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经济美学思想发展的四个阶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西方经济论文,美学论文,四个阶段论文,思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3—05；B8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6）06—0155—08
一般以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稀缺性资源的配置问题的学科，而美学是研究人对事物的美感及其审美关系的学科，二者风马牛不相及。实际上，这是对经济学和美学学科的误解。近年来，随着后工业时代消费社会的来临，一门新的学科——经济美学在西方悄然兴起。经济美学作为一门研究实用和审美、物质与精神结合规律的学科，在西方经济思想中有其深刻渊源。西方经济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明显的美学意味和阶段性特征，即古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近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德性之美与功利之美、现代经济美学思想的丰裕与幸福之美、当代经济美学思想的和谐与快乐之美。本文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归纳出其区别性美学特征，以期加强我们对于经济学和美学学科各自性质的认识，为我们在学科意义上深化经济美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作出准备。
第一阶段：德性之美——西方古代经济美学思想（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16世纪）
西方古代经济美学思想主要包括古希腊、罗马经济美学思想和中世纪经济美学思想。古希腊经济思想蕴含着十分丰富的伦理美学思想。古希腊思想家色诺芬著有《经济论》，讨论了当时奴隶主家庭财富的管理问题。色诺芬认为，财富就是具有使用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一支笛子对于会吹它的人是财富，而对于不会吹它的人，则无异于毫无用处的石头”[1](P51—52)。站在自然经济立场上的色诺芬，不但重视物品对于人的实际用途，而且注意到人对物品的体验会随拥有物品的多寡而有所变化。他说：“吃饭的人看到桌上摆放的盘子越多，他越容易产生吃饱的感觉。快乐的持续时间也是这样，面前有许多道菜的人不如中等生活的人情况好。”[2](P11)
柏拉图的经济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将“理想国”与“财富”问题一体地进行考察。柏拉图不但通过设计“理想国”蓝图指出了人类专业化分工的好处，而且在《法律篇》中又提出了自己的财富观，将知识、道德、身体健康都归入财富范围，并将财富分为三等：第一等是精神财富，如知识、节俭、勇敢等德性；第二等是身体财富，如健康等；第三等是普通的物质财富。从这种对财富的等级划分中也可以看出柏拉图的财富观：物质财富低于精神财富；并且，财富只是手段，德性却是目的，财富的价值取决于其所有者是否秉有德性。他同时认为，一个人要想生存并得到幸福，必须把精神财富放在第一位，身体第二位，财富第三位[3](P374)。他提出，追求财富必须“注意和谐和秩序的原则”，必须限制在美德的范围内[4](P157)，因为富人没有美德就不可能成为真正幸福的人。可见，柏拉图的财富观富有十足的伦理美学意味。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通过区分“自然的和非自然获取行为”来表述其经济思想。他认为，合理地拥有财产会给人带来快乐。“人们一旦感觉某一事物为他自己所有，他就会得到无穷的快乐；因为自爱出自于天性，而非徒劳地赋予人们的情感，尽管自私应当受到责难。”[5](P39—40) 所有的人都喜爱金钱，这是合乎自然的，但是喜爱超过了一定的度就会沦为应受谴责的自私。对于人类有限的需求与无限的欲望之间的矛盾，应通过其所倡导的伦理学基本原则：“作为最高的善和极端的美的德性”——“中道”来解决[6](P40)。“正义”作为总体德行是对他人的非义（过度）和对自我的非义（不及）之间的中道，这种中道的基本规定是合法和公平，是合乎比例的均等或几何的均等，它要求分配的“适中”，即合乎比例，合乎比例就是“正义”，而违背比例就是非义。
总之，古希腊基本经济美学思想是：第一，以是否具有使用价值作为衡量物品价值的尺度。第二，将财富视作生活的手段而非目的。第三，具有浓厚的道德美学意味。
古罗马的经济美学思想主要体现在贾图、伊壁鸠鲁、瓦罗和西赛罗等人的思想中。他们仍然强调经济生活的伦理品质，如贾图提出“任何多余的东西都应该出卖”的观点。伊壁鸠鲁虽坚持个人功利的享乐主义，但仍然认为精神财富是无限的。瓦罗发展了自然经济的管理思想。西赛罗提出“只有贤者才是真正的富人”的思想。比起古希腊已经发展了的经济美学思想，古罗马建树不多。
中世纪的经济美学思想同古希腊、罗马一样，仍然坚守着道德主义的美学信条。托马斯·阿奎那从美的和谐出发，提倡“公平价格”，反对贱买贵卖，使经济学与美学在经院哲学的基础上达成一致。
总体来看，西方古代经济美学思想仍然包裹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外衣中，表现出浓厚的道德美学意味。
