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2007年年会暨座谈会综述_十月革命论文

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2007年年会暨座谈会综述_十月革命论文

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综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学论文,中国国际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为纪念俄国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迎接党的十七大召开,由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和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共同主办的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2007年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7月23—26日在辽宁省委党校举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学会副会长王学东主持开幕式,中央编译局原常务副局长、学会会长顾锦屏致开幕词,辽宁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常卫国和辽宁省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宋萌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来自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中联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全国各地的130多名专家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出席了会议。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为“十月革命与社会主义基本问题”。会议期间,代表们围绕十月革命的历史地位和世界意义、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发达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苏联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若干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多视角、宽领域、广泛深入的探讨。

一、关于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与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

十月革命是20世纪最重大、影响最深远的历史事件之一。与会者就十月革命历史意义的再认识、十月革命与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道路和21世纪的社会主义等问题充分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对十月革命的历史意义,有学者认为,十月革命给人类社会留下了十分宝贵的财富,可以概括为:一段历史、一条道路、一个模式、一种精神。一段历史,即俄国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改变社会不合理现象,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让人民当家作主,把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的历史。一条道路,即十月革命开辟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文明发展之路,第一次对人类文明史以来的剥削制度进行变革的伟大尝试,第一次展示了同资本主义不同的社会主义的新文明。尽管社会主义实践有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和失误(人类历史从来没有直线发展的),但无论其经验还是教训都是人类发展进程中极其宝贵的财富。一种模式即苏联模式,十月革命给俄国人民带来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制度,新的社会制度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的创造力和积极性,使俄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走完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一般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路程,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并取得了反法西斯主义的胜利。尽管这个模式在后来的发展中走向僵化、官僚化并最终解体,但它毕竟是探索建设新社会的过程中人民的创造,它曾经鼓舞了世界上无数仁人志士为反对资本主义、为更美好的社会而前仆后继的奋斗,它也推动了资本主义自身向民主化、法治化,向更公平方向的变革和改良。一种精神,即十月革命向黑暗势力开火,其斗争精神给全世界被压迫民族、人民极大鼓舞,并向世人充分展示了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追求公平正义、反对不平等、反抗剥削的精神。

有学者提出,今天需要从历史出发,认真而公正地总结十月革命的内在本质及其遗产。十月革命所依靠的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物质条件的成熟,而是社会主义者夺取政权的有利的政治条件,因而,十月革命走的不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道路,而是一条全新的道路,它开创了日后一切东方社会主义革命的范式。从世界历史总过程看,俄国革命是全球化进程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与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矛盾交互作用的结果。正如尼德兰革命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时代的开端一样,俄国革命也并未成为社会主义世界性进程的开端,而是成为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开端。今天既需要给十月革命开创的道路以公正的历史地位,也需要思考怎样走出由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不足而使它陷入的困境,即怎样走出苏联模式。发展市场经济是克服苏联模式弊病的根本方法,是未来社会主义的希望。

有学者从十月革命对现实启迪的角度阐述十月革命的影响和意义。一是重视理论创新。这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之一。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精神而不拘泥于个别词句,敢于抛弃某些过时的结论,把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运用于帝国主义时代的俄国,形成了列宁主义,适时领导了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去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二是心系老百姓,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十月革命能够成功的根本原因就是,布尔什维克党抓住了俄国老百姓最迫切的需要,即和平、土地、面包和民主问题。党通过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宣布退出战争,实现了人民迫切要求的和平问题、土地和面包问题;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的建立预示着民主问题的解决。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使布尔什维克党不仅夺取了政权,而且战胜了帝国主义进攻和国内反动阶级的叛乱,使苏维埃政权得以巩固。三是重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建设及其领导作用。用革命理论和革命作风武装党;以严格的条件、铁的纪律组织党;党由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又密切联系群众;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学者提出了看待十月革命的新视角,即从20世纪世界现代化、全球化背景探讨十月革命的意义,认为十月革命是世界现代化、全球化第二次高潮中世界矛盾冲突在落后东方大国聚焦爆发的产物。经济全球化带来了各种社会矛盾冲突的全球化。全球化第二次高潮使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与危机从率先现代化的西方大国向被卷入世界体系的东方落后国家和弱小民族乃至全球扩散转移。这种转移带来两大后果:一是社会体制变革的扭曲变形,既有沙皇俄国、日本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又有中、印等亚洲古老国家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二是转型中的社会矛盾并非西方社会矛盾在这些国家的简单复制,而是各种新老、内外矛盾的交织、聚集、放大与激化。世界矛盾冲突首先聚焦在现代化后发的沙俄帝国。在上一个世纪之交,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遇到了很大障碍,既有迅速发展的工业资本,也有落后的农村经济与封建土地制度;既有侵略、压迫其他弱小国家和民族、争霸世界的帝国主义本性,又有因力量不足,不得不对西方列强既争夺又妥协的现实,这些使俄国社会的矛盾错综复杂,成为帝国主义时代各种矛盾的汇集点。这些矛盾交织引发的阶级、民族与国家关系危机终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引发了革命。因此,十月革命是通过建立民主的方式来解决和弥补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不足,是用革命手段去发展文明,即现代化。十月革命开创了落后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和全球化的新时代。

