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1949——1994年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及其转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我国经济发展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政府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思想及其为实现这个思想而实施的总体规划和基本方针政策。建国45年来，由于国营经济占较大比重和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影响及作用相当大，计划调节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因此经济发展战略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虽然从80年代初，我国即提出发展战略的转轨问题，即由速度型、外延型发展战略向均衡型、效益型发展战略转变，但是时至今日，这种转变仍未完成，而且在未来资源短缺、国际竞争压力加大的条件下，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成本推进的冲击，发展战略的转变能否尽快完成将是我国经济突破人口、自然资源制约，顺利发展的关键条件。在最近召开的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江泽民主席和李鹏总理都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亦即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提高到头等重要的位置，强调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要尽快实现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因此，回顾和研究建国45年来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转变及其与发展的关系，不仅可以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的研究，也有益于当前如何较好完成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
一、五十年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的形成及其作用
五十年代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可以“一五”计划为标志。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可简单概括为：主要依靠国内积累建设资金，从建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入手，高速度地发展国民经济；实施“进口替代”政策，通过出口一部分农产品、矿产品等初级产品和轻工业品换回发展重工业所需的生产资料，并用国内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代替它们的进口；随着重工业的建立和优先发展，用重工业生产的生产资料逐步装备农业、轻工业和其它产业部门，随着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以及其它产业部门的发展，逐步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逐步改善人民生活。
这种经济发展战略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以高速度发展为主要目标。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和实行社会主义，从建国之始，党和政府就认为我国经济应该而且能够快速发展（参见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有关论述）。“一五”计划的经济增长指标即反映了这个特点，至于后来的“大跃进”则将此推到了极点。（2）它把重工业建设作为突出固定的重点。由于旧中国经济落后和发展极端不平衡，尤其是能源、钢材、机械制造等重工业基础薄弱、分布不合理，使得重工业成为五十年代经济发展的瓶颈产业，再加上受斯大林“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和工业化理论的影响，遂将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突出的位置。如果说“一五”计划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尚是合理的，但是以后却将其固定化和突出到不恰当的位置。（3）它以外延型的粗放发展为主。外延型、粗放性的发展是指实现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是靠增加生产要素，即靠增加积累、增加生产资料和劳动力。这个特点是与上述两个特点密切相关的。象我国这样一个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经济落后大国，如果要求以很快的速度发展经济并且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就必然导致大批地建设新项目。平心而论，党和政府在强调外延发展的同时，也要求注意经济效益，并且在建国初期取得明显成效，但是在高指标的压力和高度集中体制的束缚下，以增加投入而不是提高效益来支撑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了。（4）以实现经济的自给自足为目标。建国初期，我国曾制定和实行了“内外交流”政策，与苏联和东欧开展了经济技术交流，但是由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影响（拒绝外国直接投资），随着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逐步搞掉了国内的原有外资企业和新建的合资企业；同时，受“两个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和西方的经济封锁（我国与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基本相同，贸易互补性不大），我国经济建设遂走上“进口替代”和立足于自给自足的目标。
