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特殊性研究》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特殊性论文,若干问题论文,情报论文,图书论文,工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图书情报中心，最近就所承担的国家社科规划基金1996年年度课题《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特殊性研究》如何开展召开了研讨会，对一些相关的基本问题从理论与实践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现将与会者的意见整理如下：
一、关于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问题
从目前已有的文献看，“图书情报”这一概念运用得相当普遍，但并未得到明确界定，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因此，怎样理解“社科图书情报”或“社科图书情报工作”，就成为涉及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问题。有人认为，“社科图书情报”概念大于“社科情报”概念，前者涵盖了社科图书情报的所有需求者，后者则主要偏重于社科研究领域，服务面没有前者那样广泛，我们应以此确定本课题的逻辑起点。
有人对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基本涵义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这一概念应包括社科图书工作和社科情报工作两部分。社科图书工作是以科研单位（如社科院）、高等院校、党政部门、新闻单位和公共图书馆中对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光磁软盘等不同介质的社科文献为主要管理内容的工作；社科情报工作则是在文献工作的基础上，进行定向信息服务和较高层次的信息综合加工，为社会科学的理论和应用课题研究、党政职能部门的领导决策、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和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经营决策提供专题性、针对性、定向性的情报产品服务，以及为社会公众提供科普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信息服务等。然就其二者工作的本质而言，实则是同一的，如图书的分类编目是对知识信息的分学科切分的序化工作等，应该理解为是一种情报加工工作，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图书工作和情报工作已经形成一体。
有人从图书情报工作与一般信息工作的联系与区别的角度，对图书情报工作的诸种定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应该是社会信息工作或社会情报工作；我们从事的系统不是信息系统，而是社会信息——社会情报服务系统；我们从事的工作不是信息工作，而是社会信息服务工作——情报工作；我们从事的工作范围，不是一般诸如邮政电信服务和计算机网络服务那样的信息技术服务，也不是诸如天气预报、交通运输班次载重量报道之类的信息内容服务，而是图书情报内容的服务。因此，图书情报工作、社科图书情报工作涉及的主要问题有：⒈图书情报工作的科学实践系统、图书情报工作的性质、图书情报工作的属性、图书情报工作的内容等等。
二、关于“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特殊性”的问题
有人认为，弄清“社科图书情报”或“社科图书情报工作”，是探索其“特殊性”的前提，前者概念不清，后者的研究失去立论的基础，本课题的研究工作就很难开展，我们必须对此有基本的共识。
有人认为，既然存在“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就应该存在“图书情报工作的一般性”。论者提出，一是要从对图书情报工作的一般性，即一般规律、一般原理、一般概念来观察、分析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特殊性；二是要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特点、方法、成果形式的比较上，弄清社会科学的具体特点，然后从中找到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与社会科学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特殊性。
还有人用枚举的方法，把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特殊性，概括为12个方面：⒈社科图书情报工作服务对象的特殊性；⒉社科图书情报工作自身管理的特殊性；⒊社科图书情报工作方法与工具的特殊性；⒋社科图书情报工作资金投入的特殊性；⒌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人才培养的特殊性；⒍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信息源建设的特殊性；⒎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传递的特殊性；⒏社科图书情报工作学科理论的特殊性；⒐社科图书情报工作技术手段的特殊性；⒑社科图书情报工作评价标准的特殊性；⒒社科图书情报工作发挥作用的特殊性；⒓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特殊性。
但有人对其中的某种特殊性表示不同意见，如认为在管理方法上，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与一般图书情报工作相较，很难说有何特殊性。
三、关于本课题的基本思路问题
