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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955(2012)04-0128-09
为了理解中国软实力日益增强的吸引力及其选择的发展模式，我们必须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即西方发展经济学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在日益减弱。如同许多娱乐故事一样，这个问题也是起始于剑桥大学的。
好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并没有想过要给自己的人生留下什么特别的东西。从剑桥大学毕业后，凯恩斯想经营一家铁路公司，因为他认为这个工作容易做。当他没能如愿从事铁路生意后，他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在这个常被忽略的人生履历中，他的经济学考试得了个最低分。[1]
凯恩斯很快被派往印度办事处，在那里他整天忙于杂乱的微不足道的琐事(他曾说自己最大的成就是向孟买出口了一头纯种牛)，不久他就辞职不干了。回到英国后，他在英国上层社会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为剑桥的杂志撰稿，作为布卢姆茨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一员活跃于伦敦的社交场合。这是一个由学者和艺术家组成的非正式社会团体，包括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里顿·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福斯特(E.M.Forster)以及格兰切斯特的诗人鲁珀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等名人。奥地利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德大公(Franz Ferdinand)被刺后欧洲陷入战争，凯恩斯也因此进入英国财政部，他的经济学才华得以被发现。[2]
凯恩斯在公务工作中迅速升职。1918年他参加了凡尔赛的巴黎和会，会议期间他最大限度地保持了缄默。但回国后他却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一书，揭示德国战后赔偿政策缺陷所折射出的危险将最终导致欧洲的不稳定。这本书非常畅销，凯恩斯也一举成名。[3]当德国再次被打败、大国再次聚首就战后秩序达成协议时，凯恩斯已经处于历史的中心位置。他率领英国代表团参加了著名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这个会议的名称来源于新罕布什尔的那个小镇，参会人就是在这里建立了战后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机制的。
在之后30年的时间里，西方政策制定者们的共识就是遵循在新罕布什尔制定的指导方针。[4]布雷顿森林会议最重要的理念就是凯恩斯的思想，即衰退和萧条并不能自我纠正。[5]他认为，传统的经济学建立在错误的猜想之上，认为供需的自然法则能够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他指出：事实上，人和企业一样都力求在经济衰退时储蓄更多一些，投资更少一些。这样就减少了很多流通中的钱，从而阻碍经济增长，导致失业。
根据凯恩斯的理论，资本主义如果要避免30年代那样的伴之以社会动荡与政治极端主义的经济倒退的话，就需要国家的干预。国家的责任就是利用公共支出与投资替代那些在艰难时期消失的私人支出，这会创造就业机会、增强购买力。同时，政府要在经济恢复与扩张时期削减开支，以避免通货膨胀。换句话说，失业和通货膨胀是交替的两种力量，政府的工作就是操控二者的平衡，在形势不好的时候利用公共开支将钱放到民众的口袋里，在形势好的时候利用税收把钱收回来。[6]
20世纪60年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巅峰时期，华盛顿、伦敦以及欧洲的政府都依据凯恩斯理论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实践似乎验证了这个理论。一些政府选择以高通胀为代价换取低失业率，另有一些政府选择以高失业率为代价换取低通胀。[7]
但7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衰退。这不但粉碎了战后的凯恩斯主义共识，而且为西方经济思想的深刻变化埋下了伏笔。这个西方经济思想要改变世界，并带来由美国领导的全球化新时代。伴随着这个时代产生了深受欢迎的一个理论——西方发展经济学，人们称之为“华盛顿共识”。
在探讨有关中国的文章中，关于华盛顿共识失败的意义没有必要过多赘述。被大家看好但最终并没发挥作用的模式为中国大餐搭好了餐台，这个大餐的享用者包括一些边缘国家、无赖国家、独裁政府等等。西方的政策制定者们基于80年代的国际政治臆断，力图在金融援助中，利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法来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的标准和制度来发展。接受援助的国家将实行亲西方的经济与政治改革，以此回馈西方国家的经济支持。但事实并非如此。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新学派
