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及其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其对论文,玉米价格论文,粮食安全论文,特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危机使得各国开始关注粮食安全问题，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委员会总干事爱德华·萨乌马在1983年提出，粮食安全是“确保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既能买到又能买得起他们所需要的基本食品”。根据这一定义，粮食安全包括两层内涵，一是保证人们能够买得到粮食，即粮食的充足供应，二是保证人们买得起粮食，即粮食价格的合理性。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其粮食安全具有极其深远的战略意义。近60年以来，中国的粮食安全内涵已经发生了较大的转变。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计划平衡式模式转变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充分合理利用国际资源、有效满足各种粮食品种需求、保障粮食供需平衡的新型粮食安全战略。因此，在实现本国粮食供给稳定的同时，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和安全利用国际粮食市场，使其成为我国粮食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有益补充。然而，2006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大起大落、波动剧烈。在进口贸易和市场预期带动下，我国粮食价格也受到国际粮价的影响。国际粮价对国内粮价的传导，给我国粮食安全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我国畜牧业、粮食加工业快速发展，饲料用粮、工业用粮量将迅速增加，因此我国仍需要通过国际进出口渠道调节国内粮食供需，这使得我国粮食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联系愈发紧密，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已不再局限于我国本身，粮食安全问题也愈加复杂。
玉米由于其多元化的用途，在世界粮食市场和我国粮食市场中都占据重要地位，其价格走势及市场稳定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我国城镇化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民工进入城市生活，其饮食结构也相应发生转变，肉、蛋、奶的消费比例急剧上升，这导致未来我国对肉蛋奶的消费量将持续增加。而玉米作为“饲料用粮之王”，其价格上涨必然会推动肉蛋奶产品价格的上涨，增加人们的日常生活支出，严重时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玉米还作为生物能源的重要生产原料被广泛应用于工业，其价格波动将引起乙醇汽油等工业产品的价格波动。此外，由于玉米与部分粮食品种在种植与消费环节存在替代关系，玉米价格的波动也会波及其他基本粮食品种价格。玉米和小麦都是重要的饲料用粮，当玉米价格上升时，在消费环节小麦作为饲料用粮对玉米的替代率会不断上升，提高小麦需求；在种植环节农户也会用玉米代替小麦，减少小麦供给量。这会导致小麦价格上升，而小麦与稻米在消费环节也存在着相互替代关系，小麦价格走高会推动稻米需求、拉升稻米价格。这样玉米价格的波动将最终影响我国粮食价格的整体波动，进而对我国物价水平造成巨大影响。目前在我国粮食安全的问题上，学界和政策研究者关于品种的讨论中，对小麦、大米采取明确的保护态度，对大豆进口则基本接受现状，然而，研究者对玉米的讨论却莫衷一是，国家目前有关玉米的价格支持、进出口调控等政策也尚未形成常态化的机制。而近年来，玉米的国内供给开始出现缺口，玉米的进口量不断增加，这使得玉米国际价格波动对国内价格波动的影响加大，国际玉米价格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也将进一步加深。
因此，研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有重要意义。本文将首先通过经典时态转换模型与结构性突变模型，结合历史背景，从供求变化、政策变动、金融因素等角度，从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周期波动特点以及异动原因等层面，对其波动特性及原因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新特性对我国粮食安全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而对我国制定相关的粮食安全战略提出建议。
