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中的民族文化适应机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文化论文,机制论文,社会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由异质文化传播引起本土文化发生大规模变迁的现象，在世界许多不发达国家的民族中都具有普遍性。然而，同是面对某种异质文化的冲击，不同类型的民族却往往会作出大相径庭的反应。有的民族在接受异质文化之后，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就随之大量地散失，甚至被异质文化所同化；而有的民族则极力维护自己本民族固有的传统文化，使之不因受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分化的现象；还有的民族则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异质文化进行有机的结合，丰富了本民族文化的内容，使得两者处于均衡的状态。为什么不同类型的民族在适应异质文化方面会存在着这种差异？影响各民族对异质文化进行有效适应的机制究竟有哪些？各种不同的文化适应机制之间又存在着何种内在的相互关系？这些一直是文化变迁理论中令人困惑的问题。本文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少数民族为例来探讨民族文化适应机制的结构与功能。
文化适应机制是指在社会转型中影响一个民族吸收异质文化成份来丰富自身民族文化内容或改变其文化结构所具有的全部内在因素和外部条件。文化适应机制既呈现出全人类的共性，又在各个不同民族之间具有其独特的个性，不同的文化适应机制往往产生不同的文化适应结果。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适应异质文化的机制都是其内在接受机制和外部传播机制的有机统一，而在这两种文化适应机制中又包含着多种不同的构成要素，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系统。各个不同民族在与异质文化接触中形成的个性特点和适应模式，正是这个整体系统中各个不同构成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
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内在接受机制，主要包括该民族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控制程度，以及不同个体行为活动的导向作用等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合力，是影响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内在根源。
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价值，是指其传统文化模式对该民族现实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那些在当代异质文化冲击下仍能保持本民族传统文化风格特点的民族，大多对自身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具有强烈的认同感，而这种认同感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以自身传统文化对其现实生活的需要为基本依据的。通常情况下，一个越是能够满足本民族现实生活需要的传统文化模式就越具有生命力，也容易使得本民族对自身的传统文化给予较高的评价，使得人们继承这种传统文化风格特点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精神支柱，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不轻易地发生变化。即使有变化也主要是新的内容的增加和原有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以往传统文化的基本形式和民族风格特点则会长期传承下来，并与外部传入的异质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傣、白、彝、苗、瑶、藏、维吾尔、朝鲜等民族中就存在这种类似的适应模式。如在云南西双版纳傣族中，目前妇女们拥有的服装数量比过去大为增加，质量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原先民族传统服装的基本式样和风格特点却未发生太大的变化，而是在质量有所提高的条件下比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房屋建筑方面，尽管目前傣族农民的居住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原先干栏式楼房的基本式样和风格特点却没有因建筑材料的更新换代而随之发生根本的变化，房屋质量的提高和原有的民族传统建筑风格特点有机地结合起来。此外，许多传统礼仪如建新房仪式、婴儿诞生礼、升和尚仪式、婚礼和葬礼等等都在保持原有形式的基础上延续了下来，并与现代生活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而具有民族特色。以上其他民族也存在类似的特点。这一类民族从总体来看，历史比较悠久，文化积累较为深厚，人们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曾创造过具有较大影响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就，而这些文化成就即使在今天也仍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在某些方面满足了人们现实生活的需要。人们对本民族的这些历史文化遗产往往怀有自豪感，并千方百计地加以珍视，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有效地继承下来。因此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这些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总是在继承原有某些民族文化传统风格特点的基础上以提高生活质量来实现的。