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业兵[1]2000年在《从语境角度考察词义演变的规律》文中提出在汉语词义的研究中，对词义演变规律的探讨是一个重要的核心问题。首先，我们概括介绍了近年来这方面研究的成就。主要有：心理学角度、修辞学角度、逻辑学角度、历史学角度等等。然后，我们提出：从语境的角度考察词义演变的原因及其规律性；这是因为语境是词义的来源。我们采用的方法是定量定性分析的方法。本文通过对《现代汉语词典》用例的调查研究，结合其它语言（如英语）的例子，解释和论证了词义演变的原因（主体世界、语言世界、社会环境）及其词义在语境中演变的规律（即：一是由外部地描述现实到内部地描写主体的感觉和评价；意义越来越转向说话者的愿望和态度。二是由单纯的主客观的描述到在言语上下文中具有显性的结构意义。三是意义越来越受背景环境影响）。最后，说明一点是：①一个演变过程，常常是一两个或两三个动因交互作用，只不过其中有主次或先后之分；这样，一个新的词义常常是几种意义交织在一起。②几乎一切历时演变都是共时变异的固化。
张绍全[2]2009年在《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文中提出多义词是自然语言的普遍现象,其研究在语言哲学、语言学、心理学等学科中具有悠久的历史。对外语教师和外语学习者来说,多义词一直是一大难题,原因在于受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影响,多义词义项之间的关系被看成是无理可据的,缺乏系统性。对于多义词的习得,要么要求学习者死记硬背各个义项,要么就是鼓励他们根据语境去推测义项。然而,死记硬背是一个极耗时的方法。此外,一些研究发现,根据语境去推测多义词的义项不是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有效,更重要的是,它不提高长期记忆。认知语言学对于多义词的研究表明:1)多义词的义项是通过隐喻、转喻、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相互联系的;2)多义词的义项可以构成典型结构、家族相似性结构或词汇网络;3)无论从语言学概念还是非语言学概念来说,多义词研究与范畴研究有许多共性。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应用于多义词教学。近年来,认知语言学与二语词汇习得的界面研究已成为热点之一。国外一些应用语言学家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二语学习者英语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取得了较好的研究成果。但这些研究尚存在着以下不足:1)局限于语言理解,没有研究学习者对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了解能否帮助其提高目标词的产出能力;2)受试的样本量较小;3)没有相关实验证据表明该范式对长期记忆是否有好处。国内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与英语多义词习得的界面研究以思辨性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我国英语学习者的多义词教学实践中,并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以认知语言学多义性理论为基础,以英语专业大学生为受试,主要研究以下几个问题: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情况怎样?推测规则多义词义项与不规则多义词义项的差异如何?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系统习得状况如何?3)他们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吗?他们是怎样学习多义词的?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否使其更容易、更有效地习得多义词?是短时习得还是长时习得?其目标词的产出能力如何?通过测试和教学实验研究,本文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受试的多义词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以死记硬背方式习得多义词义项;4)受试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能促进其多义词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并提高其语言表达能力。全文由8章组成:第1章为导论。简要论述多义性概念和多义词的分类研究,对国内外多义词习得研究现状进行述评,并阐述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结构。第2章讨论词义演变的方式、动因及认知机制。如果一个词具有多义性,这往往是词义发生演变的结果,历时语义演变的共时反映。词义演变经历“创新→扩散→结果”三个阶段。词义演变的动因包括主观、客观和语言三个动因。词义演变是发话人与受话人意义协商的结果,其中发话人是词义演变的核心。隐喻化、转喻化和主观化是发话人语义创新的主要认知机制。第3章评述多义词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研究、语用学研究和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多义性是异常,单义和同形异义是常态,主张把多义词的各个义项视为笼统定义下由语境确定的例示。但问题是一个笼统的定义很难覆盖多义词的全部义项。对许多词项来说,多义性是不可争辩的事实。多义词的语用学研究强调语境对于多义词义项的确定,但其研究主要集中于规则多义词,忽略了对不规则多义词的研究。心理语言学研究了多义词的心理表征和多义词义项的提取,其研究对我们的多义词教学有一定的启示。但存在的问题是:大多数研究忽视了认知语言学研究领域的重要进展;通常仅仅研究多义词的两个义项,并错误地把多义等同于岐义;此外,很少关注多义词与思维的关系。第4章探讨多义词的认知语言学研究。认知语言学把多义词看成一个复杂的范畴,范畴中的多个义项通过隐喻、转喻及意象图式转换等认知原则而相互联系构成辐射网络,其中有中心义项和边缘义项之分。