二、文献综述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粮食流通领域逐步对外开放，如何在利用国际粮食市场资源的同时保障中国粮食安全逐渐成为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随着我国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可用的耕地资源日益减少、耕地质量下降、粮食单产提高速度缓慢、自然灾害频发、水资源短缺、农业劳动力减少将导致我国未来粮食生产能力提高缓慢(杜杨，2010；马文峰等，2011；韩博多，2011)。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粮食加工业、家畜业以及生物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我国未来的粮食需求增长速度将远高于我国粮食产量增长速度(王跃梅，2004；吴方卫等，2009)，这就导致我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在未来将主要来源于“小生产”和“大市场”的矛盾。随着国际粮食价格对我国粮食价格影响的不断加深，我国的学者也将研究视角扩大到国际粮食价格、粮食进出口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其中，部分文章认为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的大幅波动直接增加了我国粮食价格上涨压力，加剧了我国国内通胀情况，并导致大量国际游资进入我国，粮食产业成为投资热点，增加我国粮食进口开支(李先德、王士海，2009)。虽然玉米作为口粮的重要性在不断下降，但是玉米在饲料用粮、工业用粮方面的重要性不断增强，玉米价格的上涨会引起饲料价格的上涨，继而带动肉、蛋、奶等食品价格的上涨，危及中国粮食及食品安全(李通，2008)。国际粮食价格的影响不仅停留在经济层面，还会加剧我国粮食安全的政治风险，近年来我国粮食进口数量不断增加，这使得我国粮食安全受到国际市场的威胁增强，而美国以粮食为武器对中国的粮食生产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粮食巨头在我国的扩张、国际投机资本对我国的虎视眈眈也将威胁我国的粮食安全(周艾婷，2009；樊明太、郑玉歆，2005；杨学利、张少杰，2010；陈芬菲、李孟刚，2011)。
关于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的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两方面，包括从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长期趋势、周期特征、异动情况等方面研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以及研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原因。目前研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文献最常使用的仍是传统的滤波方法，将国际玉米价格的波动按照“波峰—波谷”划分为相应的周期，分析每一周期内国际玉米价格的波动特性，但是传统滤波方法在分析玉米价格波动时存在一定局限，这主要是因为玉米价格周期特性不明显、短期波动与长期结构性变化并存，往往在不同的波动态之间来回跳跃，而传统的滤波方法在刻画这类波动频繁、波动形式复杂的农产品价格时显得比较粗糙，不能够很好地描述出价格波动的特性。此外还有学者如潘苏、熊启泉(2011)等运用协整分析、误差修正模型以及脉冲响应函数等方法对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进行分析。有学者的研究表明，国际玉米价格整体呈平稳上涨趋势，具有一定季节性和周期性，且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而言涨幅较小(金三林、张江雪，2012)。在周期划分方面，许多文献，如张冬平等(2012)，张毅、肖志娟(2012)等的研究，基本将2000-2012年的国际玉米价格波动以2004年、2008年、2010年为分割点划分为4个阶段，认为国际玉米价格经历了低位徘徊、振荡上扬、迅速飙升、快速回落、新一轮上涨的波动历程。除研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自身的趋势性、周期性外，已有的许多文献还基于市场联系指数IMC方法、共聚合法、格兰杰因果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国际玉米价格与国内玉米价格、玉米期货价格、原油价格、全球GDP年增长率、美元指数、世界粮食库存、粮食消费量等之间的关系，提炼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鲁靖，2006；武拉平，2001；傅晓、牛宝俊，2009)。此外，关于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原因主要包括传统供求因素、金融因素、政策因素等，其中传统供求因素主要包括气候因素、耕地面积因素、收入因素、库存因素、大宗商品价格因素等，金融因素主要包括投机需求、市场流动性和计价货币美元的币值。许多文献，如张毅、肖志娟(2012)，黄季焜等(2009)，发现近年来耕地面积缩减、粮食单产下降和气候变化导致国际粮食供给总体减少，而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人口攀升和生物能源发展则导致国际粮食需求大幅提升，这将导致国际粮食价格的持续上涨。