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剩女”话语与媒介文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媒介论文,话语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20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4)06-0100-06 随着大众媒体的高速发展，尼葛洛庞帝(Negroponte)描绘的那个互联网数字技术推动下的崭新世界，在当代中国已经变成现实，“数字化生存”或“媒介化生存”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状态已经被人们广泛接受。人们通过媒介来认识世界，在享受传播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不能不对赖以存在的媒介保持必要的警惕。 2014年央视春晚舞台上，国际影星苏菲·玛索的亮相瞬间照亮中国观众的双眼，这位年近50岁的单身法国女人不仅依然美丽、纯真、优雅、俏皮，而且周身散发出由岁月沉淀而来的奇特魅力。时尚杂志《瑞丽》在对苏菲·玛索专访时不忘关注其单身身份：“在大城市中，一些很优秀的女性找不到合适的伴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设计凸显了近年来我国大众传媒对“剩女”话语的普遍偏爱。“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旁人不应该指手画脚。”①这位单身未婚妈妈的回答不仅颠覆了媒介塑造的“剩女”形象，也促使我们对媒介建构的“剩女”话语是否具有真实性和客观性做出反思。 一、“剩女”话语：真实问题，还是媒介塑造 20世纪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曾说过：“我们不可能在任意一个时代言及任意什么东西，说出新东西是不容易的……对象存在于某个关系复杂的网络的积极条件中。”②“剩女”这一话语在我国当代大众文化中的迅速走红，与各类媒体的偏好和持续塑造有关。 尽管“剩女”作为一个指代词在2007年8月就已得到权威性承认，成为教育部当年公布的171个汉语新词之一，但时至今日，我国各类媒体对“剩女”的关注度却一直保持只升不降的热度。在百度搜索引擎中输入“剩女”，可以检索到6000余万个搜索结果③；各种有关“剩女”的报道频繁出现在我国各大报纸杂志上，就连《瑞丽》对苏菲·玛索的专访都不能免俗；以“剩女”为题材的影视剧也在屏幕上热播，《咱们结婚吧》中杨桃，《大女当嫁》中的姜大雁，《李春天的春天》中的李春天等，她们基本上都是相貌不俗、能力不错、收入不低的都市“剩女”形象，她们成为“剩女”后面临的种种家庭、工作和社会问题让广大观众唏嘘不已。通过报刊、影视作品、网络等各种媒介的广泛传播，受众形成有关“剩女”的“刻板印象”：她们是一群已超过社会公认的适婚年龄、但仍保持单身的大龄女青年，她们很多拥有高学历、高收入和出众的长相，但因择偶条件较高，找不到理想的伴侣，变成了嫁不出去的“剩女”。由于媒体对“剩女”形象的戏谑、调侃和偏颇化呈现，甚至衍生出“灭绝师太”“白骨精”等一系列“妖魔化”大龄单身女青年的语词。 2012年12月24日，国家人口计生委培训交流中心和世纪佳缘网站联合发布的《2012—2013中国男女婚恋观调查报告》显示，在“70后”“80后”“90后”非婚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共计多出2315万。④与绝对剩余的男性相比，“剩女”只是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的“一小撮人”，但各类媒体却热衷于报道传播“剩女”问题，借助媒体的“放大效应”把“剩女”打造成为大众文化中一个炙手可热的话语。媒介如此行为，是源于对“剩女”认知偏差的误读，还是基于商业利益、迎合受众偏好的误导?本文对作为媒介话语的“剩女”做阐释学的分析，意在发现媒介行为背后的权力和文化逻辑。 二、“剩女”话语：男性媒介话语权运作的结果 在大众文化中，“话语”是一个被频繁使用的概念，明晰“话语”的含义是对媒介话语进行分析的前提。“我们生活在一个事物被说出的世界中。这些被说出的话实际上不是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是不留痕迹的一阵风，实际上，不论它们的痕迹如何多样，都会保留下来。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discourse)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谈论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已出现的话语的言说。”