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也是非理性经济_新经济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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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新经济”的存在我们能说些什么呢?这有赖于“新经济”的含义是什么。有些关于新经济的说法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支持这种观点的人多还是少。比如说,由于新经济的到来,经济周期已经消除,资本主义的矛盾已经解决等等诸如此类的看法。2000年,我们目睹了技术和网络股的暴跌,这一切甚至可以视为是一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最大的金融恐慌。纳斯达克指数缩水超过1/2,票面损失约有3.33万亿美元。正如华尔街一位资深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这些损失相当于美国有1/3的大楼被推到大海里去。而仅在几个月之前,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关于市场奇迹的赞叹声,认为危机的发生仅是政府的政策失误所致,裙带资本主义或者简单的失误会影响市场信息的及时而有效地传递和应用,并且新信息技术是否会使市场更加有效率亦不肯定。现在看来,所有这些观点都有些夸张了,我们发现此时仅是一个长经济周期的的上升阶段。只是过去一段时期由于经济走弱,这些繁荣现象都消失了,从而大量的存货堆积成了资本主义的性质,以至于金融压力和政治压力都非常大。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新经济带来生产力的提高,但对于很多热衷于新经济的人们,我们还是不得不说:新经济现在的一切实际上只是一种周期性现象。正如《金融时报》的记者所说,生产力奇迹推动的新经济现在看来有些牵强附会。2001年初,不少公司削减了相当多的投资支出,设备和软件的资本预算在下降,这一切都是对信息技术可以使经济发展免除经济周期影响的观点的一种嘲笑。

有人认为好的信息本身就能够保证资源的有效分配,这早已是一种错误的论调。由于信息技术革命,政策制定者和私人投资决策者能够对未来拥有可靠的信息的观点也被证明是错误的。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中,在墨西哥比索贬值之前,所有的信息都是可以得到的。同样1996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前,无论是泰国,还是其他国家也是如此。象凯恩斯以及之前的马克思所描述的一样,在经济周期的每个扩张阶段,都存在投资者的过度自信倾向,往往忽视了危机信号的警告。信息是可以获得且是透明的,但是在整个扩张期间对于事件和数据的错误解释会导致投机的泡沫越来越大。

直到高科技的泡沫破裂,仍然广泛地存在这样的认识:在新经济条件下即便有经济周期也是不同以往的。这种认识以经济的长周期扩张为依据,也以长期的经济增长过程中而没有产生通货膨胀压力以及90年代末生产力快速提高为依据。现在看来,认为由于新经济的产生,经济周期已经消失的说法和以前关于长周期的经济增长不存在的论调是一样的荒谬。曾经有人说新经济可以导致经济长期的增长,经济周期已经过去,将有新的经济规律产生。实际上,新经济如以往一样即便是长时间经济扩张也要有萧条。在20世纪20年代,在与此类似的福音之中,很多工人阶级被股市上所谓“高科技”的新经济企业,如通用汽车,RCA等这样的公司由于投机导致的资本收益所诱惑,开始疯狂地在股市上买卖。资本主义总是在危机和高涨的依次更替中不断向前发展,并保持着其本性,这是否意味着什么都未发生改变,不存在新经济吗?当然我认为这也是不正确的。

基本的事实是这样的:信息革命虽然同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电话和跨洋电缆一样提高了生产效率,但确实没有改变资本主义运行方式的基本性质。更重要的是这种体系的连续性,资本主义经济的技术体现在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中。包括所有制的模式、虚拟资本的投机增长等等。但最基本的一点是在这种基本体系中是没有新经济的。曾经有人说:“时代不同了”,但现在也保持沉默了。2001年初,格德曼因特股票指数下跌了3/4,结果《金融时报》这样说:“新经济给投资者带来了恶梦”。但是我们也不应该从接受新经济的骗局转移到认为这所有的一切莫非是一个投机泡沫,一个高科技的郁金香恐慌的悲观主义。

新经济理论确实在两方面展开了调研。其一是在什么程度上可以说有新经济的存在?这就涉及到一个理论,即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许“工业化”这个词有些过时,因为我们都是声称已经进入了知识或信息经济时代,并且出现了规模收益递增。区别不仅仅在于简单地与物质生产相对,强调信息的重要性,而是一种观念和理想,即知识能够无须支付额外的成本而为更多的人使用,知识经济的产出越多,则单位生产成本越低。不是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边际收益递增,即未来的经济增长速度将更快,经济发展前景将更为诱人。一些理论家沿着这样的推理走得更远,声称旧的经济规则和关系都不再适用。但是随着投机泡沫的破裂,经济受到了打击,这种大胆的理论也破产了。其二,以往的许多发明也创造了递增的规模收益和网络效应。很多人认为如果使用一种新技术的人越多,则他们越想使用更多的技术,如因特网等等,实际上他们忘记了电话和其他发明一样都具有这样的特性。