傅晓、牛宝俊(2009)的研究发现农产品价格走势与全球GDP年增长率走势接近，全球经济发展提高了粮食需求，进而拉升国际粮食价格。部分学者还发现原油价格能够通过影响农业生产成本并通过与生物能源的替代作用影响国际粮食价格。2007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了较强的冲击，导致国际游资加速向粮食期货市场流动，粮食价格快速攀升(金三林、张江雪，2012)。此外，各国的货币政策、进出口政策也能通过造成流动性过剩、影响美元币值、改变国际粮食市场供需等方式对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起到重要作用(夏晓辉、郑亚苏，2007；蔡文著、黄中伟，2008)。
综合而言，目前研究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的文献主要还是从我国粮食生产能力和需求能力角度出发，缺乏关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影响的深入分析，对我国粮食安全内涵的认识还局限于我国自身粮食生产能力、自给率，对我国利用国际粮食市场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的影响的关注度仍有不足。近年来国际粮食价格波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这些特点对于我国粮食安全可能造成不同以往的影响，明晰这些新的波动特性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对于保证我国粮食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有必要从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特性这一角度对我国的粮食安全进行研究。此外，近年来我国玉米进口量不断增加，这使得国际玉米价格对我国玉米价格的影响扩大，而玉米作为重要的饲料、工业用粮，其价格传导方式独特，对我国人民生活、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影响较大，但目前少有以玉米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国际价格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的研究。本文首次运用经典时态转换模型和结构性突变模型对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进行描述，在明晰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的基础上结合实际经济背景，深入分析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并为政府发挥其在平衡玉米供需、稳定玉米价格、保障我国粮食安全方面的作用提出建议。
三、计量模型
本研究选用基于经典Hamilton(1989)转换模型下的马尔科夫时态转换模型以及结构性突变时态转换模型对玉米国际价格的波动特性进行研究。由于玉米价格受到的外界冲击干扰有两类，一是局部、快速的短期冲击，一是整体、结构性的长期改变，而这两个模型既可以刻画小的短期波动，也可以描述大的结构性变动，因此能够较好地描述玉米价格的波动特性。
(一)时态转换模型(Regime Switching Model)
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往往是处于两种不同的波动或增长状态，并在这两种波动时态或增长时态之间来回转换跳跃，而这种跳变的概率并不是周期性、固定的，而是随机的，因此传统长期的、分析大周期、小周期的周期型的分析方法可能已经不适合玉米这种短期、冲击因素比较多的品种的价格波动。本文运用基于经典Hamilton(1989)转换模型下的马尔科夫时态转换模型，一种Hamilton时态转换模型的检验理论首先是由Hansen(1992)提出的，随后被世界各国学者广泛应用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以及商业周期的研究中。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国际玉米价格的增长划分为高波动态和低波动态这两种时态，在每个时态内部有不同的平均增长率和波动方差，而且在这两个时态内部的平均持续时间长短也不同。对于玉米每个时点的价格都对应着一个相应的波动态，随着时间变化，玉米价格总在高低波动态之间跳跃，在高波动态时玉米价格波动方差大、增长率高，这表明玉米价格受到一些暂时性、特殊性因素的冲击；在低波动态时玉米价格波动方差小、增长率低，这表明玉米价格仅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干扰，并没有特殊的、短期冲击的影响。因而通过高、低两个波动态可以明晰玉米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计算出每个时间点玉米价格处于高波动态的概率，进而把该时间点对应划分入高、低两种波动态。这样就避免了周期型方法在寻找波峰波谷过程中的主观性和忽视短期波动特性的局限性。用状态变量来描述两个波动时态，低波动态对应
