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考察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入手，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通过“国民”至“人民”的词汇概念的变迁，展示了毛泽东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者身份的转换的意义。
关键词 “人民” 概念 变迁 身份
“人民”概念是中国共产党理论体系中最为核心的基本概念，仅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有203次。通过对“人民”概念的变迁，可以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宗旨。毛泽东作为我党的缔造者之一，其“人民”概念的内涵变迁，更具有典范意义。当前学界在论述毛泽东“人民”概念时多集中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①主要论述有：蔡克文：《论毛泽东“人民”概念的形成及特点》，《党史文苑》2016年第20期；史坤坤：《毛泽东“人民”概念研究》，《北京党史》2013年第6期；侯竹青：《1921-1935年中共对“人民”概念的认知与定位》，《党的文献》2018年第3期。本文依托《毛泽东早期文稿》《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等文献，以考察毛泽东对“国民”“人民”等词汇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入手，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标识着毛泽东从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转换过程。
一、毛泽东学生时代(1912至1918年)对“国民”“人民”概念的应用
毛泽东从1902年起至1910年夏，先后在韶山南岸、关公桥、桥头湾、东茅塘等私塾断断续续习读传统经书，1910年下半年考入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后方才接触到宣传新思想的《万国公报》《格致汇编》《时务报》《新民丛报》等书刊。1911年春先后就读于长沙湘乡驻省中学堂、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1913年春考入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次年春合并到第一师范，直到1918年夏毕业。这一期间，毛泽东流传于世的文献为其阅读《新民丛报》第4号《新民说》后在“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的批语(1911年春)、②据任继昉考证推断，这段批语可能写于1911年春以前。任继昉编著：《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第1版，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商鞅徙木立信论》(1912年上半年)、《讲堂录》(1913年10月至12月听杨昌济讲课时所做笔记)、师友书信15封(1915年8月3日至1916年7月25日与萧子升通信12封，1915年11月9日到1917年8月23日3次致黎锦熙信)以及张昆弟记毛泽东的两次谈话(1917年9月)、《伦理学原理》教材上12100余字批语(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夜学招学广告》(1917年10月30日)、《夜学日志首卷》(1917年11月)，梳理上述文献，毛泽东论及“民”相关词汇为“吾民”“中华民”等传统表述词汇19次、“国民”24次、“人民”7次、“新国民”1次、工人2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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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1912年至1918年毛泽东“人民”“国民”“吾民”等词汇使用频次图
毛泽东1910年下半年接触到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受到梁启超建构的“国民”概念及其所对应的“国-民”双重建构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梁启超建构了崭新的“国民”概念，鼓吹“苟有新民何患无新政府新国家”，转而通过对现代民主国家和现代国民的双重建构以诉求更高级的现代文明秩序，试图通过两者的良性互动造就真正强大的现代民族国家。毛泽东在阅读《新民丛报》第4号《新民说》“论国家思想”第3段末写下“正式而成立者，立宪之国家，宪法为人民所制定，君主为人民所拥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专制之国家，法令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悦诚服者。”[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页注(4)。批语正是在“人民与国家之关系”的框架内展开，人民程度决定国家类型，“如现今之英、日诸国”，因人民为国家立法而强大，反观中国“不过讼狱、纳赋二者而已，外此无有也。”[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2、533页。故为“数千年来盗窃得国之列朝也。”③《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5页注(4)。
