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制度与中国文论生产——从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嘉庆论文,文论论文,年会论文,中国论文,事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论史①上，清朝嘉庆壬戌年(1802年)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年份，这一年的文坛没有什么大事发生，也没有经典的文论著作问世(叶燮的《原诗》在一百多年前就已完成，距它最近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②也出版了十来年)。不过，对于中国文论来说，这一年确实值得一提：在当年科举会试的第三场“策问”中，时任主考官的礼部尚书纪晓岚出了一道标准的文论试题，考试结果让人大吃一惊：应试的近四千个举人考得一塌糊涂，几乎全军覆没。关于这一事件，前人多注意到了纪氏把文论知识引入科举考试的创新，但在我看来，举人们的集体失语似乎更值得关注，这一事件所暴露出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复杂关系实在耐人寻味，值得深究。总结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的文论史意义，进而考察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的特点及其变迁，有利于整体把握中国文论，拓宽文论研究的领域，也有助于推进当代文论建设。
一 一道试题难倒四千才俊
嘉庆壬戌年三月初六，三年一次的会试开始了，在第三场考试“策问”的试卷里，时任主考官的纪晓岚出了一道文学理论考题，一下子难倒了近四千名举人，也使得这次考试成为一次事件。具体考题如下：
问：屈宋以前，无以文章名世者，枚马以后，词赋始多；《典论》以后，论文始盛，至唐宋而门户分，异同竞矣。齐、梁、陈、隋，韩愈以为“众作等蝉噪”；杜甫则云：“颇学阴何苦用心。”李白触忤权幸，杜甫忧国忠君，而朱子谓“李杜只是酒人”。韩愈《平淮西碑》，李商隐推之甚力，而姚铉撰《唐文粹》，乃黜韩而仍录段文昌作。元稹多绮罗脂粉之词，固矣；白居易诗如十首秦吟，近正声者原自不乏：杜牧乃一例诋之。苏黄为宋代巨擘，而魏泰《东轩笔录》，诋黄为“当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元好问《论诗绝句》亦曰：“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凡此作者论者，皆非浅学，其抵牾必有故焉。多士潜心文艺久矣，其持平以对。③
这道试题的“题干”部分，多出自纪氏所主撰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诗文评”④。纪晓岚列举了古人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发生抵牾的例子，如韩愈与杜甫对齐、梁、陈、隋之诗；朱熹和一般学者对李杜，李商隐与姚铉对韩愈之文，杜牧和一般学者对元白之作，魏泰与元好问对苏黄，等等。它追问的核心问题是：面对相同的文学研究对象，同样都是杰出的学者，他们的审美判断为什么会如此矛盾？
现在看来，这道考题涉及文学风格、修辞、读者接受、文学流派、审美情趣、文学批评标准等重要问题，要答好确实不易，不过，也算不上太艰深。如果让当下中文专业的本科生来回答，可能回答得不一定深刻全面，但相信他们多少能根据“文学概论”课程学到的某些理论(如“知人论世说”、“接受美学”、“文学风格”、“批评方法”等等)说出一些门道来。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当时这道题的回答情况实在让人惨不忍睹：四千举人中，除了一位叫朱士彦的考生之外，大部分交的是白卷或文不对题(“四千人莫余答也”，“无以对答者甚多”)！朱士彦从文学流派的差异和门户之争(南方人/北方人、江湖派/江西派)的角度进行了解释，纪晓岚认为他“词意晓然，未可执为定论也”，富有“洞见”，朱士彦本来已经被判落第，却因为这道题被补录，奇迹般地改变了落第的命运，并一路杀入殿试，成为了当年的探花⑤！
以往，在评价这次事件时，人们多注意到了纪晓岚以文学批评入题的“别出心裁”。如，认为纪氏“以文学批评史策士，在当时自属创格”⑥，“纪氏以此策士，在清代乃至历代科举考试中，自属开创之举”⑦。但遗憾的是，有一个问题明显被忽略了：举人作为清朝知识阶层的最典型的代表，堪称是全国的学术精英，为什么四千才俊只有一人答出了此题？其中是否有一些必然因素呢？
此外，还有一个不应被忽略的情况是：文学批评试题进入会试，这在清朝并非“史无前例”，仅仅在六年前即嘉庆丙辰年(1796年)，当时的主考官同样是纪晓岚，他在“策问”考试中已考过文论方面的题目，甚至这两次的题目居然颇为相似：
齐梁绮靡，去李杜远甚，而杜甫以阴铿比李白，又自称“颇学阴何”，其何故也？苏黄为元佑大宗，元好问论诗绝句，指为“沧海横流”，其故又何也？王孟清音，惟求妙悟，于美刺无关，而论者谓之上乘；元白讽谕，源出变雅，有益劝惩，而论者谓之落言诠，涉理路；然欤否欤击壤流为濂洛风雅，是不入诗格者也，然据理而谈，亦无以难之；《昌谷集》流为铁崖乐府，是破坏诗律者也，然嗜奇者众，亦不废之；何以救其弊欤？北地，信阳以摹拟汉唐，流为肤滥，然因此禁学汉唐，是尽偭古人之规矩也；公安，竟陵以“莩甲新意”，流为纤佻，然因此恶生新意，是锢天下之性灵也，又何以酌其中欤？⑧
这五个问题，涉及自六朝至明代之千年诗史流变历程与阴铿、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元好问、王孟元白、宋明理学、明代七子、公安竟陵等诗人诗派的评价等问题，与1802年的题目有异曲同工之处。