=0，高波动态对应=1。在每个时态内部，时间序列服从q阶回归过程。
(二)结构性突变时态转换模型(Structural Break Regime Switching Model)
在经典时态转换模型中，我们假设转换机制、波动方差及两个时态的波动方差和潜在增长率是不发生变化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外部经济运行机制发生突变，国际玉米价格指数的波动特性会发生突变，其两个时态的潜在增长率以及波动范围也会相应的发生突变。因此，通过分析高、低波动态的变化，我们可以找到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结构性突变点，在结构突变点前玉米价格的高、低波动态呈现一种状况，突变点后其高、低波动态又是另一种状况，而短期冲击只能导致某一时点玉米价格在高、低波动态之间的跳跃，高、低波动态本身的变化则是由于长期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所以我们能够通过高、低波动态本身的改变分析玉米长期结构性变动的原因。这样就避免了传统方法中主观给定结构性突变点的弊端，完全从数据出发，客观、科学。通过设定结构突变指数
(0或1)，来表征前后两种波动机制，突变概率为l-d。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采用的数据源于国际粮农组织2000-2012年美国和阿根廷玉米市场的周末结算价格，以及这两个市场的平均价格。在进行实证分析之前，我们分别对这3组时间序列进行平稳检验。我们首先需要确定滞后阶数，通过赤池信息准则检验，我们得出最佳滞后阶数q=1。其次，通过ADF方法检验序列的平稳性，T统计量为-27.6、-27.2、-27.1，在1%水平下显著拒绝单位根存在假设，这表明国际玉米周度价格增长率序列显著平稳。
四、经典时态转换模型结果及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周期特性
经过对上述3组时间序列进行抽样模拟(抽样过程循环了20000次，最终进行参数统计时剔除了前5000次结果)，我们可以得到模型中各个参数的统计结果，如表1～表3所示。
图5 2000-2012年国际玉米价格波动时态分布
注：上方曲线为玉米价格处于高波动态的概率。
根据表3可知，国际玉米平均价格处于低波动态的周增长率平均值为0.096，处于高波动态的周增长率平均值为0.48，而处于低波动态的波动方差为2.443，高波动态的波动方差为4.706，高波动态的波动方差明显大于低波动态的波动方差，呈现出“高增长，高波动”的特点。此外，从各时刻玉米价格处于高波动时态的概率来看(如图3～图5)，玉米价格处于高波动态的时间主要为2000年，2004-2005年，2007-2009年以及2011-2012年，对应的持续时间大约分别为6个月、9个月、3年、2年。在国际玉米价格处于高波动态时期，其价格表现出快速增长之后又大幅回落的“过山车”式的特点，波动幅度较大。而在低波动态时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相对较小，没有大幅起落。从总体趋势来看，国际玉米价格在2006年下半年开始波动越来越大，处于高波动态的时间也越来越长，而2006年下半年之前，国际玉米价格的波动总体较小，只有少数几年处于高波动态，且处于高波动态的时间较短。这表明，2006年下半年以前，国际玉米价格总体比较稳定，波动较小，高波动态是由于个别年份自身的某些因素导致的，而非玉米国际价格波动的常态；2006年下半年之后，国际玉米价格总体波动剧烈，高波动态成为常态，并表现出“高增长，高波动”的特点，这说明这一阶段价格的剧烈波动已经不能完全由个别年份的传统供求因素解释，而是有某些新型因素对整体价格波动产生了影响。
根据实证结果本文将2000-2012年的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划分为4个阶段。
(1)2000年1～5月至2004年4月，这一阶段国际玉米价格先迅速上升达到95.6美元/吨，并于2000年6月回落，之后一直保持在85美元/吨的低位徘徊。这一阶段玉米价格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有：2000-2001年度，受到玉米种植带持续低温天气的影响，世界玉米产量较上年减少2137万吨，年终库存比上年下降1888万吨。而同年玉米消费量为6.03亿吨，比上年略增30万吨，玉米产量下降、库存减少、需求增加，导致供求偏紧。此外，玉米进口大国日本自2001年4月起禁止未经批准的转基因食物在日本市场上的流通，2001年因转基因问题韩国对美国玉米的进口金额也降至2.44亿美元。日韩等国玉米进口量的减少导致美国产玉米需求低迷，中国、南美、南非等国的玉米出口需求大幅上升，它们抓住这一机遇，不断抬高玉米出口价格继而导致全球玉米价格迅速飙升。东南亚经济复苏导致对饲料以及农业生产资料需求上升。而玉米作为主要的饲料粮食以及重要的工业生产资料，需求也随之上升，从而价格上涨。
