得了新的发展。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者，这些学者的空间理论虽各具特色，但在构建其理论体系过程中，大多都将其理论的思想源头祖述于马克思，试图在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话中获取灵感，汲取思想资源。
2.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者们对马克思空间理论的经典文本展开了认真的解读。如哈维从1971年以来，即坚持每年(只有一年除外)都组织阅读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的小组或开设相关课程。他还以《共产党宣言》为蓝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地理学”思想进行阐释。认为读《共产党宣言》，“敏锐的地理学家立即会察觉到这一论点有特定的空间和地理维度。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关于地理转型、空间定位和不平衡地理发展在资本原始积累的漫长历史中的作用，《宣言》包含了一个独特的论证。既然《宣言》详细地说明了资产阶级如何既创造又毁灭它自己活动的地理基础(生态的、空间的和文化的)，并按照自己的面貌来创造一个世界，那么对其空间和地理维度进一步详细审查就很值得。”[19]
3.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的代表者试图在解读马克思空间理论的基础上，建构起新的社会空间研究的理论框架。其理论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命题是由列斐伏尔提出，被哈维、苏贾等人所继续阐发的“空间生产”概念。在列氏看来，经典马克思主义虽然也曾在多处提及空间问题，但却始终没有将其置于核心地位。而他本人提出“空间生产”理论，是试图实现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既然认为每一种生产方式都有自身的独特的空间，那么，从一种生产方式转到另一种生产方式，必然伴随着新空间的生产。”[20]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空间生产实际上就是按照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逻辑展开的。“如果没有自己的空间定位，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发展。它一次次地致力于地理重组(既有扩张又有强化)，这是部分解决其危机和困境的一种方法。资本主义由此按照它自己的面貌建立和重建地理。”[21]
他们还强调当代技术进步对人类社会空间的改变，即“技术带来了新的生产和消费活动；通信手段的巨大发展几乎消除了空间障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电力的普及和有轨电车系统的使用使更多的人力在城市集中，更大规模的工业生产组织成为可能。”[22] 同时，在他们看来，“对空间结构的分析，并不是社会结构分析的派生物或附属物，……离开社会结构，空间结构就不可能得到理论上的阐述，反之亦然。再者，……离开空间结构，社会结构就不可能得到实践，反之亦是如此。”[23]
当然，我们应该清楚地意识到，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研究者对空间理论的研究和阐发，不是政治信仰意义上的，而更多是一种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借鉴和社会批判。但我们也应承认，社会理论空间化转向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提出了一条通往后现代世界的马克思主义途径。在后现代世界中开始的断裂赋予马克思主义理论以一种更新或重建的可能性。”[24]
三、马克思社会空间理论的当代价值
如前所述，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发轫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70年代，以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为载体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其理论对于我们深入理解、把握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新趋向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社会空间理论为我们分析理解当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它告诉我们，现代化所引发的社会变迁不仅仅是关系性的，还包括空间结构的巨变和重组。由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而引发的人类社会剧烈变迁，不仅表现为科技的进步、物质财富的增长和社会关系的根本性变化，而且还往往表现为空间的重组和变异。如在列斐伏尔看来，这些空间主要包括“绝对空间、抽象空间、共享空间、资本主义空间、具体空间、矛盾空间、文化空间、差别空间、主导空间、戏剧化空间、认识论空间、家族空间、工具空间、休闲空间、生活空间、男性空间、精神空间、自然空间、社会空间、社会化空间、国家空间、透明空间、真实空间及女性空间等。”[25] 其对空间的关注和强调虽然有些细碎、烦琐甚至有些极端，但却为我们透视现代社会变迁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分析视角。
现代化背景下人类社会空间的变迁虽然具有多面性，其形成和转化的过程也极其复杂，但笔者认为其复杂性在城乡关系及郊区化等领域表现得最为充分。如果说农业时代的文明中心在乡村，那么，工业时代的中心则开始转移到城市。伴随着这一中心转移，无论是早发现代化国家还是后发现代化国家，都将面临农业人口向城市转移以及随之而来的“村落终结”过程。这正如法国社会学家孟德拉斯所言：“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26] 当然，这一“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
在一般情况下，这一“转移过程”往往集中表现为城市“过密”和乡村“过疏”问题。近来笔者对日本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过疏现象”展开研究，[27] 发现在城市化进程初期，日本学界在理解“过疏”一词时，往往首先将其与人口问题相联系，认为其核心内容主要表现为地域内人口和户数的锐减及经济收入的减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发现过疏现象，其实质实际是在现代社会急剧变动的背景下，中心城市(过密地带)与“边缘乡村(过疏地带)”空间关系的重构。作为现代文明集聚的空间——“中心城市”对边缘乡村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挤压”。而与外部“城市世界”发生联系的“过疏”的乡村，则根本没有能力正常地回应来自外部的挑战，从而使村落社会在失去大量人口的同时，也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最终走向“崩坏”。崩坏的村落难以在短时间内“终结”，又丧失了自我调节能力，这便是现代化进程中“空间变幻”之复杂性所在。