第二阶段：德性与功利之美：西方近代经济美学思想（17世纪初至19世纪初）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坦利·布鲁在《经济思想史》一书中认为，到了公元1500年以后，西方经济学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经济学从家庭财富管理的学问演变成国家财富管理的学问，货币经济转变为自然经济，经济思想和经济流派大量形成，“‘政治经济学时代’开始取代‘道德哲学时代’”[7](P2)。15世纪以后至18世纪中期，西方经济学先后经历了重商主义经济学、重农主义经济学、英法古典经济学；在19世纪初又出现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虽然经济学已在性质和内容上发生了重大转变，但以往经济学中的美学观念仍然没有被抛弃，而是顽强地留存了下来。
1.个人德性与幸福：古典经济美学思想
休谟作为“经济思想史上第一位开辟道路将经济学作为更广泛的社会科学一部分建立起来的伟大人物”[8](P177)，致力于建立一门“关于人的科学”，一种基于“经验与观察”基础上的道德代理人和社会成员的科学。休谟认为，人是在行动、愉快和空闲三者的混合物中寻求快乐和满足。与后来的古典经济学家不同，休谟并不将工作看作是出于谋生需要的完全的痛苦与本质上的副作用，相反，休谟发现了工作中的乐趣因素与游戏精神。因为在他看来，“在人类大脑中再没有比一试身手和被雇劳作的渴望与需求更为恒定和不知厌足了；而且这种欲望看来是我们绝大多数冲动与追求的基础”[8](P179)。
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以1759 年出版的《道德情操论》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称世。前者研究的是人的道德世界，出发点是人的同情心；后者研究的是经济世界，出发点是人的利己心。前者内容包括了神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政治学中经济学和经济政策中的若干理论问题；后者则全面探讨了经济活动的根源、基础、实质、功能及运行机制。前者讨论道德的力量，要限制人们的自私并把人们组合成一个可以和谐运转的社会；后者假设一个公平的社会存在并说明个人是如何受经济力量的引导和制约的。两者都根据各自统一的原则加以整合，结果创造出如牛顿定律一样的和谐秩序来。《道德情操论》开篇第一章的题目是“论同情”。斯密认为，同情可以战胜自私，同情使别人的成功与我们的利益相关，使他们的幸福对于我们来说也成为必要；别人的痛苦与喜悦可以引起我们相似的情感。斯密拒绝以道德感、仁慈或功利作为伦理学的基础，因为人并不像上帝那样完美，总难免染于一己之私利，而只有“同情心和我们认可的向往使我们‘约束我们的自私，并且满足我们自己仁慈的倾向’”，同情心可以“使人性得以完美，并且在人性中创造出情感和激情的和谐，这种和谐构成了人类的优雅和得体”。而“达到和谐的境界并不在于人的推理，而是‘大自然的适当安排’”。大自然的终极目的在于使人类幸福快乐，但这必须要求我们人类遵循自己的道德准则[8](P198)。《国富论》立足于经济自由主义，探讨了国民财富如何增长的问题。由于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产生又适合于人的本性的秩序，因此斯密认为，自然秩序应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利己是人的本性，追求自己利益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唯一动机。只有在允诺人的私利的情况下，自然秩序才能充实和完善自身。
杰里米·边沁经济学思想的核心是功利主义或最大幸福原则，其哲学基础则是享乐主义——一种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伊壁鸠鲁哲学。边沁为享乐主义套上了一些道德原则，以使人们认可享乐的行为也能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同时，边沁把爱尔维修等人的自爱原则或利益原则改造为“趋乐避苦”的人性观，并以此为出发点，阐述了他的功利主义原理：它倾向于给利益有关者带来实惠、好处、快乐、利益或幸福，或者倾向于防止利益有关者遭受损失、痛苦、祸患或不幸。如果利益有关者是共同体，那就是共同体的幸福；如果是一个具体的人，那就是个人的幸福。功利原则是按照看来势必增大或减少利益有关者之幸福的倾向，亦即促进或妨碍此种幸福的倾向，来赞成或非难任何一项行动的。这些行动不仅包括私人的每个行动，还包括政府的每项措施。边沁指出，“当一项行动增大共同体幸福的倾向大于它减少这一幸福的倾向时，它就可以说是符合功利原理”[9](P59)。在《经济科学的哲学》一书中，边沁指出财富是幸福的尺度，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幸福的边际效用递减。“如果两个人所拥有的财富的数量不相等，立法者肯定会认为财富数量最大的人拥有最大的幸福。但是幸福的数量不会随着财富的数量以任何相近的比例一直增长。……一个人财富的数量超过另一个人并且继续增长的话，其财富在产生幸福方面的效果将不断递减。换言之，每一特定部分的财富（每一特定部分的数量是相同的）所产生的幸福的数量是不断减少的；第二部分所产生的幸福比第一部分少，第三部分比第二部分少，依次类推。”[7](p93) 这就是边沁著名的关于幸福的边际效应规律。