与之相反，如果一个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传统文化模式不能充分地满足该民族现实生活的需要，那么该民族对自身传统文化形成的认同感就会显得比较淡薄，并且往往对其给予过低的评价，哪怕它们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曾产生过较大的作用。而这种对传统文化给予的过低评价，则会削弱人们有效地继承传统文化合理内核的主动意识，在占优势地位的异质文化冲击下，人们会过多地仿效这种异质文化的形式而失去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某些风格特点。当代中国部分佤、基诺、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都在当代异质文化的冲击下失去了本民族的某些传统风格特点。在这一方面基诺族具有一定的代表性。经过建国五十年来的变化，目前基诺族的传统服饰已基本消失，不仅是男子而且连绝大部分的妇女都是穿着各种从商店购买的现代时装，青年妇女还仿效着城市女青年梳烫各种流行的现代发型，从服饰上已难以分辩基诺族妇女与汉族妇女的区别。在住房上，基诺族近二十年来新建的砖瓦房全是由外地来的包工队按照内地汉族房屋的式样承包建盖的，基诺族原先适合亚热带山区湿热气候条件的干栏式楼房的基本式样和风格特点几乎荡然无存。另外，基诺族某些传统的生活礼仪，如上新房仪式、成年礼、某些传统节日以及父系大家庭等形式也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逐渐消失，与傣族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以上其他民族中也有相似的特点。这些民族由于无文字记载，本民族在历史上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成就在传承过程中发生某些断裂的现象，人们对自己本民族历史上的文化遗产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加上人们原先的生产生活水平比较低下，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人们对自身民族传统文化的认同意识。当现代化打破了原先比较封闭的社会环境，各种异质文化纷纷涌入，与他们的传统文化接触之后，他们就很容易在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比较快地接受异质文化的成份。尤其是当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所好转，现金收入大幅度增加的时候，人们对外来新生活方式的向往程度就表现得特别强烈，其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比较迅速，本民族原有的传统文化也就消失得多。
除了自身传统文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的价值以外，一个民族的群体规范对个体行为的调节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程度。任何一个民族在与异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其个体行为的变异程度直接受着群体规范的约束。当一个民族中个体成员的观念和行为符合社会整体需要的时候，那么就会受到本民族人们的鼓励；反之，当其违反了社会整体利益的时候，则会受到人们的谴责甚至处罚。群体规范像一条无形的锁链将每个个体的行为纳入社会既定的统一轨道，使其尽量避免在文化接触过程中发生违反群体利益的现象。群体规范虽然对个体行为具有约束性，但不同民族的群体规范却往往因自身传统文化的整合程度不同，而对每个个体的约束性产生一定的差异性。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民族群体的传统规范越严密，价值取向越趋于定型化，它们对该民族中各个个体行为造成的控制程度就越强，在与异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往往呈现出比较谨慎的态度，对异质文化的吸收程度也相应地具有较大的选择性。尤其是那些过去曾形成严格的宗教规范，普遍存在等级制的民族，人们的生活活动行为就更具有稳固性。西藏、青海、四川、云南等地的藏族，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就属于这种情况。前两个民族在民主改革前都是全民信仰佛教，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宗教规范，社会中形成了等级森严的封建领主制。而大小凉山的彝族则存在着奴隶制，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支组织内部形成了各种与人们日常生活有关的严密的社会规范，人们的生活活动行为受到很大的限制。在当代与异质文化接触的过程中，其原先某些涉及人们传统文化深层结构的观念意识和行为方式都变化缓慢，即使维持人们物质生活的经济基础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其传统文化的许多风格特点也仍较完整地延续下来，人们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抱有某些谨慎的态度。如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尽管经过五十年的变迁，但到目前为止，原先信仰的小乘佛教仍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具有较大的影响，尤其在老年人的头脑中，宗教观念仍是支配其精神生活的支柱，各种形式的赕佛活动仍普遍存在。未成年的男子还要按规定到寺庙中过一段脱离家庭的佛寺生活，接受传统文化的洗礼。某些宗教规范对人们的生活活动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然而，那些原先具有的传统社会规范较为松散，社会关系相对平等的民族，其个体行为受群体规范的控制程度就显得比较微弱，人们在采纳异质文化的时候往往具有一定的开放度，即使个体行为超越了某些既定的群体规范，其他的人们也会表现出某种宽容的态度，其传统文化的风格特点容易发生较大的变化。在民主改革前一些仅靠伦理道德规范或不成文习惯法调节个体行为的山区后进民族，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其传统生活方式的风格特点都消失得比其他类型的民族要快得多，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往往具有较大的模仿性。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异质文化的冲击以外，主要还与这些民族原先群体规范的松弛状态有关系。如在基诺族中，经过五十年来的发展，在无神论和各种现代文明的影响下，原先普遍盛行的各种传统宗教祭祀活动已基本消失，宗教观念在人们的头脑中已不再起支配作用，尤其是青年人对宗教祭祀活动的兴趣及其参与程度已降到了低潮。甚至连那些过去曾主持过宗教祭祀活动的巫师也随着整个基诺山区发生的巨变而放弃了自己原先热衷的宗教事物，传统规范对人们的约束性大大地减弱。
