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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据英国《经济学家》的统计，１９９０—１９９８年间全球企业并购总值翻了５倍，接近２５０００亿美元，其中１６０００亿美元发生在美国国内，１９９９年全球企业并购总值再创新高，达３４０００亿美元，中国现有国有资产存量约１０００００亿人民币，即是说，１９９９年全球企业并购总值已３倍于中国现有国有资产存量。２０００年初接连发生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１５５０亿美元）和英国沃达丰收购德国曼内斯（ １８５０亿美元）等巨型并购案，北京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著名经济学家、中国企业并购专家王巍认为，当这些巨型并购案发生后，我们不能迂腐地将其认为仅仅是商业规模上的巨大，“当一次并购动用的资本已足以与一个主权国家的经济实力相抗衡的时候，我们不得不考虑并购的国际政治、经济甚至军事上的意义。”
王巍表示，现行的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双重性质的全球化，一方面，是传统经济的全球化，这一过程尚未完成，新经济又遽然兴起，新经济本身就有着网络化和知识化等全球化特征，新经济崛起，使一些传统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加快并购步伐，以抢得优先地位和先发优势，跨国并购已变成了一场争先赛和抢位赛，谁下手早、谁下手狠谁就能够赢得更大优势，攫取更多好处。美国克莱斯勒公司和德国奔驰公司合并，从谈判到正式签约，只短短１７小时，一桩涉及４００亿美元的并购案便已正式宣告完成；世界通讯与ＭＣＩ的合并也不过１年；波音与麦道兼并前后只花了７个月；花旗银行与旅行者高达７２０亿美元的合并交易在４个月内便告完成。王巍认为，巨额交易，闪电速度，越来越要求企业家具有广阔视野和极强的前瞻性与判断力，同时也要求有一个完善的投资银行体系和一大批并购专家为并购服务。
除了交易速度越来越快外，王巍认为现在全球并购还表现出其它一些特征，比如：
规模巨大。１９８８年，当“金融买家”ＫＫＲ以近２５０亿美元收购美国食品寡头ＲＪＲＮａｂｉｓｃｏ时，曾在世界上引起极大轰动，今天看来，这不过是小菜一碟。１９９７—１９９８年间世界１０大并购案金额最高一单埃克森并购美孚金额达８６０亿美元，出现在２０００年年初的美国在线收购美国时代华纳一案涉及金额达１５５０亿美元，英国沃达丰收购德国曼内斯案涉及金额高１８５０亿美元。当一次并购可以达到一个中小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时候，这种并购的操作方式及其后果已远非一般企业收购模式所能表达，它将导致一个行业、一个区域甚至全球经济模式的重大转变。企业的竞争能力已经达到了国家的经济竞争水准，企业的行为就会不可避免地制约国家的经济政策，大企业的权势可以向区域经济或全球经济格局挑战。王巍认为，讨论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能回避全球并购浪潮对一国政府和企业的影响，同样，研究产业战略问题也应在全球并购的大格局下进行，唯其如此，才能准确地把握变化，动态地塑造竞争优势。
波及面广。全球几乎所有行业都在经历着并购的洗礼：汽车工业经两年整合只剩下了通用、福特、戴姆勒、大众、丰田和本田等巨头；通讯业朗讯、北方电讯和西斯科三巨头分割着全球市场；金融业美、日、欧三方十几家银行轮流坐庄，争当世界老大，并购风潮所到之处，就连一向特立独行的时装界也不能独善其身，古奇与路易威登结盟，开辟了时装界强强联合的先河。并购已不再是某个特定领域的时尚，也不只是金融机构的专利和专长，并购业已成为通行于商业领域的工具。
并购已跨洲跨国界。跨洲跨国界的并购已成为世界性潮流。跨洲跨国界的并购使国界在经济上和经营上的意义日渐减弱，始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跨国公司经营渐渐地将西方市场经济的规则带入世界各个角落，信息时代的来临又将人类各种文明与道德的特质展于各国人民面前。王巍认为，只有并购这样一种强硬的交易手段，才能将经营规则与文化观念有机地纳入企业实体并根植于交易双方的市场环境中。并购已不仅只有商业上的意义，更有着文化上、地缘政治上的多重含意。
并购形式多种多样。既有如媒体大亨默多克式的纵向收购，也有横向如银行界、医疗保健业的联手。法律管制已无法涵盖一切，有时甚至名存实亡，美国不顾反垄断和保护竞争的呼声，在波音与麦道的合并中大开绿灯。并购形式的复杂使对并购的把握与控制也日益趋于复杂。全球化收购不仅使收购者所在地的法律环境不断调整以便于企业放开手脚、大刀阔斧进行整合（例如美国麦克法登法案的废除），而且对被购者所在地的法律、税收等环境也构成了强大冲击（例如中国利用外资法律就在不断调整）。并购的多重性与持续性，使各国经济管制的改变势在必行，确定产业政策、税收政策、金融政策乃至国民经济发展战略都必须放到全球并购的大环境下进行。
金融买家与实业经营者界限越来越模糊。并购使金融买家与实业经营者的界限越来越趋于模糊，前者在获胜后迅速转入经营，而后者亦不甘示弱，在融资并购上当仁不让，抓住一切时机进行有利于自身利益的运作。
