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知识分子论文,传统文化论文,二十世纪论文,初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人民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国古代文化，但当历史发展到明代后期以后，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停滞不前与日益腐朽，中国古代文化日益失去光彩而落后了。当1840年鸦片战争中“日不落国”的大炮掀开中国近代史的扉页时，中国人惊呆了——原来“万国之宗邦”挡不住西方列强的进攻。从鸦片战争起，中国在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历次战争中，都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每一次的失败都不得不被迫签订丧权辱国、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失败，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接触和交锋中的失败。中国人赖以骄傲、自豪的传统文化，日益失去其值得炫耀的价值。这就不能不引起人们思考如何认识中国传统的文化，即所谓中学、旧学；如何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评价；又如何去认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即西学）、接受西方文化的挑战？
近代史上多次对外战争的失败，必然导致中国人在文化上的失落感。从林则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到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君主立宪制”，无不反映出先进的中国人对中学、西学价值的取舍。中国传统文化的独尊地位从鸦片战争以来已逐渐受到严峻的挑战。1900年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失败，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政府成为“洋人的朝廷”，中国的民族自信心更趋低落，中国传统文化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种文化危机主要表现在二十世纪初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反思和审视，以及对西方近代文化的无尚推崇。
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优秀的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确实值得每一个炎黄子孙为之而自豪。然而，在漫长的封建时代，田园诗般的自然经济、高度集权的封建制度，加以与世隔绝的地理环境、“一花独放”的民族地位，铸成了中华民族的“虚骄”心理。这种心理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了严重的封闭性，而自我封闭的结果，也就使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中国文化缺乏自我调整的动力，因而在对外交往过程中始终居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事实上，自鸦片战争以后，有识之士就先后提出“师夷长技”、“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富有时代远见的思想，而这些值得肯定的思想从一个角度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并非尽善尽美。二十世纪初，一些富有政治感觉和新思想的知识分子指出，中国之所以积弱，受外人欺凌，也同埃及、波斯等东方文明古国一样，“创造文明一端，实其受祸之总因”。由于我们民族背着创造文明的包袱，“自矫自立”，“常不愿复受他来之文明”，遂致与世隔绝，不求进步，终于沉沦〔1〕。所以，他们要求“愿吾同种之人， 忘其昔年创造文明之往事，而从此为因袭文明之国民”〔2〕， 即学习他国进步之文明，才能使民族树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二十世纪初年的文化反思中，富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给予了大胆的指责和批判。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文化受到诘难。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的为主干，道、佛等文化互补的一种格局。反思传统文化，必然先要对儒家文化进行审视。