在这一意义上，所谓“过疏对策”实际上就是乡村社会在步入“过疏状态”的背景下，其社会何以可能这样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经典马克思主义曾揭示私有制条件下城市—乡村的尖锐对立，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城市—乡村间的空间关系形态亦极复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实行“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二元体制，其中蕴涵着巨大的城乡不平等。今天，我们欲消解这一不平等的体制，必然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其城市化和乡村人口转移一定有诸多特殊的制约因素，但其乡村“过疏”和城市“过密”的演化趋向却是不可避免的。近年来，这种“空间变异”和“转移过程”在中国已初露端倪。时下展开的新农村建设，便是对这一城乡空间变动的正面回应。在新农村建设初期，人们多将目标指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等方面，但上述目标的实现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为农村人口的“流动性”，即农村空间已非昔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静止空间，相当数量的农民游走于城乡之间，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流动人口”。因此，我们只有在改革开放、城市化的大背景下，以流动的视野来分析和认识问题，才能把握新农村建设的难点。在这一意义上，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城乡空间对立的分析、建构城乡和谐关系的理论以及新马克思主义20世纪下半叶以来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均给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示。
其次，社会空间理论对于社会科学学科整合的启示。众所周知，作为一门理论体系，社会理论覆盖和跨越了社会科学，“它不仅关联到社会学，而且关联到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人口地理和心理学，也就是社会科学的整个领域。”[28] 在这一意义上，近年来由新马克思主义主导下的社会理论的空间化转向，为社会科学体系内诸学科提供了一个具有公共性的研究领域，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整合，也推进了具体学科内部体系进一步的科学重组。
以社会学的发展为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社会学把“空间”交给地理学，把时间交给历史学，而自己则醉心于超越时空的社会结构分析，其结果使得社会学的分析逐渐远离真实的经验世界，沦为一种近乎形而上的想象。事实上，人类步入工业社会的社会变迁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部空间演化、变异的历史。作为现代性的产物，社会学从其诞生之日起，便是以揭示现代社会生发及运行逻辑为职志的学科。而在人类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伴随着人类社会走向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其社会发展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城市—乡村”对立的二元模式。与此种空间变动相伴随，社会学学科也相应地形成了以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为主体的学科分支。在农村社会学研究对象确定的问题上，学界一般认为，农村社会学应以农村社会为研究对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社会学学科的知识生产大体上是循着“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这两个分支学科发展起来的，出现了如美国芝加哥学派等一些颇具影响的学术流派。
但事实上，在这种“城市—乡村”二元模式划分发轫之初，便具有较大的“相对性”，因为在工业社会凯歌行进的过程中，根本不存在纯粹的乡村，乡村之所以成其为问题，主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冲击的结果。“乡村社会学是以整个乡村社会及城乡关系为对象的社会学分支学科。”[29] 这实际上是在强调，如果没有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就不会有乡村社会学的诞生。作为现代社会学的一个学术研究空间，乡村是与现代城市相对而言的。在这一意义上，乡村问题只有放到工业化、城市化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理解。都市和乡村间的界限呈现出越来越模糊暧昧的变化趋向。作为现代性活动拓展的最重要空间，城市急剧扩张，乡村世界则迅速走向萎缩，出现了“村落终结”问题。在上述背景下，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逐渐呈现出更为明显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发展态势。上述趋势不仅使农村社会学的存在遭到质疑，同时城市社会学存在的合法性也成为疑问。美国著名城市研究家卡斯特尔曾发出追问：“真的有都市社会学吗？”他回答说：“经过三十二年，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对于城市的社会研究的亲身参与经验，答案是：有，不过是以前有；没有，现在没有；但是，如果幸运点，会在21世纪复活，发展一些新的概念、新的研究方法以及新的主题，因为都市社会学对于我们对生活的理解比过去更显得必要——对大多数人来说，都必须在某种都市地区继续活着或是居住着。”[30] 这种发展态势最终导致了超乎农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之上的地域社会学这一社会学研究的分支学科的诞生，这实际上是社会学学科发展对社会空间变化挑战所做出的回应。
近年来，伴随着学科发展“后专业时代”的来临，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社会理论研究热潮。各种有关社会理论的著述及译著相继出版。但就目前的研究状况而言，人们对社会理论的理解不尽相同，其研究基本上处于一种“分裂、歧异和松散之中。”[31] 英国社会学家特纳在谈及社会理论研究的前景时曾指出：“社会理论只有在紧密参与经验研究和公共论题的时候，才会发育得最好。”[32] 窃以为，除了上述途径之外，我们还应注意梳理社会理论发展“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关联，在明确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空间理论原初理论命题的基础上，理清其与新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的内在关联，使当代社会理论的发展得以建立在坚实的思想土壤之上。
注释：
①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当代世界社会发展模式研究的新趋向——以东亚社会发展为中心”(02ASH0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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