(2)2004年4月～2005年8月，这一阶段国际玉米价格整体震荡上扬，经历了“迅速飙升—回落—小幅上涨—回落”的频繁波动。2004年4月玉米价格快速上涨至132.6美元/吨，6月回落至125.6美元/吨，2005年5月玉米价格从94美元/吨左右开始上涨，8月回落至99.3美元/吨，之后保持在100美元/吨左右小幅波动。这主要是由于，首先2004年，中国受国内玉米价格上扬影响对玉米出口持谨慎态度，关于2004年中国玉米出口可能减少甚至停止的传言甚嚣尘上，导致许多国家纷纷将玉米进口订单转向美国。南美市场上，因为2004年玉米还没有上市、库存接近耗罄、出口量减少，这就使得国际市场上美国一家独大，价格提高。其次，2003年9月～10月干散货船运费出现大幅上涨，运费涨至每吨51美元，导致玉米运输成本大幅上升(李会敏、楚素娟，2004)。再次，2003年世界玉米产量6.24亿吨，但由于巴西、墨西哥、美国生物能源的发展以及饲料用玉米需求的快速增长，2003年世界玉米消费6.3亿吨，比上年增长0.9%，世界玉米2003年初库存比2002年下降6.2%，这导致国际玉米市场上玉米供给偏紧，国际玉米价格持续走强。美元自2002年以来的持续贬值也助长了国际玉米价格。2005-2006年度全球玉米总产量比2004-2005年度减产4.2%，2005-2006年度全球玉米消费却继续稳步增长，达到6.86亿吨，增长0.6%，全球玉米期货库存比上年减少6.2%，库存消费比为17.3%，这导致了2005年下半年玉米价格继2004年末大幅下跌后的快速上涨。
(3)2006年末玉米价格迅速飙升，至2008年6月玉米价格达到顶峰(303.24美元/吨)，并于同年10月快速回落，呈现“过山车”式大幅涨跌。2007-2009年玉米价格迅速飙升主要是由于：2006年之前国际玉米价格不断下降、小麦价格飙升，导致各国用玉米替代小麦，同时美国生物能源发展迅速，大量玉米被用于生产燃料乙醇。2006年之后，美国玉米用于乙醇的比例，从10%左右一下跃升至20%左右，之后以每年5%以上的速度递增。至2011年时被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已经占其玉米总消费量近40%，这些导致玉米需求大幅增加，2007-2008年度美国玉米出口总量达到约6223万吨。但由于巴西、阿根廷受到气候影响，2008年玉米产量下降，因此国际玉米供需偏紧，价格迅速飙升。此外，2007年投机基金在CBOT上的玉米期货上多持有长线多单，而这种对玉米价格上涨的普遍预期通过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联系进一步导致了现货市场上玉米价格的快速上涨。
(4)2010年5月开始玉米价格进入了新一轮快速增长，在2011年2、3月份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在年末以前一直保持在300美元/吨左右高位没有回落，进入2012年后又开始上涨。2011年玉米价格上涨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玉米供需矛盾严重。2010-2011年美国玉米供需处于偏紧状态，2010-2011年度、2011-2012年度全球玉米库存需求比分别为12.9%、11.9%，整体处于较低的水平。而美国近年来用于生产乙醇的玉米用量不断增加，这导致整体供需偏紧，玉米价格上涨。
五、结构性突变模型结果、国际玉米价格结构性转变原因及其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由玉米价格波动时态转换模型，我们发现从长期趋势来看，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发生了结构性变化，玉米国际价格波动由“低位、小幅波动”转变为“高位、大幅振荡”。因此，我们进一步通过结构性突变模型对玉米价格波动的结构性变化进行研究。
由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结构突变模型可以看出，玉米价格的波动拐点出现在2006年9月前后(见图6)。在此以前，玉米的价格波动整体表现出“低增长、低波动”的特点，其增长区间为(-0.182，3.061)，波动方差为2.44。2006年9月前后，玉米价格发生结构性变化，此后其波动区间变为(-0.036，7.627)，波动方差变为4.301，表现出“高增长与高波动并存”的特点。可以看出，波动拐点后，玉米价格发生了跃升，之后一直保持在高位大幅波动，与之前低位小幅振荡有较大不同。
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的结构性转变主要是由新生供需因素导致的，这些新型供需因素主要有：生物能源、投机炒作、流动性过剩、美元贬值、国际粮食垄断组织操纵等。总体上，国际玉米价格波动一方面能够通过贸易及价格信息渠道影响我国粮食价格，通过我国粮食价格波动“间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另一方面国际玉米价格波动还能够借助新型供需因素“直接”影响我国粮食安全。其影响具体表现在：国际玉米价格将影响我国玉米价格进而通过玉米与其他粮食品种的替代效应影响其他粮食价格，通过提高饲料价格进而助长肉蛋奶等食品价格，国际玉米价格的大幅振荡还将激发玉米投机行为、诱引国际游资涌入我国粮食市场，增加我国粮食供给的不确定性，并为国际粮食垄断组织的快速扩张提供机会。具体而言，2006年后半年国际玉米价格发生的结构性转变的根本原因是影响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因素由传统供需因素向新型供需因素的转变。虽然2006年以来个别年份国际玉米价格的快速飙升可以部分由玉米主产国产量下降解释，但2006年下半年开始的国际玉米价格的结构性变化、大幅上涨的主要原因应该不是全球粮食生产供给。根据FAO统计的136个玉米主产国中，人均产量增加或持平的国家占66.91%，而人均产量增加国家的平均增产幅度远高于减产国家平均减产幅度。