二、关于苏联模式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

苏联模式不仅是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模式而且影响深远。与会学者围绕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建立、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苏共政权的得与失等进行了深入探讨。

有学者认为,苏共丧失政权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其中没有随着社会的发展推进民主、改善民生是根本原因。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高度集权的僵化的政治经济体制,导致党权强化而民权弱化,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逐渐削弱、破坏,长期忽视甚至漠视民生问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得不到应有的改善,从而失去了道义上的优势。列宁、邓小平都说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苏联在这方面的教训是深刻的,值得记取。

也有学者从世界科技革命的视角思考苏联社会主义的兴衰,认为二战后苏联的发展与衰落与两次科技革命直接相关。战后初期的第三次科技革命是以军事技术为核心和先导的,与苏联推行的赶超争霸战略相合拍,苏联抓住此次科技革命的契机,迅速地提升了本国的国防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迅速成为能与美国一争高下的另一个超级大国。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第四次科技革命以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等民用技术、经济优先为主要特征,与苏联的争霸战略不相符合,所以,苏联官方对这场新科技革命无动于衷。不仅如此,“左”倾思想也使苏联领导层排斥来自西方的高新技术。而弊端日渐明显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企业失去了依靠科技进步推进生产经营的主动性和积极性;部门分割、画地为牢妨碍了科学技术研究、合作、交流和科技成果的扩散转移;根本排斥市场造成科学技术研究与生产应用的严重脱节;滋生的官僚主义现象阻碍了科技自身的创新发展。由于苏联错失了第四次科技革命提供的历史发展机遇,失去了先进科学技术的推动,只能延续粗放经营的发展道路,结果,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直至停滞、倒退引发严重危机,最终在积重难返中走向解体。这是苏联演变留给我们的又一深刻启示。

也有学者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在于没有从落后国家现代化新道路、新模式的视角看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十月革命具有很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夺取政权之后,不可避免地遇到物质文化条件匮乏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苏俄社会主义者曾经试验过多种途径:从强行“过渡”和推行世界革命到不得不实行“一国社会主义”。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就其实质而言,是在无奈的情况下所作的被迫选择。然而,由于脱离了马克思所规定的那些物质文化条件,苏联所建成的社会主义,就只能是粗陋的、野蛮的、亚细亚式的、“兵营式的”社会主义。它可以确立生产资料的国家所有制、发展工业化、实行一些重大的有利措施,但在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最基本规定上,却必然地与科学社会主义大异其趣。例如:第一,它无法按照马克思主义精神解决民主与专政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它无法解决如何吸取资本主义成果的问题;第三,无法避免官僚主义蜕化问题。由于上述的以及派生的其他种种矛盾,苏联社会实质上没有实现马克思学说对社会主义社会所要求的生产者对生产资料的直接占有,而只是用国家的占有制代替了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制,正是这些矛盾使苏联社会陷入无法解脱的困境,最后走向崩溃。

