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民国时期的人口素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国时期论文,人口素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口质量是人本身具有的认识改造世界的条件和能力。它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人口的身体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则是构成人口质量的主要内容。人口质量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范畴，而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的历史范畴。民国时期我国人口素质的状况也恰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
⒈从生理学角度看，人的肉体的各种繁多的特殊矛盾（如人的骨骼构成，物质合成和分解，蛋白质与核酸变化等），决定了人的生物属性，构成了人的身体素质，其中主要是指发育是否健全，智力是否完好，体质的强弱等。人口身体素质是可以测定和比较的，一般常用的可比性指标有：平均身高、体重、胸围；相对的平均体力；遗传病患者占总人口的比重；传染病患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死亡率；平均寿命等等。
民国时期，一些有关部门及人口学者，曾对我国人口素质状况作过调查和统计，尽管用今天的标准衡量远不够精确、系统，但毕竟聊胜于无，可以从中窥出一现端倪。
人口学者许仕廉对东西民族人口的体质作过比较调查，“论重量，西人二十至四十岁，每人平均身重百四十磅，而华人同年龄每人平均重量百十五磅而弱。论高度，美人平均英尺五·八，而华人五·三。论血肉之成分和血色之浓淡，白人每百人中六十人以上，其血色浓旺超过九十以上；而华人则百人中不及一半，”〔1〕
如果说许氏的调查尚嫌粗疏，因为东西民族人种的自然差别必然要在身高、体重这些指标中有所反映，那么下面的调查则说明了某些实质问题。1945年上半年，中国儿童保健会在重庆市24所小学对9944名学生作了体格检查，其营养优良者为641人，占6.4%；营养一般者为5506人，占55.3%；营养不良者为3799人，占38.2%；其中患贫血病者共91人，占0.9%〔2〕另据教育部编1932年度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体格检查结果，发现学生28369人中，发育完全者为11943人，占总数的47.2%；而发育不完全者计13361人，占52.8%；营养完善者计11069人，占47.7%；而营养不良者计12288人，占52.6%。〔3〕由于营养状况直接影响到人的身体素质发展，因此当时东西民族人口在体重、身高诸方面的差别，不仅有人种方面、生理方面的差别，物质生活的差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贫困的生活条件必然导致人口身体素质发展上的缺陷，旧中国人口健康水平普遍低下。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部在重庆市举行学生健康比赛，参加比赛检查的初中及高小学生计5031人，经审查结果，认为完全健康者仅91人。据某军事学校数年来投考生的体格检查统计，列甲等者不足1/10，而列丙丁两等者占3/5。〔4〕
发病率，特别是传染病的发病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人口身体素质的重要数据。经济发达，人口身体素质较好的国家发病率及传染病发病率往往低于经济穷困和身体素质较差的国家。民国时期，由于缺少发病率调查和统计，一些学者只能通过对全国各地医院就诊人数的调查和分析作出推断，估计全国每77—100人中有病人一人。 事实上这种推断准确性不高，按美国1908年统计，每28人中有一病人，这并不能表示美国的发病率高于中国。但却反映了一个问题，正说明中国医疗条件的落后，病人往往得不到及时治疗，导致疾病的流行和死亡率的增高。
根据目前发展趋势，传染病在发达国家一般不超过2%， 在发展中国家一般在20%左右，然而在旧中国，由于缺医少药，营养不良，许多传染性疾病非常流行，成为我国当时人口死亡的一个主要原因。据1934年全国人口死亡原因分析，在十位死亡原因中，各种传染病死亡者占61.5%，而衰老及中风死亡者，均居后列。〔5〕
大 学 中
学 小 学 私 塾 文 盲
2.19% 12.18% 30.72% 11.17% 43.74%
男2.91% 14.81% 30.72% 15.36% 30.86%
女1.27%
8.68% 23.77% 5.68% 60.64%
由于当时人口死因中各种致死疾病多为一般疾病，反映了中国人口身体素质的差劣。据金陵大学1936年对17个省的5499名已逝男女调查材料计算，当时男女的平均寿命均为34岁。〔6〕而有资料载明， 美国当时人口平均寿命男子为55.55岁，女性为57.52岁，英国男为55.62 岁，女为61.90岁，瑞典男为54.48岁，女为57.50岁。〔7〕故有人评论世界大民族中人寿之短，以中国为最。而人民死亡率，亦以中国为最高。 〔8〕