上述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如果仅从党和政府的主观认识方面寻找原因，显然是不科学的。五十年代的中国之所以形成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有其深刻的经济原因和社会背景的。首先，这种经济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与建国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特点分不开的。建国之初，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是积贫积弱的国民经济和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中国是一个有五亿人口的大国，按人口排世界第一，按国土面积排世界第三，但是按人均国民收入则位次很落后。1952年，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人均工业产品产量为：钢82公斤，煤724公斤，原油242公斤，电448千瓦／小时；而同期我国人均产量仅：钢2公斤，煤115公斤，原油0.8公斤，电13千瓦／小时[①a]。我国不仅经济落后，现代工业所占比重很低，而且重工业尤其落后，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壶茶碗，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②a]这种与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落后状况，是导致新中国选择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的基本原因。第二，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还与苏联的榜样作用有很大关系。我们知道，中国民主革命的成功，是学习苏联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同样，我国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实现工业化问题上，也与苏联当时的情况相似，如不能靠对外侵略和掠夺来积聚工业化资金，面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在1955年苏联国内问题“揭盖子”以前，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赶超战略的成功典范，并为第二次世界大战苏联的胜利所证明，受到世界瞩目，这对于同是共产党领导的、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同样要实施赶超战略的中国来说，苏联经验具有太大的吸引力了。在经济建设方面向苏联学习，走苏联创造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是建国初期党和政府坚定不疑的信念和政策。第三，这种发展战略的形成，与当时的国际环境也有一定关系。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被迫卷入战争，由此导致中美两国的直接对抗和来自西方的威胁（1840年以来这种威胁几乎没有停止过）。这种国际环境和历史教训都迫使中国必须加强国防力量，而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尽快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则是加强国防力量、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经济措施。
以上情况说明，五十年代前半期我国的上述经济发展战略是与当时的国情和国际环境分不开的。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从大的方面讲，其作用有以下两点：（1）改善了我国的产业结构，加强了过于薄弱的重工业，建立起一些新兴产业，缩短了与发达国家之间工业技术的差距。到1957年底，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已由1949年的26.4%上升为45%。（2）提高了经济发展速度。1949年至1952年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战后世界经济恢复的奇迹；1953年至1957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以高速度增长，工农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8%，其中重工业产值年均增长25.4%。
二、1956年发展战略转轨的设想及搁浅
1956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个年头，此时的国内经济状况和国际环境都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提供了必要性和可能性。从国内经济发展状况来看，第一，经过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一五”计划的建设，我国已经（一些项目正在建设）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建立了一批现代化的大型骨干企业，许多工业部门从无到有，独立的工业经济体系已具雏形。第二，“一五”计划期间的社会投资向重工业过度倾斜，虽然在当时是必要的，保证了工业的高速增长，但是也导致了工业增长速度与农业增长速度之间的矛盾。建国初期的6年里，我国农业的恢复发展速度不仅与同等发展水平国家相比很快，而且与发达国家的农业相比速度也是比较快的。但是即使如此，由于人口众多和工业原料的60%以上来自农业，农业剩余的有限已经成为阻碍工业高速增长的瓶颈，要使农业的增长与工业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相适应，就必须增加农业的投入。第三，由于追求经济发展的高速度，在经济体制方面已经形成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基本单一的公有制和行政计划管理），这种体制本身就是上述发展战略的产物，它反过来又会自发地按上述发展战略去调控经济，因此就要求政府必须有意识地改变发展战略以矫正体制偏差。从国际环境来看，1955年的万隆会议标志着我国已经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孤立封锁，与苏联的关系也更密切（斯大林逝世以后，继任的赫鲁晓夫希望得到中国的支持），国际环境已趋缓和。另外，苏联开展的非斯大林化运动也比较充分地暴露了斯大林工业化模式的弊病（这在过去被掩盖），消除了中国人对苏联经济建设模式的迷信。在这种背景下，我国已经具备了发展战略转轨的必要性和基本条件。
1956年中共“八大”前后，在上述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即开始探索发展战略的转轨问题（尽管当时没有用“发展战略”这个概念）。1956年4月，毛泽东在著名的《论十大关系》报告中对农轻重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积累与消费的关系，都作了专门论述，关于重工业与农业、轻工业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帐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的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我们现在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关于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的关系，实质上也是发展的外延与内涵的关系，毛泽东认为：“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现在，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①b]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又专门论述了工业化道路问题，关于农轻重的关系，毛泽东提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地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①c]