出于商业或宣传目的，中国的民间书坊和官方机构很热衷科考范文等科考用书的刊印，“八股文选集”、“朱卷集”之类的图书曾是明清书市的畅销书，《儒林外史》就有过考生“买考卷”的描写⑨，在清朝繁荣的“考试经济”的推动下，熟谙历年“真题”的考生应该对纪晓岚的这一类“策问”试题不会感到陌生。如果考虑到这一点，就更让人费解了：面对三年一次的、极可能一考定终身的“全国公务员考试”，为什么会有大量的考生显得态度如此不端正、备考如此不充分，以至于再次面对同类试题仍然是“无从答起”呢？考生们的“漠视”与试卷上的“空白”预示了什么呢？
问题的答案，恐怕只能到文论生产的场域、当时的文学与教育制度中去寻找了。
二 文论试题的制度考察
如果从制度的角度看，绝大部分考生之所以在文论试题上马失前蹄，原因不外乎以下几点：
第一，从会试考察重点(知识评价)看，清朝的会试有三场考试，内容虽时有调整，但大体不变：第一场从《四书》、《五经》、《性理》等书中出题，完成八股文和言八韵诗，第二场考“论一道，判五道”或“昭、诰、表内科一道”或“《五经》题各四，五言八韵诗一首”等，第三场是“经史时务策”即“策问”，主要考经史知识⑩。真正决定考生命运的是第一场的四书文(八股文)的成绩，正如顾炎武所说的那样：“主司阅卷，复护初场所中之卷，而不深求其三场。”(11)明朝如此，清朝也沿袭此制。由于策问在整个会试中所占的分量并不重，因此学子们在“策问”上投入的精力不会太多，无论是当时的官学(京师的国学、直省的府、州、县学)还是官学化的书院都是如此：“学校之制，与选举相表里”，“洪武之三场沿为今体，其选举之法即其学校之教矣”(12)。这恐怕是考生答不出题的根本原因。
第二，从课程性质(知识选择)看，在文史哲不分的传统学术知识中，文论知识只是经学、史学的附庸，考生只需学习和遵从儒家诗教的“兴观群怨”、“温柔敦厚”这些最重要的价值信仰即可从容对付科考。在各类学校(官学、学庙、私塾和书院)的课程设置里，文论课只是经学和史学课的点缀，属于可学可不学的“自修课”，而非“必修课”或“选修课”。即使是在纪晓岚总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文学理论(诗文评)也只是列在“集”的最末，在学术门类中处于边缘位置。纪晓岚在“策问”中考查文论知识，确实有点剑走偏锋、遴选偏才的味道，也隐隐显现出单枪匹马挑战整个课程体系的姿态。
第三，从知识体系和学科角度看，尽管中国古代出现了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叶燮的《原诗》等一些体系性较强的文论著述，但是中国并没有形成一种连续的、自觉的学术传统，缺乏自觉的学科意识，“中国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一直到20世纪20年代末才开始建立。中国文论多以诗话、序跋、评点等诗文评的形式散落和湮没在浩如烟海的“经史子集”各部，不利于文论的发展，也不易引起读书人的重视。
第四，从知识的传播与再生产的情形来看，文论知识的生产与再生产还未形成规模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于1782年完成初稿，1789年写定后由武英殿刻版，1795年浙江根据杭州文澜阁所藏武英殿刻本翻刻，从此得以流传，但归根到底中国的文论史写作仍然属于小众传播，总体上还处于雏形阶段，传统文论知识仍然缺乏必要的归纳与总结，这也阻碍了文论知识的大规模接受与传承。
以上这些因素，都不利于应考的举人们对文论知识的学习和掌握，他们在考场上无以对答也就不足为怪了。同时，我们也不难理解，虽然利用科举改革来实现主考官的文学主张，推广某种文学理论，在科举史上屡见不鲜，如欧阳修在嘉佑二年(1057)担任主考官时，为了推广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文学风格，达到宋代古文运动的基本目标，他利用科举对当时的文风文体进行了影响和导向：所有“太学体”(流行于科举中的一种“险怪奇涩”的文风)风格的考生都落榜了(13)。但纪晓岚的情况显然不同，他反复尝试在科举考察文论知识，试图引起学子们的重视，但由于缺乏整体制度的支持，他个人的期待只能一再落空。
这道考题该如何回答才最为完美，这里不做太多的探讨。本文关注的这样一些问题：无疑，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不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是权力运行的后果，是制度的后果。用福柯的话就是：权力制造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14)。那么，在这道试题的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权力的因素呢？它是由怎样的知识制度所生产出来的？这种制度又是如何影响了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这种传统制度后来又发生了哪些变迁或转型？简言之，我们追问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文学理论是在怎样的知识制度中被生产出来的，它的转型又是怎样发生的？制度对文论的生产究竟意味着什么？
三 中国古代文论与传统知识制度
根据知识社会学的看法，文论知识并不完全根据“内在法则”发展，并不是完全按“纯粹的逻辑可能性”被“内在辩证地”推动的。中国文论的构型和知识谱系的确立，是伴随着知识制度的建立过程发生的。这里所谓的“知识制度”，就是通过权力运作而形成的稳定秩序，是学术政治在知识上的伴随物和结果，是关于知识生产与传播的各种游戏规则的总称，包括知识分工、知识选择、知识评价和知识分配的游戏规则以及执行规则等(15)。根据知识制度的拥有者和使用者的认知旨趣和价值倾向上的差异，前者供给的制度安排可称之为内在知识制度，核心规则和元规则是学者自治和学术自由，后者供给的制度安排可称之为外在知识制度，具有统治意志和强制实施的权力。内在知识制度与外在知识制度实现最佳匹配，是学术迅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就文学活动来说，学术机构、大学、传媒和文学社团中的学者承担了知识生产与再生产的任务，是知识制度的建构主体，他们供给的制度安排属于内在知识制度。文学生产的主体还包括从事文学消费的“顾客”，如政府、社会集团、学生等，他们在“购买”和“消费”知识服务的过程中，也在发挥着主体作用，他们供给的制度安排属于外在知识制度。
