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大众论文,知识分子论文,四重奏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愈来愈多的人倾向于相信，文学正在消失；或者说，文学退隐了。一个漫长的文学休眠期已经开始。大部分公众已经从文学周围撤离。作家中心的文化图象成了一种过时的浪漫主义幻觉，一批精神领袖开始忍受形影相吊的煎熬。如果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定期颁布，如果不是充当某一部电视肥皂剧改编的原材料，文学已经波澜不惊。当然，文学出版物并没有减少，统计数字仍然节节攀升。但是，文学不再扮演文化先锋的角色。启蒙的口号再度受挫。如今，引人注目的是财政金融，证券市场动向，计算机精英，生物学“克隆”风波，剩下的就是一些明星轶闻和体育消息。一些解嘲式的解释之中，这仿佛是小康时代必然出现的文化局面。这时，也许有必要重提海德格尔的一句著名追问：诗人何为?
回溯历史，诗人曾经作为普通的一员混迹于芸芸众生。鲁迅的《门外文谈》戏谑地形容过文学源头的“杭育杭育”派。的确，那个时候的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魔咒。《毛诗序》云：“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注：《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一。)——这毋宁说更像是一种日常的抒情表述形式。按照卢卡契的想象，古希腊的史诗诞生于一个同质的世界之中。那个时候，灵魂的轮廓线与物质的轮廓线并没有什么差别，“史诗赋予内部完美的生活总体以形式”。换言之，主体、客体、内部、外部、文学或者现实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表现即是再现。文学的自律、独立以及文学形式的强制性均是后来的事情了。生活的整体和谐破裂之后，生活意义的内在性成为一个问题。这时的文学形式不得不担负起呈现生活内涵的重任(注：参见卢卡奇：《小说理论》第一部分，杨恒达编译，丘为君校订，台北，唐山出版社，1997年版。)。这是文学形式分离出日常话语的开始，也是分裂的现实赋予文学的职责。的确，康德规定纯粹美仅仅是一种孤芳自赏的形式；审美挣脱了现实关系的各种羁绊，艺术仿佛是现实划出的一个杜绝任何欲念插足的特殊区域。理性、道德和审美分疆而治。然而，至少在现今，马尔库塞式的观念更富于启示：自律的艺术形式不是回避现实，而是打人现实，并且以抗拒现存关系的方式成为现实的“他者”，从而开启另一种可能的维度。所以，现今人们仍然有许多理由证明，文学的存在是因为文学的自律和独立，但是，这种自律和独立包含了尖锐的意义。
如果现代社会的文学丧失了尖锐的意义从而与现实达成和解，甚至销声匿迹，这并不是表明那个古老的同质世界又重新降临。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是文学与意识形态的默契。发达的意识形态是现代社会特征之一。人们不再生活在赤裸的、直观的世界上，而是生活在无数有关世界的解释之中。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强大功能，文学不再是一个刺眼的异数；相反，文学与意识形态的各个门类彼此呼应，协同推动一个巨大的观念体系缓缓运转。在阿尔都塞所论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中，文学与宗教、教育、家庭、法律、政治、工会、大众传播媒介从属于同一个结构，唇齿相依，荣辱与共(注：参见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见《外国电影理论文选》，第629至630页，李迅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史叙述学被规范为革命话语的一个分支。20世纪40年代之后，“大众”已经成为文学史叙述学之中的一个举足轻重的概念。从民粹主义的传统到大众文学的论争，一系列复杂的理论运作终于使大众成为一个不容置疑的褒义词。因此，“大众”的喜闻乐见是文学的不懈追求，投入“大众”是对一个作家的重大褒奖。这是“文学新方向”的主要内容(注：参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第一章《文学的“转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然而，尽管“大众”这个概念具有特殊的分量，它的涵义仍然闪烁不定。“大众”仅仅表明了庞大的数量而不存在固定的边缘；许多时候，各种群体可以自由地出入，理所当然地分享“大众”的名义。这些群体分别从属相异的文化圈，拥有不同的价值观念体系——文学史必须信赖哪一批大众呢?
