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文学史观和建构模式的反思——谈“二十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新构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学史论文,俄语论文,构架论文,二十世纪论文,模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目前国内的外国文学工作者正在讨论的“文学史重构”的问题，与近年来俄苏文学界所关心的架构新的“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设想是一致的。出于改变旧的俄苏文学史研究模式的强烈愿望，同时也受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界关于“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颇具创意的提法和整体思维观的启发，撰写一部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的《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设想在一部分俄苏文学研究者的心中萌发了。周启超先生首先在《国外文学》上对此作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俄罗斯文艺》的编者又在1994—1995年辟“笔谈”专栏推波助澜，“通过相互切磋、 辨难和商酌”〔1〕，使讨论不断走向深入，吸引了不少研究者的参与与关注。
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确实很及时也很有必要。20世纪已近尾声，我们已经有条件对这一世纪俄语文学的发展状况作一梳理，而改革开放带来的学术思想的解放、学术氛围的宽松、研究方法的革新和研究资料的充实，又为我们实现这一构想提供了可能。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应该将一成不变的旧模式再背进即将到来的新的世纪。
当然，重构文学史并非只是简单的章节增删，它也许更有赖于参与者思维定势的改变和知识结构的调整，有赖于对以往的文学史观和建构模式的整体反思，有赖于在更为合理的价值尺度上重新评价作家和解读作品。“20世纪俄语文学史”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而提出的一个全新的概念。我认为，这一概念及其构架至少在三个方面有别于旧的文学史观，即它的独持的涵盖面，它的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和它的立足于“中国学派”立场上的比较意识。这里我想就上述三个令我感兴趣的方面谈谈看法，以求教于诸位同行。
关于独特的涵盖面。我觉得，与此有关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指称与其涵盖面的吻合。目前在不少研究文章中交替使用着“20世纪俄语文学”和“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两种不同的提法，它们往往指的又是同一个文学现象。这种状况极易给人造成概念混乱或把握不定之感。其实，这两种提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区别的关键就在于涵盖面的不同。正像“中国文学”难以涵盖海外华文文学一样，“俄罗斯文学”也很难将其域外的全部俄语文学都框定在内。更何况我们必须正视这样的史实：20世纪在这块欧亚大陆上出现过特殊的文化氛围，出现过存在了70多年的苏联这么一个拥有一百多个民族而又相对统一的文化空间，出现过一大批具有双语优势和受过两种文化薰陶的优秀的，甚至具有世界影响的非俄罗斯作家，如吉尔吉斯的艾特玛托夫和白俄罗斯的贝可夫等。不涉及这些作家的创作或将这些作家归入俄罗斯文学的范畴加以考察，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当然不否认俄罗斯作家在20世纪使用俄语的作家中所占据的主体地位，但是“20世纪俄罗斯文学”这一提法客观上无法涵盖那些在或不在“俄罗斯文化语境中”运用俄语写作的非俄罗斯作家。为了使指称与其涵盖的现象更为吻合，我认为新的文学史的总框架应统一使用“20世纪俄语文学”这样的提法。
