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文学论文,当代论文,政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1008-9853(2004)01-157-03
“政治化”与“再政治化”
近几年来，整个社会包括文学界自身日益广泛地盛行着对于当前中国文学的种种不满，在这些不满中，最有影响的，就是《上海文学》2001年首先发起的关于“纯文学”危机的讨论，这些讨论在对“极大地影响并且改写了中国的当代文学”[1]的“纯文学”观念进行历史清理的同时，也对20年来这一观念所支配的文学实践的历史意义与内在问题进行了相当深入的反思。其中，一个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20世纪80年代“经由‘纯文学’概念这一叙事范畴而组织的各类叙述行为，比如‘现代派’、‘寻根文学’、‘先锋文学’，等等，它们的反抗和颠覆，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文学观念的地位。并且为尔后的文学实践开拓了一个相当广阔的艺术空间”，“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普遍性、爱，等等，都经由‘纯文学’概念的这一叙事范畴，被组织进各类故事当中”。所以，当时的“‘纯文学’概念实际上具有非常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意形识态色彩，甚至是就是一种文化政治”。[1]但是，随着历史语境的巨大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纯文学’逐渐丧失了关注现实和把握现实的能力”，因此也走向了“保守”。[1]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2]、自觉担当那些社会弱势群体即所谓“沉默的大多数”的“代言人”，并且让文学重新进入历史和现实以恢复其批判性的力量，便成了一些论者对于“新的写作可能”的构想。[1]这样的思考和期待对于中国文学的未来发展，对于重新恢复我们睽违已久的当代文学的批判性力量，无疑有着相当重要的启示。我以为，我们通过对“纯文学”的观念与实践的反思进而构想一种新的写作可能固然重要，但是，问题的关键并不是仅在于此。“纯文学”的观念与实践的出现，实际上是“文革”后的中国文学竭力摆脱“文学从属于政治”这一工具化处境追求文学自主性的产物，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语境之下对于以往中国文学的过于“政治化”进行“去政治化”努力的逻辑结果。因此，对于“纯文学”的反思，不能不联系对“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去政治化”努力和自主性追求的反思。对于“纯文学”的命运或者是与其相关的“新的写作可能”的构想，也应联系于文学的“政治化”和自主性问题进行思考。
高度的“政治化”，几乎是现代中国文学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对不同的文学实践来说，“政治化”的内涵与特点却又有所不同。[3]“十七年”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化”，实际上是彻底丧失了自主性被“工具性”地要求“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谓“无产阶级政治”，只是当时的“政党”/“国家”意义上的“政治”。因此，1980年前后中国文学的“去政治化”所要“去除”的，只不过是“政党/国家政治”，而不是体现为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的广泛意义上的“政治”。但是，由于对“政治”的极度反感或者是知识水平方面的限制，当时的人们、特别是“纯文学”的鼓吹者和实践者们，基本上都将“政治”偏狭地理解为前者，从而将“纯文学”与“政治”对立起来。这样，“政治自觉”的日渐匮乏，便成了“文革”后中国的“纯文学”观念与“纯文学”实践的致命问题，这也是如前所引述的“纯文学”的“文化政治”潜能在短暂的几年内便已耗尽的根本原因。如果在这种意义上进行思考，我们对某种“新的写作可能”的想象与开辟，和对文学重新进入社会并且发挥其批判性力量的呼吁与期待，就不应该以放弃“纯文学”的追求作为代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不仅应该“开放我们的文学观念”，而且，更加重要的，还应该“开放我们的政治观念”。秉持着我们开放了的“政治观念”，我们的文学未来不是应该规避“政治”，而是应该充分增强自己久已匮乏了的“政治自觉”，在新的社会现实中重新进行“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