问：您曾提到，“一个人，一个族群，都需要有一个叫作‘诗’的东西来表达自己、抒写情志、传递心声。从《诗经》开始的歌唱，是华夏大地觉醒的摇篮曲，是中华民族的儿歌”。能否谈一谈《诗经》这部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所产生的背景，以及当时的人民为什么用“诗”这种形式来表达和反映自己的生产和生活。
民初知识界“国民”概念把近代以来西方历经磨合达到的文明运行状态作为中国模仿的理想选择，而忽略了或者无力推进民主政治国家体制与现代国民良性互动的依存机制(市场、资本、技术逻辑链条)的培育，一旦付诸于实践，“国民”概念在国家层面建构现代秩序(民主国家)的功能和在国民层面提升国民程度的引导功能都会遭遇到巨大的障碍。面对“国民”概念建构现代文明秩序、引导国民提升素质的理想设定与现实国情之间巨大的挑战，民初知识界通过调整概念的内涵，在理想与现实之间艰难地寻求平衡点和有效的实践方案。梁启超“国民”概念指涉对象最初以推崇个人独立、拥有自由平等民权的英国自由主义国民为模仿对象，但一进入中国语境，原本赋予国民个体的独立、自由、平等等民权就滑移到国家身上，个体被灌输和强调的是“国家”思想和意识。在民初文本实践中，“国民”概念指涉对象呈现为“理想国民”“制度国民”和“现实国民”三种状态。
民国成立，培育国民资格、提升国民程度成为民初知识界的共同选择。1912年春，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把国家危亡的由来归咎为“国民之愚”，“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民智愚弱既是民族危亡的根源，更是民族的耻辱，毛泽东把中国国民程度低下、愚弱的原因归咎于中国人“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改造国民性”必须“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其新思想”。至于何谓新思想，毛泽东的表述是中国人普遍“缺乏国家思想、政治思想”，④《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32、533页。体现的是民初“国民”概念的国家主义语义指向。
毛泽东大约在1916年接触到《新青年》之后，转而追随陈独秀，这个时候陈独秀发现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民国”实际沦落为结党营私和党派纷争的军阀专政，开始质疑民国民主专制的真实性，在“国-民”相互关系的思维框架中，把原因归咎为国民改造的效果不良，国民“仍然只是国家政治的旁观者”，“凡一党一派人之所主张，而不出于多数国民之运动，其事每不易成就，即成就矣，而亦无与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吾国年来政象，惟有党派运动，而无国民运动也。”[注]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1卷5号(1916年1月15日)。陈独秀要使国民成为民国的真正主人，必须倡导培养国民“人”的自主观念、现代意识和能力。胡适亦倡导“为祖国造不亡之因”的“立人”思想。自此时起，知识界引领时代潮流的“国民”概念在语义指向上从国家主义开始转向个人主义、自由主义。
钢筋是整个高速公路桥梁工程的骨架与重要支撑点，是一个桥梁工程的灵魂所在，对桥梁工程的整体质量有很大的影响。进行钢筋安装作业时，施工人员应按照相关规范的要求和标准进行施工作业，杜绝违规操作。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应加强对管桩内钢筋的保护，有效防止施工过程中出现断裂与锈蚀等现象，保证施工过程的顺利进行。
心的主体地位是陆九渊系列理论中的侧重点，优先培养具有高尚人格的人。虽然他的本心说中学问与个人修养是主要内容，提及人性的部分很少，但不难看出他十分重视心性合一。王阳明提出的“心与理一”以“心即性，性即理”为基础，他认为大部分古人提出的关于心性的学说大同小异，主要区别在于认识程度的高低。
毛泽东“国民”概念语义指向的变化体现在《伦理学原理》教课书批语中。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杨昌济讲授伦理学时采用蔡元培1909年据日文翻译成中文的德国哲学家泡尔生(1846-1908)的代表作《伦理学体系》的一部分作为教材。蔡元培对相关内容的翻译体现的是民国初年典型的国家主义国民观，“国民者，实际连合而生存，其与各人之关系犹躯干之于四支。四支由躯干发生，其有生命也，由于躯体之有生命也。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其有生命、有动作也，亦由于国民之有生命也。”国民非为“各人”，是“各人”的联合体，是个整体的概念，突出的是民族国家在价值上优先于个人。毛泽东在教科书批语中对此表示反对，“至谓各人由国民而发生，各人之有生命由于国民之有生命，犹躯干之于四肢然，予以为不然。”毛泽东指出这种“国民”概念认知的国家主义实质是，“泡尔生住于国家主义弥固之德国，故有此论也。”[注]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毛泽东的观点是“先有各人而后有国民，非各人由国民而发生也。”③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转而以“个人”为本体，“以我立说，乃有起点，有本位。”④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强调个体的主体地位，“我即宇宙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我以外无可尊，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畏，有之亦由我推之；我以外无可服从，有之亦由我推之也。”以个人、个性作为道德的标准，“一切之生活动作所以成全个人，一切之道德所以成全个人。”⑤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