20世纪70年代初期出现了世界范围的商品价格的急剧上涨。起初是由60年代很多国家的高增长率及严重的农业歉收造成的。继之，在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抛出了重磅经济炸弹，削减了原油供应，并对西方国家实施禁运，以报复美国在赎罪日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其影响是，石油价格增长4倍，企业和政府拼命挣扎来应对高成本，世界经济陷入衰退。
凯恩斯主义无法解决世界经济危机呈现出的严重问题，失业与通胀已开始同时出现。在凯恩斯模式下，全球经济衰退引发高失业说明应该提高消费。但与此同时，由石油禁运等多重因素导致的高通胀及商品价格的日益提高则说明应该减少支出。[8]由金融危机导致的疑虑很快使凯恩斯主义者们陷入政策辩论的边缘。
一个新的学派由于对危机的令人信服的解释而出现了。米尔顿·弗里德曼，曾经作过教授和总统顾问，以被称作“货币经济学”新运动的领袖身份出现。[9]在弗里德曼的领导下，对所察觉到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失败的回应很快成为西方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
当初就职于芝加哥大学的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认为，战后凯恩斯主义的模式不可能永不过时。这是由于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即凯恩斯学派忽略了通胀预期。[10]弗里德曼声称，当政府力图通过增加公共开支和借贷对经济发展提供帮助时，其所起的积极作用只是暂时的。当政府注入大量货币时，会立刻发生作用，创造就业岗位，民众就有了更多的钱来消费。但当民众花更多的钱时，经济的总需求就增加了，商家就有了提价的信心。[11]
然后，弗里德曼警告说，企业和工人开始构建对涨价、政府对工资的投入以及物价需求等的预期，因此，政府干预的最终结果不是经济的增长，而是政府支出与通胀的循环。经过最初的增长后，他说，经济就又回到了其起始点。
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肯定了弗里德曼的理论。当西方政府转向通过政府开支的循环刺激经济增长以遏制衰退时，对增加就业和提高收入的积极影响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大约2年之后，伴随着政府的支持干预而产生的是急速的通胀，由此削弱了许多西方国家的经济。[12]
经济和政治自由：一个非常西方式的伙伴关系
货币主义者不仅仅诊断出了在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问题所在，他们还提供了一个大胆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创造一种新的市场社会。凯恩斯学派认为政府是最终的解决问题的钥匙，弗里德曼则反其道而行之，称政府是最终的问题所在。
弗里德曼说，如果市场不能正常运转，即使需求增加，也只能是导致通胀。与其说让一个中央机构来决定经济所需，不如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一种作为经济供需作为自身驱动力的更有效的方法，以替代政府调控的沉重之手。只有当市场能够自由有效运行时，经济才能增长。因此，新货币主义者说，减少失业和国民财富最大化的方式就是使资源能更加有效、灵活地配置，这样才能对市场作出更有力的回应。[13]
实际上，这意味着放松管制、自由化及大部分经济的私有化。弗里德曼和他的团队都坚持这样一些细节：政府停止利用公共开支刺激经济；不能再为了保护就业而帮助亏损的企业摆脱困境；国有的公共服务体，从公共交通到能源供应商，到教育、公共卫生等，都应该影响最小化或者退出。最终，通过削减收入税率、消除劳动力市场自由流动的法律障碍，如废止最高工时的限制及一些被解雇的条件等，使就业市场更有效率。[14]
这些措施的共同目标是，用市场上“看不见的手”来取代政府的“调控之手”。这种思想在欧洲启蒙运动时就已深深扎根。18世纪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讲到以和平与繁荣作为基础的国与国之间自由贸易时，创造了“看不见的手”这个词。正如1776年亚当·斯密所断言的那样，在市场经济中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促使他找到一个服务社会的最好的工作，这比一个中央组织或者一个群体来做安排更能激发个人的潜质。[15]弗里德曼因而成为第一位新古典经济学家。这是对史密斯古典主张的现代应用：一个社会的个人做出理性的决定追求最大化的个人利益，其结果就是产生出健康、增长的经济，如同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指导的一样。[15]
正是由于这样的主张，史密斯和弗里德曼都突出了一种有别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绝对君主制等多种模式的西方自由政治哲学的核心思想。他们声称，要追求社会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维护个人对自由的追求。
弗里德曼的市场社会理念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理论，它还为全面的政治经济哲学奠定了基础。市场的力量以经济自由为根基，但经济自由只能出现在政治自由的环境中，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能够自由选择怎样生活，购买什么，生产什么。因此，经济与政治自由是同一整体的两部分。