儒家文化以孔子、孟子思想为宗，对儒家文化的指责，必然要涉及对孔孟的评价。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始终交织着尊孔与反孔的斗争，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对孔子的评价很大程度上缺乏比较坚决的态度。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为动员广大农民群众起来反抗封建统治，曾砸烂孔丘的牌位，甚至下令“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也”。但正如李泽厚先生所指出，在洪秀全的著作中，“都一贯保留了以‘三纲五常’为基干的儒家封建伦理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类的封建传统观念”〔3〕。 康有为等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希望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他们的反封建性虽然非常明显，但仍然未能对封建制的文化根基——孔孟思想进行大胆的抨击，相反却把这场改革鼻祖归位于孔子，把孔子打扮为“托古改制”的素王，而康有为也视自己为继承孔子改制的“圣人”，最终使得这场运动无法走向成功。而在二十世纪初，新知识分子们已不再是战战兢兢，而是大胆地展开了对孔孟的批判。他们指出：“孔子在周朝看来虽是好的，但是在如今看来也是很坏”，“孔子虽好，必不能合现在的时候了”〔4〕。他们把中国社会不能进步的原因， 归之为尊孔的结果，认为独尊儒术是使我国“数千年来，思想滞阂不进，学术陵迟，至不可救”〔5〕的根本原因。他们指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 以涂毒吾同胞者，二千余年矣”〔6〕；自“孔孟之学说”出， 造成了中国“君权遂益尊”，贻害人心，“伤吾人类之平等自由极矣”〔7〕。 尤其是孔丘教义“实足以养成支那人奴隶之性，诈伪之性及怯懦之性”〔8〕，正所谓“孔派推尊一度，而奴隶沉没一度”〔9〕。因此，他们提出“欲世界人进于幸福，必先破迷信，欲支那人之进于幸福，必以孔丘革命”〔10〕。他们呼吁“仁人志士切心救世者，同心协力，开展并完成批判孔丘之伟绩”〔11〕。把孔孟思想同中国落后的根源联系起来批评，虽然不尽科学，但反映出了这一时期部分知识分子批孔的激烈态度。
从否定孔孟开始，新知识分子们把斗争的矛头接着指向儒家文化的核心——儒家伦理思想。在儒家伦理思想中，忠、孝、仁、义、礼、智、信等观念是以人际之间的服从为其内涵。这些观念的发展，就是儒家所提倡的“君权神授”、“三纲五常”和“存天理，灭人欲”等一系列道德伦理准则。这些儒家伦理道德准则对封建社会的发展起着思想维系作用，因而它受到近代有识之士的猛烈批判。在义和团运动以前，对儒家伦理批判最为激烈的当是戊戌变法运动。在批判中，维新志士们以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为武器，发出了“平等”的呐喊。但是，他们把实现“平等”的希望寄托在清王朝的改弦更张、实行君主立宪制上，从而使他们的批判失去更为锐利的锋芒。随着维新派的爱国变法和义和团爱国排外相继失败，在经过一阵短暂的沉寂之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又掀起了一场更大规模地反儒家伦理思想的斗争。
他们揭露仁义礼乐的实质就在于更加有效地维护封建统治，他们说：“仁之实为事亲，义之实为从兄，胥此道也，则犯上作乱之事息矣。礼以缚民者，乐以和民气，胥此道也，则人人自由之言息矣。我压之以猛兽盗贼之道，彼不服也，我压之以仁义礼乐之道，彼胡敢不服也”〔12〕。他们指出“儒者日日言礼义，非欲以繁文缛节杀其活泼之气者乎？儒者日日言孝悌，非欲以低声怡气，养其儿女之态者乎”〔13〕？在探讨中国君权之所以发达的原因时，他们认为是由于“圣人”教忠之学说、倡君尊臣卑之说所致。他们以更加激烈的态度指出：“礼立于中国三千年矣，而中国之文弱也几千岁”〔14〕，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的礼教和伦理观念。二十世纪初期的新知识分子以他们所掌握的西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之说为武器，大声疾呼“去礼法、复权利”〔15〕。有的知识分子甚至宣称“唯我独尊”，他们说：“古来儒者立说，无不以利己为人道之大戒，此不近人情之言也，剥夺人权，阻碍进步实为人道之蟊贼。”他们认为“有人而后有世界，人人有利己之心而后有世界。宗教也、学术也、社会也、国家也，推其所由始，察其所由起，迹其所以发迹变迁之故，无不基于人类利己之一心。惟利己故不得不竞争，竞争剧斯进化速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排外，排外力斯合群固矣；惟利己故不得不求助人，求助于人斯不得不有以助人矣。世之所谓道德，察其实际，敦非自利己之心而后生者乎？”所以，“惟我独尊，此自由独立之真谛”〔16〕。这种带有近代色彩的利己主义思想，在当时是非常激进的，尽管它的局限性很明显，但在当时反儒家伦理的服从关系上是重大突破。可见，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已不再象戊戌维新思想家们那样心平气和地去进行民主自由和君权谁前谁后的推理，也不希望封建统治者施舍一点民主自由之权力，而是直陈封建伦理及其它所维护的封建统治的不合理性，并提出用革命手段去扫除封建的伦理观，实现民主自由。