我们对一些具体的多义词的语义系统进行了分析,发现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转换能很好地解释多义词义项之间的理据联系。第5章调查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现状。我们以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105名学生为受试,用英译汉、汉译英和问卷调查三种测试工具调查他们多义词习得的现状。通过分析数据发现:1)受试根据语境推测多义词义项的效果总的来说不乐观,但对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比对非规则多义词义项的推测要好;2)多义词的语义网络习得状况不佳,但受试对核心义项的掌握比对边缘义项的掌握要好;3)受试不了解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他们大多死记硬背多义词在词典中所列的前面1-3个义项。第6章把认知语言学的多义性理论应用于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实证研究。我们以西南大学、重庆师范大学和西南政法大学外国语学院二年级220名学生为受试,并随机把其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给实验组的受试讲授目标词义项之间的隐喻和转喻认知理据,而对于对照组的受试只要求他们死记硬背目标词义项。讲授完后,立即用英译汉、汉译英两种测试工具测试两组受试的短时习得情况。半个月后,在事先不通知两组受试的情况下,用同一套测试题测试受试的长时习得情况。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目标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第7章对英语专业学生英语通感式多义词的习得进行实证研究。通感是一种特殊的隐喻,以它为认知基础产生了大量的通感式多义词。在本次实验中,受试为同一批学生,实验方法和步骤与第6章中的研究相同。惟一不同的是,本次实验只用了汉译英一种测试工具。通过分析测试结果的数据发现:1)了解通感式多义词义项之间联系的认知理据的实验组受试在目标词的短时习得、长时习得和产出能力方面均大大优于对照组受试;2)实验组受试的短时习得和长时习得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第8章为结论与讨论。归纳了论文的主要结论和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指出该研究对于英语词汇教学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提出建议。
张洪芹[3]2007年在《动态词义识解论》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真实语料的考察为基础,以认知语言学理论为指导,以认知框架和理想化认知模型为视角,来挖掘词义的心理现实性,关注“意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核心问题,分析词义的形成机制,阐释词义的三元化,拟对词义现象做出比较合理全面的解释。通过思辨、分析的研究方法,本文拟实现以下五个目标:(1)揭示词义函数这一本质;(2)分析识解义的动态趋势走向;(3)阐释动态词义识解的认知机制;(4)透视动态词义识解中人的思维规律;(5)探讨词义所反映出的哲学范畴。本研究证明,动态词义识解中体现着人的普遍的思维规律,人的认知状态能够为词义范畴的建构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词义现象是一种认知存在,那么词义识解必然遵循人的认知规律,所以,探讨词义就要追溯人的思维规律,及词义范畴的哲学归属。词义研究作为语言研究的主要课题由来已久。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词义进行了研究,因而他们对词义的认识也就各不相同。本文第二章探讨了各种研究角度对理解词义现象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指出,由于方法和理论本身的局限,在处理词义现象时,这些研究所面临的困难。作为一个较新的研究视角,动态识解从认知角度研究词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因此,本文将从认知语言学角度,以认知模式为理论框架讨论语言实际使用中的词义现象,探讨词义的幕后动因,以期揭示出人的思维规律。本研究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词义是如何形成的?这一问题的实质是要挖掘词义的心理现实性,即词义形成的理据问题。这个问题可以细化为以下五个具体问题:第一,在认知模式的参照下,词义的本质是什么?第二,识解的词义呈现什么趋势?第三,认知主体怎样识解词义?认知主体采用了什么认知工具?第四,动态词义识解反映人的什么思维规律?第五,识解义又归属什么哲学范畴?为了更好地探索上述研究目标,本文提出了两个假设,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主客体交互模式,也就是动态词义识解的理论框架,如下图所示:词义识解坐标图是由本文的两个假设构成的:假设一,词义是函数。函数关系体现在词义和语言语境之间,词义是语言语境的函数。函数关系还体现在词义与认知理据之间,词义是认知模式的函数。本文的认知理据为认知模型与框架,简称为认知模式。所以,词义也可看作认知函数。假设二,识解义主要呈现三种取向,即具体化(specialization)、丰富化(enrichment)和泛化(generalization)。词义因受语言语境的限制和认知模式的制约而变得详细和具体;同时,词义因认知主体的补足而变得丰富和概括。这一模式含有两个词义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客观词义,称为概念内容,第二个层次是识解义,包括语言使用中的具体词义和附属于词项概念内容的各种意义面,它们促成了词义的丰富化和泛化。词义所依赖的两个变量分别是语言语境和认知模式——理想化认知模型和框架,这两个变量决定了词项的识解义。语言语境和认知模式使概念内容实现了由静态到动态的转变。