⑤我们从福柯的定义可以看出，话语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而是一种有着具体时空的行为。对话语的分析也就不能仅仅关注话语本身的内涵，还需要关注话语得以形成背后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交织着的各种力量。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话语比作一件衣服的话，那么不仅要关注衣服这个穿在身上的现成物，还要关注拿起剪刀裁剪这件衣服的人是谁、这件衣服如何被剪裁和缝制的，以及衣服与被剪裁掉的边角料之间的关系构成。具体到大众文化中，任何一个话语的诞生和传播，必然是社会、文化、媒介、受众等多方面力量博弈和妥协的结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美国著名语言学家罗宾·洛克夫认为：“20世纪末的权力和地位之争是对话语权的争夺，话语控制权实际上是一切权力的核心基础。”⑥通过媒介传播，一个事物是什么，不再取决于其本质究竟是什么，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介如何表达和陈述该事物决定的。“剩女”这一话语也不例外，当前之所以会有“剩女”这个话语，与其说是时代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媒介传播的结果。 “如果没有某种话语的生产、积累、流通和功能发挥，那么这些权力关系自身就不能建立、巩固并得以贯彻。如果没有一个特定的真理话语体系借助并基于这种联系进行运作，就不可能有权力的行使。我们受制于通过权力而进行的真理生产，而只有通过对真理的生产，我们才能行使权力。”⑦福柯的这个观点启发我们，对话语理性分析的重点不在于谈论的这个对象究竟是什么，而在于分析究竟是谁在谈论和如何谈论该话语，因为谁掌握了建构话语的权力，谁就拥有了言说话语甚至建构真理的权力。“剩女”这个词从诞生之时就已经带有浓厚的贬义色彩，可以看出这是男性视角下的产物。《辞海》对“剩”的解释为“多余、余下”，“剩女”无疑就是指“多余、剩下的女子”。福柯认为，任何话语的形成都必须以语言为前提条件，没有语言的优先在场，任何话语都是不可能存在的。语言本身是一个差异区别系统，也就是说任何一个词语的出现及其含义的确定，都必须在差异区别系统中获得，差异区别系统包括相邻、相似、对立等一系列配置规则。在语言的区别差异系统中，“剩女”这一话语主要是通过与适龄已婚女子和大龄未婚男子的比较确立其内涵的。从同一性别的角度看，媒介呈现出的“剩女”与普通女性相比，媒介刻意遮蔽她们与普通女性相同的温柔、贤惠、善良等女性特质，故意夸大她们过于自信、眼光挑剔、优秀骄傲却又恨嫁和在婚恋市场上不受欢迎的状况；从异性的角度上讲，“剩女”们虽然和优秀男性有着高能力、高素质和对社会的突出贡献等特征，媒介却故意夸大她们在选择爱情婚姻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看似弱势的地位，由此暗示受众，作为女人，哪怕你比男人还优秀，只要没有爱情和男人的接纳，依然还是属于值得同情的弱势群体。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媒介不惜舍弃自己的客观中立的定位，而是用一种“他者”的目光审视和解读大龄未婚女青年。 全球媒体监测机构(GMMP)1995年以来每隔5年在2月16日选取全球76家媒体(包括中国的8家报纸、9家电视广播台)进行有关新闻类报道中女性出现的频率和担任角色的调查。调查显示：1995、2000、2005、2010年2月16日全球电视、广播、日报新闻人物中，女性分别占17％、18％、21％和24％，虽然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但是最高值也不到新闻人物中的四分之一，主流社会中的男性是绝对的新闻主角，由此可见，主流社会的男性一直都紧握着新闻的话语权。新闻这面反映现实社会的镜子照见的必然是掌握话语权的人希望看见的。2014年1月16日《信息时报》刊登了一篇题为《女博士增值还是贬值》的文章，文中广东省政协委员、华南农业大学教授罗必良声称：“女孩子是个产品，卖了二十几年还没有把自己卖出去……从恋爱角度讲，读博士不是增值的事，而是贬值的事”⑧。该文章虽未直言“剩女”，但将女博士称为“卖不出的产品”，无疑是一种比“剩女”更甚的蔑称。此类媒介话语的出现凸显了媒介话语中男性的主体地位，将女性等同于婚姻市场中等待男性挑选的商品，被男性挑中的女性是市场中的畅销货，不能被挑中的就是市场中有瑕疵和缺陷的残次品。在这个挑选与被挑选的婚姻市场中，男性无疑是享有充分主动权和自由选择权的主体，而女性则是被动和被挑选的客体，其畅销和滞销完全是由男性主体决定的，“剩女”这一话语无疑是“男人制造标准，女人用这个标准要求自己”的男权主义的确认。 