表4中为各变量在2个主成分上的系数，根据表4中数据，可得到2个主成分与各变量的关系，如式(3)和式(4)所示：
在改造国民的方式上，毛泽东之前遵循的是民国初年流行的精英主义改良模式。毛泽东在《讲堂录》听课笔记中以道德为标准把国民模糊地区分为“君子”和“小人”。毛泽东认为：“圣人，既得大本者也；贤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圣贤者”为“君子”，是“大气量人”，是“奇杰”“学子”；“终日经营忙碌”、从事“农、工、商业”的“如商货，如土木”等为“小人”。毛泽东主张由“君子”对“小人”从上而下、由外而内灌输“宇宙之大本大源”的道德，把其他“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等改革措施视为“一切皆枝节也”的“无非盲目的动作。”但毛泽东在《伦理学原理》批语中转而强调国民的自我完善，“人类之目的在实现自我而已，实现自我者，即充分发达吾人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之谓。”完善自我，发扬“个人主义”“乃可谓之真自由，乃可谓之真自完。”⑥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而“达此目的之方法在活动，活动之所凭借在于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人类之结合。”⑦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毛泽东开始意识到走向社会、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性，提出“改良社会”建构新的社会组织，甚至开始具有“改建政体”的意识，“改建政体，变化民质，改良社会，是亦日耳曼而变为德意志也，无忧也。”⑧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361、378、308、355、342、364、340页。毛泽东在这里展示了一条突破改良主义局限的崭新思路，从改造国民的变化民质到改良社会的社会制度变革直至进行政治制度变革的改建政体，暗示着他其后选择革命道路的必然性。
毛泽东在1918年8月19日至1919年3月14日和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两次长时间久居北京，从其两次返回长沙后所做文献中“国民”“平民”概念词频变动恰恰反映了他从一个改良主义者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的真实历程。毛泽东1919年6月回到长沙后，创办了《湘江评论》，半年内集中发表了《民众的大联合》《学生工作》等时论文章，其中“国民”词频显著下降，“人民”词频开始超越，更显著的是“平民”词汇出现并被频繁使用，另一个变化是“国民”概念首次被区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不同的组成部分。
基于无产阶级立场，毛泽东批判现有的社会结构没有办法保障民众独立、平等等近代民权，“今试征之家庭与社会之事实，与现今之家长言子弟人格独立，与现今之工厂主谋与工徒分配平均，尽人而知其不可能也。”无产阶级、劳动者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必须进行根本的制度变革，“故劳动者欲求完全之平均分配，非在社会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子弟欲求完全之人格独立，非在家庭制度改革之后，不能得到。社会制度之大端为经济制度。家庭制度之大端为婚姻制度。”旧制度“只适用于旧时代。时代已更，则须别有适应此时代之新生活。”毛泽东1919年春回到长沙后，带领新民学会会员在岳麓山推行新学校、新家庭、新社会三位一体的“新村”实验，“学生认学校如其家庭，认所作田园、林木等如其私物。……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注]《学生之工作》，《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10页。在这种被称作“新村”的新社会，“工读同志会”的学生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实行完全的平均分配，显然这是一个无法持久的“乌托邦”。1920年8月，毛泽东收到蔡和森自法国寄给他的两封信。蔡和森指出苏俄革命成功以来人类社会发展“转了一个大方向”，就是“无产阶级获得政权来改造社会”；中国的“现政治完全为资本家政治，资本家利用政权、法律、军队压住工人，所以工人要得到完全解放，非先得政权不可。”虽然蔡和森把民国政治认定为“资本家政治”是不准确的，但是他率先指明了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属于自己的政权的政治革命方向，号召工人“把中产阶级那架国家机关打破(无论君主立宪或议院政治)，而建设一架无产阶级的机关——苏维埃。”[注]蔡和森：《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8页。蔡和森极力强调获得政权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唯一方式，“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万不能得到经济的解放”。毛泽东在1921年1月21日给蔡和森的信中说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革命，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在手段上又有十分必要的理由。”