在国际玉米产量并未大幅下降的同时，国际玉米价格长期处于高位波动说明影响玉米价格波动的原因发生了重大变化，主导玉米价格波动的因素已经不是粮食产量等传统的供需因素，而是一些新型供需因素。影响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新因素主要有：首先，生物能源需求迅速飙升导致对玉米的派生需求迅速增加。全球生物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以及国际原油价格的持续走高导致生物能源需求不断增加，由于玉米是生产燃料乙醇的主要农产品原料，因而其需求也快速上升。2001年时用于生产燃料乙醇的玉米量仅占美国全部玉米产量的7.2%，而到2011年时这一比例达到了39.92%。其次投机炒作因素对玉米价格上升推波助澜。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国际股票市场、房地产市场逐渐疲软，粮食期货交易相较于其他投机方式的获利不断增加，也使得越来越多的投机者转向粮食期货交易市场。2007年美国玉米、大豆和小麦3种农作物的产值达到926亿美元，而其产值的一半被农产品期货买家持有(黄晓凤，2008)。国际游资通过影响玉米期货价格进一步影响玉米现货价格，带动玉米价格的大幅振荡。另外，自2006年下半年以来，为应对世界粮食价格的上涨，大部分国家采取了削减进口关税、限制粮食出口等措施保障国内粮食供应、降低国内粮食价格，这进一步助长了国际玉米价格的飙升。例如，2007年以来印度、乌克兰、阿根廷、中国等国纷纷提高玉米出口关税、限制玉米出口。此外，美元不断贬值导致玉米价格上升。由于大部分农产品贸易定价和结算是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而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美国推行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美元贬值，一定程度上助推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除此之外，国际农产品垄断组织操纵也对玉米价格产生影响。例如，国际粮食巨头ABCD常常利用资金优势通过资本运作消灭对手，从而达到垄断市场、价格操控、谋取巨额利润的目的。
图7 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转变对中国粮食安全影响的分析框架
新生供需因素导致了国际粮食价格波动特性的结构性转变，而国际玉米价格则会通过贸易渠道和价格信息渠道传导到我国粮食市场。贸易渠道方面，如果进口的玉米直接作为口粮，则国际玉米价格将直接影响我国国内玉米的最终消费价格，如果进口的玉米作为饲料用粮或者工业用粮，则国际玉米价格将通过影响饲料以及玉米加工产品的价格进而导致肉蛋奶及工业产成品价格的上涨，而这些产品价格的上涨将进一步引起国内物价的全面上涨，最终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近年来，由于我国禽畜需求的增加以及国内玉米加工业、生物能源产业的迅速发展，玉米作为饲料用粮和工业用粮的需求迅速飙升，这导致我国玉米进口粮食迅速增加，2010年我国玉米首次由从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进口量达157万吨，之后玉米进口量以每年200万吨左右递增。2012年我国进口玉米大幅增加，累计进口玉米520.7万吨，进口和净进口量均创1996年以来新高。玉米进口粮食的增加导致国际玉米价格通过贸易渠道对我国玉米价格的影响加深。粮食价格信息渠道主要是通过粮食期货市场，由于国际玉米期货价格的上升会导致国内对玉米价格上升的预期，进而提高国内玉米期货价格，而期货价格对现货价格具有指导作用，因此国际玉米期货价格的上升最终会导致我国玉米现货价格的增加。随着我国期货市场制度的不断完善、效率的不断提高，我国期货市场将成为国际玉米价格向国内玉米价格传导的重要途径。通过贸易、价格信息等渠道，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引起我国粮食价格联动，而自2006年以来，国际玉米价格波动规律更加复杂、与其他经济问题联系更加密切，因而玉米价格的稳定已经不再单单是保持玉米供需平衡的问题，还与其他经济问题相联系，这导致我国稳定玉米价格的难度增加，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巨大威胁。这表现在：首先，国际玉米价格将通过玉米与其他粮食作物之间的替代作用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玉米与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作用体现在种植与消费两个环节的替代。在种植环节，国际玉米价格的上升导致国内种植小麦或大豆的农民预期国内玉米价格也会随之升高，有利可图，因而会放弃种植小麦、大豆转而生产玉米。这导致玉米的种植面积增加，小麦、大豆的种植面积减少，进而小麦、大豆价格飙升。例如小麦对玉米种植面积的比例从1995年的1.3下降到2006年的0.85。在消费环节，由于玉米与小麦同为重要的饲料用粮，因此国际玉米价格的上升将导致我国饲料生产企业放弃以玉米作为加工原料转而使用小麦，这导致了我国小麦需求的上涨，小麦价格飙升。