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迷惘与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欧洲论文,迷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高度发达的欧洲社会正在经历一场思想和文化危机。这并非仅属于一种“世纪末心理”，而是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长期的经济萧条、冷战后的新局面、对人类生存危机的意识等是造成欧洲迷惘的直接因素。而后工业化发展的误区、科学技术的失控，以及大众传媒的消极作用则是使欧洲文明陷入危机的深刻原因。
但是，欧洲社会对其自身出现的这场危机并非熟视无睹。人们曾以消极或积极的各种方式作出了反应。有远见的思想家或政治家则对欧洲文明的基础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批判了传统的“进步”和“发展”概念，剖析了人类自身认识的局限性，并提出了建立未来欧洲文明的新观念。
中国和欧洲分别代表两个文明的中心。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社会经济方面出现了巨大变化，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面临着众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欧洲文明出现的危机、欧洲人的危机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也应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在20世纪接近尾声之际，发达的欧洲社会在文化、思想和精神方面笼罩着一种迷惘情绪，并正经历一场潜在的文明危机。
几百年来，作为欧洲文明支柱的民主化、工业化、现代化和作为欧洲基本价值观的理性主义、科学思想、进展观念不仅促进了欧洲突飞猛进的发展，而且还扩展到全球范围，得到了人类社会的广泛认同。然而近些年来，欧洲文明似乎日渐陷入危机之中。意味深长的是东西方冷战的结束只给欧洲人带来极为短暂的欢悦和幻想，他们尔后便陷入更深重的迷惘和失望。作为原因和结果，野蛮暴力、极端主义、宗教迷信等现象和悲观、怀疑情绪在社会和人们心理中普遍扩散开来。
这些现象表明了欧洲于世纪末的心理，欧洲文明的衰落，或是欧洲对自身发展的反思？还是兼而有之？
一、迷惘成为一种社会心态
笔者在不久前访法时发现，社会上的迷信活动比以前大为增加了：兜售占星术、相面和算命的广告在广播电视上频繁播放，地铁站里也出现了占星师的大型广告面和宣传橱窗。据有关统计，法国现有职业占星师一万名，有1000万名法国人曾经求占星师算过命。《世界报》的一项调查表明，有58%的人认为占星术是科学，46%的人认为它能够解释人的性格，82%的人认为有些现实是科学不能了解的[①a]。故此，有些企业在招收雇员时，除了依据本人简历外，还要听取占星师对他的“评语”，理由是这样“更加保险”！在启蒙思想和笛卡儿的故乡再度兴起背弃理性和求助神灵的现象，这的确令人深思。
对前途和命运的不安还有更加悲观主义的表现。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不少欧洲人陷入了深刻的恐惧之中。看到战乱冲突、社会犯罪、环境恶化、爱滋病、人口爆炸、饥饿、地震、水灾在全球的蔓延，他们越来越相信：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②a]。此外，西方社会的吸毒、酗酒难以根除，抑郁症对人们的困扰越来越普遍化。继美国得克萨斯州韦科庄园80多名大卫教派信徒集体自杀后，瑞士也出现了宗教团体自毁事件。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显示，近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中死于自杀的人数一直在上升。
除心态方面外，欧洲文明的危机也表现在社会和政治方面。近年来，欧洲各主要国家的政局激烈动荡，传统政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危机。极右势力跃跃欲试，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极端民族主义和排外势力极为猖獗。共和思想民主制度遭到空前的怀疑和动摇。社会矛盾也在加剧，犯罪率上升，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面临崩溃的威胁……
欧洲的迷惘也曲折地反映到社会及人文科学研究中。由于感到缺乏把握未来的能力，曾风行一时的未来学已逐渐消声匿迹。在社会和自然界出现的大量新现象使不少理论家和学者陷入惊讶和茫然。因此，他们对“绝对体系”的追求和对“真理”和“理性”的崇尚明显削弱，而相对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倾向在思想界有所抬头。学术界理论探索和综合研究之风大不如前，而研究题目务实，分析就事论事，假设和结论趋于谨慎开始成为一种潮流。故有的学者感叹，社会科学进入了“真空时代”[③a]。