解放前，中国人口的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相伴而行，从1912年到1944年期间，中国人口由409,614,000人增加到549,066,000人〔9〕，从1949年到1986年，也是30多年，中国人口则增加4亿多，达1,057,210,000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死亡率大幅度下降。1949年，我国人口的死亡率为20‰，而解放后人口死亡率的最高年份1954年也仅为13.18‰，1965年以后更降为10‰以下。〔10〕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民国时期兵连祸接，但人口总数除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开始两个时期有短时间下降外，仍处于缓慢上升状态。可见，战争并不是造成该时期人口高死亡率的唯一原因，而饥饿、贫困、疾病无疑也是导致人口早夭的重要因素，也反映了我国人口的整体身体素质处于一个非常不良的状态。
⒉人口的文化素质是人口素质的核心，因为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其思想道德境界，改造自然的能力及其它一些与人口质量有关的因素也会带动起来。人口的文化素质是指人口群体所具有的文化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等。通过一定的指标和数据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人口文化素质的水平，如人口文化水平的构成，各级各类学校的发展数，受高等教育者占总人口的比重、文盲率等等。
毫无疑问，教育事业的发展水平是和人口的文化素质水平紧密联系的。自清末兴办新学以来，民国期间，我国的教育事业虽然有所发展，但不如人意之处甚多，不堪足夸。这首先表现在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的极度落后，有文化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0%（有文化人口是指15周岁及15周岁以上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这部分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重要标志，而文盲、半文盲人口却占80%，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自然要归咎普及教育开展得不够。根据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1930年提供给国联教育调查团的材料，中国的入学人数，仅相当于学龄儿童内总人数的9.36%，而美国的入学人数却占学龄儿童总人数的74.14%。美国的小学生人数为15,791,135人，等于全国总人口的14.93%，等于在学龄期内总人口的78.98%。在1924—1925年，英国93%适龄入学人口进入学校，而中国在1930年实际仅有小学生8,839,434人，等于全国总人口的2.37%，等于在学龄期内总人口的12.54%，〔11〕与欧美诸国相差甚远。
民国时期中等教育事业发展颇为迅速，1912年，全国中等学校数为832所，学生98，045人，1928年增加到1339所，274,811人，到1936 年已达3264所，614,046人。然而， 虽然这部分人口在绝对数上有相当提高，但在总人口比重中同西方国家相比仍不可同日而语。在同时期比较中，中国在校普通中学生仅占总人口0.084%，英国则占1.66%， 美国占4.24%，法国占0.45%，德国占1.34%，意大利占0.46%，苏联占1.25%。〔12〕
高等教育状况也让人难以乐观，因为受高等教育者在总人口中的比重是衡量人口文化素质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尽管南京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相当重视，新办了一系列高等学府。1920年全国大学总计11所，到1930年增加到59所。抗战前夕，专科以上高等学校已达108所， “然以本时期中吾国高等教育与欧美各国之高等教育相较，则犹瞠乎其后。以学生人数论，民国二十五年度，吾国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计41,922名。而是年英国本部，有大学及专科学生53,328名，意大利有55958， 德意志有83,727，法兰西有82,218（1935年），美国有12,5000名。各国专科以上学校之学生数，均超过于吾国专科以上学校之学生数。倘以人口之比例计算，则益吾国大学学生数量之稀少……教育落后尚多。”〔13〕更有甚者，在当时我国人口文化素质总体水平非常落后的情况下，其文化素质的结构也极不合理，发展也不平衡。第一，在受高等教育专门人才构成方面，表现为文理科的畸型反差。