的确，没有人可能提供确凿的“大众”花名册。“大众”仅仅是相对而言。大众的涵义必须依靠种种相对物给予确认。文学史叙述学之中，“大众”的相对物往往是“知识分子”。相当长的时间里，大众与知识分子锁在一个隐性的二元结构之中，前者充当了一个不言而喻的主项。因此，大众的革命品质——正义，勇敢，直率，诚实，朴素——时常是在贬抑知识分子之中得到了表述。大众的主体是被压迫贫民，他们大公无私，不再惧怕失去身上的锁链，无产者的联合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革命集体主义；相反，知识分子“胆子小，他们怕官，也有点怕革命”(注：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知识分子通常倾心于个人主义，心存梦想同时又软弱无能。革命话语清晰地界定了二者之间泾渭分明的谱系。
不言而喻，这种隐性的二元结构将知识分子设定为尴尬的甚至是危险的角色。如果知识分子扮演的是大众的“他者”，那么，他们只能浮游于革命的外围。的确，知识分子时常被视为站在革命门槛上的人。他们必须迅速地将自己的立场转移到人民大众的阵营之中，否则，知识分子必将被自己的出身阶级——小资产阶级——所俘虏。这预示了严重的后果：“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在这种情形下，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向他们大喝一声：‘同志’们，你们那一套是不行的，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875至8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人们看到，所谓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表现并不是以赤裸裸的的反革命形象出现；如果用洪子诚的话说，知识分子作家时常在文学之中表现了革命背后的“酸楚”。然而，当高调的革命文学成为唯一的模式之后，作家必须“只发现‘力’的快乐，而不能体验‘美的悲哀’；只急于完成，而不耐烦‘启示’；只喜欢高潮和‘斩钉截铁’，而不喜欢变化和复杂的过程；只喜欢力的英雄，而不喜欢不彻底的凡人”(注：洪子诚：《问题与方法》，第288页，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多愁善感背后隐藏的软弱即是知识分子的阿喀琉斯之踵。如果他们无法跟上粗犷豪迈的大众，那么，这些落伍者必定是反动阶级的俘虏。王蒙曾经觉得，革命与文学目标一致，二者都想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文学是革命的脉搏，革命的讯号，革命的良心；而革命是文学的主导，文学的灵魂，文学的源泉”。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温情脉脉的文学逐渐与坚硬的革命棱角格格不入，文学与革命二者不可两全——这甚至导致可怕的“人格分裂”(注：王蒙：《我在寻找什么?》，北京，《文艺报》1980年第10期。)。从知识分子、大众的二元结构到文学、革命的二元结构，这是一个必然的逻辑演变。
这种隐性二元结构的瓦解源于革命话语的清理。这是六七十年代革命狂热之后的总结。人们开始重新考察20世纪革命的形式及其社会意义。当然，考察的目光也可能向遥远的历史扩展。1999年，一份享有盛名的报刊在“我们这1000年”的通栏标题之下如此描述革命：
在最近一千年里，要找出人类最惊惧而中国最熟悉的一个共同词汇，也许只有“革命”。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革命能使历史沸腾，革命是摧枯拉朽的风暴，凡是革命的正面作用，和其魅力长存的精神遗产，人们已经谈得很多，也都对。但是人们往往遗忘了革命遗留的代价，并且由于遗忘而轻信了许多神话。(注：朱学勤：《革命》，广州，《南方周末》1999年12月29日。)
言辞之间，作者显然对革命的激进持一种保留态度。“英语revolution一词源自拉丁文revolvere，指天体周而复始的时空运动”。经14世纪、16世纪之后，“revolution转生出政治含义。1688年的英国‘光荣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革命，使‘革命’在政治领域里产生新的含义，衍生出和平渐进和激烈颠覆这两种政治革命模式”(注：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第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由于种种历史原因，20世纪的中国挑选了急风暴雨式的革命。以暴易暴成了历史新陈代谢的方式。无伤大雅的修修补补不可能诞生新时代，摧毁旧世界才会有凤凰涅槃式的新生。按照余英时的看法，近现代史内部存在一个激进主义压倒保守主义的倾向。“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我们发现政治的现实是没有一个值得维持的现状。所以保守主义很难说话”。于是，“基本上中国近几百年来是以‘变’：变革、变动、革命作为基本价值的(注：余英时：《中国近代史思想上的激进与保守》，《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第9页，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王元化同时还指出了激进主义与无政府主义之间的渊源关系(注：参见王元化：《近思札记》，《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九十年代反思录》，第8页，第147、14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深入人心之后，阶级斗争成为激进主义选择的表现形式——阶级斗争是埋葬剥削体制的唯一手段。“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注：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的确，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愿以偿地矗立在地平线上。然而，递进式的激进主义能否持久地维持一个新时代?在此思想背景下，一些人自称是“温和的改良派”，宁可赞成英国式的渐进。一个社会的运转不该依赖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是依赖一系列程序。民主必须是一些理性程序之下的活动，而不是轰轰烈烈地互相攻击。
