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念——基于保护层面的理念再建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理念论文,文化遗产论文,层面论文,再建论文,物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180(2011)02-0086-08
一、核心定义
关键词：人的活动
有关非物质文化的定义，目前通行于我国的有两种官方定义，其一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3年在巴黎举行的第23届会议上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阐述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世代相传，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从而增强对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尊重。”其二是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该文件所下定义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
这两个定义本质上并无差异，只是在叙述上各自贴近自己的叙述习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遵循着西方主流学术话语的表述习惯，而国务院办公厅的定义则延续了延安文艺平易的语言风格。相比较而言，前者更为周详严密，而后者则简洁直观。这两种定义并无优劣之分，只是用语习惯之间存在差异而已，他们沿袭的是共同的话语传统。
它们共同表达了一种综合性的意思，即非物质文化或无形文化具有以下几个性质，一是人的活动，二是历史性，三是传承性，四是多样性。而所谓“人”即包含了有关人的各种组织形态的定义的概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里例举了社区、群体和个人三个层面的概念，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的概念里则例举了各族人民、群众两个概念。国务院的概念突出了前者没有提到的民族的概念，但联合国的群体的概念里其实是包含了族群的概念。而国务院概念里提到的群众这一概念里其实和社区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还有其鲜明的底层的阶级属性。关于人的这种概述在不同的定义里还可以有不同的具体的操作性界定。
其次就是活动的含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将这种活动大体归为两类，一是意识形态类的，即“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是一种观念的表达；二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实体化形式，即“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举例来说，南京江宁区的秣陵盆桶制作技艺就是一种技能，而遵循此工艺制成的盆桶则属于此技艺的实物。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活动的定义逻辑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略有不同，表现在将文化空间单独作为一个层次的概念与文化活动并列，而所谓的文化活动的表现形式仍然包含了与联合国概念相同的两个层面，即意识形态类及其实体化形式类。而联合国定义里，文化空间则是意识形态类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而已。就学理而言，教科文组织的这一概念逻辑相对更为周密，但国务院的概念亦不失为具体情境下具有导向性的操作化意义。
历史性是指这种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积淀，这种历史性区别于当下的流行，是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的。然而这种历史性究竟如何把握还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来讨论，我们可以做两个方面粗略的理解，一是这种历史性是向上可以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从而和现在构成了足够的历史落差感，如果是十年前刚刚兴起的，那么可能还谈不上历史性。其二是这种历史性必须延伸到当下，即现在还是一种活的文化。如果这种文化已经灭绝，那么就不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而是考古学的研究内容了。
传承性则解释了这种文化的历史性是如何转化为现实性的，正是通过世代相传，这种历史文化才得以在当代存活下来。而这种世代相传也不是刻意的“原汁原味”，“在各社区和群体适应周围环境以及与自然和历史的互动中，被不断地再创造”。因此传承性中孕育了文化变迁的因子和创造的因子，但这种文化变迁和创造的因子并不是人为的干预和改造，而是“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具体举个例子就是上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传统戏剧的改造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传统戏剧和其所依托的社区与特定的群体脱节，造成这些戏剧学院化、剧院化，失去了草根性，在80年代初市场经济的大潮下，官办的传统戏剧团大多倒闭解体，相反民间的草台班子反而如雨后春笋般四处兴起，而传统戏剧的所谓“梅花奖”鼓励和培养的也是有学究品位的戏剧人才，这些梅花奖得主在民间有多少号召力则令人质疑。