在我国各地市的生活类晚报中，有关“剩女”的报道频频出现。以2013年1月1日到2014年1月1日的《羊城晚报》中有关“剩女”的报道为例，标题中出现“剩女”字样的报道一共有51则，诸如《“剩女”回家相亲 修补处女膜手术暴增三倍》《同学婚礼受刺激 “剩女”醉后豪买2000瓶喜酒》《7天火热网恋白领 “剩女”一步步陷入受骗泥塘》等，从标题就能看出贬义或者负面倾向的文章就有17篇之多，占总比例的33.3％，这些报道充满了男权主义对女性群体的歧视。媒体总是有意无意地传播这样一种观念：女性即便十分优秀，只要没有男人愿意和她们结婚，都可以被贬为“剩女”，就是可悲的、可怜的和毫无价值的。可以说，“剩女”这一话语本身就是以男性的需求为标准而建构的，它粗暴地将女性划分为“剩女”和已婚者两类，不允许女性在生活中有第三种选择，通过媒介传播将有能力主动积极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女性从各个方面进行贬低和丑化：她们的大龄意味着复杂的感情经历，在道德方面不够纯洁；她们对男性的高要求意味着物质崇拜，会不切实际地对男性提出过度的物质要求；她们的独立个性意味着女性温柔体贴特质的丧失，等等。“媒体文化塑造了有关世界和最为深刻的价值的流行观念：它对什么是好或不好、积极或消极、道德或邪恶等做出界定。”⑨分析“剩女”话语发现，我国媒体文化的话语权带有浓重的男性色彩，在“剩女”话语的建构和传播过程中施加着男性的权力，使该话语适合男性的需要，这就决定了“剩女”话语从诞生起就带有贬义色彩，通过媒介的渲染和传播逐渐成为一个人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怪物”。这种男性掌控新闻话语主体地位的现状并没有随着女性新闻从业者越来越多而有所改变。 三、“剩女”话语：中国传统文化熏染的结果 苏菲·玛索的春晚亮相挑战了中国人眼中的“剩女”形象，大多数中国人无法接受一个年近五旬的未婚女人依然如此美丽生动，因为在中国人的思维模式中，“剩女”只有被男人“收编”才会有幸福美满的人生。中国影视剧中塑造的比较成功的“剩女”形象，如《咱们结婚吧》中的杨桃、《大女当嫁》中的姜大雁，以及《李春天的春天》中的李春天，无论剧情中她们如何的优秀、挑剔和抗拒婚姻，最终都会出现一个完全可以满足她们所有要求的男性“抱得美人归”，因为只有这样的结局才符合中国受众的要求，才会有高收视率。可见，“剩女”话语不仅依靠媒介建构，还是中国大众主动选择的结果。因为任何话语的出现和传播，只能从文化内部生根发芽，这不是一个从上到下的单向过程，媒介的意义在于创造出“形形色色的文本和库存，以便大众在生产自身大众文化的持续过程中，对之加以使用或拒绝”⑩，而大众是一个“游牧式的主体，他们能够在社会机构的网络间穿梭，并根据当下的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社会效忠关系，进入不同的大众层理”(11)。“剩女”话语在我国大众文化中的炙手可热无疑是迎合了在受众中被广泛接受的中国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以及传统的婚姻观。 中国哲学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阴阳调和的结果，这种认识延伸到人事方面，就形成了《易经·系辞上传》的观点：“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乾所代表的是阳、是天、是男性，是高贵的；坤所代表的是阴、是地、是女性，是卑下的。这种男尊女卑的地位是从出生之时就已确定了的。《诗经·小雅·斯干》中就很明确地说：“乃生男子，载寝之牀。载衣之裳，载弄之璋”，“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裼，载弄之瓦”。生了男孩就把他放在床上，给他裁剪衣服，用圭璋给他当玩具；而生了女孩子就只是把她放在地上，用包袱裹着她就可以了，而她的玩具只能是瓦片之类的，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不言而喻。对女子来说，这种卑下的地位是要贯穿一生的，《礼记》中就说：“妇人，从人者也；幼从父兄，嫁从夫，夫死从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女性的社会角色无非是“贤妻良母”和“相夫教子”，她们远离社会的公共领域，没有独立的经济能力和经济来源，是男人的附属品，以照顾丈夫和孩子为天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的个人自我意识和自我价值观念不断觉醒，越来越多的职场女性有着良好的教育背景、较高的经济收入、较强的社会资本，她们对婚姻的需求不再单纯地为了经济和生育，更多的是为了情感慰藉和心灵沟通的需要，她们对于爱情和婚姻的选择更加慎重和成熟，但社会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并未给予她们足够的认同和接纳，仍然会以传统女性的社会角色定位为标准来要求和评价她们。