从理论到新“西方品牌”
对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回应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扩展到政治领域。特别是在美国和英国，货币主义成为保守主义知性复兴的焦点。货币主义与诸如罗素·柯克(Russell Kirk)、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等保守派人物的思想相融洽。这些保守派人物在20世纪由于倡导社会的功能就是鼓励个人行为并保护其多样性而引人瞩目。这和战后欧洲兴起的社会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战后的社会主义认为，社会应该将主要精力用于推动人们走向集体主义和共同利益。[16]
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始，在“新权利”的标签下，保守派复兴成为一种被认同的政治运动，其中心在华盛顿和伦敦。[17]一批得到资助的思想库和杂志支持这个运动。美国的《国家利益》(National Interest)杂志和美国企业研究所(AEI)及伦敦的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Studies)都是其积极支持者。当时伦敦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就是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在之后30年的时间里，在华盛顿政治辩论的中心，新一代才华横溢的年轻活动家们捍卫了社会保守主义。保罗·韦里奇(Paul Weyrich)是典型的代表人物。韦里奇建立了遗产基金(Heritage Foundation)、自由国会基金(Free Congress Foundation)。韦里奇因发明“道德多数”(Moral Majority)一词而扬名天下，他是反对正在日益蔓延的左翼政教分离主义以及道德堕落的先锋。[18]
70年代末罗纳德·里根和撒切尔在大选中获胜，这些思想变成了美国和英国的官方政策。于是新保守主义品牌的经济哲学变成了自由市场的民主西方品牌。这个品牌建立在自由市场和民主的双重基础上。由于货币主义和自由市场理论赢得了华盛顿政策论争的胜利，所以他们控制了那里最具影响的两个金融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7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让这些思想更具影响力，出现了一批急需金融援助的发展中国家。要获得这些援助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这些政府必须满足一些前提条件才能获得援助。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获得紧急贷款或其他信贷就必须进行特别的改革。没有改革就没有贷款。[19](P308)
这些改革旨在消除有效市场的任何障碍，这被认为是走向最佳经济增长的路径。当这些国家实施“结构性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或者叫做赛普斯(SAPs)时，它们便从这些信贷机构获得贷款。——赛普斯是按照弗里德曼的新哲学而设计的计划：放开市场、消除投资管制、由世界市场来决定利息和利率，缩小公共部门的规模，取消补贴。所有这些赛普斯的不同要素和机制加在一起被称作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这是1989年由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发明的一个词，并将之归纳出10点：(1)加强财政纪律；(2)改革税收；(3)利率自由化；(4)增加医疗与教育开支；(5)保护产权；(6)国营企业私有化补贴(privatize state-run subsidies)；(7)放开市场；(8)实施竞争性汇率制度；(9)消除贸易壁垒；(10)消除对外直接投资障碍。[19](P308-309)
结构性调整计划存在的问题
但是，有很多案例证明了华盛顿共识并没能取得预想效果。虽然这类贷款在8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但一系列的负面作用也涌现出来。
赛普斯的一个特点是，不管是在拉美、非洲、还是在加勒比，(它开出的药方)都是相似的。[20]很多国家当他们的经济出现衰退时，就向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助。在这种情况下，缩减政府开支在短期内会使问题进一步恶化。缩减开支会对穷国产生致命的影响。[21]新生国内产业会迅速被外国的竞争击败。对外国投资完全放开、实施自由化规则实际上也是对投机性的“热钱”打开了市场，这些“热钱”会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国有工业的快速私有化经常会带来腐败的弊端，因为之前的国有部门都由政治裙带所掌控。[22]