当然，更重要的是，执政党战略思想的转移导致了历史性的转移。1978年，中国共产党形成一个深刻的历史判断：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群众性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实现工作中心转变的条件已具备，“全党工作的重点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1、4、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与此同时，另一个历史判断废除了知识分子身后挥之不去的阶级异己身份：“总的说来，他们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自己的知识分子，因此也可以说，已经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注：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8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新的历史阶段开启之后，大众与知识分子之间隐性二元结构终于丧失了理论依据。
(二)
相对于20世纪之初的五四时期，80年代曾被称之为“新启蒙”。知识分子重新活跃起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80年代初期，文学知识分子——一批作家和批评家——成为先锋。统计资料显明，70年代末期开始，文学的文献数量名列社会科学文献的首位(注：参见范并思：《社会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的科学计量学分析》，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01年第3期。)。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的精确严谨不同，文学的生动故事和犀利辞句具有振聋发聩之效。人道主义、主体、自我、内心生活是文学理论撤出激进主义革命话语的概念通道。这种历史氛围之中，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相互关系出现了微妙的转移。大众不再是一个面目不清的匿名整体，大众由形形色色的性格组成，他们与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包含了复杂的情节；另一方面，知识分子开始恢复自信，精英主义意识再度抬头。
首先，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得到了正视。知识分子没有必要时刻因为这种差距而羞愧。如果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知，他们必然走在大众的前方——甚至超出大众的视域。这时，知识分子无法迁就大众而停步，尽管他们的根本意图是解放大众。鲁迅身上曾经集中了这种矛盾。鲁迅的许多小说、杂文之中都存在“独异个人”与“庸众”之间的紧张。李欧梵分析了鲁迅那个“铁屋子”之中的动静：“少数清醒者开始时想唤醒熟睡者，但是那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清醒者于是变成无力唤醒熟睡者的孤独者，所能做到的只是激起了自己的痛苦，更加深深意识到死亡的即将来临。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得到完满的胜利，庸众是最后的胜利者。”(注：李欧梵：《来自铁屋子的声音》，《现代性的追求》，第40页，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然而，这并不表明大众是异于知识分子的另一个阶级，泾渭分明地拥有另一套阶级属性。总之，二者之间的复杂联系远远超出了“阶级”的涵义。王蒙《蝴蝶》之中的秋文，高晓声的陈奂生和李顺大，张贤亮的马樱花和黄香久，张承志的额吉和马背上的牧人，莫言《红高粱》之中的我爷爷奶奶，韩少功《爸爸爸》之中的丙崽或者王安忆《小鲍庄》之中的捞渣……这些“大众”并不是同一张面孔。当然，这些形象如何呈现业已寓含了知识分子的眼光和叙述层面。这些形象从各个角度进入知识分子的视野，种种故事喻示了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多重关系。同情、庇护，嘲笑，敬重，冲突，相互蔑视或者相互佩服，相互可怜或者相互疏远，时而觉得对方强大，时而觉得对方软弱，如此等等。总之，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故事远远超出阶级本位的二元结构，暴露出分歧的历史线索。传统的革命话语无法完整地解释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的差距及其原因，无法完整地描述二者合作、共谋、分岐、对立等复杂的历史纠葛。知识分子与大众之间隐性的二元结构瓦解之后，知识分子不仅更为深刻地认识了大众，同时也更为深刻地察觉他们可能与大众之间共同参与的各种历史活动。进入历史的前沿甚至可以发现，知识分子与大众赖以定位的经济基础正在改变。“对于精英们说来，大众几乎一直是贫困的同义语，是悲惨命运的同义语。光是这一条，就足以使大众获得神圣的地位，并且成为精英们愧疚的理由”。可是，如同韩少功发现的那样，这个历史判断至少已经部分地过时：“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层的的群体已经由原来的百分之五扩展到百分之七十甚至更多，加上不断补充着这一阶层队伍的广大市民，一个优裕的、富庶的、有足够消费能力的大众正在浮现。”相对地说，许多人文知识分子反而转入清贫者之列(注：韩少功：《哪一种“大众”?》，《文学的根》，第133—134页，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历史沉浮不仅迫使人们重新想象未来的社会图谱，同时，启蒙的意义和形式也将改写。