由于近代中国生产力的极端落后，科技和工商实业发展甚缓，实科的学生学成后往往无用武之地，谋生不易。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官僚、行政队伍的宠大，用人甚多，再加上传统文化的雄厚基础和影响，因此学文科者众多。有人评价：“在这个时期高等教育的扩张，并且是一种畸型的扩张，文法等科增加得特别多。”〔14〕据民十九年度统计，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学生4万余人，就中文科（指文、法、商、教育、艺术等科而言）学生与实科（指工、农、医、理等科而言）学生之比约略为三与一之比。南京国民政府为此曾采取措施，1932年4 月，教育部通令：除边远省区外，不得再设文法专科以上学校，并限制各大专学院文法科招生数额。因此，这一现象以后虽略在改观，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第二，在劳动者文化素质构成方面，则呈现为普遍低下的状态。由于密集型手工生产方式仍占绝对主导地位，因此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培养比较漠视。我国职业教育的不发达状况即说明了此点，当时中国在校接受职业教育学生仅占总人口的0.084‰，英国则占24.6‰，美国占10.3‰，法国占5.7‰，德国占42.1‰，意大利占2.6‰，苏联占9.5‰。〔15〕由于劳动者文化素质的低下，因此在生产过程中，只能靠传统的生产或经营经验，采用落后于现代水平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致使劳动生产率受到了劳动者文化素质水平的限制难以有大幅度的提高。此外，城乡之间、男女之间、地区之间人口文化素质也存在着较大差别。1947年，北京市的文盲率占总人数的43.05%，南京市为47.36%，而安徽等10个省同年文盲率统计为72.21%。从普遍情况看，其中女性人口文盲率又比男性高一倍。兹见1947年南京、上海、北平、青岛、西安、汉口六市6岁以上人口教育程度调查表〔16〕：
由上表可知当时女子教育的落后，女性人口文盲率比男子高一倍左右。在有文化人口中，女性人口明显低于男性人口，而且受教育程度愈高，女性人口比例愈小，受过高等教育女性比男性差一倍以上。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女性人口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甚至对下一代的人口素质也会产生不良影响。再有我国文化人口的分布也不平衡，旧中国高校主要设在都市及东南一带城市。抗战爆发前夕，我国108 所专科以上学校，仅北平、上海、广州、南京四市就有52所。几占总数一半，西北陕、甘、新疆各省仅有3所，热、察、绥、青海、西康、宁夏、 蒙古等省区均为空白，致使文化素质较高的人口分布偏侷，造成城乡差别、地区差别的扩大和文化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⒊人口的思想道德素质属于人口的社会属性，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对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的衡量的标准是不尽相同的。它一般是指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表明人口群体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地区所处客观环境对社会法规、社会习俗的适应程度。尽管对道德素质的衡量迄今无统一标准，但有些共识的因素应成为衡量道德水平的重要条件。如对社会公德的遵守程度，人们长期认可的良好品质与操行，刑事犯罪率等等。
中华民族有着优良的传统道德，譬如爱好和平、勤劳勇敢、急公好义等等。正是这些构成了民族的“脊梁”。但也无庸讳言，有些传统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已不符合近现代形势的需要。关于我国国民性的讨论，民国时期一直是个热门话题。鲁迅、胡适、蔡元培、林语堂等诸多名家以及各界人士多有论及，所涉范围也极广，此处恕不赘言。仅就当时普遍存在的一些社会道德问题，如烟毒、娼妓泛滥之现象略作探析，以求窥斑见豹之效。
鸦片泛滥一直是民国时期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在20年代末，中国的烟土生产量已达15,000吨/年，〔17〕这也反映了中国吸食人数的广泛普遍。吸食鸦片已成为一种时尚，甚至成了招待宾客亲朋好友的物品，不仅影响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也损坏了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和形象。