“剩女”的出现突破了传统文化赋予女性的社会角色，她们中的很多人凭借自身的优秀拥有了可以与男性比肩的地位和实力，直接挑战了男权中心主义的权威，女人对男人终其一生的依赖被打破，对幸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些带给男性前所未有的焦虑，将这些威胁自己利益的女性群体“妖魔化”不仅成为掌控媒介话语权的主流男性的选择，还是很多深陷大男子主义泥沼难以自拔的男性受众热衷之事。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为“剩女”话语的建构和传播提供了受众基础。 在中国传统婚恋观念中，“甲男配乙女，乙男配丙女”的差序婚配结构被人们长期广泛认同。从女性角度上看，即使各方面素质都十分优秀的女性也不可能完全脱离环境和文化对自身的影响，仍然会或多或少地接受这种“男高女低”的择偶标准，再加上两性关系中女人天生弱势的地位，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女性一方面谋求经济独立，渴望通过自己的知识、能力、工作和财富获得安全感，另一方面她们也依然希望寻求到一个能带给自己安全感的男性作为婚姻伴侣。她们所谓的安全感包括良好的身体素质、不俗的经济实力和高度的责任心，等等，而那些从年龄、地位、实力等各方面都比自己“弱”的男人在这些女性看来都是没有安全感的表现。这样客观上造成一部分优秀女性越接近社会的金字塔尖其择偶范围就越狭窄，从而显得格外挑剔和难以满足。她们一方面想谋求和男人一样强大，另一方面又想得到男人的呵护和疼爱，这样两种自相矛盾的力量交织在一起不仅最终导致部分优秀女性成为“剩女”，还会招来男人的怨言和非议。不甘沦为被挑选地位的男性受众对传媒丑化和歪曲未婚女青年的信息自然格外“喜闻乐见”。 在两性关系中，中国男性长期处于强势地位，奴隶社会男性凭借体力优势保护并支配女性，封建时代男人凭借地位优势享受甚至奴役女性，这种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今的优越感让广大男性“恋恋不舍”。在这种社会观念和文化习俗的影响下，我国广大男性大多乐于享受俯视女性的“快感”。在“甲男配乙女”的婚恋模式影响下，能力、实力和地位处于社会上层的优秀男性，更愿意寻找各方面比自己逊色一些的女性为侣，以突显其优势地位，客观上造成受教育程度高和社会地位高的优秀女性容易出现结构性剩余，导致大龄未婚女性被媒体称为“剩女”，那些离异女性则被轻蔑地称为“二手货”等；但大龄未婚男性包括离异男性，只要自身条件优越就被媒体统称为“钻石王老五”，其魅力值并不因年龄和经历的复杂而降低，甚至还会上升。 把挑战男权主义的单身女性称为“剩女”，并竭力将其“妖魔化”，还体现出男性对女性的规训。随着女权主义思想的兴起，女人在选择配偶方面有了和男人同等的选择权，“三从四德”“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时代早已远去，男女的双向选择要比男性的单向选择更复杂，传统的男强女弱的婚恋模式受到很大冲击，当代男性需要付出更多努力才能获得对女性的优势，这就导致许多不愿付出努力又不愿放弃男权主义的男性希望用一些带有贬义色彩的言语，如“剩女”“女汉子”“白骨精”等来丑化女性，并希望通过传播和夸大这些话语的负面作用，来告诫广大女性要安于自己的弱势地位，维护男性中心主义的地位。因此，各种媒介对“剩女”话语的言说方式和广泛传播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基因，也迎合了我国当代受众的心理需求。在媒体的塑造下，“剩女”成了一群非常值得人同情的可怜虫，中国人自然难以想象还有苏菲·玛索这样“女神”般的没有婚姻的“剩女”。 四、“剩女”话语：民粹主义盛行的传媒文化的产物 如果说男性掌控媒介话语权是“剩女”话语得以形成的种子，中国男尊女卑男高女低的传统文化是“剩女”话语得以形成的土壤，那么“剩女”话语的流行还需要适宜的气候，即民粹主义在我国传媒文化的盛行。 文化是指人特有的精神创造，但是这种精神创造却不是完全自由的，必然要与意识形态、社会建制、经济文化等权力纠结在一起，表现为不同历史时期文化创造的规律，在特定时代中只有那些按照规律形成的话语或者知识才可能被受众接受，这个规律本身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开放的、永不枯竭的系统，福柯将它形象地称为“知识型”。他认为：“如果我们将一个‘长时段’总体地看作是一个话语场，那么就可以发现支配这一时期话语类型的关系整体，这个整体就是‘知识型’。”(12)简单地讲，只有与具体时代中特定“知识型”相符合的精神创作才能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文化。