[注]《给蔡和森的信》，《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页。这表明毛泽东也放弃了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确立了建立工人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奋斗目标，而以工人作为指涉对象核心构成的“人民”概念在语义指向上增加了建构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政治秩序的意蕴(从工农专政的苏维埃到“人民民主专政”，政治意蕴越来越明确清晰)，“人民”概念除了区分社会身份的社会功能外，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政治建构功能，“人民”概念的政治属性日后越发得以确立和不断强化。
其次，“国民”与“人民”大致拥有相同的意涵。梁启超“国民”概念建构的本意是塑造拥有民主地位，实现自由平等独立等近代民权，具有国民资格，体现较高国民程度的“新民”以为(立宪/共和)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础。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献中的“国民”概念基本上是对“现实的国民”的理解和应用。1917年9月，张昆弟记载毛泽东的两次谈话，毛泽东感叹“现在国民性惰，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在“现实的国民”层面上的“国民”概念指涉对象与其时广泛使用“人民”概念大致相似。民国成立之前“人民”概念指涉对象多指向底层民众，很多时候是个贬义词。民国成立以来，随着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与否定，“人民”概念的贬义成分在弱化，但是远没有像“国民”概念那样被赋予近代内涵与使命。随着“国民”概念指涉对象从理想形态向现实形态的下移，“国民”与“人民”在概念意涵上逐渐对接，均指向大多数国民程度不足的底层民众。毛泽东在1917年11月的《夜学日志》首卷中写到：“人民视警察俨然官吏，久已望而畏之，更何能信？”[注]《夜学日志》首卷，《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83页。人民被视为官吏的对立面，显然归属于被统治的底层民众。至于毛泽东在阅读《新民说》所写批语中的“人民”也并非革命时代以“工农”为核心的“人民”概念。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献中的“国民”与“人民”在概念指涉对象和语义指向上的大致通用，反而说明两个概念在功能效用上一降一升的相反趋势，昭示了其后两者截然不同的命运。当然，毛泽东对当下中国“现实的国民”与梁启超所试图塑造“理想的国民”的区别是有认识的，“理想的国民”是“文明国民”，为了区别“现实国民”与“理想国民”，毛泽东把作为现代民主政治根基的“文明国民”称为“新国民”，“此时固应以学校教育为急，造成新国民及有开拓能力之人材。”③《夜学日志》首卷，《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4、83页。
毛泽东尽管有了“改良社会、改建政体”的朦胧意识来塑造国民，但在实践上他还是脱不开“国-民”双重建构的改良主义方式。毛泽东一开始以救“小人”的“君子”自居，但武装自己的却是“圣贤”之道，“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问之研求为主。”[注]《致萧子升信(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6页。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在致黎锦熙的信中还是强调，“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他在《伦理学原理》教科书批语中开始强调个体的自我完善，但又视之为一个唯心主义的观念过程，“予谓人类只有精神之生活，无肉体之生活。”“观念造成文明。”[注]《伦理学原理》批注，《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其实“塑造国民”的改良主义方式是这一时期知识界的共同选择，其逻辑前提是民国初年知识界所使用的“国民”概念，普遍默认国家现实政治制度为现代民主政治体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国内外的局面很快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陈独秀、李大钊等对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政治前提的认知有了根本性转变，推动了毛泽东在理论和实践上逐渐以“人民”概念取代“国民”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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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国民”到“人民”(1918年8月至1921年)：概念的变迁与毛泽东从改良主义者到革命者身份的转变
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国民”概念的认知与理解，在概念的语义指向(从国家主义转向个人主义)和改造国民的方式上(从思想道德层面的灌输到自我完善再到拓展自我完善的社会与政治路径)，都体现出思想不断进步的痕迹。但是，从整体上看，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民”概念的理解和运用没有超越那个时代的大致水准。
表1 毛泽东1919年文献中“国民”相关词汇使用频率统计