不能据此就简单地说赛普斯和华盛顿共识失败了。在很多地方他们还是成功的，如拉美的乌拉圭、萨尔瓦多，非洲的坦桑尼亚和乌干达。但正如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所洞察到的那样：“华盛顿共识的政策是多种政策的综合体——是系列政策——其中的一些政策在一定的时期是适合一些国家的。问题是，那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意味着一个药方开给了所有的国家。”[23]
通用的改革政策经常被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或者贫穷国家的经济治理中，却很少考虑是否存在成功的条件。如是否存在强力的金融制度和法律框架？是否存在监管机制和监督规则？是否有熟稔管理新经济的可用人才？[24]经常是这些问题都没得到解决——而且有时是都没有考虑。莫桑比克的腰果业就是在赛普斯规则下由调整而产生负面效应的典型事例。莫桑比克的腰果工业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腰果产业之一。1975年莫桑比克摆脱葡萄牙统治独立后，马普托新政府就禁止出口原生腰果，目的是刺激地方的包装和加工业发展。禁止出口原材料使国内的原料产品价格低廉，这一措施如同给国内的打包机和加工处理器补贴一样，效果明显。但当莫桑比克在内战结束后申请国际金融援助时，贷款的条件就规定，腰果的出口贸易要自由化，禁止出口原材料的禁令必须废除。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The U.S.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报告说，(莫桑比克)农场主从这些措施中每年受益大约5.30美元，1.1万名坚果业雇佣工人失业，另有上百万的坚果采集人失去收入。
这项计划并没能对莫桑比克有所帮助，至今这个国家仍然处在世界的贫困线以下。这个例子说明了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从理论上来说，当市场模型正常运行时，低效产业就要被迫出局，冗余的资源就要被重新分配到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中去。然而在实践中，莫桑比克并不是一个有效市场模型，相反，它导致了抑制调整的低效。它的交通系统薄弱，通信的基础设施也不足，银行业也不能给新工业提供便利以促进新型商业的发展。[25]
“西方品牌”的经济失灵意味着政治上的失败
在1980年至1995年之间，赛普斯计划已经应用于世界上大约80%的人口中。由此而带来压力的典型案例包括：墨西哥、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厄瓜多尔、委内瑞拉、特立尼达、牙买加、苏丹、扎伊尔(现在的刚果民主共和国)、尼日利亚、赞比亚、乌干达、贝宁、尼日尔、阿尔及利亚、约旦、俄罗斯以及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出现了暴力抗议，一些地方的抗议还非常强烈，反对赛普斯计划的一些特别条款，包括燃油价格的大幅上涨、严重的货币贬值、物价的急剧升高等。此外还有由于食品价格过高而引发的骚乱，以及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管控而造成的食品和交通价格翻倍，并由此引发了大学室内静坐。[26]
举例来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向阿根廷提供了72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某些关键性的财政结构改革。几个月后，在阿根廷首都和其他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活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进行了反制，他们制定了劳工法以限制贸易工会的权限，并削减了用于社会安全体系方面的支出。一年之后，阿根廷参议院通过了改革议案，但是却有数千示威者与警察发生了冲突。在玻利维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赛普斯计划的实施使得一些城市的水价上涨了200%，因此同样引发了公众的抗议。赞比亚在1999年3月也收到了3.4亿美元的资金，前提条件是政府承诺推进广泛的私有化进程并撤销一些公共服务的管理规定，随后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聚集了大量的抗议人群，这些示威者最终是被防暴警察的催泪瓦斯所驱散的。[27]
法理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描述了事情的另外一个方面，他指出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发展在最近20年还是比较成功的。[28]例如恶性通货膨胀就是主要利用西方模式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得以解决的，恶性通货膨胀是个曾经让很多国家感到困扰的问题，包括土耳其、巴西和印度尼西亚都有过这样的问题。此外，这些国家占有世界人口的80%，其贫困人口的数量有所下降，每天仅可支配一美元生活费的人口比重从1981年的40%下降到2004年的18%。[28]
克莱德·普雷斯托维茨(Clyde Prestowitz)也阐述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通过全球化的进程，美国已经成为推进国家间经济合作及国际间商品、服务、货币、技术和劳动力交换的一个重要力量。这些交换使得无数人富了起来。正是这个过程，如同其他方面一样，美国赢得了冷战的胜利，它通过提供数以亿计的资金给其他国家使他们摆脱贫困，并创造了一些围绕美国的财富和权力中心，这些中心包括日本、韩国和欧盟。[29]
