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文学论文,流派论文,社会学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文学流派既是研究对象，是因为它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审美系统；它又是研究视角，是因为它在文学的全局中只是一个部分，透过它可以窥测文学整体，故而它有方法论意义。文学史如同千姿百态、琳琅满目的艺术画廊，它是众多有艺术个性的作家所创造的，然而它的辉煌的整体艺术风貌却不是一两个作家所为，乃是不同的个性创造所构成的共有特色。作为一个文学史研究者，谁不想既能在总体上深刻而准确地把握文学史的全貌又能在具体作家作品上进行深入的透视与开掘，但是在研究实践中往往两者之间出现脱节或者合不扰，表现出两种倾向：过分注重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就会造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缺憾；要是迷恋于高屋建瓴的宏观审视，虽然全景全貌尽收眼底，但也会留下空泛感或朦胧感。如果能在文学全貌与个体作家之间架起一座艺术桥梁或者寻找一个中介，就会很自然很紧密地把整体与个体有机地联系起来。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认为，中介是一中转站，一桥梁，一缓冲带，在这里即使不相容的事物也可以“和平共处”，达到一种和谐的境界。就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流派具有中介的作用，从特定意义上讲它是天然的艺术桥梁。这是因为文学流派作为一个审美结构它小于文学的总体结构而大于作家的个体结构，正是它作为总体与个体的中介，下联着各种艺术风格的作家作品，上联着文学的整体风貌。具体来说，文学流派是由审美倾向带有趋同性、艺术风格具有相似性的作家构成，每个文学流派的共有艺术特征对于该流派的成员来说是其区别于他流派的独树的旗帜，但对于文学总体风貌来说，它与其它文学流派的共有艺术特征一起汇聚成五光十色的艺术风采。因此，文学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如果能自觉地把文学流派的演变及其审美特征纳入一定的历史的和美学的范畴之内，进行整体的分析与透视，这无疑有助于理解和把握文学史流变的全过程和文学审美的总体特色。很显然，把文学流派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运用，实际上它是宏观分析与微观分析的有机结合；也就是说，通过对文学流派中或一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并不单单囿于个别作家作品，往往带有一种综合的美学把握，即从与本流派其他作家作品的比照中引出关联着文学整体的某种倾向或某一侧面，但是，对于作家作品的微观透审又离不开文学流派的宏观审视。作家作品的微观分析是文学流派有意结构的分解，是为了对文学流派进行宏观把握的更深入的细致的透视，便于准确清晰地概括文学流派的总体特征，从而揭示出文学整体发展中具有独特意义的稳定的和不稳定的美学因素；文学流派的宏观分析既是作家作品微观分析的升华与综合，并反转过来对微观分析在美学范畴和历史范畴上有一定规约和导向，又是通向整体文学全貌的最佳渠道，将微观分析出的带有全局性的社会意识、文化意识、审美意识以及内在的文学规律汇集起来，参与整体文学的研究和判断，这就使文学流派的宏观分析有力地发挥了一端联着作家作品、一端通向整体文学的桥梁作用。有趣的是，在整体文学结构中，文学流派是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块状”结构，通过对其结构内部的分析，可以发现不同艺术个性作家既相互吸引又相互竞争，相互吸引的结果也许可以形成趋同的审美趋向和流派共有的艺术风格，并从而使整体文学发展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和谐状态；相互竞争的结果有可能出现多样化的审美个性或多元化的发展趋向，或产生新的文学流派或冲破整体文学结构的平衡，并为新的平衡造成有利的机缘。不论是作家之间的相互吸引或者是相互竞争都是受制于社会的某种思潮，思潮能孕育流派，流派能推动思潮，而作家往往借助思潮进入流派或步入社会，选择某种思潮正是适应了社会的某种需要；因此一个作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在整个文学史上充当的角色总是或明或暗地同某种思潮或某个流派相关联。对文学流派“块状”结构的剖析，不只是可以清晰地掌握作家作品的特征与个性，更重要的是可以具体扎实地认识文学史的整体面貌和演变轨程。
二