三、关于发达国家社会主义的运动与现状

发达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历来是流派纷呈。研究分析各种社会主义流派的理论和实践,可以得到很多启迪。与会学者对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现状以及它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理论与实践等作了精彩的阐述和讨论。

有学者全面介绍和分析了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日本等发达国家共产党的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20世纪发达国家共产党通过对社会主义实践的反思,结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在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等问题上出现了两次大的转变。即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实现社会主义道路从暴力革命到和平、民主方式的转变;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由照搬、单一到自主、多样的转变。当今西欧共产党虽坚持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但其多数在民主、人权、价值观等问题上进一步开放。主要表现在:一是放弃了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在党的性质方面,西欧共产党长期以来不再提自己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党的指导思想方面,只有少数共产党仍强调以马列主义为理论基础,而其他共产党只提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的理论,普遍强调必须重视本国的革命传统和进步思想。在党的作用方面,多数西欧共产党认为,今天应该变革有关党的作用的传统观念,不宜称自己是“领导党”。二是主张“超越资本主义”,以和平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目前,除希共外,其他党均强调通过对现行资本主义进行变革、改造,进而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三是认为社会主义是民主的最高形式,称民主、自由、人权、人道主义等应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根本因素。目前,发达国家的共产党仍是批判资本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力量,其理论与实践值得我们认真研究与总结。

有学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实践模式——北欧模式进行了解读。所谓北欧模式,是指北欧国家基于其相近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国情、民情,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福利体制方面,有一些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相区别的共性的东西。就经济社会发展的整体而言,北欧模式属于“欧洲福利资本主义”的一部分,而与市场导向的自由资本主义模式和政府导向的东亚模式相区别。北欧模式的特点是实行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的“三高政策”,采取所有公民都平等享有社会福利的“普惠制”的社会福利体制。这种全民普遍享有高福利社会保障的模式,是北欧国家结合彼此相近的国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通过社会改良形成的,其思想基础是民主社会主义,实现途径是在社会成员中普遍建立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但其社会性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其基本经济制度仍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然而北欧模式的一些理念和做法却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例如,经济、社会发展要以人的发展为中心的理念;强调发展社会资本;提倡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建立创新型国家;重视教育,扩大政府在教育领域的投入,保证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重视环境保护;在社会伙伴关系的基础上,建立雇主与员工的和谐关系进而建立良好的社会关系;以社会公平的理念建立普惠的社会福利制度,注重弱势群体的保护;重视男女平等;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以开放的态度迎接经济全球化,等等。

也有学者分析了名动一时的“欧洲共产主义”失败的原因:一是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失去了发展的国际政治空间;二是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变化的长期趋势构成了不利于“欧洲共产主义”的宏观背景;三是西方各国内部极右翼和极左翼的夹击使“欧洲共产主义”各党腹背受敌;四是“欧洲共产主义”在西欧左翼阵营的竞争中不敌长期执政的欧洲社会民主党;五是战后西欧社会的结构性变化使“欧洲共产主义”各党的社会基础受到持续削弱;六是苏共直接插手西欧各国共产党的内部事务,压制和破坏了“欧洲共产主义”独立路线的推行;七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使“欧洲共产主义”在内部多重压力下没有出路;八是缺乏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导致“欧洲共产主义”的新社会主义战略夭折。分析总结“欧洲共产主义”的失败原因,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其一,改革才是硬道理。其二,创新才有新出路。这正是西方左翼的社会主义战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提供的历史借鉴。

还有学者对当代欧美国家最有影响的社会主义思潮之一——生态社会主义进行了梳理和解析。生态社会主义是西方的左翼学者站在西方看西方,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作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回应。尽管他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思考、对资本主义从生态学视角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但无疑具有真理的要素。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在发展问题上提出的一系列新观点,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启示,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资源和环境约束是我们增长的极限,如果继续忽视资源约束和环境承受力,我们将不得不面对大自然越来越无情的报复。因此,承认极限,尊重自然规律,在资源和环境约束内发展才是我们应该作出的理性选择;保持经济适度增长,放弃经济粗放增长模式,注重改善发展质量,用已经积累起来的资本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下大力气治理生态环境问题;发展必须以人为本,尤其要关注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发展必须立足长远,要确保国家的生态环境安全。总之,从生态社会主义汲取有价值的思想,坚持科学发展观,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事关中华民族的生存和长远发展,要求我们付出不懈的努力。