创刊宣言各国罢工风潮实行封锁民众的大联合德意志人政治家学生工作合国民 0257平民 411015人民 13318民众(群众)324(农夫 学生 )27阶级 14(有产阶级 无产阶级)38工人 1713232农民 314劳动者235官僚 111军阀 11资本家(财阀)123
毛泽东在1918年8月，读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激发了他质疑之前所遵循的“塑造国民”的改良主义模式。首先，他对改造国民、提升国民独立自主民权意识的政治前提——民国共和民主政治制度——发生质疑，“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槽〈糟〉，甲仆乙代。”[注]《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其次，毛泽东质疑、否定民初民主政治制度，在于他看到民主共和的根基——具备现代素质(享受民主地位、拥有自由平等选举等民权)的国民——并没有出现，所谓共和，只是“在沙堵〈渚〉上建筑层楼，不待建成，便要倾倒了。”[注]《反对统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6、476页。所谓“号称共和民国，没有几个懂得‘甚么是共和’的国民，四万万人至少有三万九千万不晓得写信看报。”[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3页。“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④《陈独秀之被捕与营救》，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81页。“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基于国民程度的否定性判断，毛泽东在1920年参与湖南自治运动时，甚至反对使用“国民”概念，“有主张‘湖南国民大会’及‘湖南国民宪法会议’者，我们觉得在湖南尚未决定宣告建国以前，‘国民’二字有与‘中国国民’相混或无根据的嫌。”[注]《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619页。显然，在毛泽东看来，现实的国民状态与奠基民国民主政治制度的理想国民之间差距巨大，正是基于对国民程度与所谓共和的民主政治制度的双重质疑，毛泽东否定了之前固守的塑造国民以奠基民国的改良主义道路，“我对于二十年内办中国的总组织，总是怀疑，所以我不特反对吴子玉的国民大会，并且反对梁启超的国民制宪，同时更大大反对南北议和。”[注]《“全自治”与“半自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3页。他提出，“现在唯一救济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国，反对统一。”⑦《反对统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26、476页。在“国-民”双重建构的逻辑框架内，对“国”的否定自然意味着对“民”的重新估定与新的实践路向。其实，毛泽东从创办《湘江评论》开始，就已经对“国民”概念做出了新的解读和重新界定。
7.廉洁自律，把好廉洁从审关。“打铁还需自身硬”，审计组长对审计组的廉政建设负有直接责任，廉洁自律不仅关系到审计工作的质量，而且事关审计队伍的职业形象，所以审计组长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强化“红线”意识，加强对审计组的廉洁教育，绝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和松懈，要带头廉洁自律，提高警惕，自觉防腐拒变；要管好审计组成员，避免审计过程中不廉洁行为，促进审计组廉洁从审。
1.毛泽东把之前泛指的、整体的“国民”概念指涉对象区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组成部分。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实行封锁》中把“国民”区分为“少数有产阶级”和“大多数无产阶级”。“匈政府与匈国民之少数有产阶级，绅士阶级，志愿不合，是有的。若与大多数无产阶级，平民阶级，断没有志愿不合的理，因为匈政府，原是他们所组织的。”毛泽东在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创刊号中，分别对“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具体指涉对象进行了初步细分，“有产阶级”的构成在《实行封锁》中是“绅士阶级”，在《民众的大联合》中表述为“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湘江评论》则是“贵族”“官僚、军阀、资本家”，共同指向是“资本家”和“军阀”，这种界定反映了毛泽东对国际(一战宣告资本主义破产)国内(军阀割据专政)形势的认知和判断。至于“无产阶级”，毛泽东在上述三篇文章中，分别指称为“平民阶级”“多数平民”“全体人民”；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把无产阶级细化为“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毛泽东1920年参与湖南自治运动时，第一次明确了“人民”概念的指涉对象：“(一)种田的农人，(二)做工的工人，(三)转运贸易的商人，(四)殷勤向学的学生，(五)其他不管闲事的老人及小孩子。”[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8页。工人、农人、学生成为这一时期“平民”“人民”概念的共同指涉对象。显然，毛泽东开始把“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塑造成两个没有交集的不同社会阵营，“有产阶级”由传统和现实的统治阶层、上层社会阶层组成；毛泽东多数情况下以“平民”概念指称“无产阶级”，从构成来看，指向人数占有多数、社会地位处于弱势的中下层社会，这与“人民”概念的传统指向大致一致。自《湘江评论》创刊以来，毛泽东文献中的“平民”概念词频不断上升，“国民”从1918年前的24次降为1919年的7次，“平民”则从0次上升到15次，意味着毛泽东对占有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给予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思考。同时，毛泽东时常也使用“人民”这个概念，“人民”概念指涉对象与“平民”概念范畴大致雷同，“平民”与“人民”两个概念的相互通用，展示的正是“国民”整体概念向社会底层倾斜的走向，预示着从来默无声息的民众正在走向历史舞台中央的趋势。