然而，尽管有着这样的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西方工业国家向贫困国家提供的发展资金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在被接受的贫困国眼中已经失去了吸引力和合法性。专家们认为最重要原因就是其对于所有国家采用了相同的标准，那就是都以西方的政策为基本主导。正如经济学家伊丽莎(Elisa Van Waeyenberge)所评论的那样，世界银行的报告也不得不承认，在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接受了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计划的国家经济表现糟糕。[30]裴文睿(Randall Peerenboom)解释说，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83个国家中至少有57个国家的人均收入是低于2000美元的，他们始终贫穷，甚至变得更穷。到了2000年，接受不同支持计划的54个发展中国家变得比1990年还要贫穷。[31]
不足为奇的是，在非洲也可以找到对西方经济发展模式警醒的典型案例。埃塞俄比亚的总理泽纳维(Meles Zenawi)在2007年代表新兴非洲集团发表的讲话说：世界银行及其他组织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改革”，并没能给他们带来他们所追求的经济发展。他补充说，最好的政府管理必须是根植于本土，而不是外来强加的。[32]非洲委员会(Commission for Africa)同期提交的一份报告也描述了民众和政府对遵循一种经济和政治处方的质疑，他们与那些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是不同的。这个委员会强调：发达国家并不知道他们给非洲国家的建议通过何种政策和机构来实施。他们大多积极保护处于起步阶段的工业并提供出口补贴，这样做如果说未被取缔的话，现在也遭到了反对。莫桑比克、墨西哥和很多国家都再三强调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世界银行禁止这些国家对农业进行补贴，而西方国家却对自己的农民提供数以亿计的资金。
来自华盛顿的不同观点
结果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当中国正在新兴市场中寻求扩大商业伙伴关系的时候，已经可以明确地看出很多国家为了经济发展采用西方模式的做法是轻率的，徒劳无益的。然而，在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发展变化之前，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西方政治中心是如何看待或曰错误看待这些事情的。因为在世纪之交西方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在南半球已逐渐减弱，但华盛顿的普遍观点却与此不同。
在“华盛顿共识”的支持下，赛普斯计划于1980年开始实施，与此同时世界市场呈现了高效和富有活力的增长。在此后的15年间，由于一些事情的重叠发生，出现了众所周知的资本流动和商品流通新的发展阶段。毫不夸张地讲，随着航空快递和快递船运的发展，包括世界范围内远距离不经停飞行的实现，形成了人们空运快递隔日到达的现代理念。制造业的革命使得生产商不再需要近距离接触工厂的装配线。同一时期，卫星技术和光纤设备成为世界通信和互联网扩充的神经系统，这使得在竞争之路上时间和距离都被忽略，资本可以随着鼠标的点击而在世界各地流动。[33]技术、运输和通信业突飞猛进的发展伴随着金融交易的自由化。美国和英国又一次成为世界的领导者。20世纪80年代初，华盛顿和伦敦取消了一些金融管制并废除了很多资本控制的规定。投资者顿时可以自由地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34]当美国的跨国公司选择使用公司外聘员工在低工资的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投资，从而加速了世界分配之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水平也得到了飞速发展。[35]“美国品牌”的兴起成为一个客观现象，例如可口可乐、耐克、麦当劳、微软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这样的商标或企业真的已经走向世界。在80年代末期，全球化在很多领域听起来更像是“美国化”的代名词；美国的音乐、文化、服装、电影、政治和企业都已经成为世界的标杆并主导着世界市场。
当然，从某些方面来说，在冷战时期使用“全球化”这个词语还是会令人感到奇怪，当时的半个世界还处于限制性的社会主义统治之下，其金融市场也实际上不发挥任何作用。据经济分析家菲利普·科根(Philip Coggan)回忆，在1985年，自由市场哲学可能已被美国和英国的董事会广泛接受，但是在“第一世界”的其他部门，很多观察家还认为，在这个阶段，被称做盎格斯-萨克逊(Anglo-Saxon)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发达地区还是处于劣势的。比如，德国和日本在80年代都决定反对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的统治。与社会福利和照顾劳工的责任的重要性相比，自由的金融市场处于次要的地位。在德国的恶性收购也许并不为人所知，但是供应商和雇员可以得到比股民更多的利益。在日本也广泛存在着类似的现象，收购者通过共享股份这种友好的方式来保护公司的利益。[36]