在当下的文学制度研究中，学者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领域，中国文论的生产与再生产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16)。比如，在论及中国文论的现代转型时，曾有学者认为：“与传统文学研究的个人化或私人化特征相比，现代的文学研究活动更具有制度化生产的特征，它们往往是在某些具有制度性保障的话语生产场域中完成的。”(17)这段话强调了现代的文学研究的制度性，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用“个人化和私人化”来概括传统文学研究，却难以让人信服。传统文学研究从来不是在知识制度的缺席状态中完成的，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执政者的文艺政策、传播机制、学术共同体(社团)，构成了文论创造的“生产场”和“空间”。从某种程度上说，是这些制度要素而不是理论家决定了文论的“生产”和再生产。
这里不妨以刘勰的《文心雕龙》(以下简称为《文心》)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为例，对中国古代文论所依托的知识制度进行简单的探讨。
根据《梁书·刘勰传》记载，《文心》的生产与传播过程大致如下：刘勰于梁朝501年前后完成了《文心》的写作(18)，成书后，同行并没有认识到它的价值(“未为时流所称”)，刘勰用自荐的方式(“约时盛贵，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让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读到了这本书，沈约非常看重它，认为它“深得文理”，而“常陈诸几案”，《文心》因此也为人所知。后来刘勰能够得到喜爱文学的昭明太子萧统的信任并入仕，《文心》可能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从《文心》的以上际遇，我们可以窥见中国传统知识制度和文论话语的生产状况的基本特点。
先看知识制度的建构主体。按照不同的职业与身份，中国古代文论生产和知识制度的建构主体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以刘勰为代表的非职业化的文论家。他们具有深厚的学术功底和丰富的治学经验，是学术话语生产的主力；不过，文论研究不是刘勰的职业，只是他入仕前的业余爱好。刘勰的正式职业有两个：一是佛经编辑，先作僧佑的学术助理，后来独当一面主持修经；二是官员，先后任秘书(记室、东宫通事舍人)、后勤主管(参仓曹军)、县长(太末县令)等职；第二类是以萧统为代表的统治者，他们主要是从事知识的控制和文化政策的制定，是知识的“消费者”；第三类人是以沈约为代表的仕人或馆臣，介于第一类人和第二类人之间，他们既是知识的创造者，也是知识的消费者，起初也有过学术研究的经历(沈约曾提出著名的“四声八病”说)，但当他们走上仕途后，其主要精力集中在知识的管理和引导上而不是创造上。
再看生产机构和生产方式。《文心》是刘勰的个人专著，是他在寺庙(定林寺)中整理佛经过程中完成的。从教育学的角度看，寺庙、道观是中国古代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与稷下学宫、太学、书院一样，它们都相当于一所高等院校，这与印度的万人佛教高等学府纳兰陀寺的情况相似(19)。定林寺也不例外。首先，它拥有雄厚的师资：定林寺是当时京师建康(南京)最有名的大佛寺，高僧云集，刘勰跟随的僧祐更是一代名僧，曾经在京师讲论佛法，声名远扬；寺内学术氛围浓厚，高僧治学严谨，有的甚至足不出门三十余载，这都对“笃志好学”的刘勰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次，它拥有丰富的文献：定林寺藏有释典一万三千余卷，诸子百家之典和诗学书籍也在万卷之上(20)。刘勰跟随僧佑十多年，在整理和编订佛经的同时，伴随着青灯黄卷，博通经论；第三，寺庙凭借着相对超然的地位，建立了一整套翻译、研究和传播经典知识的制度，为刘勰提供了相对的学者自治和学术自由的条件。刘勰的《文心》以及皎然的《诗式》、严羽的《沧浪诗话》、叶燮的《原诗》等文论著作皆受惠于寺庙或佛教，这并非是偶然现象。
这里，我们不妨再说的远一些，试着从寺庙这一生产机构来管窥后世“龙学”兴起的原因以及古代文论具有的“前学科”特点。
《文心》自得到沈约的赏识后，它的价值不断被人们所发现，获得高度认可：“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谢灵运)，“立本驱宏”(陆龟蒙)，“体大而虑周”(章学诚)，“文苑之学，寡二无双”(谭献)，等等，新时期以来“龙学”更是欣欣向荣。《文心》为什么会得到如此的厚爱？其中的原因有很多，有一点是它弥补了中国文学理论缺少某种严密逻辑体系的缺憾。中国古代文论主要依附于诗文等抒情文学，以语录、诗话、评点和序跋等“诗文评”为主，看重经验、直观、感悟、印象，缺乏系统的鸿篇巨制，往往是“触目赏心，漫附数语于篇末，挥毫拍案，忽加赘语于幅余”，文学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21)，这样很不利于文论知识的系统性和学科化的生产与传播。而《文心》和《原诗》等少量著述却是例外。你看，《文心》有总序，有本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很符合教科书的知识体系；作者试图“弥纶群言”，“擘肌分理”，“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尝试“本道、师圣、体经、酌纬、变《骚》”，勾画出“文之枢纽”，流露出了创造逻辑严密的文论体系的雄心。《文心》的这一特点与刘勰在定林寺长达十年的苦修佛经是有密切关系的，佛经由一种外来的知识系统构成，有着严密的逻辑论证，注重概念辨析，长于抽象说理，刘勰在写作思路上受其影响是很自然的事情。可以说，如果没有定林寺这座学府的培养和佛经的濡化，刘勰是否能够完成《文心》很值得怀疑的，即使他完成了，《文心》是否还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也是很难说的事情。