有人认为，本课题之能得以成为国家基金项目，主要是由于目前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现状不能令人满意，因而需要从理论与实践上解决对其特殊性的认识问题，以便使目前的被动局面有所改观。因此，要探索新意，走出新路子。但上面枚举的12个方面的特殊性，可以从情报流程大致归纳为三个范畴：⒈图书情报的管理，如资金投入、信息资源、人才培养等；⒉情报传递，如方法、工具、技术手段等；⒊情报用户或情报利用，如服务对象、发挥作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评价标准等。从这三个范畴看，研究硕果累累，如第一范畴方面有杜威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还有希拉德夫定律、洛特卡定律、齐夫定律，以及文献老化规律等；第二范畴方面则有本世纪交流学的兴起，米哈依诺夫的情报交流学的诞生，是这一范畴内竖起的一块丰碑；第三范畴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是以英国布鲁克斯为代表的知识学派，和美国列维茨的决策学派。从我国已有的研究成果看，《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除前三章属理论探讨外，其后各章也是从这三个范畴来谈问题的。如果我们仍按这条路子走下去，难免不落前人窠臼。
有人则认为，本课题虽然涉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研究应侧重于实践，即我们研究的是工作实践中提出的理论问题。我们不妨以总结实践经验的求知者的面目出现，而不要一上来就打什么理论旗号，把实践经验总结好了，理论的旗号自然会飘扬起来。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泥于前人已获成果而不能根据实践发展探求新知，则难以有所突破。
论者还认为，本课题应紧扣社会需要。社会需要就是时代特征、社会环境，其中最大的变化因素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不扣住这个社会需要，就等于隔岸观火，无论探讨出多少特殊性，都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实际格格不入。这不是跟时髦，而是跟时代，任何理论都要符合时代需要。时代需要、社会需要才是理论的生长点。
四、关于本课题的理论基础问题
有人认为，社会科学情报学是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虽然自80年代以来，由于情报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情报交流活动日益走向社会化、现代化，情报学研究的范围逐步扩展，情报学研究自身不断深化，并借鉴国外的情报学理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但仍没有将其理论的应用范围和研究的对象中本应与科技情报工作并畴而立的社会科学图书情报工作包括进去。这种先天性的缺憾不仅对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开展造成了理论指导上的缺失，而且也使得情报学理论自身的发展受到影响。由于存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是社会科学情报学能够独立存在的客观依据，也是社科图书情报工作具有特殊性的历史和现实基础。
有人则认为，对这个问题不宜说得绝对，认为“社会科学情报学”是“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的提法有待商量，因为“社科图书情报”既不同“社科图书”，也不同于“社科情报”，跨越图书馆学、社科情报学两门学科，因而除社科情报学外，图书馆学同样也是社科图书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在研究过程中，应注意处理图书馆学与情报学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当，有可能不伦不类，两面受敌；处理得当，有可能另辟蹊径，独树一帜。如果本课题对研究对象取得基本的共识，是有可能在学术上创新的，搞好了可以走一条前人未走的路，有超前意义。
有人具体分析了社会科学情报学的代表性论著，认为最初虽然有人把“社会科学情报学”概念，引进了传统情报学理论，但避开了社会科学的特殊问题，研究领域的廓范大而泛，基本框架未能成立。90年代以来虽有人对社会科学作为专章论述，但未能将社会科学问题作为作用于社科情报学的能动因素，深入研究其根本性问题。易克信、赵国琦主编的《社会科学情报理论与方法》一书，在社科情报交流机制这一一般性（普遍性）理论问题实施突破，将社科情报理论置于社会科学的大背景，专门讨论了社会科学领域情报工作的特点，从工作本身探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情报的不同，即自然科学与社科领域不同所造成的情报差异，这种不同带来社科情报的特殊性以及社科情报交流、利用、管理等问题的特殊性，因而突破了情报学框架，在本质上使社科情报学取得了独立的地位。
五、关于本课题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有人提出，应从社科情报工作的个案开始本课题的研究。先将个案列出，然后对个案进行分析，从个案中分析特点，总结出理论。社科图书情报工作中的个案应该是有的，问题是拿什么标准去选择、去搜集、去分析，这个标准就是我们应该阐发的理论。我国众多的图书馆的改革实践，已创造出许多值得研究的个案即先进经验，同时新闻单位、经济部门、军队院校部门乃至科技部门，都有社科情报生产出来。我们应将这些典型搜集在一起，按一定的标准分类排列，成为一种序列，然后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道道，形成我们所希望的体系，这就是归纳法。这种方法适宜集体作战，大家动手搜集，一起讨论分类，然后分头写作，但缺点是显得散，不容易沿着一条轨迹运行，论述起来把握较难。
有人认为，应该辩证地看待研究方法论问题。研究工作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等不同范畴的关系问题。在史学方法问题上，也长期存在“以论带史”与“论从史出”之争。从方法论的角度说，这里都涉及演绎与归纳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从实践中抽象出理论就是归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误解，因为事实上没有完全脱离演绎的归纳，也没有完全脱离归纳的演绎。演绎脱离归纳，只能产生架空的理论设计，而归纳脱离演绎，只能产生经验主义而不能产生理论。要辨证地处理演绎与归纳之间的关系，即演绎应在归纳的基础上进行，而归纳则必须以演绎为指导。处理好此二者的关系，涉及我们的研究态度，即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我们既要虚心学习，也要勇于创新。妄自尊大，轻易否定前人的探索是不对的，但妄自菲薄，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人云亦云也不好。勇于创新应建立在虚心学习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只有这样才能根据实践发展理论，否则就是空中楼阁。