大卫·李嘉图是使英国古典经济学走向终结的一个重要人物。受亚当·斯密经济思想和杰里米·边沁功利主义哲学影响，李嘉图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表露了一些经济美学思想，那就是通过最大限度追求个人利益以建立个人和整个社会幸福的思想。
让·巴蒂斯特·萨伊作为法国庸俗经济学的创始人，却提出了有些现代体验经济意味的经济美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生产创造效用的思想。他说，“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而“物品满足需要的内在力量叫做效用。创造具有任何效用的物品，就等于创造财富”[10](P59)。 二是关于何为财富的思想。萨伊认为，财富既可以是“有形物品”，也可以是“无形物品”，后者如医生为病人提供的诊断服务，艺术家的演出服务等。这些服务因为都具有效用而具有价值。财富的最终目的皆在于人们需要的满足。
让·西斯蒙第作为法国古典经济学的完成者和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其经济思想带有浪漫主义的美学色彩，这主要表现在：第一，申明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在于人而不在于物。认为“财富既然是人的一切物质享受的标志，我就应该使它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11](P10)。第二，申明政治经济学在研究方法上，不能只讲抽象和分析，而忽视感情和想象。因为人既有物质需要，更有精神需要，这两方面结合才能构成人们的幸福。因此，政治经济学应是良心和道德的科学，需要注意人们的感情、需要和热情。第三，人的幸福与人的适当消费相关联。第四，坚持消费在经济活动中的首要性，认为进行消费满足人的愿望，是人获得幸福的源泉。
就在从古典经济学向现代经济学演化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和谐经济论”思想。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他在其经济学代表作《和谐经济论》一书的序言中提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人，具体地说，是人的欲望和满足欲望的手段。他说，本书的主旨在于引导人们“去认识一切正当利益彼此和谐这个真理”[12](P34)。巴师夏认为，此种经济学立论有其基本依据：第一，“上帝的法则是和谐”[12](P42) 。第二，“人的本性是追求幸福和谐”[12](P440)。由此巴师夏得出结论：“社会世界的普遍法则是和谐协调的，这些法则从各个方面趋于完美人类。”[12](P337)
古典学派最后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同萨伊一样，认为人们劳动创造的不是物质，而是效用。效用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效用固定并体现在外在对象上，相应的是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第二种是效用固定并体现在人身体上，相应的是所有培养自身或他人的体力与智力劳动，如教师、公务员及牧师等人的活动；第三种是效用可为人们提供快乐或避免痛苦的活动，如音乐家、演员、军人等的劳动。前两种是生产性劳动，后一种是非生产性劳动，但它仍然具有效用，创造价值[13] (P220)。这里表达了穆勒对于包括审美活动在内的非生产性劳动的重视。
2.社会理性与自由：空想社会主义经济美学思想
盛行于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中包含着大量的自由、审美因素。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昂利·圣西门、沙利·傅立叶、罗伯特·欧文各自在其论著中批判了资本主义，描绘了未来社会的图景以及实现这一图景的美学方法。圣西门坚持启蒙运动的理性进步观念，认为未来理想社会制度是一种“实业制度”，这是一种可保一切人都得到最大限度自由的新的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组织的唯一而长远的目的，应当是尽善尽美地运用科学、艺术和工艺的现有知识来满足人们的需要”[14](P307)。
傅立叶为未来理想社会设计的“和谐制度”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美学气息。他提出，为建立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第一，要创造大规模的生产和高度发达的科学和艺术；第二，要发明这种与分散经营相反的协作结构，及经济的新制度”[15](P93) 。傅立叶认为，这理想社会的第一条件在文明制度里已经具备，但第二条件则不具备，尚需建立。鉴于这种协作的“新制度”本身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因此可以先建立一种名为“法郎吉”的基层组织。在这个基层组织里，工业、农业、商业、家务、教育、科学以及艺术等行业全面协作，组成一个完整有序的和谐体系。为消除人们各自性格气质的不同而影响和谐的不良因素，需要按照人的十二种基本情欲——包括五种感觉、四种热情（友谊、爱情、家庭感、雄心壮志）与三种分配热情（计划、变化与统一）——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结合起来形成的810 种性格来安排合适的工作。这样，每个人既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与爱好，健全自身人格，调动劳动积极性；又可以相互协作，提高生产效率，为未来更高级的和谐制度准备基础。