不过，寺庙终归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它缺少一个重要的知识制度的建构主体和消费者：学生。《文心》毕竟不是供人念诵的佛经，僧人不大可能成为它的主要接受者，刘勰只能走出“象牙塔”，步出山门，去寻找沈约这样的传播对象。
再看《文心》的传播情况与学术交流情况。文学传播在文论生产中是至关重要的。比彻等人认为，“学术研究最根本的就是交流”(22)，意思是说，学术知识的储存，研究能力的提升，学者声誉的树立，学术的创新和发现，都要依靠学者之间的交流。刘勰完成《文心》后，起初没有被当时的“学术圈”认可，于是他采取了借势的策略：在街头假装成卖货郎，守候在沈约必经之地，挡住他的去路，试图得到沈约的赏识，这一作法曾经让后人大为不解：当时刘勰已经在定林寺多年，襄佐僧佑校订经藏，且为定林寺僧超辩墓碑制文，在佛教圈里不能说完全默默无闻；沈约是宋、齐、梁三朝重臣，齐梁之际文坛领袖，史称“一代词宗”、“当世辞宗”等，他与定林寺的关系相当密切，他曾为僧佑的老师法献撰制碑文，凭借这样的渊源，刘勰要让沈约接触到自己的作品似乎并不困难，但刘勰却舍易求难，扮成一个小贩把书摆在沈约的车前，这是为什么呢？有学者认为这与刘勰出身庶族，与显贵沈约“士庶天隔”的等级制度有关，刘勰此举纯属无奈(23)。应该说，这很可能是一个重要原因：沈约所在的吴兴沈氏在三国两晋时期已经是江东著名的士族，时有“江东之豪，莫强周、沈”的说法，而且沈约的门阀等级观念非常强烈，甚至对士族与庶族的通婚都要大加干涉，不依不饶，还要罢免涉事之人的官职(24)。不过，由于历史上留下的资料太少，刘勰到底是出自士族还是庶族，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
这里我想从学术共同体或学术圈的准入制度和传播情况来讨论这一问题。《文心》起初遭到冷遇，当然不是学术含量不够的问题，刘勰的“无由自达”也不一定全部是出身原因。我们不妨看与刘勰熟识的另一位文论家钟嵘的例子。据《南史·钟嵘传》记载，钟嵘虽然出身士族(“晋侍中雅七世孙也。父蹈，齐中军参军”)，但他也同样被沈约拒绝接见，留下“宿憾”：“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沈约为什么拒绝同一个阶级或阶层的钟嵘？这恐怕不是士庶之别所能解释清楚的。刘勰的“无由自达”，有可能和当时学术共同体/学术圈的准入制度有关。学术圈的特点是：在每一个学术圈里，学者不是在对整个社会发表言论，它的所有话语领域只对它认可的对象和经过选择的部分听众完全开放，它一般只欢迎推翻其他“圈子”的理论或事实探索(25)。根据这一要求，圈内人首先要具备一定的专业资格，要经常沟通，互通信息，要尊重圈子背后共同的学术权威或秩序。就刘勰当时的情形而言，沈约、萧衍等围绕在竟陵王萧子良周围的“竟陵八友”就是当时名气最大的学术圈，以提倡永明声律理论著称。而刘勰在寺庙中寄居十余年，苦修佛经，与学术圈不免隔膜，很少接触到当时的学术名流(“时流”)是正常的，无缘得到学术权威沈约的赏识和推荐也不足为奇。同时，《文心》的传播情况也不利于缩短他与学术圈的距离，由于家世贫寒，地位卑微，刘勰不能像写作《典论》的曹丕一样把学者们召集到一起，给他们宣讲自己的文论主张，进行口头传播，不能把自己的著作用好纸抄好后送给达官贵人传阅，更不能像国家法典一样把文论刻在石碑上(26)。刘勰能做的，就是在完成《文心》后，采取手抄本或手工印刷的形式，通过最原始的摆摊方式推销自己的知识。刘勰在《序志》和《知音》中叹息：“茫茫往代，既洗予闻；眇眇来世，傥尘彼观”；“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流露出了知音难觅的孤独感，虽然说的是文学作品的接受问题，但也可以说是边缘学者面对高高的学术门槛时不由自主的感慨。幸运的是，刘勰的“营销策略”获得了成功，他的自我推销虽然没有直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通过得到沈约这样一位学术权威和学术共同体的把关人的认可，一举成名：“沈约大赏之，陈于几案。于是竞相传焉。”(叶廷硅《海录碎事》卷十八)刘勰后来能够入仕，并参与了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文学总集《昭明文选》的编辑，应该与此举有直接的关系。
再看当时的文化政策与知识管理制度。自汉朝以来，儒家思想一直是中国传统知识制度中地位和价值最高的知识，南朝也不例外。梁武帝萧衍本人爱好文学，广招文士，文学家的地位得以大幅提高，同时他非常看重儒家经典(27)。刘勰撰写《文心》，并非是在古庙中自娱自乐的个人行为，他的著书动机在《序志》、《程器》等篇中显露无遗，那就是为求闻达。由此，虽然刘勰精通佛经，后来也出家为僧，但他在《文心》一书中推崇复古宗经，以儒家思想为圭臬，除了少量“般若”、“圆通”、“体性”等明显的只言片语之外，基本不杂佛典之言，这种写作策略与当时的文化政策是一致的——按照知识制度的规则，他自然要选择官方和主导文化认可的最有价值的知识。当然，南朝的宗教文化政策反反复复，让人难以把握也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南朝本来信佛，寺庙林立，然而在永和二年(500年)，齐朝信仰道教的萧宝卷(东昏侯)为帝时却打击佛教、袭击定林寺，正在寺中撰写《文心雕龙》的刘勰是如何幸运逃过一劫的，至今仍然是个谜。仅仅过了三四年，政府的宗教政策又发生了变化：萧衍本是道教徒，登基之后看到佛教势力强于道教，为维护统治，他于天监三年(504年)舍道事佛，并要求皇室和政府官员信佛。萧宝卷和萧衍都是南朝知识制度的建构者，他们代表的是制定南朝文化政策和知识控制的管理者，他们所制定的极不稳定的宗教文化政策自然要影响到刘勰。刘勰在定林寺中写作的时候，拥有难得的学术自由，这是无需怀疑的。不过，刘勰小心翼翼地避开佛学，试图以儒学立场为宗，由讨论文学来博取声誉，在这种价值取向的形成过程中，南朝知识制度所起到的控制或引导作用，也不应被忽略。朱东润先生说：刘勰承受宋齐以来的潮流，然而他又不满意宋齐以来的现实(28)。我想，这里所说的“潮流”和“现实”应该包括当时的知识制度吧。
