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约瑟现象的“官科技”解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象论文,李约瑟论文,科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约瑟博士曾在各种场合、以各种方式提出这样一个涉及多个学科领域的问题：“为什么在公元八世纪中国社会比西方社会更有利于科学的发展，而到18世纪以后却阻止了科学的发展呢？”（注：J.李约瑟：《四海之内》，劳陇译，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79页。）“为什么近代科学（如我们所知道自17世纪伽利略时代起）不在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中间产生，而只在欧洲发达起来？”（注：J.李约瑟：《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载M.戈得史密斯等主编：《科学的科学——技术时代的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8页。）由于李约瑟博士的特殊学术地位和人格魅力以及这一命题本身内涵的博大精深和极强的扩展性，使它在中国乃至更大范围内，多年来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外的学者们不断地以各种方式表达和丰富这一命题并给予各种各样的解答。比如，英国著名科学史家、科学社会学家J.D.贝尔纳很早就提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注：J.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伍况甫译，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中，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学者像李约瑟博士那样受到广泛的尊敬，也从来没有哪一个问题像“李约瑟现象”那样受到广泛的关注，更从来没有哪一种思考在问题本身以外让我们获得如此多的扩展。学者们围绕这一问题给出的答案更是林林总总、多姿多彩，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科技史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东西方古代及近现代社会发展的研究。本文将从一个比较具体、比较直接的角度对这一问题给予解析。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活动有一个较为特殊（相对同时代的世界各国而言）的特点与现象，即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学习、传播、科技活动的组织与实施多以官方为主，古代科学家多数同时又是政府官员，（注：中国古代历代著名科学家大多为政府官员或曾为政府官员，并借此有利的地位开展其科技活动，如李冰、蔡伦、张衡、郦道元、贾思勰、祖冲之、僧一行、沈括、郭守敬、李时珍、徐光启、宋应星等人。）他们进行科技活动的目的，常常是为统治活动服务或邀宠于皇帝，“集中统一”的特征明显。我们称这种特点与现象为“官科技”。
“官科技”现象及其制度化存在，在我国古代科技活动中始终占据着主导性地位。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多方面的表现和巨大的影响等都与李约瑟现象的形成有着极为直接、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不同侧面——李约瑟现象是中国古代（影响到近现代）科学技术的结果性表述；“官科技”是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体制性、事实性表述。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全面的剖析，对我们深刻地解读李约瑟现象大有益处。
一、“官科技”产生的历史缘由
科技活动是在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大环境中进行的，它和这个大环境的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并受这个大环境的制约、影响甚至规定。尽管产生我国古代“官科技”的历史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纳起来，无非从经济、政治、文化三大方面考虑。
第一，“官科技”首先产生于官方组织、领导农业生产的需要。
中国古代社会，说到底是一个农本位＋官本位的社会。农本位与官本位的结合是国家管理者最主要的职责，也就是组织与领导农业生产，并因此而组织与农业生产有关的中国古代三大科学中的天文历算、地理等科学研究活动。这是中国古代官方建立天文气象、地理等研究机构的出发点。可以说，从早期的公共管理机构到后来的国家机构，其构成都与农业生产密切相关，具有相关技术的人员得以进入管理机构。