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民族群体内部不同个体适应异质文化的程度往往显现出一定的差异性，即使其它内在接受机制和外部传播机制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不同个体因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受教育程度、年龄阶段和性别角色的差异而对异质文化表现出的适应个性也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并对整个民族群体和特定社区人们适应异质文化的行为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在一个民族群体中，上层人物对其他一般的人们适应异质文化所起的导向作用最为明显。本民族的上层人物在资源开发、生产过程和社会控制等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握有支配和指导其他一般人们行为活动的权利，其个人的经历、好恶以及本群体内部的某些共同利益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具体的决策过程，并对其他人们适应异质文化的总体方向和适度大小作出某种意向性的规定。一个民族中上层人物在本民族群体中享有的威望越高，他对本民族在与异质文化接触过程中能够施加的社会影响就越大，不论其形式是吸收还是排斥异质文化都会产生较大的效果。在中国少数民族社会转型过程中，作为上层人物的民族干部在改变自身的某些传统生活方式和接受外来新生活方式上比其他村民显得更为迅速。农村的民族干部与其他一般少数民族群众在社会生活上最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他们能够经常到本社区之外的其它地方参加各种与自己负责的事务有关的开会、参观、学习等社会活动，这些活动的开展使得他们比本社区内其他的一般群众具有更广泛的实际和开阔的视野，对当代社会生活方式的变迁具有一定的敏感性，故而比较容易调整自己的某些生活习惯及其它行为方式来适应时代和社会的需要。而他们这种自身生活方式的调适，对其家庭成员和本社区一般村民生活方式的变化有会起到一定的导向作用。除了民族干部等上层人物以外，具有其它某种特殊职业的人们也在生活方式变迁过程中对吸收异质文化表现出反映速度较快的倾向。在一个民族居住的特定社区中，其职业选择与外部环境联系越紧密的人就越容易吸收异质文化特质。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农村社区中，这一类人包括从事第三产业的个体户，出外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手工业者、商店的采购员、中小学教师、医务工作者等等，他们自身的职业特点往往使其与外界环境的其他人们有着较多的交往，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异质文化，所以相对于本社区其他务农的一般人们来说更容易或较快地接受异质文化，并对其他人们的行为活动产生相应的影响。受教育程度和年龄阶段与接受异质文化的速度也有一定的关系。西方一些人类学家认为，人们对异质文化采纳时间的先后与受过较好的教育有关，但却与年龄无关。而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中，个体的年龄阶段与接受异质文化的时间先后则关系密切。因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中，个体的年龄阶段与受正规学校教育的程度基本呈比例关系，青年人大多数进学校读过书，具有一定的现代文化素质，而老年人则大多没有上过学，所接受的主要是传统文化教育，所以在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年人接受异质文化的时间大多先于老年人。当一个农村社区中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的时候，青年人往往扮演着传递外来新生活方式的角色。他们首先改变自己的某些生活方式，然后又影响到其他不同年龄段的人，从而使得整个社区人们生活方式的变化由个体波及到群体，由量变发展到质变。性别角色的差异是否与接受异质文化的快慢有关系也是一个很复杂问题。在当代中国农村少数民族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曾普遍存在着男子在某些生活行为方面先于女子较快接受异质文化特质的现象，最显著的就是男子的传统服饰已基本消失，而妇女的传统服饰仍不同程度地保留着。而在中国内地城镇，人们接受异质文化的时间则不一定男子必然先于女子，也有许多女子先于男子接受异质文化的现象普遍存在着。由此可以看出，不同性别角色的人们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接受异质文化的时间先后，主要与人们所在社区的发达程度和开放程度有关系。
三
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内在接受机制并不是单独在起作用，而主要是在与外部传播机制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共同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外部传播机制包括异质文化对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异质文化与该民族传统文化接触时间的长短，接触时规模的大小，两种不同文化相隔距离的远近，以及某种异质文化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播时形成的好恶感等一系列的相关因素。这些因素是影响一个民族适应异质文化的客观外在条件。