以上我们围绕着《文心》对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的特点进行了初步的阐释。归纳起来，这种知识制度的总体特征是：学者、文人和统治者是文论知识的生产主体和建构主体；官学、寺庙是主要生产机构；学术自由在一定范围内确实存在，然而又是有限的；文论知识以儒家思想为圭臬，儒家知识体系在行政系统支持下成为垄断性的、具有霸权的知识，文学生产沦为政治的工具和附庸：“文艺之功，有补于治道”(雍正语)，诗文“皆关政教”(乾隆语)；知识传播以手抄本和手工印刷为主，传播不仅是为了获得学术共同体的认同，更是为了实现学者的政治志向，是为文学确立合法性的手段；知识的控制和管理渗透于整个生产过程之中。
这种传统知识制度，在隋唐以后在得到了科举制度的保障后更趋于稳定。知识与思想的生产与再生产随着科举制度这只“指挥棒”缓缓起舞，中国学者的知识旨趣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术成了追求功名利禄和培养政治官吏的手段，学术史上出现了所谓“盛世的平庸”。葛兆光先生曾经这样描述科举取士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当主流知识思想已经不再具有自我调整的能力，于是它也不再具有判断当时社会问题的洞察力。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揭示和评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在一整套精致而华丽的语言技巧中，知识阶层勉强翻空出奇，维持着它的生产与再生产……(29)
这种以科举为圭臬的非学术化的、僵化的、缺乏足够的学术自由和创造力的知识制度，在中国至少绵延了一千多年，其间虽然面临过许多次危机(如民间书院的兴起对科举制度的反拨)，也曾有过短暂的断裂(如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对汉文化的压抑)，但更多的是获得了程度不一的修复。这种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晚清。
嘉庆壬戌年会试事件，正是这一绵延千年的知识制度的后果之一。
四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知识制度的颠覆性变迁
晚清以降，中国知识制度发生了巨大变迁。根据知识社会学的观点，制度变迁的模式可以分为修复性变迁和颠覆性变迁两类(30)。前者是在同一知识体系中进行的，旨在维护和修复原有的知识体系以适应解决现实社会问题的需要，在变中求不变，这一模式是中国传统知识制度变迁的常态，如宋代理学家的“援佛入儒”、“援道入儒”、宋代书院制度对太学危机和科举制度的挽救和修复等。后者是新旧知识制度的替代过程，目的在于解构原有的知识体系及其相应的制度安排，解决其中的合法性危机。颠覆式制度变迁的共同点是将一种知识体系放在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以前的知识体系加以排斥甚至加以扼杀。
从目的上看，20世纪上半期之前中国知识制度的变迁是一种颠覆性的变迁，它是在受到了西方列强的外力冲击和西方知识制度外在的强制力、吸引力之后发生的，是在打破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封闭状况，经历了天翻地覆的抵制和变革之后发生的，是中国人在器物、制度、思想等三个层面上向西方“先生”求学的过程中发生的。中国知识制度的颠覆性变迁，也成了国人的现代性追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次学术话语变迁的背后，实际上隐含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整体变迁。
西方的现代知识制度形成于17世纪，其主要特征有：其根基和内在动力是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的精神追求；依靠文学社团和学术期刊的出现，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建立；现代西方知识经过了科学化的分工和专门化的学术分科，追求规律化和系统性的知识，以量化的规模化的方式进行知识的再生产；近代西方实现了学术的职业化；学位制度先后建立，保证了学术的再生产。
随着西方知识制度在中国树立起霸权地位，中国传统知识制度终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迁。我们不妨简单地勾勒西方现代知识制度的中国化的过程：自晚清维新运动以来，在纷繁复杂的时局中，现代出版业日益繁荣，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等观念通过现代传媒业的发展深入人心，文学公共领域开始出现；翻译西方各类书籍的“同文馆”(1862年)和近代史上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京师大学堂(1898年)先后创办，科举制度被废除(1905年)，学术研究日益职业化、专门化；“癸卯学制”颁布，“文学研究法”课程得以设置(1904)，“中国文学系”在北大开始建立(1918)，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文学理论课程也逐渐从边缘课程变为新体制下中文系的核心课程，文论的传播也从零零散散的文论译介发展到教科书和文论著述的规模性出版；文学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同盟会等现代政党先后成立，各政党的宣传部门逐渐完善，文艺政策相继制定，从各个层面参与了现代知识制度的建构。在这种变局中，学术界大量吸收和借鉴西方的学术范式和知识制度，用现代西方文论知识谱系对中国传统文论知识进行了整体置换，文学理论的生产制度终于发生了耐人寻味的变化。