二、直接的原因
似乎不应把欧洲的迷惘仅仅归结为“世纪末的心理”，这些心理现象的生成离不开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
1、经济危机及其后果
欧洲经济在战后曾有过近三十年的迅速发展时期，但从70年代起便开始陷入周期性的危机和徘徊之中。冷战后开始的这场危机持续时间长，并具有周期性衰退与财政金融危机交织，结构性危机与周期性危机并存的特点，因而其后果更为严重。欧共体12国的经济平均增长率从1990年的3.6%降至1991年的1.4%和1992年的1.1%，1993年甚至出现了0.3%的负增长。1993年，西欧失业总人数超过2400万，其中欧共体12国总失业人数达1800万，平均失业率为10.8%。经济衰退还造成政府赤字和国债居高不下。西欧12国预算赤字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超过6%，累计债务占社会总产值比重达65%[④a]。在削减开支的清单中，社会福利首当其冲。西欧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仍在痛苦中进行。生产下降，通货膨胀，失业严重，赤字巨大，收支恶化的现象已持续多年。据联合国估计，东欧各国自1988年以来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三分之一，工业生产累计收缩40%。
2、冷战后的新问题
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曾在欧洲激起高涨而短暂的激情和希望。然而冷战后的欧洲人很快便不得不面对一系列严酷现实：从萨拉热窝到格罗兹尼，种族战争和宗教冲突取代了东西方的对峙；新获独立的多种族国家来不及实现民族融合，种族间的冲突采取了野蛮和疯狂的方式，而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对此却无能为力，巴尔干化的阴影笼罩着整个欧洲；原东欧国家的人民抛弃了旧制度，也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新政权带来了巨大希望，但尚未给他们实际的幸福；冷战后的西方如同斗士突然失去了对手，不由得感到茫然、失落和空虚，其自身的弱点和问题也随即突出起来：政治动荡，官员腐败，社会矛盾加剧，极端主义猖獗……急剧的变革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和希望，新的现实和未来前景又令人难以把握。欧洲人告别过去后又走上未知的路，他们所感到的必然是不安和迷惘。
3、生存危机的意识
越来越多的欧洲人感到，甚至人际的生存也遭到严重威胁。例如，吸毒已成为社会顽症，它使人获得一时的精神解脱，但从此便离不开死神的陪伴；爱滋病正在迅速地在蔓延。目前世界上已有1600—1700万人携带爱滋病毒，到2000年将有3000—4000万人被感染。其可怕之处在于，人类对这一病魔还束手无策，只能坐以待毙，1994年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爱滋病大会充分表达了这种忧虑；冷战的结束并没有消除核死亡的威胁，几千枚核导弹仍部署在地下或在天空和海洋游荡。核武器的微型化和不断扩散大大增加了恐怖主义和政治狂人的危险性。
自70年代初埃尔利希（Ehrlich）和梅多斯（Meadows）宣告环境灾难的预言后，地区性生态的恶化以及田地、森林、河湖和城市的污染日益严重。大都市空气中过量的有害气体可导致人们哮喘、大脑和心脏紊乱以及抑郁症。塞维索的毒气泄漏，切尔诺贝的核事故，咸海的干涸，贝加尔湖的污染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后果。人们发现，生态的威胁超越了国界：莱茵河的污染涉及到瑞士、法国、德国、荷兰和北海。切尔诺贝利的影响侵入并超越了欧洲大陆。二氧化碳的排放加剧了温室效应，使南极出现臭氧空洞。人类生存的地球的防御机能正在一个个遭到破坏。
四、深层的危机
毋容置疑，欧洲文明危机的问题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也不是仅仅由外部原因造成的。我们认为，要探索欧洲文明危机的缘由，还应对欧洲社会的内在矛盾和深层背景进行分析。
1、工业社会的现代化误区
我们知道，自16世纪初资本主义发迹以来，欧洲在短短400年里发生了奇迹般的变化。随着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物质与精神文明的巨大丰富，黑暗落后的欧罗巴不仅成为全球最强盛富裕的地区，并且实现了对全世界的征服和扩张。当然，这一文明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也始终伴随着剥削、流血、危机、暴力、战争和反抗。20世纪末，西欧工业社会进入了“后现代”阶段，其发展进程中所固有的盲目性和弊端也以新的方式显露出来。