然而，随着90年代初前苏联的解体，所有的事情又发生了变化。盎格斯-萨克逊资本主义模式看起来已经失去了竞争对手，如同西方集团接下来的又一次变革一样，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倒塌了。几乎一夜之间，世界所有国家的政府都开始优先考虑西方经济模式。
历史的终结；历史的重现
所有这些，对贸易、金融的国际化以及国际合作范围的扩大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且使诸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类西方金融机构从此占据了重要位置。[37]同时也改变了美国人的政策争论，当时很多人都被“历史终结论”的观点所折服。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国家利益》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自1990年(苏联解体的时间是1991年12月25日——译者注)成为了华盛顿普遍热衷的政治共识的核心。[38]文章论点的本质是前苏联的解体不仅意味着美国竞争对手的消失，这实际上是人类社会发展制度之间斗争的历史性终结。弗朗西斯声称历史上重要的意识形态争夺者，包括称之为独裁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已经丧失了他们政治经济模式的合法性，这将使精英掌握权力，使大多数人获得幸福。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彻底击垮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君主制。法西斯主义由于过度膨胀的民族主义和无休止的战争终于导致了其在1945年的彻底失败。现在，前苏联的民主革命浪潮也证明了：当威胁消失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很难生存下去了。讨论了所有这些问题之后，其就得出了结论，只有基于自由的美国模式获得了胜利；无论对于政治进程还是对于人们追求富裕的权力来说，美国模式都被认为是能够满足人们根本要求的政治-经济模式。
与历史终结论的内容同样重要的是，美国政治文化在冷战之后得到了如此广泛传播的原因——美国化英雄主义。这些假说在国家争论中被接受，是因为他们肯定了美国文化中最古老且最为人们所熟悉的主题。在美国的公开政治辩论中提到了美国英雄主义的关键作用，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重提。美国人的这个想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他们把自己想象成特殊的民族，并且认为他们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英雄作用。关于美国对外政策争论中经常被提到的英雄主义会有更多的叙述，在第六章中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英雄主义在战争、恐怖主义袭击和竞选等形势明显变化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这种英雄主义始终存在，只是平时掩藏在政治活动之下，当国家受到挑战的时候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39]
那些权威和政治家更愿意这样去理解二战结束时国际事务的某种趋势，他们开始倾向这样的公认解释：250年前美国就开始做这样的事情，现在反映在美国全球扩张中，那就是他们逐步地并最终将美国化根植于世界其他地方。世界上其他国家会通过政治发展的某种形式而不可避免地接受起源于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三个政治观点：(1)多元化的民主是进行政治活动的必由之路；(2)自由市场是创造财富和幸福的必要手段；(3)如果你在那里找到了财富和幸福，那么你也会在那里找到其他所有你想要的。
因此，前苏联解体的政治逻辑是不言自明的。在后苏联秩序时期，如果国家想参与竞争并生存下来，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实施经济自由化。当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扩大中的消费文化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就要提出法律与政治要求，那么统治者如果想要国家繁荣的话，就要有限度地或者以一种综合的形式给予或让渡部分权利和义务。反过来，市场机制还会产生独立的金融权力中心和公民协会，这是政治利益的基础。于是，政党最终在公众中发挥核心作用，监督中央权力，倡导问责。换句话说，如果经济自由可以填平世界共产主义的鸿沟的话，那么政治自由应该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结果。前苏联的解体昭示着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世界市场的扩大也带来了自由主义治理思想的扩张。至少，这是一个理论，我们经常会听到比尔·克里斯托尔(Bill Kristol)、理查德·珀尔(Richard Perle)、鲍勃·卡根(Bob Kagan)等人提到这样的理论。