传统戏剧的衰落原因很多，但政府的介入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改善其生存状况，相反还破坏了其传承自然性。当然这个问题政府已经开始注意到，并改直接介入为间接介入。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多样性。保存非物质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文化的多样性和一种社会价值观联系在一起。这符合我们现在强调的和谐社会，没有多样性，也就无所谓和谐。我们的课题主要针对的是濒危的那部分非物质文化，但实际上非物质文化范围广泛，一种文化之所以濒危，本身就有许多值得令人思索的方面。文化的多样性其实是从生态的多样性借鉴而来的，正是从生态危机我们获得了启示。文化的多样性对于人类而言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保存一种文化创造的能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的不在于怀旧和追思，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展望。
由此看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层次比较清晰，逻辑也比较周密，比较适合我们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涵；而国务院办公厅的概念则有助于我们在中国的情境下进一步把握这个概念。但归根结底我们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是人的活动。之所以强调这个因素，乃在于纠正现在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一种偏向，即重物不重人。就目前我国的保护状态而言，已经意识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重要性，即个人的重要性，但对于社区和群体的重要性或者说相应的保护方法仍没有出台。因此所谓的保护仍然停留在精英主义路线的层面，认为只要保住几个精英，留下几个种子似乎就能解决文化传承的问题。因此，如果不能重新站在“人的活动”这个出发点来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就不能很好地履行相应的保护职责。
二、外延定义
关键词：实用工艺技术；非实用性艺术；群体生活方式
通过上面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的讨论，我们清楚“人的活动”实乃其核心要义，在当下语境中如何理解这一核心要义？即非物质文化是人的活动表现，它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因此既有悠久的历史面向，又有当下顽强的生命力，各种形式的非物质文化构成了文化的多样性。目前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存偏重于物的形式保存，偏重于个人(精英)的保存，将纳入保护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当做文化精品来保存，使其丧失草根性，最终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只能转化为温室里的花朵，而无法达到保护和发展的目的。
了解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涵，有助于我们把握当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向和重点，而如何具体操作则还需要进一步分解这个概念。联合国教科文的定义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意识形态类及其实体化形式类。国务院办公厅的概念则在此基础上又突出了文化空间的重要性，这固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一定的指导性，但并不利于我们系统地理解掌握非物质文化的具体表象。基于我们对“人的活动”的理解，我们将非物质文化区分为三大类，分别是实用工艺技术、非实用性艺术、群体生活方式，现分述如下。
实用工艺技术，顾名思义，就是从生产和劳动中发展出来的解决特定生产和生活问题的工艺技术。因此此类非物质文化的品格特点在于其具有特定的实用性，这种实用性体现在特定历史时期，在特定的社区，满足特定的人群征服自然、改造和适应环境的需要。例如，兰州水车(图一)就是利用南方的水车技术创新的一种专门针对黄河上游自然环境和水文特征灌溉技术，它在动力上利用水流的力量，而器具材质则利用当地的木材，完全是和当地的环境结合起来形成了循环经济和生态平衡，在现代工业动力和钢铁介入之前成为最有效的机械化灌溉系统。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清单里的“传统技艺”基本就是实用工艺技术，例如，南京云锦木机妆花手工织造技艺、禄口皮毛加工制作技艺、六合猪头肉，等等。此外，“传统医药”、“民间知识”里罗列的内容大多也属于实用工艺技术的范畴，例如溧水县的王仁杰治带状疱疹，浦口区的“老鼠屎治淋巴结核”等都属于民间土法治疗疾病的方法，在特定的地区和人群中有一定的疗效。
图一 兰州水车[2]
