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拔尖人才的成才规律与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拔尖论文,启示论文,规律论文,科研论文,人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053(2004)03-0273-05
科学社会学研究表明[1]，在科学共同体只有少数拔尖人才在科学上能够做出创造性贡献。这些拔尖人才作为科学界的明星还具有两大社会功能，一是作为榜样的激励作用，二是成为科学上的领袖。
目前，我国达到国际水平的科研拔尖人才极为缺乏。我国科技论文产出在2002年虽然上升至第5位，但单篇论文被引证次数仍然较低，按不同学科排名，最高的排在第47位，最低的排在第83名；所有学科排名前20篇最有影响的论文中，没有中国科学家的论文，前100篇中仅有3篇，前1000篇中仅有14篇；中国科学家在若干国际大奖中一直没有实现零的突破；在158个国际一级科学组织及其包含的1566个主要二级组织中任职的9073名科学家中，我国仅有206人，占2.26%[2]。
国际水平的科研拔尖人才的极端缺乏，事实上预示着我国科学共同体生态构成上的深层问题，严重制约我国科技发展。要建设这支队伍，必须认识拔尖人才的成才规律，以便既充分发挥政策的引导作用，又不揠苗助长。科研拔尖人才在科学界的“金字塔”中处于上端，是指那些做出了杰出研究工作或为科学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少数科学家或科研管理者。本研究主要针对基础科学领域的科研人员，不包括做出杰出贡献的科技管理者与企业科技开发人员；同时，依不同的文献资料采用的研究对象不同，科研拔尖人才涉及的具体对象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做出高质量研究工作的物理学家、我国两院院士以及优秀青年科学家等。
1 “优势积累”为做出杰出工作提供了最大可能
1.1 关于诺贝尔奖获得者的研究
科学社会学家朱克曼[3]研究了1901-1972年间美国的9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揭示其成才的规律。她发现，这些做出杰出科学贡献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其成才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优势积累。
(1)师从名师
朱克曼发现，诺贝尔奖获得者存在着师徒链的现象。美国92位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中，有48人曾在前辈诺贝尔奖获得者指导下做过学生或从事研究（不包括大课堂的教学），占52.2%。还在朱克曼于20世纪70年代初从事研究时，诺贝尔奖师徒相承的最长历史已经延续了五代，持续半个多世纪。而诺贝尔人才师徒成团现象最突出的例子是卡文迪什实验室的教授J·J·汤姆逊，共培养了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2)在名校获得博士学位
接受严格正规的教育及拥有高学历也是科技界精英的重要特征，朱克曼研究发现，在他们接受教育的生涯中，攻读及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对于他们的成长影响最大。美国(1901-1972)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80%以及美国科学院(1900-1967)院士的71%都是仅在10所名牌大学中取得博士学位的。虽然说美国六所大学（哈佛、伯克利、哥伦比亚、普林斯顿、加州理工学院、芝加哥）仅培养出了22%的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的博士，但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博士中，有69%是这几所大学培养出来的。
(3)少年早慧，成名较早
朱可曼研究发现，50年代，美国诺贝尔奖人才获博士学位的平均年龄为24.8岁，而一般科学人才则为29.15；诺贝尔奖获得者发表学术论文较早，平均年龄为25岁，而一般科学人才则为28岁。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他们还只是20多岁时，人均发表论文就达到了13.1篇，比一般人显著地高。甚至以在《科学美国人》刊物上发文的、比较丰产的作者相比，发现“在早年时期，未来获奖人发表论文的数目，两倍于那些比较丰产的年龄相仿者”。他们在20岁左右所发表的论文在30年后仍然被人们引证，其频次是每年8次，这比一般科学人才（0.5次）高出15倍。其论文被引频次的半衰期长达12.2年，而普通科学家只有4.6-8.1年；这些诺贝尔奖人才的经典文献被引频次平均每年高达232次，而普通科学家只有6次。另外，对1901-1960年全世界215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年龄分析表明，做出获奖工作的最佳年龄在30-45岁之间，峰值为39岁。
