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右翼论文,两国论文,战后论文,势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战后日德两国用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瞬间”再度崛起，重新塑造了自己的“经济巨人”形象。对此，世界各国特别是当年遭受过日德法西斯侵略迄今仍隐隐作痛的亚欧各国，既为之重新崛起而惊喜，更对其未来走向而担忧。这不仅仅因为两国都有着为祸巨深的侵略战争“前科”，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个国度里，右翼势力已开始重新抬头、蠢蠢欲动。值此右翼势力渐趋抬头之际，日德两国“政要”对国内这股恶势力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既影响着两国未来的走向和命运，亦关乎世界的和平与安宁。实际上，无论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之间还是两国“政要”对本国右翼势力的态度，均有明显的差异和不同。那么，两国右翼势力之间和两国“政要”及其政府的态度究竟有何差异和不同？产生这种差异和不同的原因又是什么？本文试就此略作研讨。
一
所谓“右翼势力”，是指战后日德两国国内推卸战争责任，否认战争罪行，甚至图谋将国家重新引上侵略战争歧途的由极右团体和右翼分子组成的一股社会势力。
1.德国右翼势力的抬头和德国“政要”及其政府的态度。
二战后，德国被一分为二，盟国在这里对法西斯战犯进行了彻底的清除。截止80年代，盟国共将8万多纳粹战犯送上被告席， 并对法西斯思想进行了比较彻底的清算，试图以此铲除威胁人类和平的隐患。然而，在纳粹主义盛行了十几年的德国，要想把这种思想从所有德国人的心中抹掉并非易事。这种思想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就会很快重新滋长起来。事实正是如此。随着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重新崛起，法西斯纳粹思想沉渣泛起，内心深处残留着这种思想意识的人则重新聚合成为德国新纳粹势力。据统计，德国目前有新老右翼组织150多个， 人数约在5万人左右。他们或直接进行暴力恐怖活动， 或图谋通过竞选达到控制国家政权的目的。前者以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者同盟（成立于1968年）、大德意志社会主义战斗团（成立于1972年）、德意志民族共同体（成立于1973年）和霍夫曼国防体育集团（成立于1974年）等团体为代表。其成员经常袭击银行、炸毁火车、焚烧民宅及制造凶杀事件。而袭击的目标主要是外国人，更多的是外籍劳工。仅1980至1982年的3 年中就制造了5400起破坏事件，死伤甚多。德国右翼认为，600 万外国人抢占了600万德国失业者的工作岗位和住宅，是造成德国社会、 经济问题的根源，因此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在捍卫德国人民的切身利益。这与当年希特勒屠杀600万犹太人的借口如出一辙。 后者则以德意志民族民主党（成立于1964年）、 德意志人民联盟（成立于1971 年）和共和党（成立于1983年）三个法西斯党团为代表，约有党员4万人。 为了通过合法渠道取得国家政权，它们扩大宣传，加大竞选力度，使自己在州议会和联邦议会选举中所获的选票不断增加。共和党在1986年10月巴伐利亚州议会的选举中获得了34万张选票；民族民主党在1987年1 月联邦议会选举中获得22.7万张选票；而巴登——符滕堡州5 %的选民把选票投向了新纳粹党团。这些新纳粹党徒宣扬种族歧视，美化希特勒，主张领袖独裁，鼓吹建立“第四帝国”，叫嚣组建一支新的能征善战的纳粹战斗部队和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德国右翼势力的抬头，已引起了欧洲各国和德国朝野的高度重视和警惕。人们高兴地看到，德国具有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们已在共同反对新纳粹的斗争中结成广泛的同盟。特别是德国“政要”及其政府，对右翼势力采取了严厉打击、坚决取缔的政策。1992年11月8日， 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总理科尔、联邦议会议长居斯穆特等政府要人，亲自参加了在柏林举行的有30万人参加的反纳粹集会，向世界人民表明了德国领导人对国内右翼势力的态度。