新经济理论也产生了很多问题,主要是对大量的产业工人、消费者和城市居民的影响。相对于“纯资本”的经济而言,是否新经济通过公司的等级结构的扁平化和增加知识工人的价值而赋予工人更多的权力,或者新经济导致权力更加集中于管理新技术的阶层之中?是否新技术产生了阶级的重新分化,它的性质是什么?其结果又将如何?虽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都较为乐观。但我们不得不重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工作的不稳定性增加,实际收入的停滞不前,医疗保险和其他福利水平的下降等。

最近由于我们经历了大量的市场矫正,因而这种讨论有所缓和。然而这些问题仍然很重要,从长期看都是很突出的。在这里我们探讨一些必须讲的新问题,然后谈谈美国经济的形势以及泡沫破裂以后全球经济形势。

我不知道如何比较开普敦的走锭精纺机(它推动了纺纱机的革新)与个人计算机,或者瓦特蒸汽机与因特网对经济的影响孰大孰小。但是我们应该能够把现在的经济结构重组归功于数字控制的低成本,我们知道英格兰的富裕正是同样地以纺织工业产出成本的急剧下降为基础的。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成本急剧下降,它加速了18世纪的更为广泛的工业化进程。我认为有足够的证据说明信息技术有着同样的降低成本的能力。这个过程可以用一个世纪以前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来相比。当时,化学和医药工业方面发生了巨大的突破,电力和电力机车对工业生产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极大地改变了生产和社会生活的性质。新能源、电力和石油,使得无线电、电视、小汽车、卡车成为可现实。在其他一些引起社会巨大变化的革新中,我们必须指出电话和盘尼西林,因为它们的发明加大了人们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和扩大了资本的运转范围。是否信息技术的增长加快了资料和信息的收集、储存加工,以及通过网络传送大大降低了成本,从而巨大地改变着我们的社会?我认为是这样的,但是也许没有前二次工业革命的影响那么大。一个著名的生产力专家这样比喻说:目前还不能证明计算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就如同空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样。

资本主义确实在创新,并且很多重要的新技术引起了经济的累积增长,但这并不算是新鲜事物。正如戴卫·兰德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这样说:“这是一场累积性的、可持续的技术革命,我们将在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感觉到它的影响”。如今新技术对经济生活的影响也是有目共睹的,即便还不能把它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这种影响也在资本和生产过程中体现出来,它改变了阶级结构的比例,重新形成新的阶级结构以及工业和社会组织的结构。然而仍然没有象许多热衷于新经济人的所期望的那样,信息经济摆脱冷酷无情的时间短缺。个人计算机、传真、手提电话不仅没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更多的休闲时间,而相反是使人们更多地陷入了无穷无尽的工作之中。如今的您很难找到一个纯属于私人的、家庭的没有任何工作干扰的时间和空间,而且整个工作时间内工作节奏加快,强度加大,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劳动力大军不断增多,流动性增强,不平等更加严重。

在90年代,很多公司残酷地解聘了大量长期雇佣的职工,而代之以临时的合同制工人,并且把核心雇佣部分缩到最小。雇佣阶级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形成了数十年的残酷的工作条件,令人难于忍受的工作时间,紧张的工作节奏,难于糊口的工资,直到工人阶级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并且有了自己的组织——工会,开始成功地抵制资本的掠夺。在任何情况下,当公共政策支持对大多数人的剥削时,只有一小部分工人和新生中产阶级能够获得利益。但是在前两次的工业革命中,具有阶级意识的工人阶级产生了。第三次浪潮之所以别具一格,是因为它和巨大的劳动力国际化息息相关,下一个浪潮可能与抵制更加深刻的国际化有关。

新技术确实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产品和劳务的生产和流通方式。但是不可能新开张的大量公司都有持久的动力,不过它们中的有些公司将引起生产方式的革命。因此我们得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个由计算机、微处理器,更广泛地包括纤维光学,人造卫星以及其他一系列关键技术组成的综合技术创新的时代,从而这个时代与早期工业革命时期相比,除了大部分特征相同以外,还具有一些独一无二的特点。或者有人会强调这是发展的分离性,或者是必要的联系性,但这都是第二位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马克思会对这些发展及其广泛影响感到奇怪。就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一样:“如果没有生产方式的不断革新,资产阶级将不会存在,也就没有整个社会关系的存在”。在这以前的文献中也描述过全球化这个概念,即通过地理扩张在全世界寻求低工资的工人,这对于整个资本主义的运转是非常重要的。兰德在早期的工业化主义中写到:……由于新的疆域的开发,乡村工业也在发展——很多工业从工业城市转移到相邻的山谷,甚至是山区。这种过程就象水往低处流一样,哪里工资最低,工业就搬到哪里。16世纪末,英国的毛纺业就是以这种方式扩张到整个威尔士的。