欧洲经济一直在危机与非危机，失调与调整之间摆动。经济学在形式上虽然越来越精确和抽象，但却往往忽视人和社会的复杂性，从而时常陷入盲目的境地。为了产品而创造消费，而不是为消费而制造产品，消费社会的恶性循环越来越失控。经济增长和扩大需求成为社会的动力和目的，这虽然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但也使生活方式出现混乱。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摧毁了欧洲千百年的乡村文化，并开始侵蚀着地区文化。今天的西欧有80%的人居住在城市，并受到交通堵塞、城市噪音、精神紧张和各种污染之苦。物质贫困也在蔓延，欧洲联盟各国有5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精神贫困却不仅在吸毒和犯罪成风的街区，也笼罩着豪华的富人区。因此欧洲一些专家指出，经济增长不仅使生物圈受到破坏，而且给人们的“心理圈”即精神、情感和道德造成了不良后果。
《资本主义史》的作者，法国著名经济学家米歇尔·博欧（Michel Beaud）指出，继商业资本主义、加工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等阶段后，西方社会自80年代起进入了“服务资本主义”阶段。微笑、帮助、服务、风景、陪伴孤独，以至新鲜空气、器官、精液、子宫、血液等都成了商品，不再有义务奉献、无偿牺牲和友情好施，非货币的东西几乎丧失殆尽。发达工业社会在能源利用、自动化、信息化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提供了充分享受消费、交流、福利、舒适和个人解放的条件。然而，在最发达的社会中也越来越多地出现生活质量下降，人际关系恶化以及失去自主和自信的现象。
以技术官僚化为特征的“现代”社会为了追求速度和效率，把工作无限分割和专业化，从而压抑了人的主动性、责任感和工作兴趣，剥夺了他们思考的时间和自然节律。发达工业社会的管理机制如同一架高度精密的机器，它压缩了人际间的自然交往，使人们只能按照程序和指令行事。社会生活的“机械化”无视生活的复杂性，把人变成了齿轮和螺丝钉。这也使欧洲的民主制度从根本上受到威胁：问题越来越带有技术性，解决它的权限也越会从公民转入专家手中。如核武器这一决定人类命运的手段便只能掌握在一两个首脑人物手中。讲求效率和竞争最初是一种激励因素，但它最终却导致了利己主义、消极和分裂，即成了瓦解因素。在发达社会中，疯狂追求消费或整日庸庸碌碌成为普遍性的生活方式。旅游和探险也成为寻求刺激、弥补空虚和在异国“梦游”的手段。
现代化曾给欧洲人带来许多幻想，他们希望通过现代化实现个人解放，价值多元化、普遍世俗化和真、善、美。然而他们看到，工业社会发展的误区导致了人格异化，信念丧失，精神空虚和道德败坏。
2、科学技术的失控
科学技术是欧洲文明的重要支柱，进步和发展的核心。但今天我们看到，科学技术正反两方面的矛盾作用却表现得越来越突出。物理学对核能的掌握既能促进人类进步也会导致人类毁灭。生物学自80年代对基因和生物分子的研究促进了遗传工程实验，对大脑的操作实验预示着调控人的思想的可能。科学技术的发展还对人权造成威胁和挑战：生物遗传技术和医学的进步促进了借胎生子、试管婴儿、器官移植等现象的出现，从而对人的定义、生命权、隐私权以及现在伦理道德和价值标准产生冲击；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广泛运用使人们的隐私权越来越少，公民在各个领域的民主权利受到压缩，不得不任凭技术官僚的控制和摆布。
科学技术的失控还表现在，人们对科学和进步的迷信使人造机器的逻辑，植入日常生活，灌输到人们的意识和思维中。我们知道，人和机器有着根本性的区别。尽管最复杂的机器（机器人、电脑）能够取代人的许多工作并具有了某些智能，但人类的生命、精神、智慧和主体性是不可替代的。人们发现，人造机器在把人从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的同时又可能会把劳动者置于它的控制之下。于是，人对科技的掌握变成了科技对人的掌握。这种现象已从工业部门发展到社会管理和日常生活中：冰冷、刻板、武断的技术官僚以量化和割裂一切的方式处理所有问题，他们垄断了组织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权利，由此造成的失误的损失不胜枚举。
3、大众传媒的消极影响
随着科技发展，人类已进入了信息时代。在欧美发达国家，大众传媒已成为文化中最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毋庸置疑，大众传媒有力地促进了全球化的实现。广播、报刊及时把各种信息传送给人们，电视把世界各地发生的事件，如洪水、火山爆发、政变、战争、政治家遇刺、体育大赛、节日庆典乃至人类登月直接再现于观众眼前。这促进了人们对全人类事务的远程参与。此外，作为教育和娱乐的工具，大众传媒无疑具有极高的价值和非凡的力量。