无论知识分子如何重新认识大众，多数作家仍然对五四以来的文学传统保持敬意：大众必须是文学的主角——除了文学形式问题。的确，文学形式问题令人惊奇地表现出了知识分子的精英主义观念。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新诗形式的争论掀起了轩然大波。一批新诗深奥晦涩，语义暧昧，甚至被戏称为“朦胧诗”。争论的焦点很快汇聚到这个方面：大众怎么可能读懂这些新诗?诗人们对于形式实验作出了口干舌燥的辩解和阐释之后，一种久违了的傲慢终于浮出水面：诗并不是像粉条那么容易下咽，你们读不懂，那就希望你们的子孙能够读懂吧。所有的人都读得懂的诗常常不是好诗。一些批评家及时跟进，他们的理论表述终于将问题推到了极端：新诗“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因此，晦涩不可避免。文学形式实验之中的诗人没有必要谦恭地检讨自己。必须坦然承认，“在当艺术革新潮流开始的时候，传统、群众和革新者往往有一个互相磨擦、甚至互相折磨的阶段”(注：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北京，《诗刊》，1981年第3期。)。
新诗争辩之后，小说与戏剧都发生了相似的事件。争论的焦点如出一辙。耐人寻味的是，形形色色的文学形式实验持续了下来，大众的名义并没有阻止住作家标新立异的冲动。考察之后可以发现，两种理念隐蔽地支持着文学形式实验的展开。首先，许多人认为，文学形式的演变是生活演变的产物。王蒙曾经解释说：“复杂化了的经历、思想、感情和生活需要复杂化了的形式。”(注：王蒙：《我在寻找什么》，北京，《文艺报》1980年第10期。)通常认为，作家是拥有异秉的人。大众已经在日常的琐事之中渐渐迟钝，作家时常更为迅速地洞察历史事变的蛛丝马迹；大众还浑然无知地沉溺于传统的文学形式，作家已经开始炼铸新的文学形式给予表现——如康德所言，天才的作家制定艺术规则(注：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52—15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这种理念之中存有浪漫主义的文学观念；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这种理念同时暗示了知识分子的精英身份。文学形式实验的另一个理念可以追溯至文学自律观念。从新批评、俄国形式主义到结构主义，文学形式被视为独立自足的系列，只有一批受过严格训练的专业人士才有资格诠释文学形式的意义，大众的多嘴多舌无济于事。无论是雅各布森对于诗的条分缕析还是罗兰·巴特对于小说的精致解读，他们的形式考察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大众的视域。他们所运作的一套一套术语来自某些高深莫测的学科。只有知识分子才能胜任如此奥妙的思想。迄今为止，文学形式实验仍然盛行不衰。诸如“私人写作”或者“身体写作”之类主张也依附于这个名义之下粉墨登场。作家摆出精英主义姿态回绝一切所谓“读不懂”的非议。但大众还是露骨地表示了他们的反感——许多实验之作没有得到任何响应。不过，这一次大众与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矛盾并不会形成大规模的政治对抗。大众反感的后果无非是，某些自以为是的文学著作只能辗转于一个小圈子而无法占领市场罢了。相对于传统的革命话语，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这时的大众已经不是阶级意义上的大众，而是市场意义上的大众。
(三)
文学史叙述学中，大众曾有另一种涵义：文化市场上的大量消费者。例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也曾经赢得众多读者。当然，这些“大众”许多时候的别名是“小市民”，是有闲阶层或者竟日以消遣打发时光的太太们。他们醉生梦死，得过且过，身上几乎看不到多少革命的能量——这种“大众”的意义并未纳入革命话语。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学史叙述之中，“大众”的这方面涵义遭到了压抑乃至删除。
这方面涵义的大规模复活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这时，大众文化骤然崛起；大众——一个庞大的读者群体——拥有了特殊的经济学意义。如果使用经济学术语给予描述，那么，文学是一种商品，某些文学的生产部落甚至形成了相当可观的文化产业。这时，大众是文化产品的消费主体。当然，这三者之间还夹杂了一个令人雀跃的字眼：利润。显然，商品、文化产业、消费主体、利润必须在市场环境之中形成一个循环的结构。然而，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一个醒目的历史事件不就是市场的真正降临吗?市场的降临不仅是一个经济事件，市场形成的意识形态同时还深刻地改变了一系列社会关系以及文化的功能。市场唤醒了文学之中潜伏的商品属性。文化甚至是现今最为抢手的商品——一些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GDP比重已经超过了传统的制造业(注：参见江蓝生、谢绳武主编《2001—2002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第1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如果说，“著书都为稻粱谋”曾经是传统文人的谋生手段，那么，现今的大众文学业已深深地卷入资本市场的运作。投资、大规模批量生产、抢眼的广告宣传、大面积市场覆盖、巨额利润——这些企业的常规手段已完整地移植到大众文学的生产。市场体系扩张导致知识分子精英主义迅速收敛，“读者就是上帝”成为新的名言，大众又回来了，而且得到隆重的礼遇。当然，这时的大众正在购买之中创造利润，而不是在呐喊之中揭竿而起。