同样地,因特网也彻底地改变着经济的运行,它从各方面大大地降低了商业运行的成本,从而为经济增长提供着意想不到的发展机会。由于计算机模型设计和试验的介入,产品生产时间大为缩短,仓库管理控制和及时投放降低了存货管理规模和成本,卡车司机还在路上行使就可应用电子设备进行交割。房屋建设的分承包商也同样可以及时地享有各种建设施工图纸,及时安排相应的工作。医疗实验可以进行得更快,医疗结果可以和处方一起及时传送到远程站点。格德曼·萨可估计这些新技术能够为飞机制造业、森林加工、医疗、广告、汽车和钢材等行业的企业节约10-25%的成本。

一个世纪以前也是一些巨型的工业公司支配着美国的经济,今后仍然是这样。曾经非常著名的公司,如美国钢铁公司、标准石油公司,是经历过震惊世界的合并形成的。如今我们看到构成21世纪经济大厦的企业正在不断产生。好多新的巨型公司,如还不太为普通家庭所知的思科、LUCENT、NORTEL,以及一些几乎无人不晓的大企业(如微软、英特尔)都是新世纪的新秀。20世纪60年代,美国25家最大企业在新世纪初仅有4家仍名列榜首。同样的变化也在全球范围内发生,老的企业不断衰退,而其昔日的光彩逐渐为新的著名电子企业所代替,如芬兰的诺基亚、瑞典的艾普森等等。一个著名的例子是英国的VODAFONE,当它兼并已经存在了一个世纪多的MANNESMANN这个举世闻名的老企业的时候还不到20岁。如今新经济的主流趋势在不断加强和加速。

构成新经济的企业利润上升,成本下降。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台新计算机的价格每年平均下跌20%。1954年信息技术投资占全部设备投资的比重不到7%,而如今这个比重已经达到50%。21世纪的工业产业的要素密集度也在发生变化。固定和移动电话,声音和数字传输,从信息本身的内容到传输的技术都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电话、收音机、电视共同传播着信息,同时又互相竞争。这些发明也延长了工作时间,有时竟然能够达到一天24小时,一周7天。同时这些发明提高了管理能力,如能够监控职工的工作和交流。利用复杂的软件能够浏览职工的电子邮件,当一系列的指令在实施时,还可以通过监视器的自动跟踪了解工作进度,完成状况。甚至通过用户拜访的站点,因特网的个人用户的资料也能被追踪和获取,还可把他们购买商品和劳务的情况汇编成册并进行分析后卖给广告公司用于提升销售额。

如同早期的资本主义扩张的浪潮一样,利润最大化与社会需求发生很大的矛盾和碰撞,技术的发展以服务资本为目的,同时牺牲工人阶级的利益。戴卫·卡特这样写到:“全球化是这样一个现代过程:无产阶级的增加快于计算机的增加。世界无产阶级的数量在不断扩大,在所谓的中心地区也出现了大量的无产阶级;资本的流动性不断提高——是全球资本主义现代阶段的突出特征。”在主流讨论中这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或否认的,对劳动力更深程度的剥削是新经济巨大成就的一个重要因素。

高科技当然没有给大多数的高技术工人提供高收入的就业。除了在COM为后缀的亿万富翁(虽然有一些还是百万富翁,但大部分已经失业)和股票期权职员中(他们也许期望获得医疗保证、失业保障、退休金等),都是一些转包合同的完成者,从来没有太多的期望,而且其数量要比高科技领域的人员多得多。硅谷的电子工业仍然是世界电子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硅谷的内侧主要居住的是墨西哥人和柬埔寨人。他们居住在狭小但价格昂贵的帐篷里,每个小时的工资仅达4-5美元,当房屋期限一到而付不起房租,他们就不得不搬家。在桑特·克拉县约有40%的就业人员无家可归:他们挣到的薪水不足以支付租住房子的开支,无论是教师、救火员还是警察都是一样境遇。在硅谷,工作是可以找到的,根据一份雇员报告,约有超过1/3的当地所谓的高科技工作没有人接受,这是因为这些工作大多数为转包合同的制造业和COM公司降低成本的外购服务,这些公司中的有些甚至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公司。硅谷的居民大部分不是白人,主要是墨西哥移民。约有42%桑特·克拉县劳动力是兼职的、暂时的合同制工人。而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比例仅为25%。可见这个地区的繁荣并未为所有的人分享。一般地,在一个国家,低失业业率几乎不应该是福利改善的一个标志,因为对于大多数工人而言,真实收入几乎没有改变,而处在最低层的40%的工人的收入甚至还在下降。

虽然新经济股市的重要性不是创造一般财富,通常是飞地经济。贝林达是一个二元经济的典型地区,一方面它拥有高科技的资本密集性企业,其技术可与比利时相比,而另一方面其生活条件只与印度相当。此外巴西、南非以及许多国家这种不均等性都在不断增加,这样一种综合的非平衡发展已不再是一个新课题。