这样来说，对付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之参与全球经济，让它的增长与稳定的内部愿望发挥魔力。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说，对西方自由主义的选择表明，西方意识形态的胜利是明显的。西方的消费文化可以在很多地方见到，包括“中国的农村市场以及遍及家家户户的彩色电视机，近些年在莫斯科也有很多以合伙形式开办的饭店和服装店，在日本的百货商店里你也可以听到贝多芬的音乐，摇滚乐也开始在布拉格、仰光和德黑兰流行起来”。[40]
冷战之后最为伟大的一个任务就是建立起了一个更完善的商品自由流通体制和跨国合作体系。传统的地缘政治学已经被地缘经济学所取代，并逐步形成了以“美国品牌”为中心的全球化发展模式。[41]
非自由资本主义及其衍生
这些观点看起来全部非常重要并且极为简单，但事实证明全部是错误的。20年之后，美国终于被迫承认当时的那些预言都为之过早。实际上，自由政治学并没有跟上自由市场发展的步伐，资本主义思想得到繁荣兴旺，但是却没有带来自由和民主。事实上，非自由资本主义两个弹性变化在21世纪对著名的作为资本主义治理典范的西方市场民主品牌提出了挑战。
第一个是由专制政府统治的以资源为基础的非自由资本主义模式。麦克尔·罗斯(Michael Ross)和其他人都给出了很多的案例。例如在俄罗斯、委内瑞拉、阿拉伯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他们用这些案例来说明这些国家已经形成了一种机制，这种机制可以一方面实现经济自由，另一方面还可以很好维持政党的领导，并使两者得到平衡发展。[42](P325-361)
举例来说，在资源丰富的国家，一方面其首脑可以利用石油资源来缓解社会压力，另外一方面也要求其对公民具有更强的责任感。而在这个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麦克尔·罗斯所提到的“税收效应”。正如历史上所记载的那样，在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早期时代，要求政府中的代表赞同起而响应国家提高税收的作法。麦克尔·罗斯的观点是，当政府通过出售石油和天然气而获得了丰厚的利益之后，“他们倾向于对公民少收或者不征收税款，同时公众及代表也不向政府问责”[42](P332)。
丰富的资源还可以为政府提供足够的资金用以大项目的开发和建设，并以此来保持较高的就业率。事实证明这些项目在降低民主压力、阻碍社会团体的形成及民主实现的必须前提的抗议运动等方面是富有成效的。[42](P333)政治学家阿齐兹·乔杜里(Kiren Aziz Chaudhry)用海湾阿拉伯国家的例子来印证这个观点，这些国家利用他们的石油获利来开发大项目，看起来对于公民是明显的非政治化行为，而本质上是通过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和丰富人们的物质生活及提供机会等保持公民幸福满意度。[43]
第二个对于西方模式的变化，是出现了以出口为主导的、国家管制的模式，经常被称之为东亚模式，因为这种模式在东亚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至少在初始阶段，这种模式与能源国家那种维持自由经济与政治统治相平衡的机制有着相似之处。
这种模式的最大不同在于它是通过大量的产品生产和出口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优势。当然，这种模式最为成功的案例就是中国。但是北京也是从其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学来的，包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韩国和日本。
这些国家通常被称为“亚洲虎”，他们曾经保持着8%-10%的经济增长率。尽管构成他们成功的要素有很多不同，但也有着一些共同点：廉价的劳动力，估值偏低的货币，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竞争力而实施的高额国家补贴；高水平的个人和商业储蓄用以支持国家工业投入；利用税收优惠来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重视教育水平的提高并注重保护国内市场。
裴文睿还论述了这些国家另外的一些共同点：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与政治权利相比较，他们往往更注重经济增长，并会出现一个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往往是在权力主义原则管控下的。到了1990年，采用东亚模式的这些国家开始实行政治自由化，包括战后的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这些国家对冷战后“美国品牌”的盛行和来自于自由市场为主的华盛顿信念几乎没有任何挑战，所以接下来就将会出现民主的多元化。
但是，出现了中国。随着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在华盛顿形成了这样一个广泛认可的观点，那就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可以提高国家内部的政治自由化。包括弗朗西斯·福山在内的一些观察家都认为中国已经结束了激进的革命，说中国“是亚洲丛林中的游击队员，抑或巴黎的中年级学生”都不贴切。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地被描述为繁荣昌盛并且富有生机的持有国际合作理念的国家，而且出乎意料地超过了台湾。[44]