这又有什么不对?一些如鱼得水地活跃于市场的作家尖锐地反问。他们的版税收入的确可观，但是，他们更乐于援引另一些与市场无关的理论为自己辩护。他们认为，市场是一个公平交易的平台；大众的自愿认购雄辩地证明了文学的价值。这是文化民主的实践。对于大众文学频频皱眉毋宁说是知识分子精英主义的痼疾。文化权威们供奉一整套经典体系作为文学的楷模，学院的文学史教学成为保护精英主义的机制。他们无视大众的喜怒哀乐，专制地断言《诗经》或者莎士比亚比金庸、古龙或者侦探小说更值得一读。其实，这些知识分子仅仅在口头上念叨“民主”或者“人民”，他们对于大众文学的蔑视令人迅速地想到了叶公好龙的寓言。这些作家理直气壮地将市场视为对文学优劣的验证。他们申明，不在乎教授或者文学史的提名——他们只想为大众写作。并举出许多例子证明，历史上众多名著就是赢得了大众的作品。洛阳纸贵不就是因为大众喜爱左思的《三都赋》?他们的叙述之中，民主、人民和市场都在大众这个术语之中汇合了。
这些作家的历史记忆并没有错——只是他们对于现代市场不那么了解。现代市场如此成熟，它们业已形成了支配甚至操纵大众的庞大系统。市场不仅以种种巧妙的方式包装商品，炫人耳目；市场甚至可以煽动乃至制造大众的各种购买欲望。大众传播媒介的辅佐与炉火纯青的广告设计无时不刻地诱导大众。商品购买已经组织到生活的想象之中，消费与意识形态同声相应。时髦、时尚、身份、情调、某种生活的认同感——总之，一系列意识形态的制造物——正在愈来愈大程度地决定大众的消费趣味。这一切表明了市场背后隐藏的权力体系，资本成为这种权力体系的中心——资本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大众传播媒介和广告的主题。大众文学并没有逃离这种权力体系，包括作家本人。作家不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启蒙者，他们更像是一个向市场供货的生产者。许多时候，大众购买文学读物的依据并非文学价值，而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动静。不是读者数量决定销售声势，而是销售声势决定读者数量：“畅销排列榜之中，读者无非是一批抽象的数字，20万、40万或者100万不等。这些数字的最大意义体现于利润的帐本之中，这些数字背后不存在读者个体。数字背后的读者没有姓名，没有个性，没有职业和文化差别。从文化官员、职业批评家、民众到富裕的商人，数字拉平了他们的所有界限。每个读者之间的差异被弃置不顾。”(注：南帆：《歧义的读者》，上海，《文艺理论研究》，2000年第2期。)
由于大规模投放市场，大众文学时常出现模式化生产；侦探小说、武侠小说或者青春偶象剧均是某些历史悠久的类型，性别、种族、高贵或者卑贱、中心或者边缘等各种意识形态信息隐秘地支持着这些类型的承传。一切都是按照标准的固定程序制作，个性的意义被大幅度压缩了。大众的想象力将被这些千篇一律的文学阉割。读者只能呆滞地陷于这些模式之中，被既定的意识形态所支配。对于大众文化的尖锐批判多半源于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法兰克福学派的骨干成员——在《启蒙辩证法》之中指出，大众文化是商业社会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虚假的意识，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是文化危机的表征。
已经有许多人指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偏激。英国的伯明翰学派对于大众文化的社会意义远为乐观。现今，或许约翰·费斯克的观点具有相当大的代表性。费斯克刻意地区分了“大众文化”(popularculture)与“群众文化”(massculture)。在他看来，“群众”(mass)才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描述的那种被动、异化、消极和无力的主体。相形之下，大众文化内部包含了被宰制阶层的主动性。费斯克强调说：“我不相信‘大众’是‘文化傻瓜’，他们并非被动无助的一群，没有辨别力，因此在经济、文化和政治上受文化产业的大资本家任意摆布。”(注：费斯克：《大众经济》，《大众文化研究》，第132页，戴从容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大众文化毋宁说是他们反抗资本主义体制的一个前哨阵地，大众利用文化产品偷袭、躲避、冒犯、转化、抗拒那些宰制性力量。
换一句话说，大众文化发现了资本主义体制之中存在的空隙；作家利用文学暴露这种空隙，大众在符号的特殊解读之中扩大这种空隙。这也许是“转向葛兰西”——使用托尼·本内特的概括——之后的文化动向。这时，人们不再局限于大众文化考察之中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著名对立。按照葛兰西的观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与其说是统治与反抗，不如说是争夺“霸权”。前者必须以妥协的方式给后者留出席位。
现今的理论旅行如此频繁，人们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或者伯明翰学派渐渐耳熟能详。然而，这些思想毋宁是一种启示性的理论背景。20世纪的中国文学深刻地介入了知识分子、大众、启蒙、革命、市场、社会体制、全球化等一系列错综的话语，并且在互动之中形成了一批独特的问题。这些问题包含了更为复杂的脉络和两难权衡。作家以及人文知识分子的思想、视野、洞察力和良知正在遇到全面的挑战。他们之间出现得了中国的阿多诺或者费斯克吗?