4.无产阶级如何解放自己？怎样获得政权，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在解放的方式和道路探索上，毛泽东走过了从心理改造到改良再到革命的发展转换历程。
3.毛泽东批判传统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不合理状态，引导无产阶级谋求自身解放。毛泽东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声称，“我们巳〈已〉经醒了。我们不是从前了。”[注]《政治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毛泽东以多种修辞手法贬低、丑化有产阶级形象，否认其传统合法性社会地位。首先，以贬义词勾连有产阶级，如“官僚式教育家”的“烂调官腔”，[注]《摇身一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你们(这一类的政治家)所说的一大篇，我们都清白是‘鬼话’，是‘胡说’”。其次，用“所谓”“这一类”和带引号的“政治家”“东西”等具有质疑、讽刺甚至侮辱性的词汇贬低其在有产阶级的社会形象和传统社会的优越地位；最后，综合运用排比对仗、反问句、强调句、祈使句等多种句式批判有产阶级，如“官僚、政客、武人，有私欲，无公利；有猜疑，无诚意；有卖国，无爱国；有害人，无利人。”“我自来疑惑所谓‘政治家’，怕莫不是一种好东西？”⑤《政治家》，《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1页。“这类人我狠为他羞！很为他危！”⑥《摇身一变》，《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3页。“这样的政府，可要快快废止他的消耗，欺骗，和垄断！”[注]《各国的罢工风潮》，《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5页。毛泽东的真正意图在于提升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赋予其成为国家主人的新地位，“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这样的治者，就是禹汤文武，我们都给他在反对之列！”“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70页。此后，有产阶级“不得不仰赖出力的劳动者”，“以后政府所应做的大事，就是向劳动者多多的磕头。”[注]《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24页。毛泽东继续引导无产阶级为了成为国家的主人必须谋求自身的解放，“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经济的解放，男女的解放，教育的解放，都要从九重冤狱，求见青天。”“冤狱”和“青天”这一对反义词构成的隐喻清晰表达了毛泽东基于无产阶级立场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翻转的认识和态度。
首先，“国民”概念指涉对象具有整体性特征，基本上无区分地泛指所有民众。毛泽东在《讲堂录》听课笔记中以旧道德水准为标准把国民区分为“君子”和“小人”，但是他没有排斥“小人”的国民资格，显然两者都包含在“国民”的范畴之内；在《伦理学原理》教科书批语中以发展个性的新道德标准[注]“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伦理学原理》批注，转引自任继昉编：《毛泽东学生时期文稿详注(1910-1918)》，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290页。而论，“而教会、资本家、君主、国家四者同为天下之恶魔也。”“恶魔”在逻辑上有被排除出“国民”范畴的潜在意涵，但是把“教会”“国家”与“君主”“资本家”并列，说明“国民”指涉对象的标准是混乱的。知识界对“国民”概念的理解只是作为民主国家的支撑，并无特定的指涉对象。
2.毛泽东以把“我们”等同于无产阶级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并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揭示、塑造两大阶级的对立关系。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我们”词频高达146次，通过提问“我们是谁？”阐述“我们(农夫，工人，学生，女子，小学教师，警察，车夫，各色人等)”作为“无产阶级”的共同特征，与“有产阶级”进行区分，两个阶级不仅是人数的多少、财产有无的差别，更根本的是利益的对立，“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人数既少，所赖以维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剥削多数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第一是知识，第二是金钱，第三是武力。”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剥削关系，造成了两个阶级的强弱对立，“贵族和资本家利用这样的妙法，平民就更不敢做声，于是生出了强弱的阶级。”[注]《民众的大联合(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3页。