在我国古代原始氏族公社阶段，氏族首领往往是农业及其有关科技知识的掌握者。如舜的先祖“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注：《国语·郑语》。）就是说幕有候风知识，有预报气象的本领，有助于农作物因时顺季获得丰收。此后，候风知识成为舜的世袭家学，并成为其家族各代世为虞君的重要因素。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组织、领导农业生产都是官府的核心工作，并使与之相关的官方科技活动成为中国古代科技活动的核心内容。
可以说，农业的需要是古代中国“官科技”特点形成的最初的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皇权的需要。
在中国古代，农业是国家的基础，皇权是国家的集中体现。皇权的需要明显地表现在为皇帝的神化和皇族生活服务方面。
中国古代，造神运动与皇权的联系十分紧密。从远古时代的三皇五帝到秦皇汉武清康熙，都被赋予神的力量。最初，人们只是出于对杰出首领的敬慕而将其神化，后来，统治者们出于巩固统治地位的需要，而制造出“君权神授”的理论。由于这种“君权神授”的理论是以“天人感应”学说为基础的，所以必须取得天文学方面的根据。因此，我国古代的天文学除了具有指导农业生产的实用性外，它还是维护皇帝“天子”神话的工具。我国古代的历法从来都是由皇帝来颁布的，它也是皇权的象征。
除为皇帝“天子”神话服务外，我国古代的科学技术还被用来为皇室的生活服务，如医药、建筑、陶瓷技术等。我国古代的中央政府都设有太医院、御药房一类的机构，这些机构主要为皇室成员服务，有时也在皇帝的指派下为大臣们服务。我国古代辉煌建筑成就的主要代表也是古代皇宫和皇家园林建筑。在当时，掌管宫廷事务的内务府一般都设有营造司等机构专门主管宫室建造缮修工程事务。而中央政府机关中的工部也有修建宫殿、园亭为皇室服务之职责。如清代世袭的建筑设计官“样式雷”家族，就是主要服务于皇室的。可以说，当时的官方手工业主要是为皇室服务的。
第三，“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行政管理的需要。
以中国古代发达的制图学为例：在我国古代的政府行政活动中，地图是不可缺少的工具之一，主要表现为它被用来作为征收赋税钱粮的凭据和行政区划管理的工具。如：秦汉之际，萧何在刘邦攻入咸阳之时，“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注：《汉书·萧何传》。）（图书即地图、户籍），掌握山川险要、物产分布、经济虚实、郡县户籍的数字等，因而在楚汉战争中圆满地完成了输送士卒、粮饷的任务。
这种以地图为行政管理工具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各朝各代大多如此。就是因为制图与国家管理关系重大，致使中国古代有一些名臣钻研制图学。如我国古代创造“制图六体”的著名地图学家裴秀就是晋武帝时的“司空”（相当于宰相）。
第四，“官科技”的产生还在于国家军事、政治活动的需要。
仍以制图学为例：制图学在国家军事活动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管子·地图》记载：“凡主兵者，必先审知地图……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措知先后，不失地利，此地图之常也。”在我国古代，掌管军事的兵部都设有职方司（或类似机构）掌管军事地图的制作与日常管理。
此外，地图还具重要的政治意义。在早期的分封活动中，地图被作为领土的象征而被授予各领主。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地图也作为领土的象征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凡投降国或归附于中央的小国总是以献地图作为投附的象征。
总之，“官科技”产生于各种官方活动对科学技术的需要。而这种官方需要表现出强烈的功利色彩和实用性，因此，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以实用技术为主。
二、“官科技”的主要表现形式
第一，作为农业国家管理的工具，表现在权力机构的设置与科学技术活动的关系上。
早在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部落联盟中就设有有关科技的公职。天文学在原始社会是所谓“带头学科”，自颛顼始，部落联盟设立了观天的职事。如《国语·楚语下》载：“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尚书·尧典》又云：“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证，古籍所载的这些司天的人员，皆为部落显贵之后。这表明，观象授时的知识，都被担任公职的司天人员等所垄断。