(四)
不管怎么说，锁住大众与知识分子的隐形二元结构解体了。知识分子逐渐恢复了活力，并且开始自觉地对历史发言。不少知识分子认可这种观念：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些专业人士，他们必须承担社会的良知，有责任关注社会的公共事务。的确，现代社会的分工导致种种行业分割，许多知识分子只能活动于一个狭窄的方格之内。漠视公共关怀的倾向正在精通专业知识的口号掩护下日益抬头。一种观点正在得到愈来愈多的默认：尽职地坚守专业岗位即是援助公共事务——这显然是默认专业岗位与社会结构的既定关系，默认学院逻辑的全部意义。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听到了萨义德的声音。他在《知识分子论》坚持主张：“知识分子是社会中具有特定公共角色的个人，不能只化约为面孔模糊的专业人士，只从事自己那一行的能干成员。我认为，对我来说中心的事实是，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注：艾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第48页，台北，麦田出版社，1997年版。)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赢得了相当普遍的支持，那么，90年代的知识分子不一定是公认的代言人。现实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利益群体的重组必将诱使一系列观念的重新洗牌。知识分子必须在复杂的历史脉络之中作出独立的判断，申明自己的立场。这个意义上，90年代中期“人文精神”的争论有理由得到充分的肯定。很长的时间里，人文知识分子已经没有如此独立地提出问题和表述观点了。
可以看到，许多倡导“人文精神”的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对大面积的精神素质低下痛心疾首。当然，他们是因为一个特殊的历史契机而发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许多人——包括不少知识分子——卷入市场体系之后方寸大乱。大规模的思想危机必须追溯近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境遇，但是，市场经济的活跃环境却使潜伏的思想危机浮向了表面。这个发现初步显示了这批知识分子的历史洞察力。由于历史的紧迫性，他们甚至来不及按照学术惯例界定“人文精神”的精确涵义。我曾经指出这种现象后面的原因：“有趣的是，这种状况并未削弱人们的发言激情。或许，两者之间的反差恰好证明，人们迫切需要一个相宜的话题。某些感想、某些冲动、某些体验、某些憧憬正在周围蠢蠢欲动，四处寻找一个重量级的概念亮出旗帜。这种气氛之中，‘人文精神’慨然入选。不论这一概念是否拥有足够的学术后援，人们的激情已经不允许更多的斟酌。”(注：南帆：《人文精神：背景和框架——读<人文精神寻思录>》，北京，《读书》，1996年第7期。)
20世纪80年代，知识分子心目之中的“市场”隐含了激进的涵义。“市场”概念之中潜伏了打开种种桎梏的历史冲动，“市场”被视为个性、主体、解放、自由的归宿。市场必将解除封建式的人身依附，个体的才智、能力以及自由选择权都将因为市场环境而得到充分的尊重。同时，知识分子理直气壮地认为，大众始终站在他们的身后。然而，这种浪漫的想象迅速在真正的市场之中陷入窘境。猝不及防之间，知识分子的大部分话语突然失效。蔡翔曾经生动地描述了这种状况：“经济一旦启动，便会产生许多属于自己的特点。接踵而来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满足知识分子的乌托邦想象，反而以其浓郁的商业性和消费性倾向再次推翻了知识分子的话语权力。知识分子曾经赋予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层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的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注：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政统》，北京，《读书》，1994年第5期。)
若干年之后，这批人文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问题的复杂程度。或许，市场形成的经济特征并不是精神溃败的直接原因。直接的原因毋宁说，实利主义或者消费主义派生的一系列观念粗鲁地冲决了业已十分脆弱的精神守则。王晓明将这一批观念称之为“新意识形态”。“新意识形态”将“新富人”阶层或者“成功人士”奉为生活偶象，脱贫致富的欲望被悄悄地改写为物质即是一切，刻意回避阶层、地区、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深刻差异，简单地推崇丛林法则，如此等等(注：王晓明：《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导论》，《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第18、19页，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世纪90年代中期，许多知识分子还无法全面地描述新意识形态依赖的复杂关系网络以及各个社会阶层的分化，解读新意识形态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之中运作；他们不无仓促地举起“人文精神”的大旗应战。“人文精神”似乎企图承担一种拯救：知识分子没有理由沉溺于物质生活而成为“单向度的人”。他们竭力脱颖而出，恢复精神理想的标高，用“文明”抵制“粗鄙化”。虽然“人文精神”的内涵没有得到严格的界定，但是，可以从上述动机察觉这个概念的基本指向。
然而，一开始就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乐于肯定“人文精神”的口号。王蒙、王朔、陈晓明、张颐武等作家和批评家均不同程度地表示怀疑或者异议。反方的质疑并不是吹毛求疵，这些质疑源于另一批生活经验和理论资源。诸多质疑之中，知识分子的身份以及与大众的关系模式再度成为焦点之一。这个始终没有解决的问题再度露面：知识分子有什么资格代表大众?大众刚刚开始拥有自己的选择，知识分子纷纷表示不适。“人民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感性解放，文化精英却立即焦虑不安。(注：陈晓明：《人文关怀：一种知识与叙事》，上海，《上海文论》，1994年第5期。)”——这时的知识分子是不是正在扮演偏执的堂吉诃德?