估计本世纪初,约有99%的亿万富翁和同样比例的工人将加入劳动力大军,并且将生活在今天的中或低等收入的国家。实际上,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富裕与贫穷的工人之间的趋同现象并不是世界性的趋势。其年度报告写道:未来的发展存在这样的风险,贫穷国家将更加落后,这意味着不仅有合法,也有非法的移民存在,而且还存在大量的劳动力储备,且更多的劳动力大军正在形成。这对中心地区无论是高技术工人,还是低技术工人的生活水平的提高都带来了一定的威胁,而外围国家和地区收入相对低的技术工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从曼谷、印度地区的程序员到墨西哥、美国的高技术人员都如此。

新经济使得不少公司不断辞退没有竞争力和富余的员工,同时不断地从国内外招聘有能力的新职工。1999年,是美国历史上最长的经济增长周期的高峰,但据人事部的失业报告,美国的失业人数达到675,000人。而1989年经济衰退时期失业人数也仅达111,000人。劳工统计委员会的数据包括隐性失业,在1999年全部失业人数约超过了150万。整个气氛变化如此大,以至于很多公司认为他们在解聘一些员工的同时再招聘另外一些员工是没有什么坏结果的。

股市上高科技股的价格在不断高涨,而其他股却停滞不前,以及大多数人的收入或多或少不断的下降,这说明有必要很好地理解被政治家或金融报刊鼓吹的新经济,除了技术进步以外,仍然存在着资本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不稳定性和社会关系。

2001年初,摩根·斯坦利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特芬·洛克把我们所经历的泡沫破裂称为“我们所需要的衰退”。在这以前很多公司不加选择的盲目购买不需要的计算机和进行不必要的软件升级,储蓄下降,大量举借外债,这一切都有可能引发衰退。但是如果对于计算机和技术的投资过多的话,也可能引起生产力的提高和对市场繁荣和对未来的乐观估计。这种乐观主义是建立在大量借债和追求票面资产赢利的开支基础上的。虽然我们也许需要一个向下的矫正,但也是不容易的,很多方面很令人担心。

9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因为外国资金的流入以及消费者和公司债务的增加。在新世纪初,外国对美国的直接投资约有6万亿美元(而同期美国对外直接投资约有2.5万亿美元),经常帐户赤字、商品和服务的净流出(包括外国投资的收益),高于GDP4个百分点,这个水平在很多国家已经诱发资本外逃了,并且由于经济衰退,广泛地认为外国投资者不可能再进行投资用以弥补高达4000亿美元的经常帐户赤字。所以资本外逃可能会在这里发生。加州大学的毛瑞斯·奥博斯奋以及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更认为美元会象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一样发生巨大的贬值。普林斯顿经济学家阿兰·克鲁格担心这可能是一个现实性问题,因为不存在能够对美国经济进行救助的、实力足够强大的货币当局。

如果对计算机和新技术的投资已经引起生产力的提高和经济的繁荣,那么过度投资接下来可能是一段时期缓慢的经济增长。生产力增长下降且失业增加。随着美元贬值,进口商品价格上升,通货膨胀的压力会加剧,利率会上升,进一步抑制投资,我们将看到滞胀将再一次出现。《商业周刊》的经济学主编米切尔·曼得尔写了一本非常悲观的书——《即将来临的网络衰退》,描述了新经济暗淡的未来。这样的担心会不会变成现实还要看将来。

另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担心:新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金融创新产生了大量的金融工具,但是这些金融工具还没有经历过经济下滑的检验。许多衍生金融合同夸大了金融创新的重要性,这些衍生合同存在着经济下滑时不能承兑的风险。例如1998年的长期资本管理的的事件,曾一度由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管理,最后也只好由联邦储备委员会来干预。随着资本市场的日益发展,商业银行的重要性在相对降低,如果发展中国家受到下一轮失误的威胁,那么很难有机构能够救助它们;实际上银行本身也成为了一个赌徒,其利润份额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大量的高风险贷款。1999年银行的净收益中竟然有22%的是风险资本收益,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说明大多数金融机构都卷入了较高的风险,而剩下的我们则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

20世纪90年代,新经济在一些扁平结构的企业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当然,现在看上去有些不同。兼并与收购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无论是规模,还是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上个世纪末。我们可以看到代表着疯狂增长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的跨国并购和战略联盟。新经济确实是现实,资本的跨国增长更是新经济的内容。这个事实引起我们的必要的注意和回应。

在华盛顿,正在争论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削减这些新富裕起来的公司的税收,而工人阶级最需要的则是医疗保障、教育等社会福利能够有所提升,这也是旧经济体制需要解决的问题。

(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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