与传统文化相比，当代中国的“知识型”的特点是出现了一种以强调平民价值、尊重百姓趣味的意识形态即民粹主义(populism)。“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民粹主义的主张并没有在知识分子的话语场域中得到太多的支持，却得到传媒业界的响应和认同。”(13)在媒介的推波助澜下，以民粹主义为核心的传媒文化成为当代中国一种重要的文化形式。在这样的话语场中，是否能满足更多的受众的感性需要成为决定某种“话语”能否生存发展的“铁律”。与传统文化相比，传媒文化最大的特点即这是一种由受众决定的文化形态，传媒只有最大限度地满足和迎合受众的需要，才能获得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商业利润，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传媒文化具有低俗化倾向。 当媒介无限扩大了人们的生活环境和社会空间的时候，必然会导致人们与其所认识的事物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实际接触，而是依靠媒介所传递的信息来认识事物。媒介从人们的这种需求中获得利润，由此大众传媒也成为市场主体，成为消费时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媒介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必然追求“眼球经济”，也就是媒介必须依靠吸引公众注意力来获取经济收益：网站需要点击率、电视需要收视率、报纸杂志需要发行量。社会学家研究发现，人最普遍的兴趣是基于人的本能的“原始兴趣”，也就是性爱、犯罪、冲突和猎奇。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些兴趣都属于人的低层次的生理需求，但这种层次低的需求恰恰是范围最广、人人都有的需求，媒介对受众低层次需求的满足正好可以实现媒介最大占有受众市场的目的。因此，为了追求高发行量、高收视率、高点击率，满足受众最低层次的信息需求就成为各类媒介共同的选择。 在低层次的信息需求中，通过窥视最容易获得猎奇的快感，窥视本身就是一个遮蔽和揭秘的对立过程，越是看到别人不想让看的东西，越是能获得好奇心的满足，而这个“看”本身也是一个偷偷摸摸的过程。在男权社会中，看和猎奇的主体一定是男性，而女性只能是被看和被猎奇的对象，媒介往往通过揭示女性生活甚至身体的隐私，迎合更多受众猎奇的欲望。以民粹主义为核心的大众文化与传媒经济的结合，刺激了众多媒体以最大限度满足受众心理需求为自身最高追求，并在追逐受众“最大公约数”的过程中忽略了媒体本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剩女”话语的建构无疑符合了当代中国“知识型”的规律，从而成为媒介竞相报道传播的话语。 “剩女”作为都市优秀单身女性，她们本身各方面的优秀就已经比普通女性有更大的“可看性”，再加之她们的单身状态，这就决定了更多的人愿意关注或者窥视她们的内心和诉求，具有可以引起更多的受众好奇和关注的效应，更容易成为媒介关注的焦点。这就决定了媒介需要建构起“剩女”这样一种畸形的大龄未婚女性，并用一种窥视、嘲讽、猎奇的态度消费“剩女”，从而达到吸引“眼球”的目的，这样不仅可以满足受众的父权文化和男权主义的需要，而且媒介自身也可以获取更高的商业利益。全球媒体监测机构(GMMP)统计显示，在中国大陆媒体上，83％的女新闻人物都会提到其家庭角色，而97％的男新闻人物不会提到家庭角色。这个统计数据说明当代中国媒体把女性置于被看的位置。上文提到的2013年《羊城晚报》51篇标题中就有“剩女”字样的报道中，多对女性持嘲讽、否定态度，如《自怨自艾没人爱 10大原因让你变剩女》一文粗暴武断地给“剩女”贴上了多疑、强势、拜金、公主病、水性杨花等10个标签，让受众感觉只要是未婚大龄女青年就肯定具有这些特征、过着不正常的生活。又如《“剩女”回家相亲别只惦记着处女膜》一文题目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封建卫道士的窥视视角，将“剩女”“相亲”“处女膜”放在一起暗示“剩女”的私生活很混乱，让受众自然联想到“剩女”本身行为不检点，塑造出一个又恨嫁又虚伪又风流的“剩女”形象。这些带着明显侮辱、丑化大龄单身女青年色彩的文章正满足了受众猎奇心理，为媒体赢得了眼球和利润。2014年1月，广东省政协委员罗必良教授有关“女博士是被挑剩下的产品”的言论受到各类媒体集中报道，并引发网络媒体热烈讨论。笔者在百度检索关键词“罗必良 女博士”，得到近24万条相关报道。(14)尽管其中不乏对罗必良观点给予谴责的报道，但各类媒体作为围观者和受益者的角色是很明显的。 与“剩女”话语的火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中国社会处于绝对剩余地位的“剩男”却不被媒体关注，甚至在媒体视野“集体消失”。