毛泽东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时，鼓动无产阶级自我解放的方式依旧是改良主义的。他鼓励无产阶级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0页。 一个“怕”字揭示了传统社会结构不平等关系的实质，反映了长久以来底层民众虽饱受压迫并畏惧有产阶级的可怜心态，“不要怕”就是首先改变甘受屈辱的弱者心态。纠正了“不要怕”的传统心态后，无产阶级要采取行动，“将它打倒！”至于“如何打倒的方法”，这时候毛泽东力主“无血革命”的“呼声革命”，“面包的呼声，自由的呼声，平等的呼声。”“我们就列起队伍向他们作有力的大呼。”[注]《湘江评论》创刊宣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1页。毛泽东依然反对暴力方式进行自我解放，因为“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并且毫无效力。”而“向强权者为持续的‘忠告运动’”，必得“要求到我们的共同利益”的“民众的大联合”，“民众的大联合”的力量“何以这么利害呢？”“因为一国的民众，总比一国的贵族资本家及其他强权者要多。”“觉悟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少，我们的人数是这么多，便大大的联合起来。” 1919年的毛泽东把民众联合视为根本方法，“补救的方法，改造的方法，教育，兴业，努力，猛进，破坏，建设，固然是不错，有为这几样根本的一个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注]《民众的大联合(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12页。
毛泽东1919年12月至1920年6月，看了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和李季翻译的《社会主义史》，认识到了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毛泽东1920年6月后多次强调“根本改造”，“社会的腐朽，民族的颓败，非有绝大努力，给他个连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注]《湖南人民的自决》，《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38页。“连根拔起”“根本改造”这些词汇反映了彻底翻转社会结构的意图和决心。毛泽东“根本改造”的新设想显然是受到苏俄式革命的启发，“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苏俄这种“以政治组织改良社会组织，以国家促进地方，以团体力量改造个人”的现代秩序建构方式，与中国时下以培育现代国民为奠基建构民主国家的改良主义启蒙路径恰好相反，毛泽东表示了对这种自下而上的革命方式的认同，“中国如有澈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56页。1920年11月下旬，毛泽东在经历了湖南自治运动以改良主义方式拯救中国的尝试失败之后，分别致函留法的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宣告“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新的道路在毛泽东与蔡和森的往来通信中得到明确，“凡社会上发生了种种问题，而现社会制度不能解决他，那么革命是一定不能免的了。你看中国今日所发生的问题，哪一种能在现社会制度之下解决？所以中国的社会革命，一定不能免的。”[注]蔡和森：《蔡和森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给毛泽东的两封信》，《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9页。蔡和森的设想得到了毛泽东坚定地回应，他在1921年1月1-2日召开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否定改良，“现在国中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改造，一派则主张改良。……改良是补缀办法，应主张大规模改造。”至于改造方法，“启民主用俄式，我极赞成。”[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页。从此，毛泽东坚定走上了革命道路。
这种选择也意味着毛泽东基本上放弃了民初广泛流行的“国民”概念，改变了“国-民”框架思维方式的束缚。民国初年的“国民”概念以预设(默认)国家民主政治体制(民国)为前提，通过培育国民资格提升国民程度，把现实的国民改造为能够支撑民主政治的现代国民(理想国民/毛泽东的“新国民”)，“国民”概念暗含着教育、文艺等建设功能需求，这是一种改良主义的方案。毛泽东1921年既然选择了以革命的方式建构无产阶级专政的崭新国家政治结构，革命对作为“人民”的“无产阶级”的期待，显然不能继续视之为被动的改造对象，以工农为核心的“人民”需要被赋予新的形象、地位与责任，其能力与权利需要重新界定。