3.人类实践与美的规律：马克思经济美学思想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将经济学与美学一体地进行考察。他以物质生产实践这一基本形式去解释美的根源，以美对人的自由本质的实现来归结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经济活动作为物质生产，是在实践中复现自我；艺术活动作为精神生产，是在意识中复现自我。人类通过经济活动和艺术活动，“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而作为经济和美学活动主体的人，是“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的[16](P50)。经济学和美学在马克思这里通过人的生产实践而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第三阶段：丰裕与幸福之美——西方现代经济美学思想（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
西方经济学发展到现代，先后出现了新古典经济学派、微观经济学派和宏观经济学派。这些经济学派的共同特点是注重研究人的主观心理，希望通过满足消费者的最大需要而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同时也使个人获得幸福，因而具有很强的理性主义心理学美学特征。
1.新古典经济学派的代表——边际学派之经济美学思想
19世纪70年代初边际学派的出现标志着西方经济学的立场（从生产者到消费者）、观点（从劳动价值论到效用价值论）和方法（从等量分析到增量分析）的系列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的经济学意义在于其宣告了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古典经济学的终结和以“边际主义”为特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诞生。边际学派的主要经济美学思想在于：第一，商品的价值取决于人们对其效用的主观心理评价。第二，商品的价值量取决于物品给人带来的最后的亦即最小的满足的那一单位效用。边际效用学派经济美学的杰出代表是奥地利学派。奥地利学派的戈森认为：人人渴望从生活中获得幸福，幸福获得的大小程度就是效用。获得幸福与物品效用之间的相关度有律可循：第一，人们对于某种物品的需要，随着需要的不断满足，所感觉到的享乐程度会逐渐降低，直至最后达到饱和状态。这就是“效用递减规律”，也称“戈森第一定律”。第二，一个人如果要从一定量物品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满足，就必须把这些物品按照其用途进行分配，而分配的方式必须使得每一种物品的最后（或边际）单位效用相等。这就是“边际效用相等规律”，又叫“戈森第二定律”。第二定律由第一定律派生，主要用于说明在效用递减规律下，人们如何才能达到最大享乐。此外，戈森还发现，当环境变化使人发现新的享乐方式时，通过自身的改进或影响外部世界就有可能增加他的总快乐。这十分类似于美学上的“陌生化”原理和“审美疲劳”定则。
奥地利学派经济美学思想集大成者是欧根·庞巴维克，他提出了关于边际效用的价值理论，将物品的价值分为主观价值和客观价值，“主观价值是一种财货或一类财货对于物主福利所具有的重要性。在这一意义上，如果我们认为我的福利同某一特定财货有关，占有它就能满足某种需要，能给予我以一种没有它就得不到喜悦或愉快感，或者能使我免除一种没有它就必须忍受的痛苦，那么，我得说这一特定财货对我是有价值的”[17](P150)。换句话说，物品对我是否具有价值，取决于我对物品的主观评价。客观价值则是指物品本身的效用或使用价值，它是由主观价值决定的。在此基础上，庞巴维克断言：“一种物品要具有价值，必须既具有有用性，又具有稀缺性。”[17](P155) 并且稀缺性决定了物品的价值。举例说，同样一杯水，对于一个住在泉水边上的人，可有可无，但对于一个跋涉于沙漠中的人来说，就成为他幸福的必要条件。因此，同样一杯水，对前者只有效用，没有价值；对于后者，则既有效用，又有价值。庞巴维克由此引申出一个结论：如果对某一商品的需要不变，这一物品的数量越多，边际效用就越小，该物品的价值就越小[17](P170—171)。庞巴维克这一经济学理论的美学意义，在于其可为流行于当今世界各国中产阶级“新贵”的“夸示性”审美消费提供经济学的阐释依据。
2.西方传统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和微观经济理论的奠基人马歇尔之经济美学思想