例如，2011年5月份以来，玉米与小麦价格一直倒挂，7月时全国玉米平均批发价格比小麦高出10.5%，这导致消费环节小麦替代玉米现象明显增加，2012年小麦替代率达到60%～70%，比上年增加1倍，全年全国饲料中小麦替代玉米的数量约2500万吨，同比增加1000万吨左右。而小麦与稻米作为口粮也具有相互替代作用，因此小麦价格的上涨将导致稻米需求的增加，进而推高稻米价格。这样，国际玉米价格上升导致了玉米加工需求下降，进而推动小麦价格上涨，小麦价格上涨继而拉升了稻米消费需求，导致稻米价格上涨，如此粮食价格一环套一环不断传导下去，最终引起我国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因此，国际玉米价格高位大幅震荡将引起我国玉米价格上涨，而玉米通过在种植、消费环节与其他粮食作物的替代，横向影响其他粮食价格，最终造成粮食价格的全面上涨，不利于我国稳定粮食价格，扰乱我国粮食供需平衡，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一定威胁。
由于玉米是“饲料用粮之王”，其价格飙升将助长肉蛋奶等食品价格上升，最终影响我国人民的日常生活。由于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批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而融入城镇生活的农民，其在生活方式和饮食质量方面的改善也将导致他们饮食结构的变化，对于肉蛋奶制品的消费将不断增加。据统计，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的猪牛羊肉、家禽、鲜蛋分别比城镇居民低33.7%、57.5%、46.5%，如果农村居民转变为城市居民，其相应的上述产品的消费量将增加上述比例，而肉蛋奶制品耗费的粮食量巨大，它们消费量的增加无疑会间接增加对粮食的消费量。因此玉米价格的增加必将引起肉蛋奶制品价格的增加，由于肉蛋奶制品在我国居民的消费结构中占有的比重越来越大，其价格的上涨又势必影响到我国居民的食品支出，进而影响我国居民日常生活，严重时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甚至会加剧通货膨胀造成社会动荡。
此外，国际玉米价格的上涨还会导致我国玉米投机行为增加，国际游资大量涌入国内。2006年下半年以来国际粮食价格迅速飙升，而同期由于我国采取了取消玉米出口退税等一系列限制玉米出口的措施以及我国玉米连年丰收，我国整体玉米供应相对充足，国内玉米价格虽然呈现缓慢上升趋势，但上涨幅度远不及国际玉米价格。这使得在国际玉米价格暴涨的时间里，我国玉米价格处于世界粮食价格的洼地，导致国内外普遍对我国玉米价格持看涨预期，大量国内外游资转投于国内粮食市场，粮食投资成为热点。截至2008年7月底，郑州商交所2008年上半年累计成交量和成交额同比上涨了283.98%和449.67%，大连交易所同比分别增长了179.68%和381.24%(李先德、王士海，2009)。而国内外游资进入粮食市场推高我国玉米价格，一段时间又迅速撤回导致玉米价格快速回落，从而导致我国玉米价格波动幅度加大，不利于玉米价格稳定和生产平衡。
国际玉米价格在高位、大幅振荡会导致我国粮食供给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在粮食产量方面，虽然较高的玉米价格长期会导致农民种植玉米的积极性增加，但是在短期内也可能存在农民预期未来玉米价格上涨从而惜售、囤积玉米的行为，从而进一步促使我国玉米价格畸形上涨，破坏我国粮食安全。在粮食进口方面，全球玉米价格的普遍上涨导致各国采取限制粮食出口增加粮食进口的政策，这使得各国粮食市场彼此分离，也使得通过国际粮食进出口贸易来平衡国内粮食供需的作用减弱。例如，为防止国内粮食供应不足，2007年以来，乌克兰、阿根廷等产粮大国纷纷出台限制粮食出口的政策。这将使我国从其他国家进口粮食来平衡国内粮食价格变得困难，一旦我国本身国内玉米产量因为天气等不可知因素而下降，则及时通过国际市场补充玉米供应量的可能性降低，从而不利于我国粮食安全。而我国出台的一系列限制粮食出口的措施，导致我国市场与国际粮食市场的隔离，在国内粮食价格低于国际粮食价格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降低了我国农民的相对收益，减少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恶化粮食安全问题。国际玉米价格高位大幅振荡的波动特性为国际粮食垄断组织的快速扩张提供了机会，而国际粮食垄断组织向我国的扩张会导致我国粮食安全受到威胁。国际粮食垄断组织利用国际玉米价格“高位大幅振荡”特点，囤积玉米、操纵国际粮食期货价格谋取暴利，进一步扩大国际玉米价格波动，使玉米价格不确定性增加，粮食安全风险加大。2007-2008年粮食价格上涨使得ABCD四大国际粮商成为最大赢家，2007年6月～9月ADM净收入增长了9%，邦吉净收入比上年同期增长了44%。此外，在国际粮食价格剧烈震荡的时间里，国际粮食巨头操纵国际粮食期货价格趁机打垮我国粮食加工企业，逐步隐蔽地控制其在我国粮食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势力，影响我国粮食供需。例如，国际粮食巨头推高大豆期货价格，诱使中国油脂企业以近历史最高价集中采购大量美国大豆，随后它们再通过释放囤积的粮食使得国际市场上大豆价格暴跌，导致中国大豆加工业遭受重创，而在我国大豆企业纷纷倒闭之时，国际粮食巨头潜入我国收购粮食加工生产企业，从而逐渐影响我国国内粮食供给，对我国粮食安全造成威胁。