然而在许多发达国家，传媒也同科技一样，逐步从客体变成了主体，从服务和造福人民发展到控制和左右民众。传媒已成为继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大权力，记者被人们誉为“无冕之王”。因此，传媒往往把其自身的利益置于社会和大众的需求之上。名利的诱惑以及时效或政治的压力使记者撒谎造谣，蒙蔽世人的事时有有发生：美国《华盛顿邮报》黑人女记者珍妮·考克以编造贫民窟儿童悲惨处境的报导获得了“普利策奖”，这成为传媒界轰动一时的丑闻。在欧洲，近年来同样出现了德国《明星画刊》伪造《希特勒日记》，《明镜周刊》伪造瓦尔德海姆迫害犹太人的史料，法国一电视台播放无中生有的《萨达姆警卫专访》和《卡斯特罗访谈》等事件。无怪乎法国一项调查显示，有50%的人怀疑传媒的真实性，以前颇受尊重的记者在职业排名榜中已被舆论排在了娼妓之后[①b]！
视听和传播技术的进步大大消除了信息的时间和空间障碍。“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理想似乎实现了。而实际上，由于激烈竞争，传媒界往往没有时间对信息进行整理和分析，为信息的迅速和直观性而牺牲准确性的事时有发生。人们相信“眼见为实”，而实际上画面往往只能刺激视觉和感官，无助于对事件的分析和思维，还会加重盲目性和依赖心理。我们知道，电脑制作技术在影视方面的运用已达到了“无中生有，以假乱真”的程度。如果借此来误导公众，其社会后果可想而知。这种危险已引起社会舆论和有识之士的严重关注[②b]。美国学者理查德·埃克斯利在分析西方大众传媒对社会文化所起的负面作用时总结出如下五点：
“1、未能体现出一种条理分明、内在的首尾一贯的对世界的看法；
2、分裂而不是团结我们，把公众的讨论变成两个极端之间的论战——描述冲突，而不是寻求意见一致；
3、把我们个人体验以外的世界描绘成是充满混乱、剥削和暴力的世界，从而增加了我们的忧虑感，并对我们进行恐吓；
4、推崇一种肤浅的、物质第一主义的、以自我为中心和纵欲的生活作风——这是一种越来越多的公民无法享受到的生活方式，从而贬低我们的价值准则，引发了我们的不满情绪；
5、在我们面前制造了一种生活更有活力、更美满、更加成功、更加激动人心的形象，从而腐蚀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令人感到自身的无能。”[①c]
五、欧洲人的反应和思考
欧洲文明面临的危机是否标志着欧洲永远的衰落？如果我们不仅看到这种危机本身，还看到欧洲人对危机的反思便不会得出此种结论。
从古代希腊罗马算起，欧洲文明几千年来虽然经历过多次重大危机和曲折，但始终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和重要价值。欧洲文明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大影响，在当代依然占有重要地位。
这种生命力的表现之一便是它的危机意识和对自我批判的能力。在20世纪末的这场文明危机中，能够使欧洲发现问题，认清处境，改变现状，以至走出困境和超越危机的思想武器也应是这种危机意识和自我批判精神。
1、社会反应
文明危机引起的社会反应从60年代起开始出现。物质繁荣和精神贫困形成了明显反差。经济和科技的盲目发展，官僚体制的僵化，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社会生活的乏味逐渐引起各个阶层的不满。青年是文明网络中最脆弱和敏感的环节。吸毒现象和“嬉皮仕”的出现可算是迷惘的青年作出的消极反抗。1968年，席卷欧洲的抗议风暴唤醒了人们对文明危机的意识。从那时起，欧洲人对幸福的神话提出了疑问。宣扬理想主义和以皆大欢喜为结局的文学主题受到嘲讽，妇女杂志也从提供幸福良方转为向读者建议勇敢面对离婚、孤独、疾病和衰老等问题。社会生活中也兴起了抵制官僚化、城市化，寻求自我保护的浪潮。人们努力增加假期以实现工作与闲暇、城市与乡村交互的生活方式；崇尚自然、古朴成为服饰、摆设和饮食方面的时髦。
欧洲人还试图通过性爱来摆脱文明危机。自60年代后，男女关系中的许多禁忌被打破了，爱情超越了婚姻和家庭。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泛滥的爱情变得越来越脆弱和不稳固。男女间的频繁离合，感情中肤浅、仓促因素的增加，爱滋病的传播，这些都表明，爱情本身也受到了感染。于是，东方文化也被一些欧洲人当做医治文明病的良方。瑜伽、禅宗这类有调理身心健康和减少烦躁情绪的方法已为许多人所采用。有人为逃避现代社会，追求原始的真和美，还对其他古老宗教和崇拜活动产生兴趣。近20多年来，欧洲兴起了以维护生态、和平、女权、人权等为宗旨的新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些思潮和运动以及与之有关的非政府组织在欧洲社会中产生了很大影响并得到各阶层的广泛支持，其中有些（如生态运动）甚至开始在欧洲政治生活中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
2、对欧洲文明的反思
有远见的思想家、政治家对欧洲文明的危机有更强烈的意识。他们在许多言论和著作中对欧洲文明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反思。