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与和谐社会构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旗帜。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是本次研讨会的重要内容之一。与会学者就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和谐社会构建等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讨。

有学者指出,在中国新社会的建设上,由于“左”的思想影响,尤其是没有完整把握我们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是完全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揭示的未来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在实践中把建立在高度现代化基础之上的未来社会主义理想(而且这种理想又中国化了——平均社会主义理想)嫁接在没有实现现代化的落后的土壤之上,由此,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变形,现代化进程受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寻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从而重新启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有学者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其他社会主义的一种超越的视角来解读。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学理上与其他社会理论和思潮的关系是一种“超越”:首先,它与传统社会主义及新左派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它否定了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对待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主张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社会主义建立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基础之上。其次,它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强调个人的基础性地位和价值,要在尊重个人的基础上实现社会的价值,不搞自由主义;承认市场的作用和自发的机制,把社会主义与市场相结合,不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再次,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关系是一种超越,强调价值,但超越价值,不是伦理社会主义;借鉴混合经济,但强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职能社会主义;强调推进民主建设,但要从中国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实际出发。最后,它与民族主义的关系也是一种超越,强调爱国主义与民族精神,但不搞狭隘的民族主义、霸权主义,要有开放的精神、世界的胸怀、和平与发展的追求和尊重多样性的境界。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学者指出,它应当揭示社会主义最本质的和永恒的精神追求,同时又反映时代和人民大众的现实需求。核心价值观包含着崇高精神和值得人们前仆后继为之献身的价值理念。这种核心价值观经过长期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会逐渐渗透到国民心灵深处,成为人们的信仰和判断是非的标准,积淀为政治文化,从而成为相对稳定的国民品格。有学者认为核心价值是对一个社会发展和整合起着根本性导向作用、深刻影响社会成员行为取向的最根本的价值理念或价值目标。核心价值具有引导社会发展、整合社会力量、调控非主流价值和各种理念等功能。由此有学者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共富——这是社会主义经济上的追求;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提和保证;文明——是社会主义文化发达的标志;和谐——是社会主义的崇高目标。有学者将其概括为:以人为本、公平公正、人的全面发展。也有学者概括为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正、仁爱、和谐、共享,等等。

如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学者认为从中国几千年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和现实超大人口国家的特殊性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能否成功,关键是看我们能否解决现代化进程中的成果共享问题,避免贫富差距过大。因此,当前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构建和谐社会的主要切入点和关键点应是能否迅速建立起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解决改革开放成果的共享问题,这也是巩固我们党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当然,我们反对不顾效率的公平,这种所谓的公平实际上是不平等的,易于造成社会缺乏活力,发展动力不足。因而,利益协调机制应有这样几点特征:一是能保障各利益阶层公平的利益博弈。可以说,人们对中国目前贫富差距的不满不完全是对贫富差距扩大的感受,更多的还是对造成贫富差距的不公正因素的感受。二是能保障各利益阶层之间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如果利益阶层固化,贫困代际相传,可能导致阶层之间的仇视,从而引发社会震荡。三是政府应建立完善的、公平的、尤其着眼于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使全体人民共同享有现代化的成果,实现各利益阶层和谐相处,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稳定的社会支撑条件。

也有学者认为,发展民主,有序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根本制度保证,民主政治是迄今为止人类探寻到的各利益阶层通过程序化、法律化、制度化进行利益博弈的制度平台,使各利益群体通过和平方式和制度化的途径维护自身的利益,避免偏激甚至暴力方式的利益博弈,将社会成员中的不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实现社会和谐稳定。

此外,与会专家和学者还就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民主政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俄罗斯社会民主主义政党的新变化及其发展前景、东中欧左翼政党的发展变化、资本主义社会的自身变革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

本次会议是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在党的十七大召开前夕和十月革命胜利90周年之际举行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呈现出规模大、层次高、气氛好等鲜明特点。此次会议为我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营造了良好的思想舆论环境,对于进一步推动我国国际共运和世界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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