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经典时态转换模型和结构性突变模型对2000-2012年国际玉米价格的波动特性进行研究，发现国际玉米价格波动在2006年9月左右出现结构性突变，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由低增长、低波动转变为高增长与高波动并存，影响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的原因由气候、玉米种植面积、玉米生产成本、粮食库存等传统供需因素转变为生物能源需求因素、投机炒作因素、国际流动性过剩、国际农产品垄断组织操纵以及其他大宗产品如石油价格等新型供需因素。随着我国未来玉米需求的不断上升，我国玉米进口量将不断增加，而我国粮食期货市场的不断完善也将使国内外粮食期货市场的联系越发紧密，因而国际玉米价格的高增长、高波动特性将进一步通过贸易渠道和价格信息渠道更深地影响我国玉米价格，对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提出了新的挑战。国际玉米价格新波动特性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国际玉米价格将影响我国玉米价格进而通过玉米与其他粮食品种的替代效应影响其他粮食价格，通过提高饲料价格进而助长肉蛋奶等食品价格，国际玉米价格的大幅振荡还将激发玉米投机行为、诱引国际游资涌入我国粮食市场，增加我国粮食供给的不确定性，并为国际粮食垄断组织的快速扩张提供机会。
稳定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是未来保证粮食价格稳定的基础。从研究中可以看出，2000-2011年玉米价格波动的长期基本原因还是供求因素，虽然新型供需因素导致了国际玉米价格波动特性的转变，但是这些新型供需因素对玉米价格波动的影响是建立在传统供求因素影响的基础上的。比如，2007年大量热钱涌进农产品期货市场进行投机其原因还是因为2007年玉米供需偏紧，正是南美玉米的减产导致了投机者对玉米价格上升的预期，进而导致了大量热钱涌入农产品市场。所以稳定和提高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证粮食供给的充足，是稳定粮食价格和保障粮食安全的最根本的要求。因此，我们需要坚持农业支持政策，坚持并完善耕地保护政策，保障国内粮食生产的最低耕地面积。我们还需要进一步加大农民生产补贴力度，完善粮食市场调控政策，坚持强农惠农富农的政策方向，充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加大对农业科技研究的投资力度，加快农业技术的发展，提高粮食单产，从而不断提高我国粮食自给的能力。其次，完善国际粮食价格预警体系，充分考虑新的粮价影响因素的作用。2006年以来，金融、投机炒作、生物能源等新因素对国际玉米价格的影响越来越大，国际粮食产品的消费品特征逐步淡化，而投资品和能源品属性不断增强。因此，我们不能再仅仅从供求和库存的传统角度去构建国际粮价预警体系，必须把金融化、能源化等新特征考虑进去，全面地完善国际粮食价格预警系统。此外，在粮食价格剧烈波动的今天，单一的贸易格局的风险性较大。2000年时，由于转基因技术不被日韩等国接受，导致美国玉米需求量的大幅下降，进而引起世界对其他玉米生产国需求量迅速增加，导致国际玉米价格剧烈波动。而我国的大豆进口则基本源自美国、巴西等美洲国家，这样，一旦这些国家出口量产生大幅变化将对我国大豆价格产生巨大影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所以，我们应当在粮食进口中拓宽贸易伙伴国范围，并且保持合适的粮食储备量，以进出口调节和国内库存调节作为双保险来维持粮食市场供需平衡，削弱粮食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另外要注重加强对农业领域的外商直接投资的管制。2006年以来玉米价格的迅速飙升与跨国企业与国际农产品垄断组织的操纵是有一定关系的。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的农业总体发展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另一方面，随着其投资数额不断增加，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操纵我国农业产业链、造成粮食价格上涨，进而对我国的粮食安全造成威胁。因此，我国需要采取相关措施，规范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农业领域的发展。
感谢农业部市场与经济信息司张兴旺副司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李国祥研究员、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武拉平教授、农业部发展计划司彭廷军处长、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许翔宇处长、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彭超博士对于本论文的帮助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