在不考虑内在接受机制的前提条件下，一个民族对异质文化反应速度的快慢和吸收程度的大小，取决于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能否满足该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需要。当某种异质文化的传播充分地满足了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需要时，该民族对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就会抱以友好的态度，并乐意从中吸收与自己有益的成份；而当某种异质文化的传播与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客观现实需要和文化心理需要相抵触时，那么该民族对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则会抱以敌视或冷淡的态度，并尽可能地维护好自己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以免受到这种异质文化的冲击而发生分化的现象。
一个与异质文化接触的民族，在接纳异质文化之前，首先要加以衡量的是这种异质文化特质对本民族传统文化的满足程度，这几乎成了决定该民族能否吸收这种异质文化的一个前提条件。所谓客观现实需要是指一个民族在自身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面临的某些带有普遍性的倾向和亟需解决的迫近问题，如提高生产力水平，改善生活条件，消除疾病，延年益寿等等，这些都是各个民族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趋势，在全人类都具有共性。凡是能满足这种需要和解决这类问题的异质文化不论是物质实体还是某种观念意识，或迟或早都会为对方所接受。但是如果异质文化不能满足这种需要或与这类需要毫不相关，那么则根本不会为对方所接受。而一种异质文化对接受者一方民族客观现实需要的满足程度，往往又是通过其本身具有的实用性和相对优越性表现出来的。异质文化具有的实用性使之在对方各个不同群体的人们中有了生根发芽的土壤，而相对优越性则使之对接受者产生吸引力，加快人们采纳这种异质文化的速度。一种异质文化所具有的实用性和相对优越性越显著，它对接受者一方民族产生的吸引力就越大，人们采纳这种异质文化的速度也就越快。近十多年来因发展商品经济而富裕起来的一些少数民族，不论其文化背景如何都纷纷使用了录音机、电视机、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可以说主要与这些异质文化特质具有的实用性和相对优越性有关系。
一种异质文化能否被对方所接受，除了其本身具有的实用性以外，还取决于这种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对该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心理需要的满足程度。所谓文化心理需要是指各个不同的民族由于所处自然生态环境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而形成的特殊价值取向及文化认同感。各个不同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往往对某些文化特质和文化现象形成了自身独特的价值评价尺度，被甲民族所倾心向往并尽力争取的东西在乙民族看来则显得无足轻重，对某一个民族的社会发展值得借鉴或可以吸收的异质文化成份，对另一个民族来说则可能被视为洪水猛兽而拒之门外。这是文化相对性的表现。而一种异质文化的传播能否满足接受者一方民族生存发展的文化心理需要，关键又取决于以下两个环节的配合是否得当。首先是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的相异程度。一般来说，一种与本土文化结构具有某些相似性的异质文化比那些差异性较大的异质文化更能为人们所接受。这是因为相似的文化模式具有某种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当地民族在采纳异质文化的过程中不会触动自身传统的价值评价尺度，可以避免认同意识的混乱，尽量减少两种文化之间的冲突。而差异较大的不同文化相接触，则会在接受者一方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引起较大的震动，人们采纳异质文化的时间会有一个较长的过程。同样都是面对异质文化的传播，历史上曾存在过私塾等传统教育方式的云南大理白族和吉林延边朝鲜族，对现代的正规教育方式极其适应，并广泛存在着尊师重教的风气。而过去盛行寺庙宗教教育的藏族和西双版纳傣族，则在推广现代正规学校教育的过程中一度面临过学生失学等棘手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就在于前两个民族传统的私塾教育方式与现代的正规学校教育方式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后两个民族的寺庙宗教教育则与现代的正规学校教育方式差异较大，要使得两者的关系得以协调，就需要双方都进行调适，使得相互之间能够逐渐趋于认同。其次是异质文化的传播者对待本土文化的态度和采取的方式。任何一个民族接受异质文化都是以自身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不受侵害为前提条件的，如果异质文化的传播者对本土文化不予以尊重，而是采取粗暴的态度和简单否定的方式来加以对待，强行输入异质文化，那么即使这种异质文化具有实用性和相对优越性，也难以在心理上为对方所接受。或者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产生一种被动的适应状态，即以勉强应付的方式简单地接受某些貌似正规的异质文化特质，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就有可能重新恢复自身的某些民族传统风格特点。文革期间，中国少数民族因宏观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生活方式上普遍出现趋同于汉族的倾向，而经济体制改革以后许多民族则不同程度地恢复了自身的某些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因传播方式的不得当而出现的文化回归现象。与此相反，如果异质文化的传播者对本土文化予以尊重，并能有效地利用本土文化的某些固有形式来输入异质文化特质，使其与对方的文化相吻合，符合该民族的根本利益，那么则会加快该民族吸收这种异质文化的速度，使之产生应有的社会功能。当代中国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利用当地民族的传统文化形式来开展经济技术交流和旅游活动而取得巨大成效的实例就是最好的说明，是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进行有机整合的典型表现形式。