动态词义识解坐标图体现着时空范畴。横坐标轴体现着时间性,表示语言是一维线性符号系统;纵坐标轴体现着空间性,是无限的多维概念空间的映现。所以,词义识解的主客体动态交互模式是纵横交错的建构体,体现为完形认知(gestalt)特征。因此,这一交互模式可视为动态词义识解的完形体。此外,动态词义识解坐标图还突出了识解的动态性:如图中虚线所示,识解的过程是反复的(但也是自动的、瞬间完成的),识解是以主客体交互的方式进行的;词义是其变量共同计算的结果。本文共分为九章。第一章为绪论。第二章述评词义研究,涉及描述、解释到识解三个过程。第三章考察词义变量。第四章讨论词义三元化。第五章阐释词义具体化——具体义的识解。第六章对词义丰富化进行阐释。第七章是词义泛化的个案研究,讨论英语动词“do”的泛化过程与机制。第八章解释词义范畴嬗变。第九章为发现与结论。各章的具体内容如下:第一章是对本文内容的介绍,主要介绍了本文的研究目的,研究范围和理论指导。本部分具体阐释了本文的研究目标、选题缘由、理论基础(语言哲学、认知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识解操作、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问题、理论框架和全文结构。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在检索了大量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描述、解释和识解三个方面对已有的词义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进而指出动态词义识解的合理性。基于相关文献的研究,本文提出两个假设:词义是函数;识解义主要呈现具体化、丰富化和泛化“三元化”趋势。在此基础上,本章建构了本研究所依据的理论框架——“主客体动态交互模式”,并呈现为“动态词义识解坐标图”。第三、四两章分别对两个假设进行了验证。第三章证实了“词义函数”这个假设,语言语境对词义的制约呈现着横向的相邻结构和纵向的相似结构这两个维度。本章对语言语境的微观分析和宏观探讨充分证实了这一假设——词义随语言语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主体的认知模式对词义也有限定作用,因为,词义还受主体的识解模式的制约,词义随识解模式的不同而变化。这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语言使用者是语言形式和意义的主动加工者而非被动接受者,语言研究应该基于语言使用者,并且还要充分挖掘其语言理解和加工的创造力和认知潜能。第四章验证了假设二。本章阐述了词义范畴的具体性、词义范畴的多中心结构、词义范畴的开放性三方面的内容,并进一步确定了词义具体化、丰富化和泛化的类型,以及范畴特征。第五章是对词义范畴清晰度的阐述和分析。本文首先对词义的具体现象进行分类描述。在本文研究范围内,具体义可以细化为五个类型:同现义、典型义、属性义、偶在义和特别义。这五类具体义的识解源自一个认知模式,即单一认知模式。单一认知模式体现为单一结构的命题模型。命题模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属性特征和命题模式。对命题模型的解析可以确定客观具体义。具体义的识解依赖于两种选择:客观选择和主动选择。客观选择是对词语语义结构的解析,如对具体事物、抽象事物和具体活动的命题模型的解析。词义的命题模型是具体义识解的桥梁和媒介,对这一结构的解析是具体义识解的基础。具体义如同现义、典型义、属性义等的选择,还需要借助于一定的途径和识解方式,如突显(salience)、详略度(specificity)、认知域(domains)和视角(perspective),以及识解者的感知选择、心理图式选择、期待和视角。这些内容源自识解者的主动选择。第六章侧重于词义的丰富性。在对丰富义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本章对丰富义进行了认知分析和阐释,以揭示词义心理表征的现实性。按照词义识解过程中主客体所起作用的大小,丰富义可以分为类丰富义(pseudo-enrichment)、不完全丰富义(partial-enrichment)和完全丰富义(full-enrichment)三个类型。完全丰富义又可细化为三个次类,它们是相邻义、相似义和词义网,三者分别是相邻包含、相似扩张和图式激活的结果。丰富义的认知机制可以追溯到联想思维,三类丰富义分别涉及三类不同的联想过程:单步式、多步式和连通式联想。此外,丰富义识解中还体现着人的思维原则,如惯性化思维原则和优化思维原则。第七章阐释了词义泛化。本章通过对动词“do”的个案研究,探究词义的泛化过程和认知机制。动词“do”的泛化机制涉及特设范畴的建构,如非语法结构、部分语法结构和语法结构。动词“do”的特设范畴的建构是框架元素之间融合的结果。成分的融合涉及动作框架与时空、方式的融合;动作框架与受事框架的融合;动作框架与施事框架的融合。总之,动词“do”的泛化依赖于多种幕后认知机制如特设范畴、转喻和隐喻等。可以说,动词“do”的泛化是多种认知因素识解的结果。词义泛化是本文主客体交互模型的又一例证。第八章是词义范畴嬗变,为总结式阐述。具体义发生于范畴内,是对范畴成员的定位,丰富义是词义范畴的跨域表现,泛化义是范畴开放的结果。所以,词义范畴的嬗变不仅是对第五、六、七章的概括和总结,而且是从一个高的层面——范畴视角,对词义三个动态趋势的认知机制展开了进一步的探索和挖掘。词义范畴嬗变不仅涉及原有范畴的嬗变,而且还涉及新范畴——特设范畴的建构和新旧范畴的共存现象——词义范畴连续统(continuum)。同时,词义范畴的动态考察是在主客体互动框架下进行的。词义范畴的认知理据涉及主观化,包括概念化的客体和主体,主观化的动因是非范畴化。非范畴化反映出人的思维方式的某些特征,是语言变化与创新的重要途径,也是思维创新的不可或缺的方式。第九章是对全文的一个总结。该章首先总结了本研究的发现,概括了本研究的理论价值:探讨了动态词义识解的理据问题;构建了动态词义识解的认知模式。在本文中,我们要做的是,从认知语言学角度讨论词义与识解之间的辩证关系,其中涉及的问题有词义的本质、词义的变量、词义与识解之间的关系、词义的动态特征和不定性等。我们的目的是通过讨论实际使用的语言现象,探讨语言中人的认知机制,进而揭示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规律。本研究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有所突破和创新。