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生产性支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应论文,中国经济论文,性支出论文,政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近年来财政扩张问题日益受到学者重视，财政何时应该扩张？何时应该收缩？从财政收入扩张来看，1994年分税制改革使得我国税收连续十多年实现高速增长(增长速度超过GDP)，税收扩张问题引起学术界的高度重视(郭庆旺、吕冰洋，2004；高培勇，2006)[1-2]。从财政支出扩张来看，部分学者认为，地方财政投资的大量增加导致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等问题(Alwyn，2000；林毅夫等，2010)[3-4]。这两方面的财政扩张直接影响到我国当前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与增长，不恰当的财政扩张势必造成供需失衡(吕冰洋，2011)[5]。
根据Barro(1990)[6]的划分方法，公共支出分为生产性支出和消费性支出，两种支出的不同性质使得它们在对经济体的影响机制上有巨大差别，因而生产性支出扩张与消费性支出扩张在理论上是有差别的。而考虑到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卓越的经济表现，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容忽视，尤其是财政分权导致地方政府纷纷加大基本建设的投资，那么具有生产性质的政府支出扩张到底在多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效果怎样？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影响究竟是具有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
在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之后，本文试图回答以上问题。产出效应是水平量上的影响，而增长效应则是增长率上的影响，因而我们期望生产性支出不仅有产出效应，而且有增长效应，如果成立，则有助于解答我国分权制导致的政府财政扩张的合理性问题。还可以进一步地回答我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源泉是否来自于政府主导型的财政扩张以及由此伴随而生的一系列政府主导行为。已有文献在讨论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关系过程中大多沿用Barro(1990)[6]的处理方法，借助于比率设定，将公共支出与私人资本之比(g/k)的结构问题转化为支出规模问题，后续研究如Devarajan et al.(1996)[7]、Davoodi and Zou(1998)[8]、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9-10]等都没有回答生产性支出具有产出效应还是增长效应问题。基于以上背景，本文试从生产性支出的角度，通过建立动态一般均衡框架给出理论解答，然后使用面板数据对其进行实证分析，希望从理论与经验两个角度说明财政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效果。
二、模型框架
(一)家庭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假定经济体是由一个具有无限寿命的代表性家庭组成，暂不考虑闲暇。根据Turnovsky(2000，2004)[11-12]、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2010)[9-10]的观点，代表性家庭的问题为：
对比私人资本的动态方程，该式描述了公共资本的动态学，表示政府将税收收入一分为二，一部分用于提高家庭的公共消费水平，另一部分作为公共资本存量进入企业的生产函数，以此推动企业的生产，两者都是通过支出政策完成。
(四)Zou(1996)[16]两步法
Zou(1996)给出了一个研究私人消费、公共消费、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的动态一般均衡框架。该文献假定，私人消费与公共消费以及私人投资与公共投资之间不存在相互影响关系，故是在公共消费与公共投资给定的前提下求解私人部门的最大化问题，然后在私人消费与私人投资给定的前提下求解公共部门的最大化问题，本文将其命名为Zou(1996)两步法。该文的贡献在于，通过对均衡解的分析来讨论联邦税与地方税对如上4个内生变量的影响，模型虽然简单，但框架完善，思路清晰，对于研究政府政策尤其是支出政策内生性问题有很大帮助。不同点在于，Zou(1996)的求解过程是比较静态分析，意在考察联邦税与地方税对私人消费、公共消费、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的比较静态影响，而本文在该模型框架的基础上发展成由家庭部门、人力资本部门与政府部门构成的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即求解一个由私人消费、私人资本、人力资本、劳动时间、公共消费、公共资本6个变量构成的动态系统。下面使用Zou(1996)两步法解决该问题。
由该式可看出，稳态的经济增长率只与人口规模、生产函数技术参数、效用函数的偏好参数以及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有关，与政府行为无关。根据企业生产函数的设定与人力资本积累方程的设定可知，私人资本的产出弹性与用于物质产出人力资本投入的产出弹性之和应大于用于人力资本积累的产出弹性，故可得γ-α-β＜0。而根据Turnovsky(2000)[11]的设定，家庭的偏好参数η应在0.3左右，消费跨期替代弹性θ应为2，故可知1-η(1-θ)＞0。需注意的是，上式分母的正负号较难判断，而n-ρ前的系数为负，所以经济增长率虽然取决于经济体中的人口增长率，但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方向仍有待确定。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我们的结果导出了经济增长率由外生的人口增长率所决定，而不是Barro(1990)、Devarajan et al.(1996)、Davoodi and Zou(1998)、严成樑和龚六堂(2009)[6-9]等文献所说的取决于政府支出规模以及最优税率。原因在于，本文将生产性支出及消费性支出同时内生，当经济处于稳态时，公共部门的资本存量及消费水平与私人部门达到一致。这样看来，由市场均衡求得的公共资本存量序列和公共消费序列更接近现实，也更加科学。这是本文区别于其他文献的不同之处。