其次，批判传统的“尊王法祖”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加以儒家思想的束缚性，使得中国人失去追求和理想，于是只好回头看，“尊王法祖”成为中国人的思维归向和精神寄托，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点。尊王法祖使中国内在前进的动力大大减弱，为此要想使中国社会发展就必须打破传统的“尊王法祖”观念，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思想主题。自从鸦片战争以后，恪守祖制的原则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中国的对外交往的失败而受到人们怀疑。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维新志士们明确提出并付诸实践对中国政治进行大变革，这是对“尊王法祖”观念的直接挑战。但这场运动仍然打着“托古改制”的旗号，难以从根本上冲击这个观念，甚至许多维新派人物的思想中尚有西学源于中学的观念，康有为就曾说：“凡西人所号长技，我中人千数百年皆已有之”〔17〕。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完全成为“洋人的朝廷”，恪守祖制已不可能，以此为契机，新知识分子们举起变革的大旗，从思想上对尊王法祖观念进行更加猛烈的冲击。他们指出：“中国之所以不能随世运而进，好落人后者，以尊古薄今也”〔18〕，这是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他们说：“吾中国人服从之劣根性，于学术上尤为深固，一言一事，辄引数千年前之古人为印证，甘以其极灵活之脑筋，为古人纳糟粕之筐箧”〔19〕。他们讽刺一些中国人常常“每受一新理新学，必附会古人，妄用典礼，乱引陈语”的好古思想。他们说：“帝国主义膨胀，则成吉思汗而为东亚拿破仑矣；复仇主义昌盛，则朱元璋而为中国真德矣；民族思想发达，而黄帝轩辕氏为汉族之鼻祖矣；革命风潮普及，而洪秀全为失败之加里波的矣；景教流行，而孔子为教主矣；民权之说入，而黄黎洲奉为卢梭矣；无政府主义盛，则老子为发明家矣；大同博爱主义兴，则墨子为首倡矣；理化薄为戏法，共产疑为井田。总之，西人之新理新学，皆中国古人所已道者矣”〔20〕。在这些知识分子看来，“尊王法祖”是由于人们崇拜古人，崇仰旧学所造成，这就窒息了中国文化发展的生机。与此相反，西方文化之所以日新月异，就在于“欧西名哲大贤著书立论，必求合天演界之公理，不惜与古人挑战，故论理愈演愈复杂，愈复杂愈当于的当，不至以偏言狭义，播毒种于后人。”为此，他们提出，只有“灌输路索、孟德斯鸠、达尔文、斯宾塞诸儒学说”，才能使中国学界不至于“长沦于黑暗之中”〔21〕，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寻得救国救民的方案。
再次，对“轻武重文”观念的冲击。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不提倡尚武精神，信奉的是“仁者天下无敌”、“制梃以胜甲兵”，认为文质彬彬方为君子。虽然在中国曾涌现了一批杰出的军事家，如孙子、孙膑、尉缭子、岳飞、戚继光等等，但历来每个朝代只是在打天下、或者遭到外来侵略时，才重视军事。鸦片战争中，数千英军竟能轰开中国大门，这使中国的军事弱点暴露无遗。从林则徐、左宗棠到戊戌维新思想家，他们都曾重视过国防问题，但还不足以突破传统的轻武重文观念，因为他们还局限于编练新式军队以保护封建国家的认识。义和团运动后，战争失败的痛苦，使更多的人认识到中国尚武精神澌灭的危害。二十世纪初，年轻的学子们指出“我国以重文轻武故，五十年来，与英战而败，与法战而败，与日本战而败，与八国联军战而大败，乃至一落为三等国”〔22〕。他们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战争是不可避免地，战争固然破坏文明，但也推动文明的发展，而中国欲在世界上争存，亦须准备战争。在二十世纪初，有的学子甚至提出“武力救国”的思想。他们指出：“近世之号文明称强国者，虽不可尽归功于治兵，而其实又何尝不可归功于治兵。……强权唯兵所能有，而一切公理文明之说不足信也。兵乎，兵乎，为立国之根本，为文明之标帜”〔23〕。他们强调“中国惟一之救亡政策维何？曰武力。武力维何？曰强大之海、陆军”〔24〕。为此，他们主张普及军国民教育，提倡全民皆兵，建立军国民社会。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上有一幅“拷打文人”漫画，其图解说：“我们中国读书人，都是斯斯文文的，没有一毫屁用，庚子年洋兵进军的时候，到处捉人去当修路的苦工，拿着读书的文人，没有气力去做苦工，便要吊起来拷打，这就是文弱书生的下场啊！”因此，实施军国民教育势在必行。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二十世纪初期不少青年学子投身于军校学习，立志以武力救国。如1903年在日本留学军校的学生就达二百余人，占留日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同时，这一时期，不少宣传“尚武”精神的书刊陆续出版，如《军华》、《武学》、《南风报》、《武备杂志》等。