首先,本文建构了一个理想化的词义识解模式:主客体交互模式——动态词义识解坐标图。其次,本文提出了若干新术语,并相信它们对于动态词义识解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比如,在描写词义类型时,本文提出了“偶在义”、“同现义”、“类丰富义”、“不完全丰富义”和“完全丰富义”;在阐释词义形成的内在机制时,又提出了“单步式联想”、“多步式联想”和“连通式联想”;在揭示词义识解中的思维原则时,本文则提出了“惯性化思维”原则。这些概念的提出为动态词义识解的深入进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再者,本文对于动态词义识解进行了新的界定,具体说来,这些创新点主要存在于以下两个方面:三个原则和三个建构体。三个思维原则:1.词义识解中勾画着因果机制原则。2.词义识解中勾画着惯性化思维原则。3.词义识解中勾画着优化思维原则。三个建构体:1.词义是纵向思维和横向思维的建构体。2.词义是哲学范畴的建构体。词义识解中所体现的哲学范畴主要有:时间与空间;主体与客体;原因与结果;必然与偶然;真实与虚拟;具体与抽象;动态与静态;现实与可能。3.词义是常规思维与创新思维的建构体。常规思维是遵循现存的思路和方法所进行的思维,具有重复众人的思维特征,常规思维所要解决的是社会生活中经常反复出现的情况和问题,思维的结论属于现成的知识范围。而创新思维在思维的探索上,思维的方法上和思维的结论上,能够揭示更深一层的事物的本质属性和事物之间的非常规属性的活动和规迹,从人们耳熟能详的事物中提出怀疑,发现新的创建,做出新的发现,实现新的突破。在本文中,创新思维的前提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创新思维的桥梁是联想思维,横向思维以及多角度、多层次的发散思维。总之,动态词义识解体现着常规思维与创新思维的结构体。本研究的创新点具有以下理论价值:第一,探讨了词义形成的理据问题,提出了一个理想化的理论模型——主客体交互模型;第二,挖掘了词义的认知机制,并上溯于其内在动因——思维原则;第三,概括了识解义的哲学范畴归属;第四,本文建构的理论模型具有一定的推广价值:动态识解可以推广到其他的语言结构研究中,如词法方面的数与格,涉及词法和句法的时态,句子类型等句法范畴,以及音位范畴,这些范畴都涉及主客体的交互作用,也都体现着不同程度的“交互”面,表现出一定的“交互”性。交互模型既可以推广到句子的研究中,也可以推广到语篇的研究中。同时,本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词义的分类还不够系统,比如,第五章把具体义分成五类和第六章把丰富义分为三类,这些意义类型能否概括所有情况?具体义和丰富义的内容可能不止这些。所以,意义的类型还有待于进一步概括化,以能提高意义类型的覆盖面和系统性。二,动态词义识解是与人的思维机制密切相联的,所以动态词义识解必然涉及思维原则,本文提出了三个原则:因果机制原则;惯性化思维原则和优化思维原则。本文认为动态词义识解所涉及的原则可能不仅仅局限于这三类,譬如,第三章的相似结构和相邻结构则是相似原则和相邻原则的体现;第四章词义的偶然性表征着人的思维的偶发性,也可看作偶然性思维原则,除此之外,还可能有其他原则,如思维的区分原则、思维的经济原则等,可能本文中还隐藏着更多的规律内容。本文正是以这三个规律为典型,说明词义与认知机制的关系,揭示动态词义识解的幕后动因。但是,关于思维的详细操作,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索。三,本研究的考察只局限于有限数目的词义现象,观察的局限性会影响到词义现象的覆盖面。虽然语言理论的解释力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语言事实,但是认知机制的涵盖面越宽,认知机制就越有效。从这种意义上说,考察范围有待扩大。总之,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拓宽:可以以动态研究为背景,以主客体交互模式为核心,把以英语为语料的动态词义识解扩大为以汉语为语料的研究;也可以以双语为语料进行英汉对比。这些都是有价值的研究空间,值得在将来做出进一步的探索和挖掘。
黄红娟[4]2010年在《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文中研究说明本文结合共历时考察,从纵横两个方向比较系统全面地描写分析了汉语词汇负面义的类型、生成、显现、演变、感知等相关内容,并将语法研究与词汇研究结合,重点关注词汇负面义在语义与语用两个层面的表现,主要内容与结论如下：一、比较系统地归纳并描写了词汇负面义的类型、生成方式与条件、表现方式及相关特征。认为词汇负面义的生成需要确立某种立场、视角、评判原则,进而建构有特定属性限定的词义框架并对其内容进行匹配,然后在一定的社会心理认知条件下激发出相关负面义。二、结合词义释义模式与配价理论分析讨论词汇负面义关涉的分布、负面义指向的分布及其重心的转移与相关共现成分正负面属性限定之间的关系,考察两类动词中相关权势关系的关系强弱、实现程度及方向性对负面义指向和重心转移的影响。分析描写相关负面义辖域的实现方式、组成内容特征与方向性,考察它们负面义的实现方式与分布位置的关系。三、比照特定历史文化思想观念的发展细致地分析讨论了相关汉语词汇负面义的演变规律与阶段性特征。区分象征性文化潜义和比拟性文化潜义,讨论大小文化语境的正负面属性差异和古今演变的问题。四、考察词汇负面义的演变在所属词条内部和相关语义场中的表现。统计分析语用组合变化对词汇负面义演变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同化式感染和拆解式感染的区别。进行关于词汇负面义的主观感知调查,分析语用主体感知差异的表现规律及原因。讨论现代传播方式对词汇负面义的整体演变和批量生产所起的作用,尝试运用异端话语理论分析文革与新时期词汇负面义大转向的同与异。