该式表明，当经济达到稳态时，私人资本与公共资本比值不再变化，人力资本与公共资本比值也不再变化，但是公共资本存量的不断积累却能促进入均产出的增加，这是借助于Zou(1996)[16]的模型框架，将Uzawa-Lucas模型进一步改进成三部门内生增长模型实现，该模型形如AK模式，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政府主导型的以投资拉动的增长模式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只是这里将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作用进一步强化到模型中，为的是能够解释像中国增长奇迹如何发生。由此得：
命题1：政府生产性支出没有增长效应，只有产出效应。
三、经验分析
(一)模型设计与数据来源
我们使用省际数据对政府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作经验分析。根据赵志耘和吕冰洋(2005)[17]的做法，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作为生产性支出，选择实际国内生产总值为因变量的水平变量，选择GDP增长率为因变量的增长率变量，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
在省际数据的面板分析中，因变量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自变量的选取依据参考文献[17]，将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作为生产性支出。在控制变量中，选取各省的人口数、固定资本形成总额、进出口总额和税收收入4个指标。以上所需数据来自于CEIC数据库与各省统计年鉴，数据长度为1999年至2006年，原因是：(1)考虑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首起年份应选择1995年或1996年；(2)本文使用的税收收入中，有些省份的数据是从1999年开始统计的；(3)2007年支出重新分类，同前所述。所以本文使用的各项生产性公共支出的终止年份为2006年。面板数据的描述性分析见表1。
(二)面板分析
1.静态识别
根据命题1可知，政府生产性支出对经济的影响没有增长效应，只有产出效应，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产出效应具体是怎样的？效应的强弱是否因生产性支出的不同而不同？对应于省际数据，这种产出效应除了在当期有影响之外，是否还存在跨期影响？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我们使用31个省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静态识别与动态识别两种分析，以更全面地考察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
静态面板分析使用GLS方法来估计各项生产性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其中生产性支出指标及控制变量的选取同上。首先分别考察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同时引入控制变量形成模型(1)、(2)和(3)，结果表明，单独考察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都很明显，系数检验均非常显著。然后将3种生产性支出同时纳入一个方程进行考察，形成模型(4)，结果显示，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其他两种支出在0.01的水平上极为显著。故剔除基本建设支出这一变量，重新回归形成模型(5)，结果表明财政科学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的系数是较为稳健的，其系数与模型(4)相比没有较大差异，且显著性水平依然很强(见表2)。这表明，当使用省际面板数据时，基本建设支出的产出效应相对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而言变得不再明显。
表2显示，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因素是固定资本形成总额，5个模型中该系数均非常高，平均为0.8左右，表明全社会投资的正向作用最为突出。其次是财政教育支出，系数为0.431，其他因素中科学支出的系数为0.092，影响不是很大；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均为负向，且在0.1的水平上较为显著，表明人口越多越不利于经济增长。这个结果之所以为负，可能是由于引入教育支出的原因，教育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体现了人力资本的正向影响，因而对人口负向作用的解释应是，单纯依靠人口数量的增加是难以提高一国实际产出的，必须要从人口质量上下功夫，比如提高教育支出水平以增加人力资本的积累，从而更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在生产性支出中，基本建设支出的作用被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所替代，这与前面的时序分析有矛盾，可能的原因是时序数据的长度为1954年-2006年，其协整稳定性在极长的区间内有意义，而这里使用了省际面板数据，且由于数据长度较短，只有1999年-2006年，因而重点只能考察在这个区间段的产出效应。基本建设支出的系数不显著，可能是存在建设支出的滞后效应，所以当联合其他支出一起作回归时，基本建设支出没有显现出当期效应，另外科学支出与教育支出也存在滞后性影响，这几项支出从长远来看，对经济的贡献应体现为持久性和动态性，故动态识别检验是必要的。
2.动态识别