并购观念深入人心。在全球并购浪潮的冲击下，众多公司在文化与经营理念上的冲突已迅速让位于股东价值和市场战略的调整，对并购行为的评价已很少在道德伦理的范畴内纠缠不休，而更多面向未来的经济结构与经济效益。王巍认为，并购业已成为许多企业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一种有力手段。世界财富５００强中，超过１／３是家族企业，家族企业的现象在亚洲、在欧洲更为普遍。随着第一代企业领导人的退休，第二代企业领导人的接班，改造家族式企业，优化公司治理结构的呼声日益强烈，但是依靠企业领导层自身力量的推动已显然不够。随着世界性企业并购浪潮的深入，家族式企业逐渐变成公众企业，家族式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两个公司的问题，而成为全球性的问题。全球性的企业并购浪潮为包括家族式企业在内的企业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通过外部压力，欧洲一些家族式企业的治理结构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王巍认为，在世界性的并购大潮的冲击下，一些更为重要的变化已经发生，企业并购的首要考虑已不再仅仅是企业规模、市盈率、领导人的价值实现或其它更多的理由，而是在未来经济格局和市场竞争中的战略地位，而且几乎所有的重大并购事件的动机都趋向同一，旨在巩固全球经济格局中竞争地位的战略并购，渐渐成为新一轮并购的潮流，为了这个总体战略，并购者可以牺牲一定时期的利润、局部市场、辅助行业，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作为收购方的地位而加盟强者。
另一方面，随着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潮变成争先式和抢位式，一些问题也在产生，如企业并购步伐太快，一些问题在并购之前没有得到很好的讨论和重视，导致并购后的消化不良症屡屡发生。克
莱斯勒和奔驰合并后，因为双方文化上的差异和经营理念上的不同，加之缺乏沟通，引起激烈冲突，几乎不欢而散。王巍认为，从１９９７年兴起，经历了１９９７、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直到２０００年的世界性的企业并购大潮行将过去，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性的企业并购浪潮不可能再度发生，下一步的重点是对前期并购成果的消化和资源整合。一些世界性的大企业将进入对峙阶段，在此期间，一些企业有可能结成战略联盟。王巍认为，这将是一件好事，因为过度的并购其实对消费者不利，过度的并购将导致垄断，而即使是在全球范围内也需要反垄断。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
面对世界性的企业并购浪潮，中国政府和企业如何应付，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王巍认为，面对由传统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全球化构成的具有双重意义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政府和企业面临着双重压力：一重是体制内的压力，即如何进行体制改革，以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压力，一重是体制外的压力，即何时完成体制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情，外国人不会加以考虑。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中国将成为全球统一市场的一部分。随着国际企业进入中国的成本与风险的降低，外国公司必然会不择手段地在中国市场上争夺，使自己在中国市场上的利益最大化。面对这种情况下，王巍认为，这样几重因素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不得不加以认真考虑的。
第一，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并购已经确立了美国在各个主流产业的全球领导地位，如国防工业、通信、航空、石油、医药、汽车、网络技术、金融等等，全球经济并购以美国经济并购马首是瞻的状况，使我们必须对美国的并购过程予以特殊的关注。进一步来讲，并购不仅是对本国竞争者的威胁，也是对国外同业的威胁。航空业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的合并尽管发生在美国，欧洲共同体仍以该案严重影响全球行业内竞争为由提出反对意见，并迫使美国方面给予补偿，就是一个明证。任何影响行业整体调整的国际并购行为都可能会对入世后的中国相关行业带来挑战，中国政府特别是中国企业家群体对于全球并购的敏感性和反应速度必须大大提高。
第二，全球并购使发展中国家公司与全球公司差距进一步加大。全球大公司的批量采购能力、低融资成本及强大的广告效应等等，构成了全球公司Ｌ型的成本曲线作用。种种因素使得当年亚洲奇迹难于在发展中国家重现。全球化和全球并购使全球经济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发展中国家处于弱势地位。在全球化过程中重新确立本国核心竞争能力以扬长避短，将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选择。不能期望全球化中的并购交易是平等的（尽管是互益的），也不要指望你可以拒绝全球化并购，避免受全球化并购的影响，而要基于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考虑，积极参与并购交易，主动将自己纳入全球化经济的轨道，在全球经济的结构管理过程中把握中国企业的利益定位，即既要明白自己是谁，又不能自暴自弃，中国家电产业的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第三，２０００年出版的《世界投资报告》认为，从东道国的发展角度而言，兼并和收购（相对于新建投资而言）尤其是在进入时和在短期内，会在某些方面带来较小利益或较大消极影响，对此，许多国家政府采取一些特殊政策，以确保本国从外国直接投资中获取最大的潜在利益，如采用反垄断政策以限制并购，保证同业中一定的企业数量和质量达到必要的竞争水平。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应该改变对资本市场的狭隘认识，资本市场不只有股票、债券，并购也是资本市场的一种，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一种资本运作手段。许多发展中国家认为只有直接投资，即直接的现金和设备的投入才是引进外资，而不知道股权和股权置换也是引进外资的一种手段。我国加入ＷＴＯ后，并购有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取代我们熟悉的“三资企业”式投资方式，我们要积极研究对策，稳定二十几年来逐步经济开放所形成的合资企业格局，将是使并购交易顺利推进到更大范围的必要条件。