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看出烟毒泛滥的程度在民国时期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1930—1931年，南京市查获的烟犯达4080人，青岛市为894人，北平市为1510人。而其中半数以上均为青壮年，这与清代缙绅富商及下层吏役吸食者相比，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更大。因吸毒而引发刑事案件的例子也屡见不鲜，据1938年15省98法院报告刑事犯的状况，其所犯罪名，以吸食鸦片为最，其中男犯为25055人，女犯为2380人， 高居刑事犯罪率之首。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社会风气和社会治安。
娼妓问题当时也十分严重，“据社会学家调查，世界各大都市娼妓占全市人数的比例，以北京、上海为最高。譬如北京一城民国八年的调查，每二十一女人中，必有一位娼妓。”〔18〕这一数字固然有所夸张，但仅根据零星材料估计，20年代末，“上海有娼妓6—7万人，南京约有3000余人，北平有2000余人，汉口将近2000人，其他大小都市各约1000左右，这个数字虽异常粗略和极不完全，但已足惊人了”。而且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恶化，“娼妓数字必然是大大地超过数年前或一二年前那种统计数字”。〔19〕
如此众多的娼妓人数，给社会造成的危害是可以想象的，它不仅影响了社会风气和道德水平，而且影响了人的身体素质。曾有人对南京、苏州、上海三市妓女身体状况作过调查，其中带梅毒菌者达48.9%。〔20〕据1933年全国20县市16医院各种医病就诊状况反映，性病已成为17种常见病中之一种。〔21〕这个现象无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世风的衰败。孙中山曾一再对中国现有的人口道德状况提出批评，强调要“修身”，即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但终整个民国时期，由于政治继续腐败，社会依然动荡，在历届反动政府统治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未见有大的提高，烟毒、娼妓等问题已成为社会痼症而难以解决，从而影响了整个民族的人口质量。
民国时期人口素质的状况曾引起人们广泛忧虑。一些人口学者在探讨其原因时，因为受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影响，根据所谓“土地肥力递减规律”进行推论，多将社会问题归咎于我国人口发展过度。“但今日的政治不良、社会腐败、战争、盗匪、失业、瘟疫、饥荒、水灾等等，确是人口过密、生存竞争过烈的现象。”〔22〕在这里，他们明显有为政治推诿责任之嫌。事实上，当时种种社会问题，包括人口质量问题，不能仅仅归结于人口压力一说，而有着更为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因素。
人口素质，总是受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所制约。它虽然有作为身体素质的自然属性和文化素质、思想道德素质的社会属性两个方面，但人口素质的本质特征是社会属性。人口素质作为现实的生产力，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的。作为人口总体的人口素质，是由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的，取决于已经获得的生产力。从民国时期我国人口素质发展过程看，它明显受到了上述方面的制约和阻碍。
首先，社会政治的腐败影响了人口素质的发展。从1912—1949年这段历史时期，历届北洋或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其腐朽状况是不言而喻的。腐败造成了整个社会的乌烟瘴气，死气沉沉。统治阶级沉湎于酒池肉林、征歌逐色之中，吸毒、嫖娼等社会恶习的猖獗也与他们身体力行有关。以娼妓这一社会问题论，北京妓女集中地八大胡同的兴衰竟随政潮起伏而波动。〔23〕根据调查，“1929年北平的娼妓较之1919年是减少，减少的原因，由于首都南迁。〔24〕，这种现象颇能反映官僚队伍的腐败。更为惊心的是，这种行为在当时并不为社会所摒弃，相反视为“雅事”而赏心玩味，从而波及于整个社会风气的转移。
再以吸食鸦片而论，尽管禁令迭出，所谓的禁烟运动也多次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但即总不见效，严重影响了国人的身体素质。其最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当时的社会形势给予鸦片泛滥一个适宜的条件和土壤。由于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军阀割据的局面，各地军阀为取得军需而拥兵自重，无不鼓励农民种植罂粟，即就南京国民政府最高统治者蒋介石而言，在30年代前期“围剿”红军时，就筹设银行从事鸦片走私，后来又专门指定其御用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垄断经营“特税”（即鸦片）业务，造成了烟毒的公开泛滥。由是观之，社会政治的腐败，给中国人口质量造成的损害是多方面的，不仅阻碍了身体素质的发展，而且对其文化素质、道德素质也不无影响。