陈万会[5]2006年在《中国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认知心理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论文写作接近尾声时，获得两条信恩。今年3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国外语教学法国际研讨会上，教育部副部长吴启迪说，根据最新的统计数字，我国约有3亿多人在学英语，其中大中小学生人数超过1亿人，仅在校大学生就有2300多万人。专家预测，再过几年我国学英语的人数，将超过英语母语国家的总人口。可以说，我国外语学习者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学习外语的群体。尽管我国外语教育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长期存在的费时低效等问题尚未得到很大的改观。大多数学习者的外语能力尚属于中低端阶段，高端外语人才依然严重缺乏。这一方面表明了研究外语学习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说明研究二语习得理论不能忽视中国学习者的特点。 同是在3月下旬，新华网、文汇报等大媒体报道，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宣布，“超觉英语学习法”将在我国大中小学试点推广。胡壮麟先生指出，“超觉英语学习法”将心理学、生理学和养生学的最新成果引入到英语教学法的研究中，教学设计的跨度大，学科间的联系逻辑严密，在实践中具有可操作性。尽管我们还不太了解这种方法的实施过程和教学效果，但是从直觉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种教学方法考虑到了学习者的心理和生理特点，考虑到了人类学习规律，这大概是“超觉英语学习法”得到肯定并加以推广的主要原因。 二语词汇学习往往要比母语词汇学习困难得多，难就难在二语词汇推理能力的形成，而这种能力的形成，其基础是要建立相关的认知机制，因为这种认知机制能够使学习者象本族语者那样感悟一些未见过的词，或生成别人也可以接受的词，并能建立有效的心理词汇网络。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语言学习中的“道”就是学习者的认知心理规律，如果教学过程符合并遵循这一规律，就会收到好的学习效果。 认知塑造了我们用来谈论概念世界的语言，它决定了一种语言中有多少词汇、某些词汇如何同其它词汇相联系、词汇如何组成句子、句子如何构成语篇、以及为了取得不同的语用功能进行口头交际或书面交流的方式。换言之，认知界定了语言的词汇、句法、语篇、语用以及修辞层面。认知差异导致了语言‘差异。 另一方面，由于语言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心理学是关于大脑的科学，因此对语言的研究也是一个心理问题。单单从形式主义或结构主义的方法来探究词义，并不能彻底揭示语义的本质特征或揭示词与词之间的意义关系。因此研究词汇与心理的关系，探求词汇的心理组织、词汇的提取、以及词汇之间的心理联系
陶丽[6]2011年在《英语介词through多义的认知语义研究》文中认为语言是一个不断演变的动态有机系统,一个词汇形式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会从单个意义逐渐延伸出多个意义,形成词汇多义现象。多义是自然语言的基本特征,正如Lyons(1995)所说的,几乎可以肯定现在没有,以往也未曾有过任何一种自然语言,只存在一词一义。词汇多义使得语言系统中词汇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减轻了人们心理词库的负担,是语言经济性原则和认知经济性原则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对词汇多义的探讨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就开始成为逻辑学、哲学、心理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的重要课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认知语言学的兴起打破了传统语言学理论对意义的诠释,以革命性的方式赋予了意义全新的定义和内涵。意义不再是抽象的离散元素的集合,而是和人类对世界的体验、感知、概念化,范畴化等认知现象紧密联系在一起。认知语言学关照下的多义研究也和传统多义研究形成了鲜明的差异。认知语言学对包括介词在内的多义词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他们注重意义间的联系,建构了以原型范畴理论为基础的辐射性多义网络模型,并用概念隐喻和概念转喻等理论解释意义的延伸机制,从而揭示了多义现象演变的基本规则,打破了传统语义学倾向于形式化的描述。但目前认知多义研究几乎千篇一律地建立在原型范畴理论之上,视角单一,阐释不见新意。笔者认为当前多义研究的最大缺陷在于忽视了语义结构的多层次性,对不同层面的意义不加区分,使得多义范畴的各个成员在抽象性或概括性上体现出巨大的差异。本文在认知语言学框架下从意象图式的角度对英语介词through的多义范畴结构进行了创新性研究,试图拓宽多义研究的视角,为多义研究范式注入新的活力。本文一反以原型建构语义范畴的传统,转而以意象图式作为建构意义范畴的基本关系,描绘出包括抽象图式、含义图式、语境义图式在内的三层语义范畴结构。意象图式是抽象性的概念结构,根据细节具化程度的不同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显示。根据抽象性的差别,图式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层次。同一个层次的图式间形成延伸关系,上层图式和下层图式之间形成具化关系。每个图式和它下级的例示构成多义范畴的一个子范畴。通过对语料的分析,本文发现through在抽象图式层面共有四个成员,分别为THROUGH 1、THROUGH 2、THROUGH 3、THROUGH 4。其中THROUGH 1出现得最早,固化程度也最高,是抽象图式层面的原型成员。THROUGH 1的部分图式结构被凸显后通过转喻运作延伸出其它三个抽象图式。上述四个抽象图式通过细化各自概念结构中认知域的信息具化出下层的含义图式。含义图式通常最先在空间域中实现,通过隐喻映射的方式扩展到其它认知域,形成以空间含义图式为原型的子范畴。含义图式通过凸显图式中各个要素性质和特征的转喻运作形成下一级的语境义图式。抽象图式是超越语境的、具有最大概括性的图式;语境义图式表征了认知场景中的具体细节,对语境有着最大的依赖性,是言语交际行为中浮现出来的图式;含义图式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集抽象性与具象性为一体的图式。三个层面的图式通过隐喻、转喻等认知机制形成的具化或延伸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多层意义范畴结构。