首先，他们对“进步”的观念进行了反思。欧洲人曾普遍相信，时间是一种上升运动，由科技、经济和理性推动的进步就是人类历史的进程，这一进程可以无限延续下去。如今这种进步观念已传遍全世界，以致越来越多的人用以指导自己行动的不是历史经验，而是对未来的向往。然而，进入20世纪以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人类空前的灾难；70年代后，各种进步模式先后失去吸引力：欧洲的社会主义陷于全面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堕入长期萧条，获得独立的第三世界国家长期摆脱不了政治动荡、经济衰退和社会冲突的困扰。人们对未来和进步的希望开始破灭。针对这种“未来危机”，欧洲具有忧患意识的有识之士提出，人类历史的进程并非无条件地表现为进步和上升，而人类乃至地球的毁灭倒是可以肯定的。法国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兰（Edgar Morin）指出：“自从智人出现后，对自身和他人死亡的意识便存在于每个人头脑中。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关于文明有生也有死的思想应运而生。一个世纪以来，当代宇宙学的成果加强和传播了关于地球和太阳将会死亡，生命也将与之同归于尽的知识。但现在，除了这些已知的死亡之外还应加上人们内心的枯竭和总体的毁灭。”[①d]因此，人类必需放弃对进步的盲目崇拜，自觉地认识面临的所有问题，只有这样才能争取最好的前途。
其次是对“发展”的反思。发展的思想是欧洲战后最重要的观念之一，目前已被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所接受。在西方语言中，发展和发达属同一概念，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的发展经验和进步观念为基础和范例的。这种发展观念相信，工业化可以促进福利和幸福，经济增长必将带来社会繁荣。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和思想家认识到，以技术和经济为核心的发展观念忽视了人的特性、社会的和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历史文化的价值；它不仅造成了发达国家的文明危机和世界性的环境恶化，而且加剧了南北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占全球人口25%的富裕国家消耗着75%的能量）和不发达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困境。他们认为：这种“发展主义”蕴涵着野蛮和盲目，实际是一种“不发达的”发展观念。“发展主义以经济学和计量学的眼光看待事物，无视古老或传统社会的文化财富……发展主义是以西方为中心的理性化产生的结果，它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发达社会的文化和所有文化一样，除了具有真理和深刻美德（例如使我们看清自己文化的缺陷与不足的自我批判理性）以外，也包含着随心所欲的观念、无根据的神话（其中包括关于进步的天意神话）、莫大的错觉（例如错误地认为为自己已达到理性之巅并是唯一掌握理性者）和可怕的盲目（其中包括散乱、割裂、简单化和机械主义的思想），只不过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②d]于是，“持续发展”的思想应运而生并很快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欧洲不仅涌现出大量生态协会或政党，有的国家还建立了环境保护部。
最后是对人类观念的反思。许多思想家和有识之士都认为：欧洲出现的危机是全面的，面临的问题盘根错节，以简单僵化的思想难以认识和解决这些问题。因此首先应当更新人的观念，以复杂化的思想对待复杂的事物，这才是欧洲走出危机的必要前提。他们看到，在工业化社会中，人们的思维方式受到机械逻辑的影响，习惯于割裂和简单化地看待事物，这种现象的后果是不容忽视的。吉迪恩（Giedeon）称此为“机械化发号施令”[③d]，乔治·里策尔（George Ritzer）则将其称作“社会麦当劳化”[④d]。他们认为，生活的现实是无限复杂和千变万化的，人的头脑则是一架有上千亿个神经元的神奇机器。作为现代社会的产物，专业化曾对深化人类知识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欧洲发展到今天，知识的专门化和相互分隔已使人难以认识人类复杂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例如，人类的生物特征被划归生物学和医学，人类的心理、文化和社会特征被划归人文科学。如此便造成了：社会学没有能力认识个人；心理学没有能力认识社会；历史学孤芳自赏；经济学把人提炼成苍白无血的经济工具；哲学则封闭在高级抽象之中……因此，西方在70年代起出现了一门多维度的科学——人类学，它力图把生物学、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心理学联系在一起。目前，欧洲的一些思想家正在倡导创立一门崭新“人类政治学”[①e]，它的实现不令有待于教育领域的根本性改革，更取决于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