阿弗里德·马歇尔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西方前此一切经济学说在他这里得到了综合与创造性发展。马歇尔的经济美学思想首先表现在他对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上。他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具体地说，“经济学是一门研究在日常生活事务中生活、活动和思考的人们的学问。但它主要研究在人的日常生活事务方面最有力、最坚决地影响人类行为的那些动机”[18](P23)。经济学以研究人的经济行为动机和人的主观心理为基础。人的经济活动无非是出于两类动机的行为：一是追求“满足”，促进人类的经济行为；二是避免“牺牲”，制约人类的经济行为。人的动机难以用统一尺度直接衡量，但可以通过货币来间接衡量。例如，人们希望得到多大的满足，可以通过价格间接地测量出来。
马歇尔经济美学思想还表现在他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强调“连续原理”在经济研究中的作用。马歇尔认为，支配生物发展的规律也适用于人类社会，社会与生物界一样，只有渐变，没有飞跃。因此，他把“自然不能飞跃”作为《经济学原理》一书的题词，并声称“‘自然不能飞跃’这句格言，对于研究经济学的基础之书尤为适合”[18](P17—18)。所谓“连续原理”， 大意是说各种经济现象之间并没有严格的区别，它们之间存在着连续关系，并且可能互相影响，各要素之间互相决定。这流露出一些系统有机论的思想。
3.西方宏观经济学美学思想：以凯恩斯为例
约翰·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是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的又一次“革命”性事件，标志着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凯恩斯宏观经济学认为，市场机制并不天然完善，而是存在诸多缺陷，需要国家一定程度的干预才能正常运转。为了提供相应的干预机制，凯恩斯建立了以消费倾向、流动性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三条心理规律为基础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体系。凯恩斯的经济美学思想也主要反映在这三条心理定律中。第一条心理定律“消费倾向”是指消费和收入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如果用Y表示收入，C表示消费，则C＝f（Y）。凯恩斯认为， 人们的消费量会随着他们收入的增加而增加，但消费的增加总额不如收入量增加的快和多。这是一条基本心理定律。长期来看，当一个社会变得富裕起来时，真实收入绝对量增大时，收入与消费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平均消费倾向是下降的。第二条心理定律“流动性偏好”是指人们总喜欢手头上保留一部分现金，以便灵活地应付各种需要。要人们放弃这种偏好，就必须给予一定的报酬，利息就是这种报酬。第三条心理定律是指人们进行资本投资可以获得的预期利润率，预期利润率越大，资本边际效率越大。资本投资也就越大。凯恩斯同时赞同过度消费，捍卫伯纳德·孟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私人的恶德、公众的利益》一书的思想。这种提倡过分消费的经济美学思想，在今天看来并不可取。
4.西方新古典综合学派之经济美学思想：以萨缪尔森为例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第五版）中，将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派与以凯恩斯为代表的宏观经济学思想综合概括为“新古典综合派”。这一学派的核心思想是：只要采取凯恩斯主义的宏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市场经济，使经济避免过度的繁荣或过度的萧条而趋于稳定增长，实现充分就业，则在这种经济环境中，新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如均衡价格论、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等）依然适用。换句话说，只要将凯恩斯的就业理论（国民收入决定理论）同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论和分配论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集凯恩斯宏观经济学和马歇尔微观经济学之大成的经济理论体系，则现实的经济问题都可以获得解决。萨缪尔森认为，现代市场经济是“混合经济”，混合经济既需要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发挥宏观调控的作用，两者缺一不可。通过萨缪尔森等人的努力，经济学完成了又一次革命性的综合，构筑起从微观到宏观的统一经济理论体系，完成了历史上所有经济学说想要说明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利用的全部使命。
第四阶段：和谐与快乐之美——当代西方经济美学思想（20世纪80年代至今）
当代西方经济思想与此前相比又有了较大的变化。可持续发展经济思想、行为经济学、体验经济均追求经济、社会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追求以人为本，通过经济活动的美学化，以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与人的快乐幸福的满足。