本文的语料主要来源于美国当代英语语料库(COCA),主要采用了以下的研究方法:(1)以共时研究为主。虽然多义词的形成是词汇长期发展的结果,但可以从共时的角度对某一时期相对静止的词义状态进行探究,揭示该时间段内词义的存在状态和发展规律。(2)描写和解释相结合。本文在详细描写的角度上进行理论的分析和综合,既展示语言事实,又体现了理论的概括性。(3)以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为辅,在大量真实的自然语料基础上考察through包含的复杂语义结构。(4)从意象图式的组成要素和复杂原素两方面对意义的结构进行描写。本文的创新性主要体现在对多义范畴内部结构的再认识上。传统认知多义研究利用原型成员建构多义范畴,语义结构呈现出边缘模糊的放射性链状结构。范畴成员的地位并不平等,而是根据其典型程度的差异排列。判断某个成员在语义范畴中的地位取决于家族相似性。家族相似性在不同成员身上会有不同的体现,但几乎没有一个要素是所有义项共有的。在多义范畴中,原型拥有最多的共有要素,是范畴的核心成员,非原型成员拥有较少的共有要素,它们通过家族相似性与原型成员发生联系,形成以原型为中心的辐射性多义网络。本文跳出目前广泛流行的多义研究范式,把多义范畴的构建和意象图式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意义潜式中描绘出三个层次并行共现的多义模型。意象图式是在人们反复体验的过程中重复出现的概念结构,是意义的组织模式,在具体使用中可以激活不同的部分从而形成多个意义。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图式抽象性和概括性基本一致,可以具化出下层例示,图式的例示本身可以作为低层图式具化出再下一级的例示。上层图式是所有下层例示共性的体现,二者形成语义范畴中的子范畴。这种层级多义模型突破了当前流行的辐射性网络结构模型,拓宽了多义研究领域的视野和空间。虽然本文的研究对象是through,但目的却是建立一个适用于所有多义词的解释模型,为类似的研究提供借鉴。Tyler和Evans (2003: 2)曾说过:“研究空间词的意义将会为理解语言、心理表征和人类经验提供基本的认识”。介词是最主要的一种空间词,虽然本文在研究深度上远不能与前辈专家比肩,但依然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加深对词汇多义的理解,并进一步感悟客观世界、人类语言以及认知行为的诸多奥妙。根据以上研究成果,本文提出了该研究对词汇语义学尤其是多义研究、词汇教学、词典编纂等方面的启示。通过对英语介词through多义范畴结构的探讨,本文希望能够促进词汇多义理论的发展,通过突出范畴的层次性加深对范畴理论的理解,帮助词典编纂者更好地设置和解释义项,以及为英语学习者提供更为有效的词汇学习方法。当然由于认知语言学理论本身的主观性以及笔者研究能力所限,本文依然存在不少不足指出,对词汇多义的探讨有待更多优秀研究成果的出现。
黄雪霞（Ng, Sock, Hia）[7]2015年在《现代汉语“起”、“上”组趋向范畴的认知研究》文中提出本课题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以认知语言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从普通话与闽南方言的对比视角,通过四个专题的形式,对现代汉语趋向范畴中的表上向的“起”、“上”组趋向动词的相关问题作了较全面的探讨。全文以专题为纲,除绪论和结语外,共分为十四章。“绪论”简要阐释趋向范畴的概念与界定,并介绍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方法和意义等,以及所运用的相关认知语言学理论和前人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也简要介绍本论文的章节组织和安排。专题一:“起/起来”与“上/上来”研究本专题分为四章,主要研究普通话“起/起来”与“上/上来”的语义发展与语法形式特征等。从考察发现,作谓语的“上”和“上来”先后产生于周朝和唐朝,而“起”和“起来”则先后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和东汉,它们作补语的用法则都较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在共时平面上,“起/起来”和“上/上来”从表基本位移义,在句中单独作谓语到发展为趋向补语表基本趋向义,之后又引申出结果义和状态义的用法,其中“起来”在表状态义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虚化和语法化后含有表评价义的插入语功能,二者都体现出由实到虚的连续统,因此可说是完成了整个语法化过程,只不过“起来”的语法化程度较高。专题二:闽南方言/普通话“V起/起来”与“V上/上来”的语义交叉研究本专题分为三章,主要是对闽南方言“起/起来”进行深入的考察,并从闽南方言和普通话的对比视角,对“起/起来”和“上/上来”的语义重合进行探讨,此外也对普通话“V起/起来”和“V上/上来”的语义交叉进行探究。我们的考察发现,闽南方言“起/起来”与普通话“起/起来”和“上/上来”体现出一些语义重合的现象,因此闽南方言“V起/起来”所涵盖的语法意义比普通话“V起/起来”的更广。此外,我们也发现“起/起来”与“上/上来”的语义重合主要体现在其表“上向”的空间方向性方面不强调终点信息的表达,而其语义的分化是来自“上/上来”所含有的“横向”空间方向性特征以及其对“上向”位移时所强调的离开源点的特征。我们以认知语言学的“象似性”概念为基础,将“起/起来”与“上/上来”的表上向趋向位移称为“趋向象似性”,语符趋向相似于人类认知中的趋向概念及其认知方向性。专题三:“起去”研究本专题分为四章,主要是从闽南方言与普通话的对比视角对“起去”的语法功能、语义特征等进行深入的考察,文中也对表上向趋向位移的“上去”进行探讨。从考察发现,闽南方言“V起去”与普通话“V起去/上去”无论是在表趋向义、结果义或状态义方面,都体现出较多的义项合流,因此闽南方言“V起去”所表述的语法意义要比普通话“V起去”的还要广。此外,我们的研究也发现由于普通话“V起去”与“V上去”本身存在着义项的合流以及“V起来”在特定语境下替代了“V起去”,因而使到“起去”逐渐被“上去”和“起来”所替代。专题四:“V起来”与“V起去”不对称现象研究本专题分为三章,主要是从历时平面的形成时间角度、认知参照点的视角以及“V起来/起去”对动词V的选择共现入手,对普通话“V起来”与“V起去”的不对称现象进行探究。