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问题的论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儒学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当代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的指路明灯，用以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从此，马克思主义与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便结下了不解之缘。然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是如何交往且又是如何融合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重要文化现象，却长期被搁置起来，几乎无人对此作出明确的、系统的理论探索。本世纪80年代的文化问题讨论中，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开始被触及。进入90年代后，回顾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已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牵涉到中国历史、现实和未来命运的尖锐问题摆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面前，时代迫切地要求研究者对此作出科学的回答，并对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未来走向做出某些符合规律的判断和预测。有鉴于此，笔者查阅了国内外的有关文献，对这方面的观点进行了一次梳理和回顾，以期有利于理论工作者对当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研究和论争状况的了解。
由于这一问题具有敏感性、现实性和尖端性的特点，在我国国内（不包括港澳台）尚属起步。把一些散布在有关论著中的观点归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相斥说。这是长期以来来国内最流行的观点之一。 这种观点认为，无论从阶级性、党性、时代性、区域性和功能性等方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是水火难容的对立的思想体系。该观点以李一氓致蔡尚思的一封信为代表。李一氓认为：“马克思主义和孔子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以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现在泛滥的孔子学说——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不仅企图证明它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更进一步，企图证明它还会促进社会主义的建设。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决不相信这种说法能够成为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文汇报》1990年12月26日）司马孺进而认为：“它（儒学）作为封建时代的‘官方哲学’，毕竟是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是同无产阶级对立的思想和哲学体系。决不能用孔子学说去‘调和’、‘补充’马克思主义，更不要说去顶替马克思主义。”（《真理的追求》1991年第3 期）房德邻持大致相同的看法；刘泽华认为儒学在本质上是等级人格论，与当前的现代化进程是不相适应的（《儒家思想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
2、互补互济说。这种观点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 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各有所长，应该互补互济。如季羡林认为，西方文化为分析思维所支配，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一味征服索取，造成生态失衡、环境破坏。“挽救的办法就是以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模式济西方的分析思维模式之穷”。在这方面，“儒家的‘天人合一’是宝贵的思想资源”（《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现代化》1993年第1期）。
3、多元并存说。 该观点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确有其不能相容之处，但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可以在多元文化结构中并存并立。如吴光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说无法与儒家的中和论相结合，而儒学的性善论也无法容纳在马克思主义的人性学说当中，但这不影响儒学“在多元文化结构中保持其道德人文主义的一元性，而汇入21世纪文化的主潮之中”（《儒学思想讨论会综述》，《中国史研究动态》1991年第9期）、（《回顾与前瞻——“孔子诞辰2545周年纪念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哲学动态》1995年第1期）。
4、相通相合说。该观点认为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既是可以相容的，也是可以结合的。张岱年认为，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古典哲学的若干基本倾向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相通之处，如儒家的唯物论、辩证法、唯物史观、社会理想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起了促进作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背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7年第3期）。金景芳、 吕绍纲反对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的做法，因为孔子的东西可以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加以汲取、借鉴，使之为我所用。”“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最需要的是和平、秩序、稳定、社会和睦，民族团结。”（《关于孔子及其思想的评价问题》，《哲学研究》1995年第1期）汤一介认为， 儒学要有新的发展，这并不意味着使儒学成为现代我国社会的主导思想，也不是要用西方模式来改造儒学，或者把儒学马克思主义化，而“只能在两者之间找出某些结合点，从而一方面使儒学得以吸收马克思主义而更加丰富，另一方面使马克思主义得以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而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儒学的现代化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2期）。
5、“西体中用”说。这是李泽厚的一家之言。李泽厚认为， 马克思主义和近现代传来的好些西方学说，尽管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与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相背离，但在“更深一层”的“文化心理结构”上却可以融合。如儒家“自强”、“刚健”的传统能够选择西方的进化论成为近代精神，进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在这个理论前提下，李泽厚提出了“西体中用”说，“西体”即“本体”包括马克思主义，但又不全是马克思主义，也包括其它的西方思想、文化体系。（《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6、“马列主义儒家化”。这也是国内比较流行的观点， 但正式把这一观点形成文字付诸发表、至今仍在着力论证的代表人物是金观涛。金观涛认为，儒家文化深层结构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使他们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儒家化了。他说：“《实践论》对待马列经典的态度，在深层结构上类似于王阳明、王船山对待程朱理学的立埸，这样，自然有助于毛泽东思想——中国式的马列主义取代外来的马列经典，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实践论〉与马列主义儒家化》，《二十一世纪》1993年12月）儒家文化深层结构大致有“中庸”、“天人合一”、“道德理想主义”、“致良知”、“知行合一”、“内因论”等（《儒家文化深层结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新启蒙》第2期，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金观涛说，《实践论》是马列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基础，《矛盾论》是“说明外来意识形态如何被赋予道德理想主义的基本结构”，“我们把毛泽东对辩证法的这种改造，称为马列主义儒家化”（《〈矛盾论〉与天人合一》，《二十一世纪》1995年6月）
7、取代说。需要指出的， 目前国内外确有某种抬高儒学贬低马列的迹象，有人公开以“当代孔子”自许，有人以能“忝列新儒家的门墙”、做他们的信徒为荣。更有人公开打出“复兴儒学”的旗号向“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地位”挑战，主张以儒学“取代马列义成为中华民族的正统思想。”（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鹅湖》月刊170—171期）
8、综合创新说。 这是由毛泽东首倡而后不断发展完善的一种文化观。张岱年、程宜山提出了“辩证的综合创新说”，认为古今中外文化的辩证综合创造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目的在于创造出一种既有民族特色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390、391页）。方克立先生对此进行进一步概括和发展，提出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16字诀”。方先生认为未来的中国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他不赞成港台及大陆一些学者提出的“儒学复兴”的口号和“儒学是人类面向未来的所能依赖的唯一的定盘针”的观点，既指出了儒学的封建意识形态性质又不全盘否定其中有价值的成分，这种有价值的成分可以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要传统资源。（李毅：《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方克立：《展望儒学的未来前景必须正视的两个问题，《天津社会科学》1991年第1期）
在国外和欧美汉学界，也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持客观的研究态度，且不乏新意。如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先生说：“辩证唯物主义渊源于中国，由耶稣会士介绍到西欧。经过马克思主义者们的一番科学化后，又回到了中国。”（李约瑟：《今日中国的过去》，英国《百年周刊杂志》1960年第5卷288页）越南元帅武元甲在其回忆中说，他之所以皈依马克思主义，一是为了抵抗帝国主义，二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他所接受的儒家哲理最为接近，在越南，坚持这种观点的大有人在（窦宗仪：《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汉译本，兰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美国学者窦宗仪说他“通过20年的研究，我发现两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哲学）大同小异”（同上，第3页）。 于是，窦教授写了一本《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目前所知的第一本关于当代中西两大思想体系的比较哲学著作，本书列举了若于哲学命题进行比较分析，得出了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结论。
去年12月，由中央党校与中国孔子基金会发起，邀请了我国一些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如肖前、张岱年、朱伯昆等20余人共同召开了“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学术讨论会”，这是我国自建国以来第一次以儒学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为主题的高层学术会议，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据权威人士预测，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将成为我国学术界和理论界的一个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