紧接着，11月27日德国政府采取统一行动，在全德范围内查封了极右组织“民族主义阵线”的各级机关，并有计划地对其他类似组织加以取缔。致于右翼分子的游行示威和暴力行动，更在严厉打击之列。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和打击右翼势力，联邦议会在1994年9月专门通过了一项新的反纳粹刑事犯罪法案。 除继续禁止使用纳粹党的各种标志、口号及敬礼姿势外，还严厉禁止使用任何被认为具有纳粹象征意义的标记符号、标语和徽章。该法案还明确规定：凡宣传种族歧视及否认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大屠杀为犯罪行为者，凡是为纳粹进行辩护者，均可判处3至5年徒刑。这就使打击新纳粹势力（即右翼势力）的斗争获得了法律保障。不仅如此，在主要打击新纳粹势力的同时，德国领导人并没有放松对漏网的老纳粹分子的追查和惩治。战后不少隐匿他国的法西斯战犯一旦被发现，就会立即被押回德国接受审判。几年前在南美巴西隐姓埋名的纳粹战犯巴比被押回德国绳之以法，就是其中一例。这就充分反映了德国“政要”及其政府反对纳粹复活的决心。
2.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和日本“政要”及其政府的态度。
日本战败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在与其他盟国共同组织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犯的同时，曾于1946年1月4日向日本政府发出备忘录，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一切超国家主义的右翼团体，革除军国主义侵略的积极倡导者和右翼骨干分子的公职，日本政府奉命多次发布“整肃令”。结果，大批战犯受到应有的审判，20多万军、政、财界的右翼分子被解除公职，战时的600多个右翼组织除大日本独立青年党等17 个团体改头换面存续下来外，其他全被解散。然而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冷战时期的到来，美国为了把日本变成远东地区反苏反共的基地和抵抗社会主义阵营的“防波堤”，很快把最初铲除军国主义残余的政策改变为扶植军国主义复活的政策。于是，美国占领当局一面下令提前释放日本的全部在押战犯，一面解除对右翼团体和20多万右翼分子的“整肃”。日本右翼势力在经历了战后初期一个低潮之后重新活跃起来。据日本警察当局统计，从1950年到1975年的25年中，右翼组织接近战时的数量，而人数则超过战时水平。目前日本全国约有1000个右翼组织， 人数已多达400万左右。其中青年思想研究会、日本遗族会和自民党历史研究会、终战50周年国会议员联盟，是日本民间和政界右翼组织的代表。与德国右翼势力比较，日本右翼势力有自己明显的特点：第一、德国的新纳粹组织和新纳粹分子几乎都是在战后成立成长起来的，与战前的纳粹组织和纳粹分子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日本的右翼组织很大一部分是由当年被解除“整肃”的右翼团体发展而来，其骨干成员也多为当年被提前释放的战犯和被解除“整肃”的右翼分子，具有明显的继承性。第二、德国的右翼党团尚处于在野地位，还在为重新执掌国家政权而积极扩大竞选；而日本的一部分右翼分子和组织，由于本身就是执政的自民党议员和由这些议员组成的政界右翼团体，因此，两国的右翼组织和右翼分子不仅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就是在能量上也相差十分悬殊。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的令亚洲人民大失所望的“不战决议”，就是在日本政界和民间右翼势力的共同施压下修改而成的。第三、在主张上，日德两国的右翼势力虽然都美化侵略历史，宣扬“民族优越论”，鼓吹重建昔日的“帝国”，但日本右翼更侧重于为侵略战争翻案和“恢复天皇的国家元首地位”方面。而且日本右翼的思想主张与战前军国主义者鼓吹的“皇国史观”一脉相承，甚至如出一辙。第四、在行动上，德国右翼势力施暴的对象主要是外国人特别是外籍劳工，而日本右翼攻击的目标主要是国内正直的进步人士（如暗杀浅沼稻次郎等）；德国右翼关于建立“第四帝国”、建立一支新的纳粹战斗部队和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张更多停留在口头上，而日本右翼则将自己的主张具体地有计划地付诸于行动：建立军事训练营集训骨干成员，派遣党徒到自卫队长期受训，甚至登上我钓鱼岛制造国际事端等。第五、与德国右翼势力受到政府严厉打击、坚决取缔不同，日本右翼势力不仅得到了本国“政要”和政府的默认、庇护和支持，而且二者彼此勾结、遥相呼应。民间右翼势力企图依靠“政要”和政府的庇护和支持达到自己无法达到的目的，日本“政要”和政府则借右翼之口说出自己想说而不敢说的话。可见，两国右翼势力的处境亦迥然不同。