根据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的调查研究，在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上，周恩来在代表中央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即提出：第一，应该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第二，应该使重点建设和全面安排相结合，以便使国民经济各部门能够按比例地发展。第三，应该增加后备力量，健全物资储备制度。第四，应该正确地处理经济与财政的关系，即积累和消费的关系。因此，在投资分配方面，工业投资在投资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58.2%提高到60%左右，其中轻工业的投资比重比一五计划的11.2%（占工业投资）将有所提高；农业投资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将由一五计划的7.6%提高到10%左右。二五计划仍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努力建设工业中薄弱和缺乏的门类，争取在1962年国内经济建设所需要的机器设备70%左右能够自给。同时，由于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对“二五”计划期间的经济增长指标则订得偏高，工农业总产值五年内将增长75%左右，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一倍左右，农业总产值增长35%左右。另外，周恩来还特别指出，由于国际形势趋于缓和，我们应该扩大对外经济交流。
可以说，在1956年至1957年拟定“二五”计划时，中共中央虽然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仍然是薄弱环节）和高速增长战略，但是已经注意调整农轻重的发展关系和外延增长与内涵增长的关系。可惜的是，1958年的“大跃进”却完全打断了上述思路和计划，把依靠高投入追求高速度的外延型增长推到了极端（比例极端失调，经营极为粗放，效益极其低下）。三年经济调整以后，由于对战争可能性的估计过于严重，更加强调备战，同时，经济发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速度也较强烈地刺激着国家领导人，因此追求高速度始终是主要的目标，由于体制造成的经济效益低下，高速度不得不靠高投入来维持（而高投入就必须过度优先发展重工业）。再加上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拒绝吸引利用外资。结果发展战略在1958年至1978年间陷入背离国情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境地。
三、1979年以后的自发转轨和自觉转轨
从1976年10月份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两年时间里，除了闭关自守有所克服外，原有经济发展战略的其他基本点并无多少变化，经济工作中推行的“新的冒进”政策则体现了这种发展战略，它加重了国民经济重大比例的失调程度，高达36.5%积累率影响了人民生活的改善。20年来传统发展战略造成的社会经济失衡至此再也难以继续下去了。这就为“三中全会”以后的发展战略转轨提供了客观要求和社会压力。
1979年3月1日，国务院决定提高18种主要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幅度为24.8%。初步改变了过去挖农民“过苦”以维持工业增长的政策。同年4月，经过年初以来的酝酿，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经济问题，针对前两年的“冒进”和国民经济的重大比例严重失调，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重点是调整比例关系。调整的原则为：第一，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第二，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第三，重工业中突出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筑材料工业；第五，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第六，引进要循序渐进，前后衔接，步子不能太急；第七，要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主要途径是扩大出口；第八，切实做到在发展生产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第九，在保持物价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对某些不合理的价格作必要的调整。调整后的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农业增长速度由5—6%降为4%，工业增长速度由10—12%降为8%，其中轻工业增长8.3%，重工业增长7.6%，主要是降低了重工业增长指标。国家直接安排的基本建设投资也由457亿元降为360亿元，500多个计划外的大中项目停缓建。1980年，根据“八字”方针，对农轻重比例、积累与消费比例继续调整。1980年，全国农副产品收购价格总指数在1979年提高22.1%的基础上，又提高7.1%，而国家的农业生产资料销售价格在两年里则有计划地下降了10—15%，两年里，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财政支出为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在了农业。至于轻工业，1980年在基本建设投资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8%上升为9.1%，国家在外汇紧张的情况下，拨出25亿美元进口轻纺原料，还增加3亿美元的贷款，支持轻工业挖潜革新。在积累与消费关系方面，1980年国家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由1979年的397亿元继续压缩到300亿元，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大幅度提高，1980年比1978年提高24%（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5%），是建国以来增长幅度最大的年份。