此外，近年来不少研究者对“回归文学”（或“潜流文学”和“侨民文学”）颇感兴趣，出现了一批新的研究成果。有人进而提出应把“显流文学”、“潜流文学”与“侨民文学”作为架构新的文学史大厦的三块“基石”〔2〕，我觉得这一看法很有见地。 后两者不再作为前者的点缀物而出现，这本身就是一个大胆的，也是符合史实的构想。改变“显流文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确实已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试想，一部没有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扎米亚京、布尔加科夫和索尔仁尼琴等重要作家的文学史怎么可能是完整的？给“回归文学”以应有的地位并不等于全盘否定过去得到肯定的“显流文学”，这一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这一构想有可进一步推敲之处。这倒不在于以此作为文学史框架会造成不妥的问题（其基本框架仍是以文学进程本身所显示的阶段性为基本参照的），而在于怎样使这三块“基石”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问题。当我们看到“基石”中出现越来越多的作家和作品的名字时，不能不产生某种也许是杞人忧天之虑。“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概念本身当然包括涵盖面的扩大，但它决不等于以量取胜，过多的罗列和铺陈反而会模糊它的总体面貌。这一概念的一个基本精神是强烈的整体意识和追求系统质的愿望。这就要求研究者必须对驳杂的文学现象作出严格的审美选择。也只有通过对那些最大限度地体现了20世纪俄语文学精神，即民主意识、人道精神、历史使命感，并不屈不挠地追寻着人类的终极目标的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整体把握，通过对这些作家作品与相关的文学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的充分揭示，才能真正凸现出20世纪俄语文学的艺术精髓以及它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
关于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文学的本位观，现在谈的人多了，可是要将这种观念真正体现在研究中并不容易。这一点在中国的俄苏文学研究界表现得也很明显。谈文学尤如谈政治的现象时有所见。在文学史的编写上，最突出的问题是体例的僵化和评价的失衡。许多著作的体例雷同，从社会历史背景介绍到文学概貌的描述，再到重要作家作品的分析。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仅仅成了反映某一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的形象材料。这样做的结果必然造成文学史自主品格的失落，例如在划分文学史的分期时，常常把社会发展的阶段或政治体制的变动（乃至领导人的更替）完全等同于文学发展的分期。这样的“苏联文学史”分期大概是不陌生的：国内战争和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文学、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时期的文学、卫国战争和战后初期的文学、赫鲁晓夫时期的文学、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文学等等。虽然不同文本的措辞会有所变异，但总体上却是大同小异。当对文学历史的描述偏离了其审美的本质时，那就难免在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价上也出现失衡。当丰富深刻博大复杂的高尔基被剥离得只剩下《母亲》等少数作品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奠基人的“神圣地位”时，我们不由得要问：这是高尔基吗？当一些准文学作品被抬高到一流作品的位置而给予连篇累牍的评述时，人们自然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它们真能代表扎根在深邃的文化基石上的、使千万人的灵魂受到震撼和获得审美愉悦的杰出的20世纪俄语文学吗？可见，针对难以从旧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的状况，再大声疾呼一番仍属必要。
当然，以文学为本位的取向涉及到的不仅是文学观念的问题，它与研究方法也有关。有的研究者将此具体化为“以文学语言为本体，以诗学品格为中心，以文化精神为指归”的表述〔3〕。 这样的表述虽然还只是一种理论倡导，但它提供了架构新文学史的一种具体操作途径，因此是值得重视的。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论者对旧的“历史概貌和作家生平”、“思想意义和艺术特色”模式的自觉反拨，也可见到对西方和俄苏的那些“内在研究”学派的扬弃和借鉴。以往的俄苏文学研究在这方面是十分欠缺的，“20世纪俄语文学史”理应加强对文学内在规律的研究。不过，话又说回来，文学的本位观并不等于我们的研究只能在“由‘语言机制’而‘诗学品格’，再由‘诗学品格’走向‘文化风范’”的三级中穿行。语义分析、形式批评、文化学研究等角度固然有益，而社会学批评，甚至政治学研究等角度也仍有它的价值。因为文学本身是文学，又不仅仅是文学，它在社会这个大系统中存在，社会的各种因素对它都有渗透，因此只要我们摒弃这类研究中曾出现过的庸俗化的、以狭隘的政治标准衡量一切的弊端，那它们仍不失为切入文学现象的有用的方法。它们可以和其他方法相辅相成，构成多元互补、生动活泼的局面。20世纪俄语文学的独特性，使这样的互补研究显得更有必要。