最后，毛泽东对“人民”概念指涉对象(工农为核心)的能力和利益的重新界定。毛泽东在1918年的文本中，“国民”还是亟待君子拯救的“小人”和“虚伪相崇、奴隶性成、思想狭隘”的等待被改造的对象，1919年7月后的文本中就被赋予了“民众的大联合”的使命，“我们对于进行吾国‘民众的大联合’，果有此能力么？果可得成功么？谈到能力，可就要发生疑问了。”毛泽东给出的解释是，“我们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不是我们根本的没能力。”“我们没能力，有其原因，就是‘我们没练习’”。“皇帝当家的时候，是不准我们练习能力的。……政治，学术，社会，等等，都是不准我们有思想，有组织，有练习的。”[注]《民众的大联合(三)》，《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58页。这种逻辑的自洽既赋予了无产阶级以“能力”，又顺带巧妙地把责任归咎于作为统治者的有产阶级。对于“湖南民智未开”的传统说辞，毛泽东明确表明他的意见，“我看大家不要信这种谬论”。[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5页。1920年6月份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开始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并且“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开始有意识地把“平民”概念指涉对象聚焦在工农身上，更是根本上改变了之前轻视底层民众的做法，“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注]《释疑》，《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67页。毛泽东转而赋予工农以制定法律、实行统治的至高权利，“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之前在“国民”概念中被视作底层民众的“工人们农人们”被赋予了社会主人和统治阶级的责任和能力，开始肩负创造新社会、推动历史新方向的崭新使命，因此也自然构成了“人民”的最核心成员。
三、结语
综上而论，毛泽东文本中的“国民”概念指涉对象、语义指向和功能到1921年中共成立前后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毛泽东把从“国民”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概念与向来侧重指向底层民众的“人民”概念予以对接，以工农为中心逐渐明确“人民”概念的新指涉对象。“人民”以革命的方式，确立自己的统治，建立起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人民”概念的语义指向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民众实践方式，表征着新的社会秩序建构的功能和引导人民进行革命的实践功能，“人民”从社会身份区分概念(最初的整体性泛指到阶级区分)转变为主要是政治建构(如人民政府)概念，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把自身塑造成人民的代表，一步步确立了其在革命中的合法性地位，拓展着号召性能力，并且寻找到革命的最大力量源泉。
在“人民”概念建构的过程中，毛泽东也实现了其从一个改良主义者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根本转变。他从梁启超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通过“国民”概念建构起来的关于西方近代文明的想象中挣脱出来，开始尝试立足于一战后的中国国情，扎根中国的现实语境积极寻求真正的中国问题(重建拯救中国并超越西方的新文明秩序与高发展效率)的答案；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以工农为核心建构“人民”概念的具体指涉对象范畴，找到(或者说塑造)了重建超越西方的新文明秩序的革命力量，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都极具重要地位和意义。
当然，1921年只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年，毛泽东为代表的年轻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还更多停留在文本层面，对中国国情的认知还在探索的过程中，其“人民”概念建构不可避免地具有时代的局限性。首先是无区分地把资本家阶级归入“有产阶级”，否认其积极作用，“社会民主主义，借议会为改造工具，但事实上议会的立法总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注]《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的发言》，《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页。从毛泽东的发言中，可以清晰判断他否认资本家“有产阶级”存在和发展的必要。其次，以阶级为标准把“国民”机械区分为“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但是阶级标准的内涵很不确定，时而采用财产标准，时而采用劳动标准，但此时他对资本和劳动的理解和界定皆非客观和全面。毛泽东随着中国革命的深入推进，对“人民”概念进行着持续调整和完善。
〔中图分类号〕K201;D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9)01-0104-09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项目“‘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18VZT003)
作者单位：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