非实用性艺术则反映了人类生活的另一个层次，精神性需求的一面，审美和娱乐的需求。所谓的非实用性艺术并非指毫无用处，相反，这些技艺或多或少都是从生产、军事等人类活动中衍生而来的。最有代表性的是民间武术，诸如石锁、气功、拳法等都是从军事和狩猎等演化而来的，应该是在战斗和狩猎间隙训练格斗和捕杀技巧基本功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清单里的很多类别都属于这类非实用性艺术类，“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传统美术”。从传统音乐类别里，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大量的有着明确生产、生活目的的，诸如秧歌、号子、田歌、牧歌、渔歌等；而传统戏剧则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用性，转化为一种艺术形式。进一步说，在民间社会，非实用性艺术类的非物质文化主要是满足所在社区或群体的精神和审美的需求，是辅助于生产和生活的。最典型的就是这些非实用性文化与民间社会的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反映了民间的趣味。比如年画中多子多福诸多造型，就是紧扣了传统社会里，婴儿死亡率较高，同时男性是主要劳动力的社会现实而形成的价值观念。东北的二人转就起源于早期闯关东的农民，在田间地头休息时自娱自乐，因此这种文艺形式底蕴和东北早期闯关东的农民生产和生活有着深厚的联系。
第三类是群体生活方式。实际上我们的调查已经有群体生活方式的类别，但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在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资源清单里，“消费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令”、“民间信俗”里的大部分文化事项都属于群体生活方式。之所以要提出生活方式，乃在于生活方式更能体现非物质文化的集成性，例如一个传统的丧礼中可能出现若干种实用工艺技术类和非实用艺术类的文化事项，寿衣、葬礼编扎、寿材木工、白席菜式、送葬班子，等等。群体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种特定的组合形式，组合了该社区或群体的实用工艺技术和非实用艺术，是非物质文化的更高体现，这个层面集中体现了“社区和群体的认同感和持续感”。
三、限制条件
关键词：时间；空间；内容；阶级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要义是人的活动，其具体表现分为三个类别的文化事项，即实用工艺技术、非实用性艺术、群体生活方式。但仅作此理解，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就会过于宽泛，因此还必须给予一定的限制性，使得该事项符合我们要保护的对象的特点。
第一个限制条件就是时间。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事项，必须有一定的时间长度，我们将这个时间长度用一种抽象的语言来说是“历史悠久”，但具体到每一个具体的文化事项而言，历史悠久的具体时间长度可能不尽一样。历史悠久意味着一项文化事项是可以追溯到历史上某个时间点，从而形成一个时间脉络，而这个存在过程本身的意义就在于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凡是能够存在下来的，大多是经历了磨砺而获得了所在社区或人群的认同，成为某种程度的文化标志。但历史悠久还必须有一个显示落脚点，即该文化事项虽然肇始于某一历史时刻，但必须还存活于当下，否则就是文化遗迹，成为考古项目了。南京地区在上个世纪80年代曾经流行喝红茶菌，一度家家用玻璃器皿养殖，每日当做营养保健饮料食用，但不久就销声匿迹，没有形成一种消费习俗。这背后的原因当然可以另作探讨，但经不起时间考验，而无法凝结成一种稳定的习俗被当地社区或人群所认同和持续则是一种显著的表象。当下媒体常常喜欢爆炒一些抢救性发掘文化化石之类的东西，比如编钟已经不是一种常用的乐器，考古发掘曾侯乙编钟后，通过复制编钟，开发出一套现代编钟音乐来。(图二)这已经是现代人的音乐商业文化操演，和古楚地的音乐文化基本没有关系，甚至还不能确定它和现代楚地音乐文化有什么关联性。
图二 物是人非的曾侯乙编钟音乐[3]
第二个限制条件是空间，即有相对明确的分布区域或族群。文化的产生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可以找到相对确定的坐标点，或者基于某些原因其起源变得比较模糊，但其现实的存在空间还是可以确定的。我们知道非物质文化遗产关心的是地区文化或群体文化，而不是那些流行或者全球文化。例如，现代西装虽然是从欧洲的地方服饰中演化出来的，但已经变成全球通用的社交性服饰，而无法显示其地区性和民族性的文化特点。此外，特定的文化事项总是和特定的区域和人群结合在一起的，孟德斯鸠阐述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因素对社会政治人文会产生影响是有道理的。例如，民居风格就是和自然地理环境气候以及所在地的人文气质结合而形成的建筑常规模式和风格，清代皇室欣赏江南的园林，在北京和承德皇家园林里有不少模仿之作，但这种移植的建筑风格和北方雄壮的山水自然景观并不协调，无法再现江南园林柔美小巧玲珑灵动的气质。这种地域性还特别体现在饮食文化上，物产和地域土壤、水质、气候有着密切的关系，同时人的饮食习惯也和当地的物产和气候形成了某种特定关联性，以达到人和自然的和谐共处。西南湿热少见日光，人多喜吃辛辣食物，但形成了特定风格的川菜一旦出川后也就会变味，以适应所在地人民的口味，其实也是变相地适应当地的气候和人的生理条件。因此，文化的空间性是十分明显的，文化从其发源地到达流布地都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变异。