在我国古代国家机构渐为严密之后，科技机构的设置也更为明确。以《周礼》上的记载为例：《周礼·天官·冢宰》中记载有掌医之政令的医师，并设有食医、兽医等专门医疗机构；《周礼·春官·宗伯》中有掌握历法工作的冯相氏，有掌握观测天象和占星术的保章氏；《周礼·夏官·司马》中有掌管六牲的牧人等，有掌管地图的职方司，有掌土圭之法、进行大地测量的土方；《周礼·地官·司徒》中有掌识别土壤和根据不同土壤施肥的草人，掌农田排灌和耕作的稻人；等等。后世的历朝历代，都在国家机构中设立有相类似的科学技术机构和职能部门。而且，其中的一部分官员曾属于国家最高领导阶层的范围内，如大司农等。但在封建社会后期，此类官员的地位有所下降。以清代为例，清代的科技业务机构一般属官僚机构中的中、下层，钦天监监正为正五品，太医院院长官为正五品，其他有关官吏的品秩皆在此之下，更有甚者，御药房与寿药房的业务人员名为“苏拉医生”，其地位与差役“苏拉”相近。
第二，我国古代的“官科技”还表现在官方对科技人员、技术工人的控制上。
中国古代的官方科技人员多为世袭，一般不得脱离。尤其是专业性强的部门，如太史、巫（医）师掌管着天文历算、医药等知识和技术；司徒、司空等垄断着农业和手工业知识和技术等。这些官吏多是子就父学、世代相传的“畴官”，如清代的雷氏家族世代为皇家建筑师。而技术工人则世袭为“匠户”等。官方控制科学技术一定程度上表现为世袭官僚、官匠掌握科学和技术。我国古代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政府实行“盐铁专卖”政策，冶铁技术也控制在官方手中。而铁器的革新也多出自官方工匠之手，并通过官方加以推广。
第三，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还突出表现在“学在官府”，科技知识的传授工作主要由官方进行。
我国古代教育以“经学”等社会科学知识为主，科技知识的教育只占较小一部分，但这一小部分科技知识的教育主要为官方垄断。官办科技教育的内容主要有算学、医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其掌握者多是与之有关的衙门，如太医局掌管医学教育，算学与天文学属太史局、司天监掌管等。而且这种教育多是为培养这方面的官吏，即所谓职官性的学校教育。这种官方的科技教育规模之大，条件之优越，是私办科技教育所无法比拟的。
第四，我国古代“官科技”还表现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之中。
《礼记·王制》记载：“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清楚地说明了儒家学说中的官科技思想。
此外，这种思想还存在于我国古代科技巨匠们的思想意识中。我们以具有世界影响的科技巨匠李时珍为例：李时珍不恋富贵，曾辞去太医院院判一职。但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摆脱官科技思想的樊篱，临终之时，还嘱咐后人将其刚刚完成的巨作《本草纲目》献给朝廷。这种将自己的科技成果献给皇帝的做法在当时十分普遍。如宋代大科学家沈括，其一生的主要科技活动都是为官家服务的，其成果多是他自觉地献给皇帝，《玉海》卷十四载：“元祏三年八月丙子，沈括赐绢百匹，以括上编修天下州县图故也。”类似的记载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中还有很多。总之，中国古人的官本位思想在其科技活动中也有充分体现。
三、“官科技”作用的辩证分析
以上所谈的是我国古代“官科技”产生的历史原因及其表现。而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性质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呢？它的历史作用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主要动力，同时也是近代科技发展的沉重桎梏。也就是说，它对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有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是中国古代科技领先和近代科技落后的最为直接和具有关键意义的原因。
在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官方性首先表现了它的积极作用，这种积极作用包括：
第一，国家政府中有关科技机构的建立，使一些重要的实用性的科技工作成为一种稳定的社会职业，并保证了这些科技事业能持续稳定地发展。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罕见的，和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科技活动相比，优势是明显的。
第二，在我国古代史上，由于献科技成果而获赏、升官、免罪的例子是很多的，这在实际利益上刺激了科技工作者的创造热情。而同时代的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刺激发明、创造的具有十分现实利益的鼓励则较少。这无疑大大限制和削弱了科技工作者的科研活动和创造热情。而统治者主观上的不支持，则直接迟滞了本国的科技发展步伐。欧洲发展史上的“灰色中世纪”也与此有关。