六、欧洲的启示
欧洲和中国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中心。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今天，藩篱逐渐打破，空间和时间距离大为缩短。我们应该并能够从欧洲的迷惘与反思中获得一些启迪。
首先，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几年中，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急剧的变化在社会、文化以及思想和心理方面造成了许多新问题和不平衡。这些问题能否解决关系到改革的成败。因此，在2000年即将来临之际，我国也处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它的健康发展将是对人类的贡献，它的落后和混乱将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所以，我们和欧洲同样都面临着重大的历史抉择。
其次，中国和欧洲在发展程度上有很大差距，但先发达起来的欧洲，无疑可以为我们提供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况且，欧洲出现的许多问题在我国已经有所表现，如环境问题、地区差距问题、文化教育滞后、拜金主义、物质主义和道德水准下降问题等。另外，为防患于未然，我们也必须高度重视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现代化、科技及传媒方面的反面经验以及西方有识之士对此所作的分析和批判，从而自觉避免重蹈西方的复辙。
最后，我们也应学习欧洲人的危机意识和理性批判精神，专家学者更有责任对我国面临的和将会出现的问题进行综合、深入的思考。此外，我们从欧洲有识之士对文明危机的反思中不难发现，他们始终把“人”（包括人的需求、幸福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类生存等）作为关注中心和出发点。我们许多人在实际活动中却经常忽略。在这方面，我国一位历史学家在谈到史学的困惑时讲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研究被局限于‘发现’和说明普遍历史规律……‘人’这个历史本来的主体完全消失了。人的活动，人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人的首创精神，人的情感，人的创造性，人在各种集团中的地位，人的身份和个性，似乎统统都不重要了。对历史中人的因素的否定，导致了非人性行为的史学。如果‘人’的地位不恢复，我们的历史书就……不成其为历史。”[②e]
总之，欧洲和中国都在思考如何跨入新的世纪。一些战略家和学者正在讨论21世纪属于美国，欧洲，还是中国。应该看到，这场“世纪的竞争”尚未结束，能否获胜将取决于一个民族和文明是否能勇于进取，超越自我，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注释：
①a参见1993年6月3日出版的法文版《快报周刊》。
②a由于近年来世界各地自然灾害频繁，环境恶化加剧，越来越多的人担心人类的命运受到威胁。据调查，在美国有9000万人相信世界末日将会来临。参见1993年9月2日出版的《快报周刊》。
③a参见马胜利，《法国社会科学的现状和发展》，载于《国外社会科学》1995年第一、第二期。
④a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1994年欧洲局势研究报告》和《1993年的欧洲形势年度报告》。
①b关于西方传媒存在的问题，可参见马胜利，《扯谎——传媒界的癌》，载于《桥》1993年第五期。
②b近年来，大众传媒存在的问题在社会舆论和传媒业内部引起了许多讨论。笔者1994年在法访问期间也曾听著名学者德里达、富热罗拉教授等人谈论和分析了这些问题。
①c引自理查德·埃克斯利在美国《未来学家》杂志1993年11—12月号上发表的文章《西方日益加深的文化危机》。
①d引自埃德加·莫兰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家园》，1993年，瑟伊出版社，第112—113页。
②d同上书，第90—91页。
③d参见吉迪恩，《机械化发号施令》，1948年，牛津大学出版社。
④d参见乔治·里策尔，《社会的麦当劳化》，1992年，塞奇出版社。
①e引自埃德加·莫兰和安娜·布里吉特·凯恩，《地球家园》，第159—179页。
②e张芝联，《当代中国史学的成就与困惑》，载于《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