然而，20世纪90年代重新遭遇知识分子问题的时候，人们没有理由无视历史环境的剧烈变动。这时的知识分子已经不是“五四”先哲的简单复制了。也许，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知识分子为谁发言?——这是知识分子与大众关系问题的当今版本。
福柯关于知识即是权力的论断震撼人心。这个论断动摇了知识分子的真理卫士形象。换言之，知识分子的公正与客观仅仅是一个不可靠的表象，他们隐蔽地在权力网络之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知识分子没有勇气说，权力所产生的压迫机制与他们彻底无关——“那种关于知识分子是‘意识’和言论的代理人的观念也是这种制度的一部分”(注：福柯：《知识分子与权力》，《福柯集》，第206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版。)。如果联系布迪厄“文化资本”的概念，知识运作与利益之间的交换关系就会更为清晰地揭开帷幕。历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性急剧扩张的历史——正在给知识分子提供愈来愈大的空间。他们在社会财富的生产之中承担的角色愈来愈重要，并且因为专业知识而赢得高额回报。阿尔文·古尔德纳看来，知识分子在占有生产资料问题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新阶级。他们手中握有特殊的“文化资本或人力资本”(注：阿尔文·古尔德纳：《新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未来》，第8页，杜维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版。)。如果知识分子愈来愈明显地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独特的受惠群体，那么，他们还能不能负责社会大众的公共事务，甚至积极为被压迫者发言?传统的道德责任感，知识话语系统训练出来的规范还能多大程度地支持他们的批判锋芒?
这个问题决定了知识分子可能看到什么。20世纪90年代，福山看到的是“历史的终结”，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却发现马克思的幽灵并未死去。可是，中国知识分子遭遇的复杂问题远远不是勇气和传统所能解决的。人们无法用一个简单的命题表述这个国度的现状。中国的庞大版图之中，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迥异的价值观念体系混杂于相同的历史空间，相互冲突同时又相互制约。某些区域的市场经济仍然是一个被压抑的主题，另一些区域的消费主义成了唯一主宰。一些人毫无眷恋地抛下土地涌入城市，另一些人正在玻璃幕墙背后怀念田园风光。许多时候，迥异的价值观念体系分别得到了权力机构的有力支持，派生出相互矛盾的现实(注：参见南帆：《冲突的文学——导言》，《冲突的文学》，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如果说，现代性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强大而统一的号召，并且提供了巨大的历史能量，那么，90年代的社会显示了诸多不平衡的方面。公平、效率、竞争、垄断、以人为本、企业管理这些不同谱系的字眼分别在各自的场合担当正面的关键词。这些不平衡动摇了知识分子的传统身份，而且导致重大的思想分歧。人们可以同时听到他们对于现代性的企盼和批判。理性、启蒙、工业时代、消费社会这些概念既可能是贬义词，也可能是褒义词。这时，中国知识分子进入的是哪一支历史脉络?一系列分歧如此尖锐，后现代风格的知识分子宁可避开个人好恶的表态而止于分析。这是洞悉历史复杂性之后必要的谨慎，还是不负责的退缩?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认定书斋是他们唯一的空间。从张炜的小说、韩少功的随笔到某些赞赏印度知识分子如何活跃在民间的散文(注：见蒋子丹：《如是我见》，石家庄，《视界》第6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李少君：《由印度知识分子想到的》，上海，《上海文学》，2002年第11期。)，一批作家仍然在倡导知识分子的实践精神，修复知识分子进入大众的桥梁。但这些作家并不能彻底摆脱这种疑虑：大众是不是知识分子的最终归宿?
(五)
这个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新左派”与“自由主义”的一个分歧是“个人”的概念。“在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等各个领域建立‘自主性’或主体的自由。……另一些学者则通过在哲学和文学等领域中的主体概念的讨论，一方面吁求人的自由和解放，另一方面则试图建立个人主义的社会伦理和价值标准(它被理解为个人的自由)。(注：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第98、99页，李世涛主编，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然而，这恰恰是受到质疑的“原子论的个人概念”：“如果一人真正地坚持个人的权利，并承认这种权利的社会性，他就应该抛弃那种原子论的个人概念，从而必然具有社会主义倾向。”(注：汪晖：《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知识分子立场——自由主义之争与中国思想界的分化》，第145页。)许多人迅速意识到，这个分歧后面隐藏了全面的思想交锋。继思想史、经济学、法学、政治学之后，文学也开始受理这个问题。“纯文学”可以说是上述分歧的文学代理(注：首先对于“纯文学”概念进行深入反思的是李陀与李静的对话录《漫说“纯文学”》，刊于《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