1.持续与平衡——20世纪80年代的可持续发展经济美学思想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丹尼斯·麦多斯等人向罗马俱乐部提交了一份名为《增长的极限》的报告。报告认为，人口、粮食生产、工业化、污染以及能源消耗这五个基本要素的增长呈指数增长，如果按照当时的增长比率，那么经济增长将会在100年内超过地球的承受能力， 其结果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这两方面就会发生突然的、无法控制的衰退或者下降”[19](P65)。报告公布后一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罗马俱乐部高度评价该报告，认为它描绘了一幅关于人类达到稳定平衡状态的政策蓝图，为人类摆脱资源、增长等困境给出了有益启示。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也证明，由于绝大多数国家一直将经济增长放在发展的突出地位，视经济增长为发展本身，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人类健康、福利和快乐水平，致使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道德滑坡和心理健康等问题。一项研究发现，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幸福，有时人们的快乐水平甚至随经济发展而呈下降趋势[20](P85—131)。另一方面，人类正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以及和平与发展等重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就须将全球看作是一个有机整体，通过互利合作，共同谋求全世界的发展与繁荣。在这一背景下，1980年在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文件中，首次将“可持续发展”和“持续性”作为主题概念提了出来；1987年联合国通过了关系人类社会未来发展挑战与策略的纲领性文件——《我们的共同未来》，将可持续发展明确定义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21](P43)。同时提出了以“可持续性”、 “公平性”及“系统性”为原则的发展策略。1992年6月， 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针对环境与发展以及当今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一些重大问题，制定了《21世纪议程》，签署了一系列公约和协议，使可持续发展观念深入人心。
2.行为经济学的美学思想
行为经济学是一门强调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角度考察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动机、过程与目的的学科。它特别注重研究人类行为的偏好倾向，认为这种偏好倾向受制于三个因素：参考依赖、损失规避和敏感性递减。所谓“参考依赖”是指人们在进行经济行为决策时，其个人偏好水平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决策者个人心理上的某一参照系，而非必然依赖于决策者的收入、福利和境况的总水平。所谓“损失规避”是指人们在面临同等数量的损失或收益的时候，对损失的反应要比对收益的反应更加敏感；反过来，一旦人们拥有一种商品后，就会比没有该商品之前更加珍惜它。所谓“敏感性递减”则是指在参考点附近，人们感觉到福利的边际变化要比距离参考点远的地方的变化更加强烈。比如说，人们很可能对收入从100元上升到200元的变化比较敏感，但却对收入从1100元上升到1200元的感觉不那么明显，原因是前者要比后者距离参考点——零元（通常是人们感觉到福利和损失的边界点）——更近。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行为经济学家贝克尔在其《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一书中将人类的基本活动，置于经济学的视野进行研究。诺贝尔委员会的颁奖词说，贝克尔把经济学原理推演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这是开创性的。从贝克尔这个观点出发，20世纪80年代以后，很多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类选择行为的科学。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行为经济学家丹尼尔·卡内曼和实验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就是对从人类行为心理角度研究经济的方法的肯定。经济学可以研究人类的心理和人类的行为，而人的行为有感性与理性之分，这样，很长时间内经济学中被分裂的感性与理性，又协调起来了。
3.体验经济的美学思想