我们发现作谓语和作补语的“起来”先后产生于汉代和唐代,而作谓语和作补语的“起去”则都产生于宋代。“V起来”从表趋向义引申出结果义和状态义主要是发生在宋代至明代之间,而“V起去”则是介于明代至清代之间。“V起来”由于不受到“来”的制约,其参照点可在低处,也可在高处,因此能与“起来”共现的动词/形容词的范围很广。在“V起去”中,作为主观参照点的“去”在作用上是成了帮助表示背离性趋向的一个附着成分,这与“起”的上向方向性并不一致,所以能与“起去”共现的动词显得非常有限。因此,就历时平面的形成时间、认知参照点的视角以及“V起来/起去”对动词V的选择共现而言,“V起来”与“V起去”都存在明显的不对称。结语:本章概括了本研究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以及可能的创新点,并指出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以及有待进一步探究的问题。
刘伟[8]2015年在《基于辞书学视角的《说文解字注》与《说文解字义证》词义描写方法对比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第一部运用“六书”理论全面分析汉字的专著，历来研究者颇多。但第一个对《说文》进行研究的是唐代的李阳冰，其后小徐（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系传》）和大徐（宋初徐铉校订《说文解字》）先后对《说文解字》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二徐之后，在清代，由于古音学在研究方法上产生了巨大飞跃，因而产生了以段玉裁、王念孙父子为代表的“乾嘉学派”和以段、桂为代表的“说文四大家”，“说文学”蔚为大观，其中段玉裁和桂馥是其中的两位代表人物。前仁学者如章太炎、黄侃、陆宗达、周祖谟、王力、王宁等对段、桂传统语言文字思想的研究较多，尤其是对《段注》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从辞书学视角对《段注》《义证》的词义描写方法进行对比研究的却比较少，因而具有挖掘的潜力。为了缩小研究范围，我们只对这两部辞书的本义、引申义、引申义列的描写方法进行对比，以期为我们的辞书学理论的深化与历时型词典的编纂提供参考性建议。本论文主要分为五章：第一章，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论文的研究背景、对象、内容、方法、价值。我们首先区分了字的造意与实义，界定了我们的研究对象是《段注》与《义证》的词义描写方法。将研究内容确定为：从辞书学角度出发对《段注》与《义证》本义、引申义、引申义列描写方法进行对比研究。每一部分又分别从词义描写方法、比较异同、辞书学价值进行切入。段、桂词义描写方法的辞书学价值是本论文重要的落脚点。第二章，基于辞书学视角的《段注》《义证》本义描写方法对比研究。我们主要从因声求义、因形求义、因文、因注、因专书求义展开，着重挖掘段、桂在每种词义描写方法上的特点，在此基础上比较两人的异同。从义例统一、义项归纳等辞书学角度提出这些方法对于历时型辞书编纂的价值。从义例统一的角度重点阐述通过例证应该主要发挥的十大作用；从义项归纳的角度，说明同一义项所需例证在匹配量上应注意的问题与义项内部质的问题。第三章，基于辞书学视角的《段注》《义证》引申义描写方法对比研究。我们主要从词义引申规律的认知解读、词义之间的引申类推、文献与词义互证三个角度，对《段注》《义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对比研究。对这部分的研究，我们试图跳出传统训诂学固有引申规律的模式，从认知语言学隐喻和换喻的角度对引申规律重新进行解读，发现了一些新情况。从词义之间相互影响的角度，指出段、桂已经注意到了由于词义之间的相互影响导致类推引申的现象。从文献与词义互证的角度探究“说经”与“说字”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上述三个方面，重点挖掘段玉裁与桂馥关于引申义描写方法的相异之处。从辞书学视角出发，重点阐述了这些描写方法对于历时型辞书编纂的价值，提出要重点把握段氏所提出的三大原则：“以经考字”原则、“隐括”原则、“说文”与“说经”不同原则，处理好语境义与词义的关系；同时提出应利用词汇语义学的研究成果，在辞书编纂中确立义位原则，补足缺失引申义项，完善古汉语词汇引申义体系。第四章，基于辞书学视角的《段注》《义证》引申义列描写方法对比研究。首先，必须明确的是关于“引申义列描写方法”，是我们站在当下角度对《段注》《义证》引申义体系的重新解读，而非《段注》《义证》当时本身已有这种概念。其次，我们主要从词义的共时性变化和历时性变化两个角度观察新旧义位的分布模型。当然，对段、桂引申义列分布模式的考察也是从侧面反映其引申义描写状况，由于段、桂尚处于传统训诂学阶段，其引申义的研究缺乏一定的系统性，这也势必影响到引申义列的完整性。在比较两者异同的基础上，指出了其引申义描写的缺陷，也为我们优化历时型辞书的编纂提供了思索的空间。第五章，结语。通过回顾和总结，指出了本文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对未来的研究进行了展望。
张小艳[9]2004年在《敦煌书仪语言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敦煌文献是近代汉语研究的重要资料，但真正为学界关注的只是其中口语性较强的变文、王梵志诗等，此外的许多文献都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如书仪。书仪是礼经的通俗形式，是关于典礼仪注和书札体式的范本。史籍记录的五代以前的书仪已基本失传，1900年发现的敦煌石室遗书中保存了一百馀件书仪写本，许多未见于传世文献。敦煌书仪在书札发展史上前承汉魏六朝，后启宋元明清，其中语汇既承袭了魏晋书帖的遗风，又创立了宋元尺牍的新范，在书札用语的研究上具有非常宝贵的价值。 本文首次对敦煌书仪的语言进行了全面研究。首先讨论了“书仪”的内涵，确定本文研究的对象，分类阐述现存书仪写卷的概貌及其研究状况，结合书仪语言特点，提出研究的方法。其次从书仪本身的语料性质出发，举例论证了书仪语言研究对古籍整理和辞书编纂的实际参考价值。然后由表及里，探讨了其“写本”的外形和“书仪”的内质，形成了对敦煌书仪语言特色的整体认识。在此基础上，抉发出一批书仪中新兴的词、义，描写其概貌的同时，重点考索了其中新词的产生途径和新义的衍生机制。最后以书仪的固定格式为语境，离析出各种义类的同义词，选取有代表性的几组进行微观考察，发现书仪中一方面汇聚了大量的同义词：另一方面，每个语词的选用又都表现出严格的“级别”差异。