经过经济调整和改革实践，特别是对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党对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与认识已经由自发的政策性的上升为自觉的和理论的高度。1981年12月，赵紫阳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论述了今后经济建设的方针。报告提出：要切实改变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一套老的作法”，“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今后，我们考虑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把根本出发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围绕这一点，报告提出了十条经济建设方针，其主要内容为：（1）依靠政策和科学，加强农业的发展；（2）把消费品工业的发展放到重要地位，进一步调整重工业的服务方向；（3）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强能源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建设；（4）有重点有步骤地进行技术改造，充分发挥现有企业的作用；（5）分批进行企业的全面整顿和必要改组；（6）讲究生财、聚财、用财之道，增加和节省建设资金；（7）坚持对外开放政策，增强我国自力更生的能力；（8）积极稳妥地改革经济体制，充分有效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9）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水平，大力组织科研攻关；（10）从一切为人民的思想出发，统筹安排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报告还说，“这些方针之所以到今天才能比较系统地、具体地提出，而不能提得更早些，是因为过去我们的实践还不够。”[①d]十条建设方针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已经从理论上和总体上开始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二届全国代表大会重申了上述经济建设方针，同时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又要求应注意以下四点：（1）必须在改善人民生活的同时，集中资金进行重点建设；（2）在坚持国营经济主导地位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3）通过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家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4）在自力更生，不损害民族利益的基础上扩大对外经济技术交流。
上述发展战略的转轨在同时制定的“六五”计划中得到体现。“六五”计划规定：在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80年增长21.7%，平均每年增长4%，其中农业平均每年增长4%，工业平均每年增长4%，重工业平均每年只增长3%。为了向内涵型增长转变，五年内技术改造投资计划为1300亿元，占固定资产的投资比例达到32%，比过去28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6个百分点。其重点是节约能源和原材料，改进产品结构，提高产品性能和质量，增加社会急需而又短缺的某些产品的生产能力。《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报告》还提出了全面实现该计划的如下措施：（1）严格控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总规模，切实保证重点建设和企业技术改造按计划完成。（2）坚决调整和全面整顿现有企业，努力提高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3）积极推进技术进步，充分发挥科学技术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4）积极稳妥地加快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六五计划的执行结果比预料的要好，不仅经济增长大大超过了计划，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1%，其中农业总产值为8.1%，工业总产值为12%，而且发展比例协调，经济效益较好，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五年。
但是，由于中国工业化历史形成的如下不利特点：一是经济发展极端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二是广大就业人口仍然滞留在第一产业。上述两个特点决定了中国经济在农业大量剩余劳动力没有基本完成转移前，难免要走上外延型扩张道路，而经济改革导致的中央和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弱化，则为非国有经济的外延型猛烈扩张创造了条件，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和占据半壁河山，就是最好的说明。再加上国际竞争的压力（迫使政府不得不重视经济增长速度），因此，从速度型、外延型发展战略向效益型、内涵型发展战略的转轨并没完成，工作仍很艰巨。
四、发展战略转轨至今没有完成的问题及其原因
从1981年底我国正式提出发展战略转轨至今，已经过去了14年。在这14年里，除“六五”计划期间，因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大幅度提高，使经济高速增长主要依赖于效益外，1986年以后的经济增长则主要依靠高投入推动的，这主要表现在：一是农村的主要剩余基本投入非农产业，乡镇企业数量和产值迅猛增长，到90年代初已占据全国工业的半壁河山；二是大量引进外资，到1994年底，“三资”企业已达20余万家，直接利用外资957亿美元，按目前汇价折合人民币8000余亿元，若加上外债，数额就更大了；三是政府投资，尤其是预算外投资大幅度增长。前不久，政府又将国家银行对部分国有企业的贷款1000余亿转为投资。这种主要靠投入支持的外延型经济增长，如果说在80年代主要表现为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即以轻工业的迅速发展为特征；那么在“八五”期间，则主要表现为投资带动经济增长，即在绝大部分消费品市场相对饱和的情况下，大量投资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房地产业、高技术产业等。发展战略由数量型向效益型、亦即由外延型向内涵型的转变，并没有完成。目前我国的经济状况，依然是能耗高，效益低，以高投入支持高增长，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工业技术状况：我国工业技术还存在许多问题，主要表现为工业产值增长中，技术进步成分较低，消耗较高；企业技术装备水平差异较大；工业产品技术含量低，国际竞争力差。据统计，1978年至1992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额中，只有30%是依靠科技进步取得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距离；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的能耗比日本高3倍，比印度也高一倍。就企业来看，达到8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只占企业总数的20%，属于国内先进水平的也只有21.8%，其余的仍处于六、七十年代水平，一些企业还用着四、五十年代，甚至三十年代的设备。我国每年能开发新产品六万余项，据对上报的国家级新产品分析，能达到国际水平和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2.5%左右，在出口产品中，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仅占25%，高科技产品只占出口产品总量的5%，这与发达国家40%左右相比，差距甚大。