回到嘉庆壬戌年会试中的那道试题，它之所以在当下的中文系里很难再能横扫千军，也正是由于发生了上述变化，特别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早已开枝散叶、自立门户。特别是随着文艺学学科点的快速发展，各种学术机构(中心、学会等)的成立，风貌各异的文论教材和学术期刊的出版和创办，从事文论研究已经成为数量可观的学者安身立命之本，这一切都为文论知识的传播培养了重要的生产主体和接受主体。纪晓岚所要考察的文论知识，某种程度上已属于文学专业学生的常识了，学生们能答出来也并不算稀奇了。
随着西方现代知识制度在中国逐步建立统治地位，以大学教授、期刊编辑、文学社团成员、党派喉舌等身份出现的现代文论家，很明显地和晚清以前的文论家区别开来，其文论生产也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现代知识制度的特点。这种区别和变化可以描述为从“田园型”到“都市型”的转变(31)：
从制度的建构主体看，田园型群体主要是业余或兼职的文论家，多有其他职业和身份(官员、僧侣等)，一些文论家穷经皓首，聚沙成塔，集腋成裘，一生磨一剑，只留下一本著作；而都市型的群体却往往将文学研究作为安身立命的职业(教师、学者、批评家、理论家等)，不仅可以借此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且也可以获得物质和经济上的回报(薪水、稿酬、奖励等)，著作等身也并非难事。从研究人数看，田园型的群体显然比都市型的要小得多，翻开中国古代文论史，自先秦到晚清，两千年里留下姓名的文论家不过百人左右(32)，而晚清以来，参与文论研究的学者如过江之鲫，某个规模较大的文学社团或研究机构的成员就可能会超过百人，一所大学的文学专业几年的研究生在数量上就和几个朝代的研究者相当。
从研究的条件和待遇看，田园型群体在资源和供给上虽然也会受到资助和支持，但整体上是自给自足，属于“劳动密集型”；而都市型模式由于具有更高的产出，获得的物质回报和资助也较多(如教科书和官方报刊的出版)，属于“资本密集型”。田园型研究获得的殊荣较少，其研究成果如果未遇伯乐，只能藏之名山，少人知晓；而都市型研究由于获得的支持较多，吸引资金的能力较强，其研究成果通过大众媒介的传播广为人知，在判定学术价值、获得提升方面往往会受到更多的优待。
从传播途径看，田园型的研究群体传播成果的渠道单一，速度较慢，以诗话、序跋、选本、书信为传播媒介，流传较窄，多使用序、诗话、词话、评点、札记等诗文评形式；而都市型的群体通过大众媒介(报刊、出版社等)，迅速发表研究成果，并以此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彼此联系较紧密，通过参与课题、常规教学、学位论文和社团论争等，拥有较多的正式交流机会，侧重于逻辑严谨、结构严整、论证严密、思路清晰等特点的论文或专著形式。
从合作模式看，田园型群体从事自身感兴趣的领域，研究中交叉覆盖的可能性很小，偏好独自研究胜过团队研究，很少为非常相同的研究领域竞争(33)；都市型群体只要有机会就尽量避免与别人在研究上有交叉覆盖，有时甚至令人窒息，如果不能避免撞车，就通过团队合作进行研究。
从知识管理和知识控制方面看，田园型研究由于研究人员相对稀少，成果传播面窄，控制文论家的身体比控制知识更要容易，而都市型研究的人员集中，传播较广，控制和管理知识的难度都在加大，政党的文化政策对文论生产的影响更为突出。
从田园型到都市型模式，从传统到现代，为了满足不同的知识制度的建构主体的不同需要，中国文论生产的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迁在中国知识制度的发展史上不是第一次，但对文学理论而言无疑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我们可以在文论著作、文学评论和学位论文等多种不同的知识产品中发现这些变迁的痕迹。正是在此过程中，现代知识制度逐步建立起来，古今中外的文论话语或彼此冲突、排斥、遮蔽、挤压，或磨合、沟通、兼容和重组，现代文学理论也因此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段。
五 知识制度视野下的文论研究
科举考题，文艺政策，传播路径，学术共同体，课程设置，教材课本，以及权力与知识的互动诸如此类的因素或对象，在以往的文论研究中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与中国古代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方兴正艾的制度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知识制度的视野下研究中国文论，是一个庞大的跨学科课题，或许也可以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本文无意全面分析知识制度与中国文论的构型以及现代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只是尝试提出若干基本的判断或问题，它们足以说明这一研究路径的深远意义：
其一，同样的文学知识在不同时代、不同教育体制下截然不同的命运，说明了知识的合法性从来都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被制度和权力确认的。
德里达曾经说过：文学是一种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讲述任何事情的建制，“它原则上允许人们讲述一切”；“文学的法原则上倾向于无视法或取消法……文学是一种倾向于淹没建制的建制”(34)。这就是说，文学制度是无形但有效的制度，目的就是保障和庇护文学讲述“一切”的自由和合法性。但是，这种保障作用，从来都离不开合法的认定和预设。