曾文雄[10]2010年在《翻译的文化参与》文中研究表明翻译研究实质上就是文化互动的研究,并出现了多种研究途径,但它们普遍强调翻译的文化层面及翻译语境在其中的作用,且日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本论文试图将翻译研究这两个普遍层面结合起来,基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从语言层面、文化层面、认知层面和社会层面分析翻译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翻译语境之间的互动关系,分析了和合文化思想及中西翻译的文化资本与文化融合策略,进而开展文化翻译理论的建构。论文首先阐明了选题的背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与研究内容,对翻译的文化和文化翻译这两个概念进行了界定。继而,对本文议题的核心概念“翻译认知语境”及“互文顺应视角”进行了解释,综述翻译研究的认知语境途径所取得的成果及其存在的不足,指出应将翻译的文化层面和语境层面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并从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出发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落实在具体的理论框架上,建构了互文顺应与选择的文化翻译模式。这个模式由主体间、客体间及主客体间的互文关系层组成,突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中心地位以及翻译伦理在其中的功能。文化翻译正是交际者在这些互文关系的基础上作出顺应性翻译选择的结果。同时,论文综合语言、文化和语境等层面,辩证重构翻译认知语境视角的维度,旨在从多元的互文间性与“和合”文化观的综合视角考察翻译的文化现象,包括翻译的文化、语言、策略及素材等层面上的翻译选择。在互文顺应的文化翻译模式中,翻译言内认知语境的视角倾向于从微观层面出发,考察语篇层面上的文化因子及其与篇外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对语篇的意义、意图及意识形态等元素进行阐释,并实施互文顺应性的建构,继而探索从词义再到句子以至语篇层面的文化现象及其互文顺应再现的一些规律；最后探究文本间的文化认知距离与翻译视角转换与选择的关系。以上研究均基于实例分析与描写。结果发现,翻译语篇的各个层面不同程度地折射出各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等特征,语篇的互文顺应性构建的背后隐藏着一定的社会文化因素,并与外部社会文化语境紧密相关,这有助于把握翻译背后的文化本质及其运作的一些规律,以及翻译交际者在文化交往的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翻译言外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倾向于从宏观的层面出发分析翻译的社会文化性以及翻译与社会文化语境之间的互动选择关系,并以文化语境、心理语境、社交语境和多维动态语境作为研究的视角。从文化语境出发,以梁启超和周氏兄弟的翻译为例,考察译者与文化语境之间的互文关系,探索翻译素材与文化翻译策略选择背后的动机。从心理语境出发,分析交际者尤其是译者的文化心理与文化建构的互文性,从认知和社会文化心理的层面分析翻译素材、翻译策略、文化取向与审美取向等翻译选择的动因。从社交语境出发,通过译例从交际、心理及文化等多维层面分析社交文化的翻译。同时,分析文化全球化环境下的文化认同及文化改造,提出以和合文化原则处理翻译的文化融合。结果表明,翻译不仅要注意语言层面上的文化因子,而且要注重其社会文化性；互文顺应视角促使文化翻译及民族间的文化交往走向和谐的基础与保证。研究者大力呼吁关注翻译中的多元文化、文化异质、文化资本运作以及文化间的文化融合等问题。论文以中西翻译的文化融合与文化资本的操作为出发点,首先探索从中国佛经翻译到近现代翻译活动中体现的文化翻译策略、文化资本及其操作形式,解释这些翻译操作的动机及影响,进而在这些层面开展中西比较研究，发掘具有特色的文化翻译观以及处理翻译“它者”存在的出路。接着,论文分析了中西译学的哲学理论及翻译中的“和合”思想,提出以“和合”文化观作为和合文化翻译学构建的哲学基础。论文指出,互文顺应视角是实现“和合”文化翻译及各民族文化融合的关键途径,可以升华至和合文化翻译学框架的建构,成为文化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学科。最后,论文指出,翻译认知语境的互文顺应视角凸显了翻译的文化精神及其人文性与社会性；基于这个视角而建立的和合文化翻译学能够指导翻译这个媒介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语境下实施文化传播与文化融合。结语部分概述了本研究的主要观点与价值、存在的不足及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参考文献：
[1]. 从语境角度考察词义演变的规律[D]. 王业兵.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2]. 中国英语专业学生多义词习得的认知语言学研究[D]. 张绍全. 西南大学. 2009
[3]. 动态词义识解论[D]. 张洪芹. 河南大学. 2007
[4]. 汉语词汇负面义研究[D]. 黄红娟. 暨南大学. 2010
[5]. 中国学习者二语词汇习得认知心理研究[D]. 陈万会. 华东师范大学. 2006
[6]. 英语介词through多义的认知语义研究[D]. 陶丽. 苏州大学. 2011
[7]. 现代汉语“起”、“上”组趋向范畴的认知研究[D]. 黄雪霞（Ng, Sock, Hia）. 上海师范大学. 2015
[8]. 基于辞书学视角的《说文解字注》与《说文解字义证》词义描写方法对比研究[D]. 刘伟. 鲁东大学. 2015
[9]. 敦煌书仪语言研究[D]. 张小艳. 浙江大学. 2004
[10]. 翻译的文化参与[D]. 曾文雄. 华东师范大学.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