关于立足于“中国学派”立场上的比较意识。在为新文学史奠基时，我觉得明确地提倡一下确立“中国学派”的问题是很有必要的。20世纪俄语文学是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现象，俄罗斯和美英法日等许多国家的学者都在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中有不少有价值的见解，可以给我们以启迪，但其中偏颇之处也十分醒目，“泼脏水连孩子一起泼掉”的现象并不罕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学者当然不能缺少独立的、不人云亦云的气度，不管在新构架的确立，还是在对已经或正在成为历史现象的作家作品的评价上，都应该有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尺度和科学求实的学术眼光。只有这样，我们的文学史才能不出现以新神话覆盖旧神话的畸形现象，才能避免成为前苏联或今天的俄罗斯或西方学者撰写的文学史的翻版。立足于这一立场上的比较意识主要是指中国学者应自觉地从系统联系的角度加强20世纪俄语文学与世界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历史进入20世纪，任何重要的文学现象都已经是世界性的了。因此，确立把看似个别的孤立的文学现象放在整体的和系统联系的基点上加以考察的意识就变得格外必要。就作家的创作而言，任何一位优秀作家的创作都是一系列艺术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交织，并以其内在的有机联系构成的一个带有作家独特印记的艺术系统。这一艺术系统本身有着基本的稳定性和若干变异性，同时它又是更大的文学系统和社会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系统的整体相关性，往往会使作家的艺术开拓在比较研究中凸现出来，并获得更为深刻的意义。而且，如日尔蒙斯基所言：“世界文学中的历史类型学的类似，或者文学过程的趋同，远比一般想象的多”，因而比较研究理应成为文学史研究的“基本方法”〔4〕。
加强对中俄文学关系作更具理论色彩的系统研究也是当务之急。作为中国的外国文学工作者，很有必要听听一些老专家关于加强中外文学关系研究的建议。杨周翰先生在谈到中国学者编写的外国文学史的不足时指出：“最不够的是外国文学和我国古今文学的联系。”“我们写的外国文学史常把外国文学当作一个客体对象，好象自然科学家对待他的研究的对象那样，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泾渭分明。”〔5〕钱钟书先生也提出要把“清理一下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相互关系”当作中国学术界的“重要任务之一”〔6〕。因此，将“20 世纪中俄文学关系”视作“20世纪俄语文学”研究的总体架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应是“中国学派”的题中之义。事实上，谁也无法否认，20世纪中俄文学的这段交汇史是20世纪中外文学关系中最重要的一页。俄语文学不仅占“五四”至90年代中国全部外国文学译介总量半数以上，而且20世纪中国文学在一种内在需要的制约下与其保持了“持续的结合”。这种结合尽管从总体上导致了中国文学潜在力的勃发，但也有深刻的教训。
对整个20世纪中俄文学关系，特别是当代中俄文学关系的全方位的扫描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学者的肩上。
80年代以来，中国陆续出版了几部有份量的俄苏文学史著作。这些著作大多以严谨的态度和翔实的资料，展示了俄苏文学发展的历史。尽管这些著作在体例框架和研究方法上尚无大的突破，但对“文革”以后中国俄苏文学研究摆脱庸俗社会学的困扰还是起了重要作用，显示了中国当时在这一研究领域所达到的新的水平，这正是这些文学史的历史价值所在。今天我们在架构新的文学史体系时，应该从中吸取有益的养料。“20世纪俄语文学史”的蓝图是诱人的，充满着勃勃生机。只要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去迎接这一挑战，以务实的精神去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以不懈的努力协力去开拓这块天地，那么蓝图终将变成可喜的现实。
注释：
〔1〕见《俄罗斯文艺》1994年第4期，《20世纪俄罗斯文学（俄语文学）笔谈》编者语。
〔2〕〔3〕周启超：《“20世纪俄语文学”：新的课题，新的视角》。
〔4〕日尔蒙斯基：《文学流派是国际性现象》， 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5〕杨周翰：《〈欧美文学和中国文学〉序》。
〔6〕见《中国比较文学年鉴》1986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