其二，中国文论的丰盛与贫瘠，繁荣与凋零、喧哗与无语，图像与空白，体系与碎片，与当时的知识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果从教育制度、科举制度、文艺政策(主导话语)、监察制度、奖励制度、社团论争、传播形态、知识分工、学科体系、著述体例、学术惯例等视角出发，对中国古今文论生产的过程和后果进行细致的解读，对文论的文学观念、某些问题或不完备的地方进行考察，或许会有更多的领悟和崭新的发现。
其三，知识制度一旦建立，对文学理论既是保障也是制约。
制度对知识的性质、价值、选择、趋向等会产生深刻而复杂的影响。有效的制度对文学理论具有激励功能，使学术共同体的生产潜力得到最大发挥。从内在制度的角度看，文学理论只有成为一种合法的建制，才能具有独立生产和再生产的自由，才能不断扩张它的势力和影响；同样，外在知识制度可以借助国家、政党的力量，通过法律化的途径，通过设置课程、鼓励出版、物质资助等方式，使本来只属于知识共同体内部的制度固定下来，减少许多文学知识传承的无效劳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文论的制度化过程和转型也是知识制度出现激烈矛盾和重重危机的过程：学术的职业化和传播制度确立了文学理论的生产、流通和消费秩序，但同时也培养出了制度的受益者和寄生者；学术的职业化和学科化并不一定意味着真正的学术繁荣，只有当学者批判地形成其独立的价值判断(道德价值判断、方法论价值判断等)时，他才有可能赢得真正的学术独立和自由，促进学术研究的发展。随着执政者文艺政策的制度化的完成，文学与权力逐渐合谋，当一个庞大的、甚至是唯一的组织和团体控制和管理着文学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就会造成文学知识的垄断和被整合，使文学公共空间丧失了存在价值，就会大大损害学术研究的独立性。
最后，还需要强调的是：文论的外在知识制度的建构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内在知识制度的结构化和正规化，不能脱离内在知识制度的要求，如果二者南辕北辙，则会对学术研究造成严重的影响，导致学术危机甚至是社会危机的爆发。当知识制度丧失了更新和制衡的动力之后，当某种特殊权力集团凌驾于学术共同体及大多数人利益之上，它就会威胁到知识制度的元规则，阻碍了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这种制度就成了无效的制度，对文论生产只能起到遏制甚至扼杀的作用。知识制度的两种功能如同人的两只手，右手是保障，左手是制约；左手是冷酷的、刚性的，右手是炙热的、柔性的；从右往左看，看到的是压抑；从左往右看，看到的是放任。两只手一起划出和撑起了文学知识生产所赖以生存的领域和空间。我们也许不需要对它们的不协调而感到悲哀，这可能是永远难以化解的矛盾。我们只能期待着它们之间能够保持适当的张力，能提供更多的、更大的学术自由，那样，将是文论建设之幸，也是文学之幸。
注释：
①本文所说的“文论”是广义上的文学理论，与“文学理论批评”的涵义大致相同。
②根据朱自清先生的看法，《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不失为系统的文学批评”。见朱自清：《诗文评的发展》，《朱自清古典文学论集》(下)，第5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⑧《纪文达公遗集》卷十二《策问五道》，第14页，第11页，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
④参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诗文评”导语、《临汉隐居诗话一卷》、《彦周诗话一卷》、《紫微诗话一卷》等部分。
⑤纪晓岚：《四百三十二峰草堂诗抄序》，《纪文达公遗集》卷第九，第35页，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仲光军等主编：《历代金殿殿试鼎甲朱卷清代试题试卷》，第586页，花山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⑥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第34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⑦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第492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⑨吴敬梓：《儒林外史》，张慧剑校注，第35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⑩张亚群：《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五卷，第39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详见顾廷龙主编：《清代朱卷集成》，台北成文出版社1992年版。
(11)顾炎武：《日知录集释》，第943—944页，黄汝城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12)乾隆五十一年敕撰：《钦定八旗通志》，(清)纪晓岚主编纂《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65册，第70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13)王水照：《嘉佑二年贡举事件的文学史意义》，《王水照自选集》，第198—243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14)[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刘远婴译，第29—30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