(4)在少数著名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研究发现[4]，那些人才辈出的研究机构，更容易集中优秀人才，更容易得到各种资源（资金、设备、图书资料等等），形成难以抗衡的巨大优势，成为超一流的学术机构。知名的科研机构极大地吸引世界上最优秀的科研人员和更多的资源，进而通过一流的科技产出不断形成正反馈效应[5]。
统计表明，从1901年至1999年，全球共有来自185个机构的科学家获诺贝尔奖。其中，有20%的机构获得3人次以上奖励，占获奖总人次的69%；12.4%的机构获得5人次以上奖励，占总人次的46%；4%的机构获得10人次以上的奖励，占获奖总人次的22%。其中，德国马普学会（30人次获诺贝尔奖）和英国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25人次获诺贝尔奖）是从事基础研究基地的代表[6]；贝尔实验室（11人次获诺贝尔奖）与IBM实验室（5人次获诺贝尔奖）则是公司实验室的卓越代表。
除以上因素外，朱克曼对美国（1901-1972年间）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宗谱调查还表明，隔代连续性乃是诺贝尔人才成功的重要因素。这就是说，知识量的积累与两代人的智力接力有很密切的关系。美国诺贝尔奖获得者54%出身于高级专业人员家庭，而出身在普通体力劳动者家庭的仅占3.4%。同样，在所抽样的100名获奖人的家谱中，父亲是高级专业人员的，其子女获诺贝尔奖的概率为53.5%，比普通体力劳动者的子女获奖概率(8.5%)几乎高出六倍之多。由此可见，良好的家庭环境所促成的两代人之间的智力接力，为诺贝尔人才的起飞创造了条件。
1.2 “优势积累”也是我国科研拔尖人才成长所遵循的规律
在我国，以科学社会学方法系统探讨拔尖人才成才规律的研究尚未见到，但是，学者们还是做了非常有益的研究工作[7-12]。关于优势积累，研究得到了与外国学者相同的结论，比如师从名师、毕业于名校以及在少数著名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等，并且还补充了优势积累的因素，如留学经历。
(1)师从名师
贺加等[13]对我国优秀军事科技人才（我军科技之星）的调查结果显示，优秀军事科技人才师从名师的比例很大。在41位硕士学位获得者中，硕士导师为两院院士的有12人，占29.26%；在29名博士学位获得者中，博土导师为两院院士的有14人，占48.27%；硕士导师和博士导师均为两院院士的有7人，占总数的24.2%。在对“您认为在您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因素”排序的结果表明，排在第一位的是自身努力，第二位是导师的培养。他们认为“导师的指导和影响，主要在于他们的思维方式、科学态度、治学方法以及献身科研的精神和毅力。”
(2)毕业于名校
吴殿廷等[14]对我国800多位两院院士的调查表明，两院院士大多毕业于著名高校。在我国以千计的大学中，能培养出院士的不过百所。院士毕业的学校主要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院校，前5位大学培养的院士占统计总量的39%；前10位大学培养的院士占全国的51%。
(3)在少数著名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是我国高端科技人才，本研究以2000年底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的845人（包括国内部分710人与海外部分135人）为样本，分析其在国内从事研究工作的单位名称。发现，有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科研人员的单位（包括研究机构与高校）共计为123个，其中人数最多的前5个单位人数占总人数的52.3%，前10个单位占总人数的60.9%。
(4)留学经历
在我国，科技人员在科学中心国家的留学经历往往有重要的积极意义，也体现了优势积累。吴殿廷等所考察的800多名院士中，50%以上有出国留学经历。在所调查的百所高校中[15]，校级领导51%、院系领导35%有留学经历。北京大学截至1999年底，75%的校级领导、74%的院系主任为留学归国人员。清华大学1998年校级领导64%、院系所正职领导中则有77%是留学归国人员。另据曹聪等[16]对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的研究表明：在抽样调查的52位访谈者中，他们平均都有4.7年在国外学习、研究或工作的经历；其中有7人在国外呆的时间是10年甚至超过10年，只有5人的国外经历不到1年。