如果我们不只是在“政党/国家”的层面上来狭义地理解政治，而是将“政治”理解为广泛意义上的“权力关系”，那么，“再政治化”的基本内涵，就是自觉地将文学实践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实践，并且在各种各样的“权力关系”中理解其功能。在此意义上，那些对文学重新进入公共领域、并且恢复其“把握永恒变化着的历史和现实的能力”的吁求[1]，实际上正是“再政治化”的应有之义。但在另一方面，与此相比，“再政治化”还有着远为丰富的内容。正如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弗朗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m)在论述“文化政治”的时候所指出的，虽然“一切文化都充斥着政治价值”，但“这些价值作为意义是文化的”，“因而也就更有必要理解，文化与政治两者是相互不可减缩的，在‘文化政治’的概念中，它们的距离越近，它们的关系就越令人忧虑。在这类概念中，隐含价值的协调，只有在文化与政治二者妥协的身份幻想中才能得以完善。任何文化都比相应的政治更多种多样”。[4](P32)马尔赫恩的意思显然是说，虽然文学实践具有独特的政治价值，但它并不能够“缩减”为“政治”，而是有着自己的规定性与“身份幻想”。这也意味着，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域”中，“文学场域”仍应坚持自主性的原则。文学实践的政治价值的实现，或者说，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Repoliticization)，实际上就是文学实践在决不放弃自主性原则或理想的前提下，在对文学自主性原则的捍卫与追求的过程中，在整个社会的“权力场域”中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因此，当代中国文学的“再政治化”问题，就应该首先落实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
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
“文革”后中国文学的“去政治化”努力，实际上就是对文学自主性的追求。应该承认，这种追求还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实现，而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或对某些具体的文学实践来说，文学自主性的实现程度还相当高。正如布迪厄所曾指出的：“处于文化生产场存在中的自主要求，应该考虑到不断翻新的阻碍和权力，无论是外部权力，比如教会、国家或大经济机构的权力，还是内部权力，特别是那些特定的生产和传播工具的控制者(报纸、出版社、电台、电视)”。[5](P399)以此来看，“文革”后中国文学自主性的侵害性力量确实是在“不断翻新”。上世纪80年代，文学场域在摆脱了“文革”时期的政治钳制之后逐步获得了一定的自主性，但其主要的侵害性力量，仍然来自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以“《苦恋》风波”和“清污”运动等为代表)。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文学的自主性又受到了来自国家和市场的双重挤压。不仅国家意识形态对于文学有着具体明确的规范性要求，而且，更加突出的是，市场化原则已经通过特有的运作机制内化为文学场域的基本原则，从而严重地侵害了文学的自主性，其重要表现，就是文学的发表、出版与评奖原则已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市场原则的依循。[6]明确此点，也就是明确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这也正是当前中国文学有效地进行“再政治化”的主要障碍。
“如何从中国当代文学特定的发展环境出发，为文学‘自主性’的确立寻求一些制度上的保障”，[6](P302)是我们研究当代中国文学场域自主性重建时所应考虑的首要问题。文学场域自主性重建的关键方面，便是有关的制度建设，具体地说，便是文学体制的重建问题。
一般来说，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自然离不开文学场域中的实践者的自主意识。围绕着象征资本的争夺，文学场域中不断地进行着斗争与冲突的文学实践者在处理互相之间的伦理关系时，所应遵循的原则应该以“纯粹”的文学作为最基本的和最高的法则，他们所奉行的，应该是纯粹的“文学伦理”。布迪厄在阐述科学场域的自主性状况时，曾经做过这样的描述：“科学场域应是这样的一个场域，研究者置身其中，保持自立，在彼此发生异议时，应该抛开一切不合科学的手段——首先就要避免以学术权威压人的行径。在一个真正的科学场域里，你能无拘无束地参与自由讨论，用科学的武器大胆直率地反对任何与自己观点相冲突的人”。[7]很显然，文学场域中包括文学权威在内的文学实践者们也应该像自主的科学场域中的研究者一样，“在彼此发生异议时，抛开一切不合‘文学’的手段”，而不应该引入场域之外的诸如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力量。依此来看，当下中国的很多作家或者寻求官方支持、或者屈服于市场规则而放弃对纯粹的文学伦理的坚持，对于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显然是一个极大的障碍。
但是，也正如布迪厄指出的：“只有在一个达到高度自主的文学和艺术场中，一心想在艺术界不同凡俗的人，才执意显示出他们相对外部的、政治的或经济的权力的独立性”。[5](P76)文学实践者的自主性也在某种程度上有赖于场域本身的自主性程度，他们的习性包括其道德习性实际上也是一种制度性的建构。所以说，对于文学自主性原则的坚持，除了应该诉诸于文学实践者的伦理自觉，更应该依赖于文学体制的保障。——“纯文学的发展不能依赖个人道德上的抉择，而是需要生产机制上的建设”。[6](P301-302)