晚近西方企业管理界盛行“体验经济”，认为今日的经济和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人类的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将是“体验经济”。体验经济的倡导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在1999年出版的《体验经济》一书中指出，今天，经济的价值已从生产日用品发展到商品、服务，并最终发展到了体验[22](P18)。在作者看来，今天的消费者不再会满足于只在电影院里找寻身临其境和娱乐的感觉了，相反，在新闻报道中，在消费购物中，在上网浏览中，在饭店就餐中，甚至在教室学习中，人们都希望获得幽默、戏剧、性感、惊喜等多方面的有趣体验。按照作者的观点，人类自结束“穴居时代”以来，主要经历了四种经济形态：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和体验经济。这四种经济形态各自具有不同的经济属性。产品经济“就初级产品收费”，商品经济“就有形产品收费”，服务经济“就行动收费”，体验经济“就与顾客相处的时间收费”[22](P193—194)。当前国内外盛行的“假日经济”、“旅游经济”、“乡村经济”等，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体验经济”的特征。体验经济的最大特征是“大规模量身定制”，即追求生产和消费的最大个性化。诚如作者所说，如果说经济活动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衣食住行等物质性需求，而工业经济给我们的“住”、“行”提供的是火柴盒式住宅和“T—型”汽车解决方案，那么，“体验经济”给人们提供的典型解决方案是高度个性化了的“超现实主义住宅”和“表现主义装饰”[22](P248)。
按照作者的设想，在四种经济形态以下，将来还会出现一种名之为“转型”的经济形态。“转型是独立的经济提供物，是经济价值进步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方案。”[22](P172) 转型经济的特征在于其能使消费者通过消费带来“预期效果”，特别是在“态度、举止、性格”等方面的效果。而如果说产品自然化，商品标准化，服务定制化，体验人性化，那么，转型就是变化的“个体性”。转型经济“不存在提供物，它是变化自身”。转型的作用不仅在于使消费者进行体验，并留有长久的记忆，而且更在于“它改变了购买者的存在”[22](P176)。因此，转型经济将会是完满人类的完满经济状态，在这一状态中，不再存有商品化，一切的经济行为都是人们的“精神的选择”，“每一种行业都是美化某些东西的舞台”[22](P206)。可见，作为人类未来可能的理想经济形态，它实际上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审美经济，在这种经济里，人类将自由地从事一切活动，人类的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教育、娱乐、审美活动将第一次不分彼此地结为一体，人本身将成为目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将成为现实。
体验经济的关键在于体验，体验的过程就是“意义”诞生的过程。在产品消费中，或在文化消费中，消费者总会给自己的消费对象甚至消费本身赋予各式各样的意义，尽量完成自己从物质消费满足向精神消费意义的提升。因为，任何消费活动，惟有自身完成了由物质向精神的提升，消费的意义才不会因消费活动的结束而终止。这也就是说，消费者所渴望的，是消费结束，消费的意义却被保留下来，或者说消费对我们有重要影响。比如我们亲手烹制一顿菜肴，亲手制作一件器具，去农村租种一块土地，我们并不是为了烹制而烹制，为了制作而制作，为了种地而种地，相反，我们是在寻求一种意义，是在创造一种生活，是在实现一种价值。通过这种活动，我们好像同时又是“厨师”、“工匠”、“农夫”，我们不再是一个被专业化社会所异化的“单面人”，相反，我们本质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全面展开，我们生存的意义再一次得到实现。可以说，体验经济的出现使人类经济活动第一次从根本上具有了审美主义特征。
总之，晚近西方经济学呈现出既重视效率、又重视公平的人本主义倾向，经济学不再仅仅以美学的华丽外表来扮饰，而是吸收美学思想和美学观念并将其体现在经济思想和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之中，使其在内在气质与发展方向上与美学取得一致。
综上所述，西方经济学发展经历的四个阶段，都具有明显的美学意味，体现出以人文本，重视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相和谐的美学精神。由此我们预测，今后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很可能会继续吸收并体现美学的和谐精神；美学作为一门传统人文学科，很可能会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上融入到经济思想和经济运行的全部过程与结果之中；经济美学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将在经济学与美学的双向融合与渗透中，逐渐成长为一门新兴学科，并经受学科建设与实践应用的检验，成为一种新的观念形态和实践工具，直接参与到现代社会发展观的构建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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