因为在“男高女低”的婚恋模式中，只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男性才可能被剩下，这些人处于社会底层，多生活在农村或者城市边缘，社会和经济地位较低，缺乏接触和影响现代媒介的能力。因此，各种大众传媒有意地遮蔽和边缘化这一社会群体，从而造成了“只有剩女没有剩男”的假象。 在民粹主义文化取向和利益驱动下，媒介以丑化嘲弄大龄单身女性取悦受众，受众在猎奇窥视的快感中消费着“剩女”这个带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大众传媒的这种行为不仅是逃避媒体社会责任的表现，还会导致媒介文化的低俗化和庸俗化，削弱受众的审美能力，对国民素质施加负面影响。 五、结语 对“剩女”话语的理论分析使我们不得不反思我国大众传媒在塑造和呈现媒介话语过程中出现的偏颇和问题。不可否认，在消费社会中，传媒文化是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其内容、创意、形式不可避免会以吸引受众眼球为旨趣。如果媒体过分追求这一目的，必然会走上低俗化、庸俗化的道路。作为消费社会重要的精神性产品，由各种不同话语组成的传媒文化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都会带上内容制造者的观点、认识和倾向，掌握媒介话语权的力量必然会将自己的意识形态、道德观念、审美情趣等内化在话语实践之中，受众在消费传媒文化的过程中不免会接受和认同这些内容，并受到传媒的影响。媒体在建构和传播媒介话语过程中的失实和偏颇，不仅会造成大众对客观现实的错误认识和评价，这种一味迎合受众低层次需求的做法，终将阻碍我国媒介文化的创新发展及国民素质的提高。但是，正如商业媒体低俗化的动因来自对受众需求的迎合，阻遏媒介低俗化倾向的力量也来自受众。受众媒介素养的提高，会倒逼大众传媒及其从业者提高自身专业素养，遵循媒介伦理。面对受众对媒介信息的理性解读和批评，大众传媒或许只有一个选择：收敛商业化带来的“惯习”，致力创造和传播专业健康的媒介文化。 注释： ①《不老神话苏菲·玛索》，《瑞丽伊人风尚》2014年2月号。 ②(12)[法]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56、249页。 ③参见百度搜索，http：//www.baidu.com/#wd=％E5％89％A9％E5％A5％B3&tn=baidu&ie=utf-8&f=8&rsv_bp=1&rsv_sug3=5&rsv_sug4=320&inputT=181836&rsv_sug1=2&rsp=2&bs=％E3％80％8A％E7％91％9E％E4％B8％BD％E4％BC％8A％E4％BA％BA％E9％A3％8E％E5％B0％9A％E3％80％8B2014％E5％B9％B42％E6％9C％88&rsv_spt=3，2014年4月08日。 ④《2012—2013年中国男女婚恋观调研报告》，参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view/9839459.htm?fr=aladdin ⑤Foucault,Death and the labyrinth.the world of Raymond Roussel,the Athlone press,1987,p.177. ⑥[美]罗宾·洛克夫：《语言的战争》，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⑦[英]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密歇尔·福柯的心路历程》，尚志英、许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72页。 ⑧周公子：《女博士增值还是贬值》，《信息时报》2014年1月24日。 ⑨[法]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3页。 ⑩(11)[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砡、宋伟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29页。 (13)陈龙：《Web2.0时代“草根传播”的民粹主义倾向》，《国际新闻界》2009年第8期。 (14)参见百度搜索，http：//www.baidu.com/#wd=％E7％BD％97％E5％BF％85％E8％89％AF％20％E5％A5％B3％E5％8D％9A％E5％A3％AB&rsv_bp=0&tn=baidu&rsv_spt=3&ie=utf-8&rsv_sug3=1&rsv_sug4=36&inputT=0，2014年4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