其次，经济的落后和生活的贫因化也是阻碍我国人口素质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程度，是人民生活水平、食物构成的基础，它直接关系到人的身体素质。解效前，我国大多数人口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维持温饱已属不易，更无力去重视加强营养及膳食构成等等了。曾有人对我国人口食物构成情况作过分析：多以禾谷类为主食品，蔬菜等为副食品，作为人的生命基础的蛋白质普遍缺乏，而且90%来自于植物性食品。〔25〕再以1947年中央大学学生伙食为例，经月来“看不见一滴油，吃不到一片菜”，即以“面带菜色、骨瘦如柴”已难以形容之赢弱。人体不可缺少的热量每天只能摄入1859.2大卡（最低量为2584大卡），而且这些热量的65%又耒自主食中，副食品太少，影响了食物的平衡性。根据计算，当时中大学生每人的伙食标准需提高一倍左右方能维持最低营养标准。由此可见，当时中国人身体素质的各项指标与西方民族相比差距甚大的原因，除人种方面的因素外，营养不足也是一个主要方面。这无疑是中国社会经济落后造成的。
经济落后、生活的贫困化也影响了人们的道德素质。人们在生活的煎迫下往往不得不挺而走险，或走向反抗政府的道路，而这些则往往被诬蔑为盗和匪。同样根据前文提及的15省98法院的报告，除贩毒案高居榜首外，盗窃案则紧随其后。所谓“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实则知荣辱”，人们的道德素质总是受当时的社会条件、生活条件所制约的。
文化素质的发展也是如此，大量的调查资料表明，整个民国时期，入不敷出，几乎是我国普通家庭司空见惯的现象。有人曾对苏州地区某乡100户农家作过调查，一年下来，每家平均收入为77元， 而平均支出则为140无，收支不敷达63元。〔26 〕而当时中国普通工人家庭的收入则低于美国16倍、日本3.3倍、印度2.4倍。〔27〕由于收入少，不得不将食品费用占去绝大部分而无力进行教育、智力、文化上的投资。
第三，传统的封建思想对中国人口素质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例如，从优生学角度看，近亲结婚将影响人们的生育能力，导致后代遗传疾病和畸型增多，死亡率较高。但是，在旧中国传统社会，由于人们对家族观念的重视，为了加强家族内部的联系纽带，近亲婚配仍是极为普遍的现家。因此，在我国人口比例中，各种先天性缺陷及智力障碍者为数不小。“克卜氏在广东乡村的调查，残废人数，即占百分之四点三。依德尔迈教授的中国全国小学校教育测量，全国小学校学生，至少有百分之四十其智力不及常格。”〔28〕上述数字虽不尽准确，但毕竟反映了问题的某种严重性。
早婚对人体也有直接的损害，不利于身体的全面发育和健康成长，甚至也不利于下一代的生长发育。但是，在旧中国，早婚现象却十分普遍，一般青年男女多在20岁之前完婚。特别在中国农村地区，童养媳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国民党内政部人口局的统计以15岁为初婚年龄显然是考虑到中国这一实际情况。虽然早有人大声疾呼“早婚的弊病，在中国特甚”。但是在“重继嗣”等传统文化心理及其它经济原因支配下，早婚之风丝毫没有稍减之势。
另外，诸如生育率过高、子女教育的不发达等等社会现象也无一不有着深刻的传统文化根源和经济背景。上述所举者只不过大者，仍不免挂一漏万，但有一点尚可肯定，如若不改变当时腐朽的政治制度，生产力没有一个质的飞跃，传统的道德思想、价值观念没有一番扬弃，任何侈谈提高中国的人口质量又何不是缘木求鱼，一无所成。
注释：
〔1〕〔8〕〔18〕〔22〕〔28〕许仕廉：《民族主义下的人口问题》，《东方杂志》第23卷16号。
〔2〕《革命文献》第99辑，第162—163页。
〔3〕〔4〕〔7〕〔21〕孙本文：《现代中国社会问题》第2册第2 13、211、51—52、209页。
〔5〕南京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国人口问题之统计分析》，第84页。
〔6〕《中国人口素质》第14页。
〔9〕赵文林等《中国人口史》第480—482页。
〔10〕张克明、杨致恒：《中国人口经济思想史》第472页。
〔11〕〔27〕陈达：《人口问题》第22章。
〔12〕以上一系列数字见《革命文献》第57辑第36、108、146页。
〔13〕〔14〕〔15〕《革命文献》第56辑第39页、第55辑第71页、第57辑第146页。
〔16〕上述一系列数字系摘自南京国民政府人口局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17〕周宪文：《中国烟祸及其救济策》，《东方杂志》23卷20号。
〔19〕〔20〕〔24〕《中国妇女问题》第132、134—135、127页。
〔23〕胡朴安：《中华全国风俗志》下，第9页。
〔25〕叶维法：《国民营养改善论》，《东方杂志》第40卷23期。
〔26〕于治民：《十年内战期间中国农村金融状况》，《民国档案》199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