第三，官方性质的科技活动的优势还在于它可以长期地、大量地、系统地积累科技资料。
在这一点上，最为明显的是我国古代遗留下来的各种天文、气象、地理、中医药学资料，它们是世界古代史上最为系统、数量最多、价值最大的科技史料。
第四，官方机构中往往集中了全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在人力、物力、资金等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科技活动。
我国古代曾经进行了一些当时其他国家科学家所无法想像的科技活动，如僧一行等人进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的科学活动。清代康熙、乾隆年间进行的世界大地测量史上规模空前的测绘活动等。这些大规模的科技活动解决了一些当时的科技难题，取得了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科技成果。而在其他国家，如在俄国，直到十九世纪上半期，科学研究工作仍完全由平民知识分子和下层僧侣去做。沙皇政府不但不关心科学事业，而且限制科学创造，俄国科学家要在经费不足、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从事艰苦的创造性的劳动。
第五，我国古代“官科技”的特点，有利于建立全国统一的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有利于科技成果的推广。
我国古代曾由国家颁行了多种工艺规程和技术标准方面的法令，其中，建筑工程、机械制造、手工工艺等方面较为典型，如著名的《营造法式》、《木经》等就属于这种标准技术文件。在我国古代，科技成果主要是通过官方推广开来的，如蔡伦的造纸术就是由官方推广到全国的。我们可以想像，这种形式的推广要比当时其他国家的民间传播快得多。而且，我国古代的出版技术领先于世界各国，国家常常把一些重要的科技著作出版颁行，甚至有些作为国家法令来颁布。这种情况在我国古代极为普遍，有益于推广先进的科技成果，加快它们的应用进程。
总之，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这种官方特点，曾在历史上起到过十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它是我国古代科技发达的最直接的原因。
但是，事物总是具有它的两面性。我国古代主要科技活动的官方性，曾经在我国古代科技发展的进程中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我们不能不看到，它也隐藏着消极的因素，特别是当古代科技发展到了高峰期之后，在中国古代封建制度长期稳定、日渐僵化的大背景下，它成为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沉重桎梏，成为我国近代科技落后的主要原因。
我国古代官科技的消极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事物的发展首先取决于需求的产生，没有新的强烈的需求就不会有新发展。
在“官科技”的情形下，需求主要来自于封建统治者，封建统治者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主要是维持当时的农业生产、保持“天子”神话、为统治者服务等。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中国古代发达的三大科学——历算、中医及地理学和发达的三大技术——陶瓷、建筑和纺织，它们皆为实用之术。这种与农业时代和封建制度对应的低水平的需求是不会成为近代科技产生的动力的。相反，它还压制着新的创造要求。由于官方只重视科技为其统治活动和农业生产等服务，造成了中国古代实用科技居世界领先地位，而在自然哲学和以原理、定律表现的理论性自然科学知识方面相对落后，使科学技术的发展缺乏潜力，当它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就会进入趋于停滞的状态。而欧洲的学院式科学，则在自然哲学和理论性自然科学方面有了一定的成就，为后来的科技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我国古代的农本位和官本位的双重枷锁，极大地压制了近代科学技术的产生。
第二，“官科技”的副作用还表现在它带有封建官僚政治的一切弊病。
如，它在使科技工作和生产过程规范化、标准化之后，也使这些规程、标准成为僵死的教条，它们限制着一切革新要求，如建筑工程的标准化使我国古建筑日趋统一，形式上缺少变化，甚至当时进行建筑设计时，只须绘出建筑物的平面图就可以了，清代“样式雷”家族所留下来的数千份设计图就基本上是平面图，因为其他内容只需按照标准规定施工就可以了，这无疑对建筑设计水平的提高产生不良影响。此外，封建官场的恶习影响了科技事业的发展。
第三，我国封建社会中，科技官员的地位呈日渐下降趋势，选官制度越来越重道德、轻技术，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这也是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科学技术发展日趋缓慢的原因之一。