所谓文学体制，就是艺术体制的文学方面。而在彼得·比格尔那里，“‘艺术体制’的概念既指生产性和分配性的机制，也指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8](P88)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习惯于从比格尔所说的后一个方面，即“流行于一个特定的时期、决定着作品接受的关于艺术的思想”来思考文学问题，近几年来的文学界关于“纯文学”的反思，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思路。实际上，无论是对文学场域的自主性建设，还是对具体的文学实践，文学体制的影响往往相当重要，特别是从更加宽广的历史视野来看，情况更加如此。洪子诚先生在研究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国文学的“一体化”实践时曾经指出：“从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上看，最主要的并不一定是对作家和读者所实行的思想净化运动。可能更重要的，或者更有保证的，是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的建立”。[9](P192)历史发展到现在，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所要反抗的力量，仍然是国家、市场甚至是传媒场域对于文学“体制性”的侵害与束缚。比格尔曾经指出，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并非个别作品所固有的，而是由社会性的体制化决定的。只要艺术/文学体制不成为研究的对象，功能就不可能成为文学艺术研究的中心”，[8](P59)所以，我们在谈论某一具体的文学实践甚或一部具体的作品社会功能时，首先要研究的，便是文学体制问题。当代中国文学的自主性重建所要解决的迫切问题，显然应是目前的文学体制。
自主性的政治介入
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不意味着文学必然地获得了政治介入的能力，也就是说，文学场域的自主性重建，并不能够必然地实现文学的“再政治化”。彼得·比格尔发现，“十九世纪的唯美主义以后，艺术完全与生活实践相脱离，审美才变得‘纯粹’了，但同时，自律的另一面，即艺术缺乏社会影响也表现了出来”，[8](P88)“审美经验是作为社会子系统的‘艺术’将自身定义为一个独立的领域之过程的积极的一面，其消极的一面是艺术家失去任何社会的功能”。[8](P101)很显然，艺术自主性的获得，倒反而会使艺术丧失掉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力量。在艺术获得了自己的纯粹性即“在艺术摆脱了所有外在于它的东西之时，其自身就必然出现问题”。[8](P93)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比格尔才对艺术的自主性问题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并对先锋派打破艺术体制从而竭力介入社会的艺术实践给予了高度评价。虽然如此，比格尔并不认为艺术不应该有着自己的自主性，也不认为艺术的自主性必然地与艺术的介入性有矛盾。艺术的批判性与介入性能力，仍然有赖于艺术的自主性。他指出：“自律的地位并不排除艺术家采取某种政治立场”，“一种艺术不再有别于生活实践而是完全融入它，随着距离的消失，将丧失批判生活实践的能力”。比格尔所批判的，并不是艺术的自主性，主要还是艺术体制所存在的问题。他所肯定的先锋派的政治介入，仍然是建立在自主性的基础之上，认为“介入的作品只有在介入本身是通过全部作品(包括其形式)表述出来的统一原理之时，才是成功的”。[8](P170)布迪厄在研究文学的自主性与政治介入的关系时也曾指出，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以自己的特定身份干预政治，也就是用一种特定的权威干预政治，这一特定的权威是建立在属于相对自主的艺术、科学和文学世界尤其是所有与这种自主相关的价值的基础上”。他还指出：“知识分子是双维的人，他们要作为知识分子存在和继续存在，只有(而且只有)被赋予一种特殊的权威，这个权威是由一个自主的(也就是独立于宗教、政治、经济权力)知识世界赋予的，他尊重这个世界的法则；此外只有(而且只有)将这特殊权威用于政治斗争。他们远非如人们通常想像的那样，处于寻求自主(表现了所谓‘纯粹的’科学或文学的特点)和寻求政治效用的矛盾之中，而是通过增加他们的自主性(并由此特别增加他们对权力的批评自由)，增加他们政治行动的效用，政治活动的目的和手段在文化生产场的特定逻辑中找到了它们的原则”。在上世纪90年代、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或者说广大中国的文学知识分子正应该重新调整文学与现实间的复杂关系，并且在对文学自主性的捍卫与追求之中，自主性地介入政治、介入历史。正是在这种自主性的介入之中，文学才能获得自己的力量与尊严。对于现代以来与中国的社会政治紧相纠缠并且在晚近时期充满问题的中国文学，这正是一次新的机会。
收稿日期：2004-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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