除以上因素外，吴殿廷等对我国285名两院院士的调查显示，44.2%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教师、知识分子家庭出身成才的可能性比农民家庭出身的高约44倍。
2 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是成为拔尖人才最重要的评判标准
由师从名师、在名校取得博士学位、出生于高级专业人员家庭、早年成名以及在著名研究机构从事研究工作等因素构成的积累优势，使得研究人员更有可能做出一流的工作，成为拔尖人才。但是，具备这些条件是否就一定能够成为科研拔尖人才呢？如果仅仅因为有一个好的“社会出身”标签，就一劳永逸，高居科学界的上层，显然违背普遍性原则。按照科学上的普遍性原则，评判科研人员的标准应该是做出高质量的研究工作与对科学进步做出贡献。
科尔兄弟[1]以美国1308名物理学家为样本考察了科学界分层的过程，通过实证研究揭示若干不同因素对在科学界取得成功的影响。他们采用三个标准来表征在科学界分层的过程中取得的成功，即获得的正式奖励、获得的有声望的职位与在科学界的知名度。
2.1 研究工作的质量决定了学术上的成功，数量几乎不起作用
科尔兄弟将研究人员按发表论文的数量与质量（引用率）划分类别后进行研究发现，论文引用率及论文数量与获得正式奖励的数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相关；但是，当控制论文引用率后，论文的数量与获得正式奖励的数量之间没有关系。另外，以所在系的级别以及知名度为成功标准来考察，也得到了相同的结果，即只有论文引用率与这两个标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当控制论文引用率后，论文的数量与这两个标准之间均没有关系。由此得出结论：在科学上，是由于论文的质量而非数量导致研究人员的成功。这一成功的标准显然对科学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
2.2 科学天资与在名校获得博士学位只是有利于获得高声望的职位
人们很容易认为科学上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研究人员的天资。有研究报告说，美国物理学博士的平均智商为140，处于全部被测人口的前1%。另有研究发现，智商和科学成就（用论文引用量来度量）没有关系，尽管成为一名科学家需要高智商，但是一旦获得博士学位后，智商就不再是影响其在学术上产出的因素了。然而，科尔兄弟进一步考察智商和所在系的等级时却发现存在明显的相关。由此认为，尽管天生的才能与其产出的质量不相关，但仍然以某种方式得到体现，如更容易在排位高的系里找到工作。分别以获得的正式奖励、获得有声望的职位与在科学界的知名度为标准，考察获得博士学位学校级别的影响，发现获得博士学位的学校级别与获得的正式奖励的数量以及在科学界的知名度之间均没有关系，但是与任职系的级别有相关。由此看来，智商高与在好的学校获得博士学位，虽然并不意味着能够获得更多的奖励与知名度，却能够帮助找到更有声望的职位。
2.3 高声望任职机构对学术声望存在一定的有利影响
任职机构的声望是衡量成功的一个标准，同时也是我们需要考察的优势积累的一个因素。科尔兄弟通过两项研究来考察任职机构对学术上的知名度以及学术声望的影响。在第一项研究中，他们以熟悉程度来度量知名度，结果发现，任职机构与知名度有很高相关，它对知名度的净影响甚至与研究工作质量的影响不相上下。在第二项研究中，他们以由其它科研人员主观评价的研究工作的重要性来度量的某位科学家的学术声望为标准，结果发现，在控制研究工作质量后，任职机构的影响明显下降。由此看来，高声望任职机构对学术声望虽然存在一定的有利影响，但这种影响并不大。似乎只是对于做出同样质量的工作，任职机构声望高的研究者可获得更高一些的评价。
2.4 年龄并不妨碍做出高水平研究工作的年轻人获得学术声望
科尔兄弟分别以知名度和获得奖励的声望为标准考察了年龄的影响。以知名度为标准，研究发现，40岁以下的物理学家知名度平均分值为36，随着年龄增加，知名度逐渐上升，到六旬初期达到峰值54，随后迅速降低，65岁以上物理学家知名度平均值为37。以获得奖励的声望考察时发现，对那些做出了高质量工作的科学家而言，年龄对知名度没有什么影响。总体来看，学术声望的产生在年龄上有一定的延迟效应，但是对于具有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年轻科学家而言，年龄不会阻止其学术声望的获得。
综上所述，科学界的成功主要还是取决于所做出的研究工作的质量，或者说，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是成为拔尖人才最重要的评判标准，说明科学界的评判标准符合普遍性原则。其它因素诸如获博士学位的学校、智商、任职机构及年龄等对成功影响不大。