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企业技术经营机制尚未形成，需求不足，科研结构不合理，供给与需求脱节。我国现有科研人员近百万人，每年可产生两万多项科技成果，但具有一定应用面的转化率仅为20%左右。目前，大中型企业中有40%的企业未从事技术开发活动，从事技术开发的工程技术人员只占工程技术人员总数的20%左右，大大低于发达国家50%—60%的比重。新产品的开发真正属于购买专利、靠自身实力开发的，从总量上看不足20%，大多数新产品都是靠相互仿制生产的，形成一家开发，多家仿制和假冒。（2）重引进，轻消化，我国技术引进规模不小，但是以引进硬件设备为主，软件引进少，在软件引进中，又是重专利技术，轻专有技术。（3）科技开发投入不足，工业技术进步缺乏宏观调控。研究开发经费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是一个国家先进、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志之一。在发达国家，这个指标已达到2.5%—3%，而我国最高年份为0.72%。发达国家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三者的经费分配比例一般为1∶1.6∶4.8，而在开发经费中，有一半以上最终由企业支配。而我国三大研究经费中，长期分配不科学，独立科研院所和高校占了科研经费的绝大部分，其中又有五分之二被各种各样的人头费、管理费等事业性开支“吃掉”了。
2、从乡镇企业的效益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村工业获得飞速发展，是支撑十余年来我国工业高速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1993年，全国农村工业的总产值已达到22100亿元，产值超千万元的企业已达1.9万多家，从业人员已达一亿。农村工业已占据我国工业的半壁河山。农村工业的发展，固然加快了我国工业化的步伐，但是在传统产业层面上仍存在过度竞争问题（即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太慢，劳动密集型产业未能即时萎缩让位给农村，造成城乡工业在同一层面上扩张和激烈竞争）。第二，农村工业布局过于分散，工业化与城市化脱节，造成资源浪费，难以实现集约生产和规模效益。由于受“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发展思路和投资主体的限制，乡镇企业的布局过于分散，造成能源、交通、专业分工和协作等许多方面的浪费和不方便。据有关资料统计，1992年，在2079万个乡镇企业中，92%分布在自然村，7%在建制镇，1%位于县城[①e]。第三，农村工业化极不平衡，东西部差距较大，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低水平、靠投入来实现经济扩张的阶段。
3、国有企业体制转轨没有完成，遇到不少困难，许多企业经济效益不高。以国有企业最为集中的辽宁省为例，1994年对全省1357户国有大中型企业综合测评（企业的获利、偿债、营运、发展能力）结果，好的和比较好的441户，占32.5%；居中的670户，占49.4%；资不抵债、积重难返的246户，占18.1%。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资产负债率达77.7%，亏损户为538户，亏损面近40%，亏损额38.6亿元，资金利税率仅为8.34%，低于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进入1995年仍未见好转，一季度实现利税比去年同期下降51.8%，盈亏相抵后，净亏损6.72亿元，亏损面为64.26%。地方国有企业效益亦不好，1994年亏损面为41%，亏损额20亿元。除了少部分企业步入良性循环，经营正常，有发展后劲外，相当多的企业仍然步履维艰，困难重重。存在的主要问题为：（1）结构性矛盾突出，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1994年，全省国有大中型企业产品畅销的约占25%，平销的约占45%，滞销的约占30%。因此，当前亏损、停产的状况相当严重。（2）相互拖欠严重，资金极为困难。1994年末统计，全省相互拖欠810亿元，其中人欠496亿元，欠人314亿元。而且这种债务链有日趋扩大之势。另外，国有企业的债务负担也过于沉重。1994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债务高达256.97亿元，其中全省累计亏损挂帐75.32亿元，待处理财产损失43.8亿元，长期借款逾期未还82.8亿元。据省工商银行反映，1994年企业拖欠银行利息30亿元，造成银行亏损3亿元。（3）企业的历史包袱沉重。由于该省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厂较早（基本上都是解放前和五、六十年代建设的），离退休人员较多，目前已达到两个在岗职工养一个离退休人员。同时企业内部的富余人员也很多，“隐性失业”十分严重。另外，由于历史原因，该省国有大中型企业绝大多数又都是生产和社会合一的经济组织，企业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社会公用事业，使企业每年有近四分之一的管理费用于这方面开支。三是设备普遍老化，有些企业资源枯竭。由于过去设备折旧率过低和上交统一使用，使得企业设备的更新换代过于缓慢。在企业现有设备中，三、四十年代水平的占10%，五、六十年代水平的占30%，重点企业的主要设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仅占7.2%，比全国平均水平低6个百分点，应淘汰设备占30—50%左右。（4）企业管理粗放，损失浪费严重，产品质量低，成本高[①f]。