政府生产性支出尤其是基本建设支出、教育支出等不仅在当期会对经济产生影响，而且在后期甚至多期也会对经济产生跨期影响，静态识别检验只能考察当期影响，故这里将考察动态识别，以对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做出更全面的分析(见表3)。此处将在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基础上引入它们的滞后项，为了突出重要性这里只考察滞后一阶项。首先使用GLS对三项支出的水平项和一阶滞后项作回归，以此作为基准模型(6)，由于引入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故动态面板的广义矩方法更适合本问题，可选用的方法有差分广义矩(Difference-GMM)和系统广义矩(System-GMM)，由于本文使用的面板数据为大N小T样本，故依据Bond et al.(2001)使用系统广义矩来估计本问题。为了对比结果，这里同时进行了一步系统广义矩和两步系统广义矩，形成模型(7)和(8)。Arellano-Bond的一阶自回归检验拒绝原假设，而二阶自回归检验接受原假设，表明序列误差项满足不相关假设。Hansen检验表明工具变量是有效的，因而估计结果都是可信的。在模型(6)中，只有财政科学支出的系数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而经过系统广义矩回归后，模型(8)较模型(7)更为合理。结果表明，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水平项系数分别为0.147、0.565和0.193，且均在0.01的水平上通过z检验，引入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后，三个支出的正向产出影响均体现出来，其中科学支出的系数最大，而教育支出的系数相对静态分析中的模型(5)而言有所减小。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一阶滞后项系数分别为-0.291、-0.344和1.274，且均在0.01的水平上通过z检验，引入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后，基本建设支出与科学支出的滞后项却导致了负的产出效应，而只有教育支出的滞后项产生了正的产出效应，而且系数很大，远远超过其水平项系数，这表明，教育支出的当期与跨期影响在动态识别分析中被体现出来。
结合表2与表3可知：(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作用时，基本建设支出的影响消失，而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三项都具有明显的产出作用，但基本建设支出的产出效应被弱化，而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被强化，由此得到，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在跨期影响上存在明显的差异。(2)在静态识别分析中，教育支出的影响非常大，而引入滞后项后，动态识别分析表明，教育支出的这种正向影响在当期是较弱的，到下一期才会大大强化，这个分析将静态分析的高系数分解成当期和跨期两部分，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财政教育支出产出效应的本质影响。本文得到的教育支出正影响与郭庆旺、贾俊雪(2009)[18]的结论相反，与祝树金和虢娟(2008)[19]、王麒麟(2011)的结论[20]一致。(3)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科学支出的下期影响是负向的，只有财政教育支出的下期影响是正向，且影响幅度超过了当期。这说明，在这三项生产性支出中，只有教育支出更具有持久的产出效应。
四、结论
本文从理论建模的角度得到一个命题，即政府生产性支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不具有增长效应，只有产出效应。通过内生生产性支出与消费性支出的工作，同时引入人力资本积累，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市场解导致其不再具有增长率效应，而导出一个类似于AK模式的关于政府生产性支出的平衡增长路径逻辑，因而生产性支出只有产出效应便不再让人疑惑。这从一个方面说明，地方政府的大量投资尤其是生产性投资并不会使经济出现持续的高增长率，而只能在水平量上起到促进作用。本文还使用面板数据进行静态识别与动态识别分析，以考察能够代表生产性支出的财政基本建设支出、财政科学支出和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是怎样的。结果表明：(1)当只考虑生产性支出的水平影响时，财政科学支出与财政教育支出的正向作用较为明显；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三项都具有明显的正向产出作用，但基本建设支出的产出效应被弱化，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被强化，这说明生产性支出的产出效应在跨期影响上存在明显差异。(2)在静态识别分析中，教育支出的影响非常大，引入滞后项后，教育支出的正向影响在当期较弱，到下一期强化，说明财政教育支出的产出效应较为独特。(3)当考虑到生产性支出的滞后项时，基本建设支出与财政科学支出的下期影响是负向的，只有财政教育支出的下期影响是正向的且影响幅度超过当期，这说明教育支出更具有持久的产出效应。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人口红利逐渐丧失，社会老龄化日益加剧，此外还涉及人力资本贡献是否弱化的严重问题。因而，政府盲目投资与重复性地方建设的道路将不利于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本文分析表明，生产性支出虽然对我国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特别是教育支出对经济具有持久影响，但这种支出扩张的结果并不会给我国经济带来增长率的上升，政府的投资作用仍然有限，因此应牢记市场化改革的紧迫性，同时以此来不断纠正我国当前的宏观调控思路。全球金融危机带给我们的警示是，若要使一国经济不断增长，必须刺激经济体自身的扩张与繁荣，而不是仅仅依靠政府的财政扩张。正如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10)[21]所说的，完善宏观调控的基础是推进市场化改革，减弱政府性驱动。只有厘清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调控的本质，才能正确把握财政扩张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并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注释：
①UZAWA H.Sur la 
Capital Collectif Social,Cahiers du Seminaire d'econometrie,1974:103-122,Reprinted as Chapter 19 in H.Uzawa,Preference,Production and Capit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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