据考，“纯文学”一词至少可以远溯至王国维(注：参见韩毓海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第47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冻结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这个概念重新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纯文学”肯定了文学的自律、自足和独立。相对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文学史，“人们设想存在另一种‘纯粹’的文学，这种文学更加关注语言与形式自身的意义，更加关注人物的内心世界——因而也就更像真正的‘文学’”(注：南帆：《空洞的理念——“纯文学”之辩》，上海，《上海文学》，2002年第6期。)。独特的形式是文学个性的证明，内心世界是个体不可重复的标记，“纯文学”意味了美学上的个人主义。至少在当时，这个概念显示了强烈的反抗性。
20世纪80年代，文学的一个功绩是从千人一面之中发现了“个人”。现在的问题是，文学有没有新的发现——文学是否察觉，许多“个人”正在丧失与身边的历史相互对话的能力。他们的“灵魂”似乎只剩下一些神经本能的抽象悸动。揭去一切历史烙印之后，这些“灵魂”之中还有超出弗洛伊德描述过的内容吗?可悲的是，文学之中“个人”似乎正在再度变得千人一面。“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愈来愈苍白。历史辩证法开始暴露这个概念的保守一面。
然而，在我看来，重提“以文学独有的方式对正在进行的巨大社会变革进行干预”(注：李陀与李静的对话录《漫说“纯文学”》，上海，《上海文学》，2001年第3期。)，这种表述必须在承认“纯文学”的全部合理性之后。换言之，“纯文学”概念的出现并不是一次徒劳无益的误会。否弃“纯文学”庇护的美学个人主义并不是把文学驱赶回粗糙的社会学文献；抗议或者批判不是再度以牺牲文学形式或者人物内心的丰富性为代价。相反，“形式的意识形态”表明，文学与身边历史的深刻对话恰恰要诉诸深刻的文学形式。也许，名噪一时的《切·格瓦拉》一剧是一个恰当的例证。
《切·格瓦拉》的演出成了一个醒目的文化事件。尖锐的揭示、激烈的言辞和观众之间针锋相对的辩论无不表明，《切·格瓦拉》是这个时代的产物。饶有趣味的是，《切·格瓦拉》的形式即是争议的焦点之一。一个批评家看过《切·格瓦拉》之后刻薄地“追着问：‘话剧在哪里?’”(注：郝建：《用不满情绪打造聚光灯》，《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337页，刘智锋主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的确，《切·格瓦拉》放弃了一个完整的戏剧情节，放弃了悬念，造型、歌唱、朗诵构成了戏剧的主体。同时，也有不少的观众指出，《切·格瓦拉》大刀阔斧地将社会分割为“富人”和“穷人”，并且给予不无夸张的褒贬。这制造了强烈的现场效果，同时又把简单的生活肢解为非此即彼的两个区域。剧作没有看到复杂的性格，没有看到剥削者和革命者之间宽阔的中间地带，更没有看到历史隐含的多种可能。答复这些疑问的时候，剧组不惮于《切·格瓦拉》被称为“活报剧”：“活报剧不是坏东西。戏剧到底是应该让老百姓看懂，还是成为有闲阶级的玩物?人民戏剧有自己的立场。”(注：《<切·格瓦拉>剧组与观众交流日记》，《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222、200页。)主创人员张广天坚持认为，尽管“人性是丰富的，但只能屈从于财富分配”(注：《<切·格瓦拉>剧组与观众交流日记》，《切·格瓦拉：反响与争鸣》，第222、200页。)。或许人们会意识到，《切·格瓦拉》的简单剧情、爆炸性的现场效果和单纯的戏剧形式是共存的一个整体。将传统的话剧形式称为“有闲阶级的玩物”，这种托词忽视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形式演变史，忽视了文学形式与阶级意识不对称的一面；然而，《切·格瓦拉》的确不适于传统的话剧形式。这种剧作的主题和理念还悬浮于种种生活细节之上，仅仅是一批尖锐的口号和批判性言辞。它们并未全面进入人物的日常对话或者真实的内心活动。《切·格瓦拉》也很难设想一个严谨的戏剧性冲突，格拉玛号、切·格瓦拉的人格魅力以及“启航!启航!前往陈胜吴广大泽乡，前往斯巴达克角斗场，前往……”的合唱仅仅以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代替性格冲突导致的故事结局。这种戏剧形式暗示了作家与历史相互对话的现有水平。他们忽略的许多细节可能恰恰是不可删除的历史复杂性。例如，《切·格瓦拉》演出背后的商业活动即是这种复杂性的一个证明。这不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场外花絮，这甚至是一个比剧作的内容更为真实的细节。这个细节悖论式地显示了现今的历史为“革命”提供表现方式。《切·格瓦拉》产生的影响愈大，商业活动愈成功，剧组的主创人员愈需要考虑自己是不是《切·格瓦拉》主题的实践者。换言之，他们所说的“革命”又一次开始追问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关系。
按照福柯的观念，权力与宰制广泛而分散地存在，反抗也将广泛而分散地存在。这个意义上，传统的“革命”或者阶级的最后对决是否依然会如期而至?或许，大众已经从“革命”这个概念背后撤离；大众正在分化，“阶级”的范畴不够用了。种种不同类别的共同体正在许多局部上演袖珍型的反抗故事。现今还很难判断，这是另一个“整体”的雏形，还是证明“整体”不再可能。总之，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阐释这一切，包括阐释自己如何定位。如果作家也在这种阐释之中发现了什么，那么，文学必须提供胜任这种发现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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