3 启示
3.1 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培养和吸引科研拔尖人才
科研拔尖人才成长的优势积累理论告诉我们，科研拔尖人才的成长需要有良好的环境，甚至需要代际之间的积累与传承。如果指望在尚且极为缺乏国际水平拔尖人才的我国的土地上现在就培养出满足国家发展需要的、国际水平的拔尖人才，可能过于盲目和不现实。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培养和吸引科研拔尖人才应该是我们的重要举措。当然，科研拔尖人才的培养，无疑要立足国内；一定也存在这样的情况，即一些拔尖人才是完全由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或在实践中闯出来的。但是，如果将立足国内培养理解成是关起门来自己培养，那就偏颇了，就与本研究结果相矛盾。但是，在现阶段，广泛利用国际资源培养和吸引科研拔尖人才仍然应该是我国科研拔尖人才政策的主体。
一般来说，弄斧还得到班门，学齐语还得到齐地。立足国内培养更应该理解成是以我为主的培养，以我国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紧缺人才为主来培养，在培养的操作方式上可以广泛借助科学中心国家的资源，并从科学中心国家吸引人才，通过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人才资源，以缓解我国因拔尖人才不足所产生的科学共同体生态构成上的紧迫矛盾。事实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政策、吸引国外人才的政策等就是这么做的，我们还需要有意识地做得更好。
3.2 建立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竞争机制
尽管优势积累为成才提供了最大可能，但是做出高质量的工作才是评判拔尖人才的最终依据。科学共同体需要科技明星和科技领袖，国家的发展也需要有科研拔尖人才。但是，在条件不合格时，我们不能人为制造明星，也不能够象建设某项工程一样，一夜之间就“建成”若干规模的一支队伍。这样制造出来的明星不仅难以为科学共同体所接受，而且还会损害科学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增加矛盾与冲突。因此，拔尖人才的出现，应该以做出高质量研究工作为最终标准，建立一种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竞争机制才是长久之计。
目前，我国著名的高端人才培养和使用计划有教育部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中国科学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其中，“长江学者计划”始于1998年，至2002年特聘教授人数已经达到507人，入选长江学者的人每年增加10万元的工资收入。“百人计划”始于1994年，至2002年7月百人计划人数已经达到950人，入选者获得研究经费200万元；“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始于1994年，至2002年获国家杰出青年基金人数已达到1015人[17]，现在人均经费达到80万元。这些计划资助的人均或总体强度都相当大。以“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为例，1999年杰出青年基金总额达到1.8亿元，占科学基金资助总额的18.6%。
在科学共同体，对高端人才一般是以奖励少数高质量研究工作的方式对其研究工作予以承认，大规模的人才资助通常针对的是刚步入科研工作岗位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当然，以上计划所体现的对高端人才较大的资助与吸引力度，应该说是基于当时我国高端人才极端短缺的国情。然而，这样的计划是原样坚持下去，还是应该有所变化呢？有两点值得考虑：
其一，关于支持的力度。对高端人才的支持力度与对低端人才的支持力度应该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即使不是减少“锦上添花”，至少要考虑多一些“雪中送炭”。毕竟，未来国际水平的拔尖人才更可能出现在低端。
其二，关于支持的方式。可否考虑至少是在某些学科将资助作一些拆分，以研究工作的质量为依据，对连续做出高质量工作的人才给予不断的支持，以便在资助政策上更加弱化“社会身份”。当然，连续资助的程序要有所简化。一次性资助的强度过大，甚至够研究人员“受用终生”，有违基于普遍性原则的竞争机制。高端人才应该更体现不断以高水平的工作结果去获取资源，而不是指望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