此外，这一时期的新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中轻视科技、重虚轻实、华夏夷狄等观念，都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抨击。
二十世纪初的知识分子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疑、批判开始，并以挽救民族危亡的现实政治目的为基点，进而指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已找不到救国救民的“良药”，“中国一切政治、教育、武备、农工商业种种学问之欠缺”，不能改变亡国灭种的危机〔25〕。伴随着对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接着而来的就是知识界掀起了一股强劲的学习西方的浪潮。新兴的知识分子把目光转向西方，试图从西学中去获取救国救民的方案，学习西学成为社会的时尚。在这一时期，对西学的崇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大量青年学子出国留学，接受西方近代知识。近代派遣留学生始于1872年，清政府派30名幼童留学美国，到义和团运动爆发前，留学生不过二百余人。《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于1901年9月17 日颁布上谕，宣称“造就人才实系当今急务”〔26〕，要求各省选派子弟出洋留学。政府有此诏令，再加之对中国传统文化自信心的丧失，青年学子纷纷走出国门，留学国外，出现了“父遣其子，兄勉其弟，航东负笈，络绎不绝”〔27〕的留学盛况。到1909年，留学日本的学生达万人左右，留学欧美者近千人。留学运动的勃兴，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还在于人们把留学作为救亡图存的关键，郭沫若先生曾回忆说：“凡在我们这样年辈的人，在青年时代可以说都是一些爱国主义者。我们为什么要到国外去留学？主要目的是想学些近代的科学和技术来，使中国强盛起来”〔28〕。他们认为“惟游学外洋者，为今日救吾国惟一方针”〔29〕，“当今日之世界所谓老大之国，欲延一线之生机而立将来之基础者，非留学生其谁与哉”〔30〕。这些青年学子们以为，“泰西之各科学术，何一不长于我，况日新而月不同，学术之进步超前轶古”〔31〕，因此必须向外国学习。他们抱着这种心理，到国外后即认真地学习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鲁迅先生回忆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学校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32〕。他们纷纷“言民权，言自由，革命主张，立宪共和，訾论得失，排抵政府，臆决唱声，至谓尧舜孔孟之道，不足以为法治”〔33〕。正因为这些留学生们接受了新的知识，形成了新的思想，所以时人把救国的希望也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他们赞誉留学生说：“吾以为具有救国之能力声望者，实无逾于留学生也”；“伟哉留学生，伟哉留学生！留学生有热忱，有志趣，有爱力，负未来主人翁之硕望，而为二十世纪吾国文明一切之母也。吾今日无以为宝，惟留学生是宝，吾今日无以属望，惟留学生是望。留学生，留学生，好男儿，好英雄”〔34〕。留学生们也自以为“他日立中国强固之根基，建中国伟大之事业，以光辉于20世纪之历史者，必我留学生也”〔35〕。
第二，国内传播西学的新式学堂的蓬勃兴起。自1862年清政府创办同文馆以后，新式学堂在中国开始兴起，但在义和团运动前，全国各种新式学堂还为数甚少，类别多局限在翻译、军事等少数专业上。义和团运动以后，1901年9月清政府明令兴办学堂， 要求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建大学堂，各府厅直州均改中学堂，各州县均改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 随后， 各类学堂纷纷建立， 到辛亥革命前夕， 全国各学堂达52500所，学生总数达1284965人。以四川为例，到1905年9月， 有高等学堂一所，师范学堂二所，师范传习所110个，中学堂8所，高等小学堂152所，初等小学堂4017所，两等小学堂38所，半日学堂34所， 此外还有各类职业学校〔36〕。
这些新式学堂在课程的设置上，虽然清政府明令仍以封建纲常名教为指导方针，但各学堂都开设了不少西学课程。以北京京师大学堂为例，据管学大臣张百熙奏定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其课程设置绝大部分是自然科学和外语；其预备科九项考试内容中，除中文外，翻译、中外历史、舆地及地文、地质、算术代数、几何及三角、物理及化学、矿学、名理及法律均涉及西学〔37〕。而且，有的学校还取消了经学之课，如湖北“有中小学堂并无读经讲经功课者，甚至有师范学堂改订章程，声明不列读经专科者”〔38〕。