第三个限制条件是内容。我们所要保护的非物质文化是要有传统形式的内容，传统意味着和现代的对照，但传统并不是已经逝去的过去，而是过去在当下的存在一种强大的形式。这种传统的形式就是前面所述的经历了一定的时间考验，而形成了稳定的形式结构，被特定的区域或人群所接受，而发挥持久的影响力的文化事项。流行歌曲很畅行，影响力也很大，但它能否成为一种标志性的文化事项还有待时间的考验。风行一时的旗袍在流行的时候，并不能算是一种传统服饰，它是依据旗人女性的服饰，结合现代西方的裙服加以改良创新而成的现代女性服饰。之所以被当做一种东方文化，只是因为这种服饰里有东方文化元素，其实它还是现代服饰中的一种变种，还是一种工作和社交性的礼仪用装，并无明确的地域文化色彩，也无特定人群的认同性。同样，唐装的创制则是上个世纪末，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崛起，国粹派文化兴起后的一种文化复兴和创造运动，其背后还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和参与，在政府的一些外事活动中被拿来当做中国传统礼仪服饰来使用。唐装基本元素其实是民国时期将前清的马褂改良变化而来的，唐装的创制主要是配合旗袍作为男士服饰使用，但现在这个服饰概念也涵盖了女性。无论旗袍、唐装都是在满族服饰基础上发展改良而来，而“汉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服装复古和民族主义的反动，但目前还停留在民间自发的一些小众的业余爱好者之间私下的活动，并未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可，在形式和趣味上停留在“服妖”的层次，也就是奇装异服。(参看图三)
图三 旗袍、唐装、汉服[4-6]
第四个限制条件是阶级性，这里的阶级性是指俗民大众而非少数精英。过去延安文艺路线所描述的劳动阶级基本属于俗民大众，但有时候出于政治原因而把俗民文化中的一部分切除出去，认为是封建糟粕，同时又把上层的精英文化以精神文明和先进文化的名义与劳动阶级的文化混淆。这里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传统曲艺和戏剧在1949年后遭到体制和内容上的改造。原本这些曲艺和戏剧都是从俗民社会里发展而来的，底层民众趣味在艺术形式和内容的型塑上有很大影响力，而经过改造后，传统曲艺和戏剧艺术性学院化和学究化，功能上更多成为政府教育民众的工具而日益远离底层民众。非物质文化的阶级性并不排除精英的参与，但精英的参与和俗民大众之间需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互动，以白蛇传的戏剧发展而言，经历了一个从口头文学发展到戏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精英的参与不可或缺，其中明代冯梦龙对故事的整理和再创造，清代的方培成改编而成的白娘子戏剧底本雅俗共赏。而后在延安文艺路线指导下改编的白娘子戏剧以及精英主导的白娘子后现代文学创作中，两者都呈现出脱离俗民大众的趋势，而成为上层和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反而是延续了冯梦龙和方培成路线，结合了现代元素的赵雅芝主演的白娘子连续剧收到较高的回应。[7]
四、核心价值观
关键词：文化基因；多样性；民间社会
文化基因是从生物和生态学那里借用过来的词汇，在这里文化基因构成人类文化的最基本要素，由这些基本要素的不同组合而形成不同的文化事项，进而形成了我们这个社会千姿百态的文化面貌。保护文化基因的多样性，故“非遗”必须是还活着的基因，“保护非遗”的最高理念在于让这些基因在自然生态中(即民间社会中)成活繁衍下去。
从广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间草根文化的。但从狭义上来说，非物质文化更集中地体现在民间的草根文化上。这两者的关系也处于一个互动的状态，在保护过程中，保护的侧重点应该体现在草根文化上，才能更好地体现非物质文化为“社区和群体提供认同感和持续感”的一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目的是追求对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人的创造力的尊重，因此就是要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的全球化浪潮下，对抗由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单一化的危机。这种单一化的文化模式将遏制人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使得思维变得线性化，从而削弱了人类应对未来潜在危机的能力。而文化多样性则有助于人类保有这种应付多变可能性的能力。
前面我们提到过白蛇传在精英和民间之间的良性和恶性的互动导致的不同结果。现在再以另一个发源草根的曲艺艺术形式相声为例，相声发展成熟于京津地区的民间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同样受到国家和精英的重点改造，成为一种庙堂艺术。在20世纪80年代初相声一度红火之后就跌入谷底，最大的表现就是相声演员开始客串小品。著名的相声演员都不再以相声为本行，而社会上也不再以相声为娱乐的主要方式。这固然与娱乐的多元化和新娱乐方式竞争有关系，但也和庙堂化的相声不能适应民间社会需求有关系。
图四 郭德纲和德云社、刘老根大舞台[8-9]
郭德纲和他的德云社的成功就说明，传统的相声模式和组织经过一定的改造和适应，还是可以在民间社会生存的，并且老百姓还是喜欢老百姓自己的相声。而郭德纲和主流派的相声界的龌龊虽然有相声界内部门派倾轧的成分，但也有庙堂相声和草根相声冲突的影子在里面。此外，赵本山虽然靠着小品通过央视春晚由草根转换成为艺术大腕，但仍然成功地把二人转从东北推向全国。在这个过程中，赵本山虽然比郭德纲更加地具有商业头脑和妥协手段，对二人转的改造也更大，但赵本山操作的二人转并没有脱离其所产生的社会基础。在一定程度上，他取得了类似当年徽班进京似的辉煌成功，把二人转从单纯的地方娱乐曲艺形式推向了全国，同时还保持了二人转的民间性和草根性。因此来看，一些传统的非物质文化之所以在现代社会遭到问题，并非全然是社会变迁造成的人们审美情趣和消费意识的转变所致。事实上，有相当一些非物质文化适应社会变迁的能力很强，郭德纲的相声和赵本山的二人转(图四)就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民间社会可以活得很好，只要提供一些方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