二
以上不难看出，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之间在很多方面存在着差异，两国“政要”对右翼势力的态度也迥然不同。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以下几个因素造成的：
1.两国的文化思想底蕴不同。德意志民族是一个富于思想、善于思辩的伟大民族。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曾涌现出许多如康德、黑格尔式的哲学巨人。这个善于思辩的民族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动了整个人类认知世界、改造世界的历史进程；同样，这个伟大的民族自然也能对给本民族和人类创下巨祸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发的侵略战争进行理性的思考。日本民族也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在自古积淀于其民族心理潜层的神国观念、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岛国集团根性和愚忠盲从心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下（注：有关神国观念和天皇崇拜思想的形成和影响问题，请参见拙文《日本民族的天皇崇拜思想论略》，载《外国问题研究》1994年第3期。）， 对是非的判断能力和对事物的反思水平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和束缚。这是导致日德两国右翼势力（从组织和成员的数量到能量等）之间和两国“政要”对右翼势力的态度均产生诸多差异的深层原因。
2.两国的宗教信仰不同。德国人90%以上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之一是“原罪——认罪——赎罪”的说教。对基督徒来说，“原罪——认罪——赎罪”是一个追求理性复归的很自然的过程。他们不但不把“认罪”视为耻辱，而且要求认罪者真诚“谢罪”、用行动“赎罪”。而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国，国家至上，忠君爱国，这些是神道教的基本说教。换言之，对神道教徒来说，天皇和国家从来都是正确的，按天皇的意愿所做所为没有错误、悔罪可言，故而日本人视“认罪”“谢罪”为可耻。至于“赎罪”更无从谈起。正因在宗教信仰上存在着如此差别，日本才与德国不同，其多数“政要”和少数民众不仅在战后拒绝反省侵略战争、拒绝批评“祖国”和天皇，而且对复活军国主义的右翼势力同情、支持，甚至加入其中。
3.战后两国反省战争和同右翼势力斗争的群众基础不同。在德国，早在战争期间其内部就已有了民众的抵抗运动，开始了反纳粹斗争，甚至在党卫军高层内部也涌现出反对希特勒战争的人。战后，由于德国政府重视对国人特别是下一代进行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所以不论是经历过战争的成年人还是年轻人，其绝大多数对纳粹罪行深恶痛绝，很少加入右翼组织。不仅如此，他们还主动协助政府缉拿漏网战犯，不断掀起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与右翼势力进行斗争。德国人民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对右翼势力的不懈斗争，一方面使德国右翼倍感孤立，难以发展；同时也使德国政府和“政要”更坚定了打击右翼势力的决心。与德国不同，日本在战时缺乏反战传统，很大一部分民众甚至包括部分共产党人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站到了统治阶级一边，盲从协助了侵略战争（注：有关日本民众盲从侵略战争问题，请参见拙文《日本民众与侵华战争》，载《世界历史》1994年第4期。）