在我国原始氏族公社时期，首领必须在科技知识，特别是农业知识、天文知识等方面有专长。到我国国家出现初期，科技知识的掌握者由于阶级的产生、政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而地位下降，但仍具有相当高的地位。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知识渐为国家统治的一个一般性工具，它对政治的左右作用已逐渐消失，科技官员的地位不断下降，到明清时期，他们只是一些中、下层官吏了。
武则天时期的一道诏书，对技术官职的升迁作出了严格的规定：“量才授职，自有条流，常秩清班，非无等差。比来诸色伎术，因营得官，及其升迁，改从余任。遂使器用妣缪，职务乖违，不合礼经，事须改辙。自今本色出身，解天文者，进转官不得过太史令。音乐者，不得过太乐。鼓吹者，不得过署令。医术者，不得过尚药奉御。阴阳卜筮者，不得过司膳寺诸署令。有从勋官品子流外国官参佐视品等出身者，自今以后不得任京清要等官。若累限应至三品，不须进阶，每一阶酬勋二转。”（注：《全唐书》卷九十五。）技术官的升迁是受到限制的。这个做法还表现在官吏分途上，向来是位于官吏队伍中的强势——官僚，积极排斥官吏队伍中的另一个阶层——吏。官吏分途，其中就有知识资源的占有与分配的背景因素。吏掌握的是具体技术，而官僚的知识背景却是儒家哲学和文史才能。很显然，官僚制度中的这种规定，正是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
重道德、轻技术思想的制度化更表现在逐渐形成、日渐僵化的科举制度上。郑关应说“中国之士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一生有用之精神，尽消磨于八股五言之中，舍是不遑涉猎。洎登第入官而后，上自国计民生，下至人情风俗，及兵粮钱谷等事，非所素习。猝膺民社，措治无从，皆因仕、学两歧，以致言行不逮也。”（注：郑关应：《易言·论考试》，见夏东元编：《郑关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4页。）以至清末革除科举制度时，《时报》的文章说：“盛矣哉！革千年沉痼之积弊，新簿海臣民之视听，驱天下人士使各奋其精神才力，咸出于有用之途，所以作人才而兴中国者，其在斯乎？”（注：见《时报》1905年9月7日。）选官制度是导向，它必然导致科技教育的日趋衰微。郑关应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就强调改革学校教育内容，在基础学科设立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这样，在古代中国官本位思想极严重的情况下，学习和研究科技知识对学者们来说，显然是缺乏吸引力了。当然，这种情况并不会马上造成科技落后，其后果要经过一个时期才能反映出来，这就使在我国明代科技较为繁荣之后，清代进入了衰落期，这种衰落主要表现为停滞，而停滞就是落后。清代末年，清统治者在火车等新科技事物面前表现得极为无知可笑，就是这种落后的集中表现。通过以上讨论，我们的基本结论有以下几点：
1.李约瑟博士曾思考：“为什么从公元前一世纪到公元十五世纪，在把人类对自然界的知识应用于人类实际需要上，中国文明比西方文明要有效得多呢？”（注：李约瑟：《伟大的滴定法：东方和西方的科学和社会》（The Grand Titration：Science and Society in East and West），多伦多，1969年版。）“官科技”要素是解释这一问题答案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2.中国古代“官科技”是农业国家的官方科技，“官科技”作为中国农业社会比较成型的科技体制，必然不适应近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的发展。
总之，“官科技”是我国古代科技活动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我国科学技术史上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表现及正反两方面的巨大影响。但是，在现今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中，对官科技这一现象的深入研究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我国古代主要的、多数的科技活动都与官方有关，没有官方的参与，我国古代辉煌的科技成就的取得是不可想像的，而忽略了这种古代科技的官方性质，也会使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难以取得圆满的结论。在现有的中国科技史方面的著作中，多是以古代科技成就结合时间线索为其写作主线，这就很难表现我国古代科技事业的全貌，许多科技史上的重大问题也难以得到圆满解决。对“官科技”的展开研究应成为中国科技史的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