(15)参见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第3、29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16)只有少数论著涉及文论生产与知识制度这一话题，如曾守正的《权力、知识与批评史图像——四库全书总目诗文评类的文学思想》(台湾学生书局2008年版)。
(17)黄念然：《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转型》，第28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18)《文心雕龙》成书年代说法不一，这里采用周振甫先生的说法，见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第1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19)滕大春主编：《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第84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20)贾树新：《文心雕龙历史疑案新考》，载《文心雕龙研究》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1)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22)[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学术部落与学科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等译，第1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3)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第9—12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4)林家骊：《一代辞宗——沈约传》，第30、122—124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波]弗·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郑斌祥译，第45页，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26)《三国志·魏书》记载：(曹丕)“集诸儒于肃城门内，
讲论大义，侃侃无倦”，“帝以素书所著《典论》及诗赋饷孙权，又以纸写一通与张昭”，“以文帝《典论》刻石立于庙门之外”。
(27)天监四年(505)，梁武帝又发动了一场复兴儒学运动，立五经馆置五经博士，且广增生员，招揽寒门俊生，以图扭转“儒教论歇”的局面。
(28)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自序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29)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13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30)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第78—79页，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31)比彻等把软科学、应用科学的研究模式界定为“田园型”，把硬科学、纯科学的研究模式界定为“都市型”。这里做了改造。参见[英]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唐跃勤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六章。
(32)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1927年)列举的文论家有93人，牟世金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家评传》(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共评介了古代文论家67人，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列举的不到百人，蔡镇楚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岳麓书社1999年版)中列举的也只有百人左右。
(33)一些例外情况是：清代学者会参与一些集体协作的计划，这些计划主要依靠官方或半官方赞助维持运转，如17世纪的《明史》、《大清一统志》、《四库全书》等计划，也包括文论书籍的校勘和整理，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的“诗文评”总结等。
(34)[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第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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