新式学堂的学生也日益突破传统文化的束缚，而倾心学习西学。以至当时有人指出这些学生“于外国史事，外国地理，尚能言之。于中国反模糊影响，甚或鄙不屑道”〔39〕。张之洞在1907年也指出，这些新式学堂的学生，“风气嚣张日甚，大率以不守圣教礼法为通才，以不遵朝廷制度为志士”。他们“多藏非圣无法之书，公然演说，于读经讲经功课钟点，擅自删减”；甚至在着装方面，也“率皆仿效西式，短衣皮鞵，扬扬自诩，雅俗不分，文武无别”〔40〕。可见，这批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正由于这些学生具有新的知识、新的思想，所以他们被当时的舆论界誉为“新中国之主人翁”，是“我中国前途一线之生机”〔41〕。在救亡图存的斗争中，人们以前把希望寄托在农工商阶层，现在转而“属望我学生”〔42〕。在不少的有识之士看来，新式学堂培养的学生，“实能于各种社会中独树一帜，有吸取新思想之资地，有翕受新感情之脑筋，有担任新中国之学问。社会主义方倒欧风倾亚雨而来，旁皇无所著，而直接承受之力，不得不以学生为之媒”〔43〕。总之，似乎只有这些学生才能承担起救国救民重任，才能造就一个新中国。舆论界把学生视为“一国之原动力，为文明进化之母”〔44〕。把学生当做是历史的主宰，这明显是忽视了工农群众中蕴藏的伟大斗争力量。但这种情况的出现，说明新式学生已逐渐成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为社会所瞩目，它表明了中国思想界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动，而这种变动的杠杆就是对西学的尊崇。
第三，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都以西方为模范。义和团运动后，在崇尚西学的浪潮中，不少人把挽救民族危机的希望寄托于西学，试图从西学中去寻得救国救民之真理。《广益丛报》上刊文说：“吾国自秦汉以来，政体专制，学术思想日趋于空漠，至宋明而益盛。物质的文明，无复可言者。至今日而欲与欧人竞，彼以其实，我以其虚，乌往而不败也。故欢迎欧州文化，研究各国有用之科学，应用于实际，实为今日之要图”〔45〕。孙中山也曾回忆说：“从那次义和团失败后，中国一般有思想的人便知道要中国强盛，要中国能昭雪北京城下之盟的那种大耻辱，事事便非仿效外国不可，不但是物质科学要学习外国，就是一切政治社会上的事都要学习外国”〔46〕。毛泽东也曾指出：“那时，求进步的中国人，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47〕。甚而出现了“以旧学为不适用，而竟相唾弃者，项背相望。……将无论学说器物，皆以外至者为尚，张目四盼，俨若国中无一物，可以当其爱恋者，冥冥之中，驰心于外，敌忾渐消”〔48〕的崇洋风。这种情况的出现，就连当时主张“发明国学，保存国粹”的国粹主义者，也不得不承认“今之见晓识时之士，谋所以救中夏之道，莫不同声而出于一途，曰欧化也，曰欧化也”〔49〕。事实上，不仅清政府为了挽救自身的统治危机，决定改弦更张，实施“新政”，并迈出“预备立宪”的步伐，仿效德国、日本实施“君主立宪”。就是当时的主要政治派别——资产阶级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政治主张，也无不打上西学的烙印。
二十世纪初，尽管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在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影响日渐减弱，但他们仍然努力地宣传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案。这一方案，虽然带有儒家文化色彩，但其西学的内涵却日趋浓厚，其理论的依据之一——进化论源自西学，其君主立宪的主张从西方摄取。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用暴力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从西方文化宝库中求得依据。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政治纲领，无不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为其出发点，所谓民族国家、五权宪法、土地国有、单税论等都脱胎于西方近代文明。
此外，当时思想界的各种新思潮，如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直接从西方传入；教育救国、科技救国、实业救国、武力救国等各种政治方案，都依托于西学。