显而易见，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从战后那段令人陶醉的岁月时起，美国对现代垄断的终结即伴随着产生了其他国家的骄傲感和文化日益拥有了其自身的版本，由此也改变了世界的格局。美国前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H.W.Bush)在冷战之后于安德鲁斯空军基地跑道上庆祝的所谓“世界新秩序”的聚合，及普世的全球文化并没有成为现实。世界上的很多行为体和国家都成为了主宰世界的力量。[45]
美国与俄罗斯、中国、欧洲、印度和伊朗之间的国际竞争为地区冲突增添了新的威胁。当共产主义消亡，西方自由主义与东方俄罗斯、中国这样强大的东方国家进行新的较量时，意识形态因素也将重新注入地缘政治学当中。[46]一些观点认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最重要特点就是“无极”，意思是说世界并不是由一个、两个或者是几个国家主宰，而是由许多国家共同主宰、不同力量共同存在。对外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注意到，除了像美国、欧盟、日本、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大国之外，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还出现了无数的其他的权力中心，“拉丁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墨西哥、委内瑞拉；非洲的尼日利亚和南非；中东地区的埃及、伊朗和沙特阿拉伯；南亚地区的巴基斯坦；在东亚和大洋洲的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韩国。另外，也有很多的组织成为权力的中心，包括国际性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世界银行)；区域性组织(非洲联盟、阿拉伯联盟、东南亚国家联盟、欧盟、美洲国家组织、南亚地区合作组织)；还有一些职能化组织(国际能源署、石油输出国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47]
牛津大学的嘉頓·艾许(Timothy Garton Ash)为西方想出了一个新名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朋友，简称为FLIO，这样一个名称是为了与其他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增长新形式加以对比。嘉頓·艾许这样写道：“我们这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朋友必须要面对一个新的国际无序化的前景。”像俄罗斯、中国、伊朗、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不仅仅是在很多方面会对西方产生挑战的力量，同时也将代表资本主义的不同替代版本。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西方社会创造了人类的现代化。但是从北京的鸟巢体育场和上海的摩天大楼，我们看到了既非西方化、亦非自由主义的现代化形式”[48]。
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在发展规模和发展速度方面已经成为除西方以外的世界发展的象征性领导者，中国领导人信奉市场机制的力量及资本主义的经济增长，但是在外国干涉和西方自由主义面前，他们却始终坚持着自己的选择。这种新兴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并不相同。多数国家不接受世界公民文化这种理论，不接受某种特定的道德责任，也不共享诸如人权、善治、气候变化这样的义务。对于这是什么样定义的说得很少，而对于其不是什么的说得很多。没有这样的社会，大家都遵守一个普世的标准。相反，这种松散的关系必须严格尊重两个要素：那就是国家主权和世界市场。
这是一个改变观念的问题，关于国际社会的改变模式以及中国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我们会在第三章中进行阐述。
(本文译自[美]斯蒂芬·哈珀教授专著《北京共识》(Stefan Halper,The Beijing Consensus,Basic，2010)中的第二章《华盛顿共识的兴衰》(Chapter 2，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第49-73页。《北京共识》一书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外交事务》杂志于2011年第3期发表书评《北京共识：中国的集权模式将如何统领21世纪》。尽管哈珀教授书中表述的某些观点我们不敢苟同，但其对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其解决办法的独到分析却可以对我们的思考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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