任何一种异质文化的传播都有一个由起始到逐步深入的转化过程。在异质文化传播之初，与之接触的民族因对这种与自身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传播者的意图模糊不清，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抱观望甚至怀疑的态度。只有通过一定的接触，人们对这种异质文化所具有的价值和传播者的意图有了切身的体会和感受以后，才会逐渐消除原先形成的某种固有成见，以较为大胆和开放的心态来对待这种异质文化。一种传入某个民族地区的异质文化，经过与本土文化的长期接触，不论其传播方式是否有效，随着时间的推移或多或少都会为对方的人们所接受。但是如果两种不同的文化之间接触时间较短或者仅仅是刚刚开始接触，那么即使某种异质文化具有实用性和相对优越性，对方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程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只有随着两种文化相互接触的时间往后推移，这种异质文化在本土文化结构中所产生的功能才能逐渐显示出来。云南基诺族在试种南药砂仁之初曾面临着难以适应的诸多问题，只是经过科技人员的反复摸索，在个别地方试种成功，取得经济效益以后，群众看到了实惠，才逐渐在大部分地方得以推广应用，以致产生巨大的成效。
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当代社会中的文化传播，都存在着一个规模大小的问题。凡是大规模的文化传播，由于所包含的文化成份容量大，涉及面广，不论其形式怎样都会不同程度地给接受者一方民族的社会带来冲击，并相应地引起其传统文化发生分化和重组。地处大兴安岭密林中的鄂伦春族在建国以来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生活方式趋同于汉族，就其原因而言，除了自身的传统文化结构比较脆弱以外，主要还与当代异质文化的传播有关系。建国前，鄂伦春族居住的大兴安岭一带几乎没有汉族，鄂伦春族的人口很少，仅有2000多人。建国后，随着大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开发，大批汉族林业工人和家属进入这一地区，到目前为止，内蒙古自治区鄂伦春族自治旗的人口已有数十万人，而其中的鄂伦春族只有数千人，其余大部分都是汉族和其他民族。而且随着森林资源的开发，铁路已横贯全旗。因此可以说，鄂伦春族在建国后发生的巨大变化是大规模异质文化传播的结果。与此相反，某些在文化积累程度上与鄂伦春族相似但却与异质文化接触规模较小的民族，则较少地受到异质文化的影响。另外，异质文化与本土文化相隔距离的远近，对一个民族吸收这种异质文化成份的多少也会起到较大的促进或限制作用。文化传播有直接传播和间接传播两种形式。直接性的文化传播通常是两种文化相距较近，接受者一方民族对异质文化的形貌有着比较深入的了解，而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也占据着空间上的，可以借助这种有利的条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将某些文化特质移植到接受者一方民族的传统文化结构中。而间接性的文化传播由于是通过第三者作为媒介来传播文化成份，与本土文化相隔着遥远的距离，接受者一方民族对异质文化的形貌比较陌生，存在着某些心理上的障碍，从而减缓了这种异质文化传播的进程。同样都是人口稀少且文化结构相似的独龙族和基诺族，前者由于地处边远封闭的独龙江畔，直到1999年以前仍未通公路，与州、县政府所在地相隔着遥远的距离，人们的传统生活方式几乎较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至今也未发生较大的变化。而后者由于地处西双版纳州府所在地景洪市通往老挝的公路主干线附近，周围还分布着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等单位，受异质文化的冲击比较明显，因此其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以外，某种异质文化在一个民族历史发展过程中传播时使该民族形成的好恶感，对其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适应异质文化的程度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中国部分少数民族和世界不发达国家有关民族中的一些实例都曾显示，一个在历史上与某种异质文化有过长期接触的民族，在当代社会转型中仍较少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特质。究其原因，除了该民族传统文化具有稳固性以及当代异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出现的失调现象以外，主要还与这些民族在历史上与这种异质文化接触过程中碰到的不幸遭遇有关系。要么是历史上传播异质文化的统治民族对该民族进行过某种军事上的镇压，或者是在政治上进行过长期的压迫，从而引起该民族进行地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对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进行过顽强的抵御，发生过激烈的文化冲突现象。因历史上与某种异质文化接触过程中碰到的不幸遭遇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抵触情绪，会使得该民族对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怀有某些戒备心理，从而限制着该民族吸收这种异质文化的程度。相反，那些在历史与某种异质文化有着长期接触并从这种异质文化的传播中得到过不少益处的民族，则因对这种异质文化抱有一定的好感，从而在当代社会转型过程中乐于接受这种异质文化的成份，使之与自身的民族传统文化形式进行更高层次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