；战后， 由于军国主义毒素没有被彻底肃清，由于学校教育的人为误导，日本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的保守主义倾向是非常明鲜的。据《读卖新闻》1982年的舆论调查显示，将侵华战争看作是侵略战争者不到十分之一。中小学生们在看了《山丹之塔》、《听，冤魂的呼声》等反战影片后，不但不从反战方面来欣赏，反而情不自禁地发誓说：“此仇必报！”“下次一定要打一场胜利的战争！”（注：岩崎昶：《日本电影史》（中译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页。）以致使仗义直言的家永三郎、 本多胜一等进步人士不仅受到右翼势力的威胁和政府的冷遇，而且还要忍受来自周围群众“卖国贼”一类的讽刺和谩骂。民众主流的这种保守主义倾向为日本右翼势力的壮大和日本“政要”的支持态度，提供了合适的氛围和深厚的土壤。
4.盟国对日德两国的战后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态度不同。盟国的纽伦堡审判处死德国甲级战犯12人， 东京审判处决日本甲级战犯7人，而且放掉了头号战犯裕仁天皇；盟国在欧洲各地审判德国战犯8 万多人，在亚洲审判日本战犯仅有5000多人，而且这5000多名战犯不久也被全部提前释放。与此同时，欧洲受纳粹侵略和奴役的国家从未停止追捕漏网战犯，而亚洲受害国家对日本战犯采取了既往不咎、宽大无边的政策。这就很容易给日本人造成一种错觉：盟国不惩罚战犯（除7 名被处死的甲级战犯外），这样的战争能说是侵略战争吗？因此，盟国对两国战犯的不同处理结果和受害国对两国的不同态度，既为日本右翼势力保留了骨干分子，也坚定了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的“信心”。
5.日德两国的侵略战争历史和战后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不同。德国在本世纪上半叶曾两次发动世界大战，其结果不但未给自己带来任何战争利益，而且把国家推向毁灭的边缘。这一残酷的事实教育了绝大多数德国人民和它的领导人，使他们尤为深刻地感受到了纳粹统治的极端危害性，认识到靠发动侵略战争来确立德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行不通的，而应走另外一条道路——和平发展之路。正因如此，德国人民自觉地与右翼势力展开斗争；德国政府和“政要”则对右翼势力奉行严厉打击之政策。而日本则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日本发动了那么多次对外冲突和侵略战争，除最后一次战争失败外，其他均以日本的胜利而告终。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加快了日本近代化的步伐。而且尽管最后一次侵略战争失败了，但日本也未受到应有的惩罚。这就使尝到了侵略战争甜头而未吃过战败苦头的相当多的日本人，仍梦想重温军国主义老路，进而对右翼势力表示同情和支持。
就两国“政要”的个人经历来看：战后联邦德国首任总理阿登纳，战时曾受过纳粹政权的残酷迫害；在波兰犹太人纪念碑前非常一跪的勃兰特总理，战时也是一名坚定的反法西斯战士，一度被纳粹政权驱逐出境。在德国，战犯和右翼分子重新上台执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日本，不仅在美国的扶植下战犯和右翼分子纷纷重返政坛军界执掌大权，就是在战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政治家，也多半没有接受过正确的“二战史观”教育。两国“政要”如此不同的个人经历，不能不影响他们对本国右翼势力的态度和政府的政策。
综上不难看出，战后日德两国右翼势力在历史沿革、规模能量、政治主张、行动方式以及处境等各方面都有所不同；两国“政要”和政府对右翼势力的态度亦迥然有别。究其原因，既有盟国的战后处理结果不同、两国的战争历史不同等诸多层面上的原因，也有思想文化、宗教信仰等深层因素的影响。值此右翼势力渐趋抬头之际，日德两国人民和政治家应进一步行动起来，有效遏制这股恶势力的膨胀，这对东方的日本显得尤为迫切。日本民族应发扬自己“见贤思齐”的优秀传统，虚心地向德国人民和德国政治家学习，并从日德两国都在战争中毁灭、在和平中新生的历史中受到启迪。
（本文系国家教委“九五”规划“青年基金”项目《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研究》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