当然，在各种救亡图存的方案中，时常也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部分的影响，但对西学的推崇已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当时主张学习西学的言论中，多带有一种形而上学的倾向，即无限推崇外来文化（尤其是欧美文化），贬低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有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人种也提出了指责，他们说：“支那人之首则低，支那人之背则曲，支那人之脊则断，支那人之行路则横斜，支那人之衣服则宽博，支那人之言语则冗而浊，支那人之身干则颠而摇”〔50〕。由于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民族危机的空前严重，救亡图存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青年学子们来不及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认真的审视，对其文化的良莠无法客观的判断，而采取形式主义方法，这显然是非科学的态度。其结果不仅给人们认识中国文化带来困难，而且也必然造成对西学认识的非理性倾向，更重要的是无法正确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无法学贯中西。正如当时有学者所指出：“吾国近年昌言变法，朝野上下咸醉心于欧美表面之文明，救其学能会通中西者，百不一二”〔51〕。这可以说也是当时学习西方文化过程中的教训。
注释：
〔1〕《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二期，第4—5页。
〔2〕《译书汇编》第二年第十二期。
〔3〕见李泽厚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第17—18页，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4〕《革命书·法古》，《童子世界》第31号。
〔5〕《无圣篇》，《河南》第3期。
〔6〕《排孔征言》，《新世纪》第52号（1908年）。
〔7〕《悍儿之厌世主义》，《河南》第七期。
〔8〕《论都兰人种之思想及与他人种思想》， 《大陆》第一期。
〔9〕《箴奴隶》，《国民日日报汇编》第一集。
〔10〕《排孔征言》，《新世纪》52号（1908年）。
〔11〕《排孔征言》，《新世纪》52号（1908年）。
〔12〕《广解老篇》，《大陆》第九期。
〔13〕《粘液质之支那国民》，《大陆》第十期，1903年。
〔14〕《直说》第二期1903.3.13。
〔15〕《直说》第二期1903.3.13。
〔16〕《教育泛论》，《游学译编》第九期。
〔17〕《康有为政论选》上册，第49页。
〔18〕《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
〔19〕《湖北学生界》第二期，1903年2月。
〔20〕《好古》，《新世纪》第24号，1907年11月。
〔21〕《湖北学生界》第二期，1903年2月。
〔22〕病武：《军国民教育之草案》。 见《南风报》第二期。
〔23〕杨集祥：《军国建设（一）》，见《武学》第三期。
〔24〕《中国惟一之救亡政策——强大之陆军》，见《南风报》第一期。
〔25〕《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第384页。
〔26〕《光绪朝东华录》，第四册，第4720页。
〔27〕《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
〔28〕《凫进文艺的新潮》，《新文学史料》第三期（1979年），第33页。
〔29〕《劝同乡父老遣子弟航洋游学书》，《游学译编》第6册。
〔30〕《清国留学会馆第五次报告》。
〔31〕《劝游学书》，《萃新报》第三期，1904.7.26。
〔32〕鲁迅：《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33〕《移日本留学生书》，《四川学报》1905年第5期。
〔34〕《告留学生》，《俄事警闻》1904.1.14。
〔35〕《清国留学会馆第五次报告》。
〔36〕《四川学报》1905年第13期。
〔37〕《湖北学报》第一集第一册。
〔38〕张之洞：《创立存古学堂折》，见《张文襄公全集》卷68，民国37年本。
〔39〕《普及教育议》，《东方杂志》第三卷第三期。
〔40〕《光绪朝东华录》，第五册，总第5676页。
〔41〕《苏报》1903年6月2日。
〔42〕《苏报》1903年6月24日。
〔43〕《苏报》1903年6月20日。
〔44〕《苏报》1903年6月10日。
〔45〕《国粹说之误解足以驯至亡国论》，《广益丛报》1910年第7期第237号。
〔46〕《孙中山全集》下卷，第724页。
〔47〕《论人民民主专政》。
〔48〕《论中国有救弊起衰之学派》，《东方杂志》第一卷第四期，《社说》。
〔49〕《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7期。
〔50〕《支那风俗改革论》， 《大陆》第二、三期。
〔51〕《论保存国粹与爱国心之关系》，《神州日报》1907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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