4、经营管理粗放，资源浪费严重。目前我国工业还没有摆脱粗放型发展模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高速增长仍然是建立在高投入、不断铺新摊子的基础上，靠高消耗换取高速度。目前，我国单位国民生产总值能耗比美国高两倍，比日本高三倍，比印度也高一倍；投资层次低而又盲目布点，趋同的地区产业结构不能适应市场发展变化，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塑料制品等的生产能力闲置了一半，纺织、机床等一般机械也出现低水平过剩。（2）企业组织机构不合理，小而散，专业化程度低，规模经济差。目前，占全国煤炭产量40%的地方乡镇煤矿有8万多个，其中50%属于无证开采，相当数量的小煤矿乱采滥挖，平均回采率只有15%，资源浪费极为严重；我国的水泥产量已突破亿吨，居世界第一，但是绝大多数生产企业规模小、技术落后、消耗高，平均生产能力只有5万吨，大中型企业占总产量的比重不到13%，80年代水泥产量增长两倍，而平均标号却由448号下降到444号；代表制造业水平的机械工业，通用零部件和基础专业化程度不到30%，比工业化国家低60个百分点，主要产品只有三分之一达到国外七、八十年代水平；具有明显经济规模要求的汽车工业，140万辆汽车产量却分散在126家汽车厂生产，而提供零部件的生产厂竟多达2400家，载重车只有东风和解放集团的产量达到经济规模。（3）受资源条件制约，经济波动频繁，波动幅度大，呈现出明显的资源约束型特征。（4）设备陈旧，技术水平低，产品质量低。我国虽然已形成了门类齐全、规模可观的产业体系，但是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方面与国外发达国家差距很大。高新技术产品份额小，其产值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3%，而工业化国家一般占10%以上[②f]。
从1978年底的三中全会算起，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进行了17年，其间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是，从1984年就提出的实现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变，直到今天仍未完成，正如江泽民主席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所说：“这一思想，早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已明确提出，虽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效果还不明显。其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最主要是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问题。”[③f]关于原因问题，我认为除了江泽民主席所说的两个主要原因外，还有以下两个重要原因不容忽视：
第一，这十几年，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的中级阶段，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要求使外延型经济增长方式不可避免。1978年，我国人均国民收入仅315元人民币，在20多年的高积累率（1978年的积累率仍为36.5%）的影响下，生活消费品短缺，人民生活水平很低。1978年，全国消费总额仅1888亿元人民币，城乡储蓄存款总额为210.6亿元，人均消费水平为175元，其中农民仅为132元；在吃的方面，人均消费粮食195.5公斤、食用植物油1.6公斤、猪肉7.7公斤；在穿的方面人均消费布8米；在居住方面，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为3.6平方米；在行方面，每百人拥有自行车7.7辆，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车辆3.3辆；在用的方面，人均购买日用消费品28.8元，每百人拥有收音机7.8台，电视机0.3台[①g]。在城乡人口及就业结构方面，1978年，全国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84.2%，农业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总数的85.5%，8亿多人从事农业，而农业的国民收入仅为986亿元，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32.75%。农业人口的绝对过剩和收入过低，使农民具有强烈的向非农产业转移要求。另外，从能源、交通、钢材、机械、水泥、化工等重工业来说，虽然过去的30年里基本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但是人均产量则仍然太低，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上述三个因素导致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增长不可避免地采用以增加投入为手段、以产值增长为目标的外延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国际环境的压力。我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几十年我们曾以此自豪，并以为将很快实现工业化，赶上和超过西方发达国家。但是1978年我们打开大门以后，才发现经过20年的折腾，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更受刺激的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周边地区和国家，如香港、台湾、南朝鲜、新加坡等，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进入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行列。这些地区和国家，或者与我们同文同种，属于中国的组成部分；或者受汉文化影响较深，与中国联系较多。这样，就提出了社会主义到底有没有优越性的问题，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以后，因此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就增加了党和政府的压力，尽快把经济搞上去，用各种方式增加投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党和政府的首选目标。
注释：
①a 国家统计局编：《奋进的四十年》，第470页。中国统计出版社1989年7月出版。
②a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
①b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69—270页。
①c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0页。
①d 《人民日报》，1981年12月14日。
①e 梁韬：《中国城乡工业协调发展问题研究》，《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①f 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搞好国有经济，带动老基地振兴》，《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②f 刘铁男：《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增长质量，实现中国工业发展的战略转变》，《中国工业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
③f 《人民日报》1995年10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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