第四，全球化并购浪潮将至，但是，中国不能过于乐观地期望加入ＷＴＯ后，国际资本会自然而然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中国还有许多的竞争对手，如印度、俄罗斯、东南亚地区资本稀缺国，真正进入全球化必须有适宜全球化自下而上的经济制度和市场条件，这是长期摆在中国面前的历史任务。鼓励并购交易必须有适应并购生存的现代企业产权制度，这是中国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
王巍认为，综合起来看，在入世之初，中国企业可能遭遇的并购需求将主要有以下几类：
第一类将是基于成长战略的并购。如微软以操作系统为基地，渐次并购数据库、电子邮件、网络工具、多媒体、出版、新闻等领域，通过并购，微软在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领域得以始终保持其战略领袖地位和市场份额，同样，美国通用电器公司在１９８１—１９９７年间，共花费了５３０亿美元并购了５００多个公司，而同期也淘汰了３１０个公司约１６０亿美元的资产，全球公司以主导产品为轴向的并购将随ＷＴＯ进入中国市场，以全球化生产和全球化市场的角度重新配置资源，改组中国的产业结构。
第二类将是基于行业事例的并购。统计表明，一年内并购的５０％～６０％多集中在某几个行业，如１９７３年、１９８年和２０００年等年度出现了石油危机，这期间的并购也多集中在石油及与之相关的上下游行业。近几年，美国金融管制放松，银行与证券、保险业的壁垒被消除，金融界的并购案即此起彼伏，接踵而至，全球经济的重大事件也会在中国加入ＷＴＯ后同步地在中国经济中得到体现，基于行业整合的并购亦会延伸到国内市场。
第三类将是基于重组资产获利的并购。提高资本效率，淘汰落后管理是这种金融买家的行动宗旨，面对发展中国家市场的巨大机会，金融买家主导的并购将会大展身手，美国著名的金融买家ＫＫＲ便在前苏联解体后，捷足先登进入乌克兰的石油工业做起贱买贵卖的生意，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几十家美国金融买家在欧洲各国利用欧洲同业对此道的谨慎态度而攻城掠地收获甚丰，这种偏于资本层面运作而不涉及具体产品层面的并购往往对当地金融体制冲击颇大，容易招致道德非议，事实上，倘若引导得当，此种并购对推动一国经济进入全球化体系也许贡献最大。
王巍认为，在宏观层面把握全球化并购的方向后，在企业微观层面分析并购操作技术未雨绸缪地建立反应体系，是中国企业得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始终掌握自己命运的前提，也是积极与全球经济接轨准确定位核心竞争能力的条件。他认为，在全球化并购浪潮和加入ＷＴＯ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将面临着一些不容错过的时代性机遇，如上市公司国有股的并购，中国１０００多家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不能流通，使中国的资本市场患上了半身不遂症，不但谈不上资本效率，更谈不上与全球化接轨。国有股的流通必将推动大规模的公司并购浪潮，中国的新一代产业巨头将在这一轮国有股并购中产生；又如管理者收购（ＭＢＯ），王巍认为国有产权的市场
化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其途径有三，一是自上而下，有前苏联之鉴，令人望而却步；二是自下而上，以国内民间资本之弱需要时日太久；三是管理者收购。王巍大力推举管理者收购，认为倘上市公司和非上市的有限公司能以通过融资手段出让部分甚至大部分股份于熟悉市场、有全球视野、敬业精神的现企业领导者，必定会从根本上改变公司的治理格局，有效地激励管理者为中国市场经济服务；再如，风险债券与杠杆收购的运作，王巍认为，随股票发行举荐权从政府转到投资银行手中，公司债券的发行也将逐步走向市场，由投资银行和企业决定何时何价发行债券，将会产生巨大的市场动力来推动企业重组，并购工具和并购技巧的丰富，将会使一大批并购专家和并购机构走向市场前台，成为企业并购领袖；第四就是，外资收购。全球化并购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企业的江湖功夫短兵相接，掌握了国际商业行为准则，准确定位本体战略，中国企业就可能顺利接轨市场经济，同样，了解中国的区域市场和需求，全球公司就可能安营扎寨长治久安。王巍预言，双方的并购将是中国入世后最受关注的经济热点，也将创造出空前的全球化商业机
会；第五，敌意收购与反垄断法。中国现行《公司法》的修改将使束缚并购双方手脚的诸多条文成为历史。政府退出并购市场将强化并购的竞争力度，敌意收购与各种反并购的技术措施将在中国经济中上演，相应地，以保护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利益为宗旨的反垄断法等一系列管理规则也会随之产生，中间蕴育着巨大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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