六、关于与本课题有关的学科发展趋势和相关学科关系的
若干问题
在讨论本课题时，与会者对当前的发展形势及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很大的兴趣，涉及的主要问题有：
⒈信息高速公路建设与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的关系。
有人认为，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正受到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在全球掀起的信息潮(information wave)的冲击，但主要是把电子计算机、通讯网络等置于实施的首要地位，与图书馆、图书情报工作尚有相当距离。认为电子出版物、机读数据库将取代传统纸介质的图书文献，计算机将取代图书馆员、情报工作人员的智力劳动，计算机数据库网络将取代具有文献收藏和处理职能的图书情报机构，乃至图书文献、图书馆员和情报工作者、图书馆和情报所一并为信息产业取而代之，以至最终导致“图书馆学、情报学消亡论”等等，诸如此类的认识和实践是否正确，值得商榷；以为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将带来图书情报工作的繁荣，至少说是一厢情愿。论者认为，研究对象的矛盾特殊性，是界定一门学科的基本依据，从属于研究对象的技术手段，只能丰富学科内容，不会也不可能改变学科对象，更不可能取代和更替学科。同时信息产业的发展，只能是工作中运作方式经营方式的某种程度的变革，不会也不可能取代作为整体的图书情报工作，不会也不可能成为学科整体上进行综合研究的障碍，因而图书情报工作、图书情报学的发展是肯定无疑的。
⒉关于信息学与情报学的关系。
有人认为，现在存在这样一种现象：从事情报工作和情报学研究的专业工作者倾向于大情报观，将情报学一个劲向信息学靠扰。这种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以信息学来定义情报学的硬性移置。信息是物质的存在与运动的形式，广泛活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过程之中。信息学是从研究信息的属性与运动机制出发，揭示信息产生、识别、计量、编码、存贮、变换、分发、服务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它具备基本的学科含义，较之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学，其学科研究的广泛性，理论探讨的层次都是不同的。而图书馆学、情报学有其自身的研究对象和工作领域，将“情报”概念改为“信息”概念、用“信息学”取代“图书馆学”、“情报学”，以为图书情报工作必须纳入整个信息的大范围就能刺激学科的发展，扩大活动领域，这已经造成理论认识上的混乱，因为学科界面愈宽，则学科集成面愈泛，基础理论建设范围扩充愈泛，愈表面化，就愈难以得到深刻的揭示。学科建设如果没有集中界面的廓定（范围划定），没有分支学科相对集中的研究，绝对难以形成独立的、有特殊研究对象，涵盖特殊领域，立足特定实践范围的基础理论，只会从“大”走向自我否定的道路，这对学科发展是不利的。
⒊关于图书馆学与情报学的发展趋势和相互关系。
有人认为，从传统学科意义上说，图书馆学是静态的，而情报学是动态的；前者侧重于信息管理理论，后者侧重于信息激活。从实践上看，这种区分使二者都存在弊端；前者守着一大堆鸡鱼鸭肉，却做不出一盘佳肴，后者由于忽视基础建设，等于巧媳妇做无米之炊。具体表现为从事图书工作的同志不善于从事情报研究，而从事情报研究的同志常常缺乏图书管理的基本知识，也许可以这样说，情眻学是在发现传统图书馆学之不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图书馆学越来越注重信息激活和情报传递，情报学也越来越注重信息源的开发与信息的贮存与管理。因此，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在经过一般分化过程之后，又渐渐在新的基础上重新走到一起来了。本课题所要研究的基本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学科发展的趋势。
⒋关于社科情报学近年来的发展问题
有人对近年来的社科情报学的发展概括为如下几方面：
(1)研究主题的拓展。如主题增加、主题更新、新的主题和关键的主题等：
(2)研究领域的扩展。如从社科学术情报的理论研究扩展到各类情报研究；从社科研究人员的情报需求和情报行为扩展到各类社会科学工作者、科技工作者的社科情报需求与行为；从社科学术情报工作原理与方法的研究扩展到对各类社科情报工作，尤其是对政务、商务、法律、金融、人才等情报工作理论与方法的研究；从社科学术情报领域扩展到对社科应用范围领域，从社科情报学领域扩展到对社科大领域有关问题的研究及整体性研究，以及社科情报研究方法论与价值论等。
(3)社科情报实践中新问题研究。如信息高速公路建设对社科情报交流和用户需求、获取和利用社科情报方式及心理的影响问题；社科情报现代化战略问题；信息经济发展，信息资源发掘出现的社科情报市场，社科情报产业运行机制、运作方式和发展规律问题；社科情报的经济功能和经济效益评价问题；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工作重心转移而产生的社科竞争情报的开发与利用；社科情报管理体制的改革；社科情报工作为经济建设服务，文献和情报支撑，资源效益问题；社科情报工作国际化，省、地区以及全国资源共享问题，等等。
(4)社科情报基础理论研究问题。如社科情报的结构与功能；社科情报交流与系统建设；社科情报工作及管理的基本原理；社科情报方法论；社科情报用户的结构与变化、需求机制、情报行为及其规律等等，以及社科情报在这些方面特有的、内在的规律，并以此总结并非社科情报特有而普通情报学、科技情报学尚未发现的规律。
与会者认为，这次讨论对开展本课题的研究，加深对相关学科发展趋势的理解，进一步拓展我们的视野是有益的，但对很多与本课题相关的具体问题，这种讨论还是初步的，尚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参加研讨会的有：刘纪兴、金德万、吴祖明、杨教、李学英、杨直、孙钟、孙云、潭安洛、张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