我们不能停留在整体文学结构研究中文学流派的方法论的功能与意义的阐释上，必须进一步探讨文学流派研究的社会学方法。从美学角度看文学流派是个审美群体结构，但从社会角度看文学流派，则是社会生产的自然现象，既不是作家群体的随意创造更不是文学研究者主观圈定的，它的存在和发展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文学流派应是具有相似倾向的群体作家在社会性生产活动中自觉非自觉地创造的“精神结构”和“审美结构”。吕西安·戈德曼曾说过：“当一个群体的成员都为同一处境所激发，并且都具有相同的倾向性，他们就在历史环境之内作为一个群体，为他们自己精心地缔造其功能性的精神结构。这些精神结构不仅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之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并且还不断地表述在其主要的哲学艺术和文学的创作之中”[（1）]。虽然文学创作是一种完全个人化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是其自由心态的象征性呈现，但这种个人性的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以及个体创作心态总是同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社会生产和社会心理或隐或显地联系着，致使文学作品蕴藏的思想情感既渗透某种群体意识和人类相通的情感因素，又是社会生活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融合的意识结晶，文学著作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们展示了社会人类与内外宇宙的全面形象。由于任何作家致力于精神生产和艺术生产都是在特定的具体社会环境里，而创造的文学作品，又是作家与其所处的各种社会关系进行交流或交换的一种形式，因而这些实际性的各种社会关系、思想关系、情感关系和艺术关系便构成了作家创造的群体关系和独特的社会文化氛围，使作家的个体创作不知不觉地便有一种趋同倾向，即或补充一个群体的文学或迎合一个群体的文学，在对社会各种生活、文化意识以及各种文学类型进行自我选择时也在进行着一种群体选择，并置身于群体之中共同营构文学流派的精神结构和审美结构。尽管任何文学流派的生成和变动都与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哲学、宗教和道德等有着具体而奇妙的联系，并在这种联系的相适应与不适应的张力中弘扬了作家群体创建文学流派的内在主动性；但是必须看到，一些作家趋向何种群体致力于文学流派的建构，并非都是主动的自觉的，往往带有被动的非自觉性。也就是说，“他们在既定的范围内成功地创造了文学（绘画、音乐或概念的，等等）作品，创造了一个想象的、连贯的、或几乎严格一致的世界，而这个世界的结构又与集团整体的趋向相一致”。[（2）]如果说这种文学流派的创造活动并非有意为之而带有被动的非自觉的趋同倾向，那也是各种不断变化的外在社会条件和社会力量对文学形成的一种特殊的挤压力和威逼力，把一些作家诱到或挤到同一条轨道上，同一种氛围中，同一种规范里，塑造着群体的美感形象和艺术风范。因此可以说，社会历史生活的发展在无意识中建构着不同的文学流派，使艺术风格和创作特点各异的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个性与共性、个体与群体的偶然结合而形成一种必然；同样，社会生活的变动所激起的浪花和冲击波也不知淹没和淘汰了多少文学流派，使那些与生活激流和社会主潮逆向的作家群的集结成为一种不可能。这就充分说明社会生活的变动是文学流派生成嬗变的最根本原因。从纵向考察便可发现，中国古代文学处在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中，相对来说，社会各种生活的变化比较缓慢，它从根本上制约着或限制着文学结构变化的速度，当然也牵制着文学流派的形成与发展。发生结构主义认为：“人类现实就呈现为两面化的过程：旧结构的消除和新整体的构成。这些新整体有能力产生能够满足各社会集团提出的众多新要求的平衡”。[（3）]文学流派作为一个精神结构与审美结构是有新旧之分的，它既能适应社会某些集团的审美新需求而产生新结构，也能随着生活的变化不适应社会某些集团的审美要求而成为旧结构，或被新力量冲破或自行消解，其关键都在于人类社会的实践活动以及产生的包括审美需求在内的众多新需求，而这种社会活动潜能与社会生活需求所形成的物质与精神的合力可以改变着世界，既能消除旧的不相适的平衡又能产生趋向于终将再被取代的新的平衡。正因如此，所以中国古代社会推进到近现代其稳固的旧结构日益解体，各种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在新旧社会交替的“五四”时期，人们蕴藏的潜能获得空前的释放，精神创造力与艺术创造力显得无比旺盛，人们的审美追求与审美趣味也发生变换，新的审美原则不断取代旧的审美原则，导致人们的审美心理和审美思维发生重大转折。为消除人们因社会变动和生活变化所激发的新的审美要求与旧文学结构的不相适的平衡，作家们在活跃的充满生机的艺术实践活动中而顺应现实社会种种不同集团的审美需求结成一个流派群体，使人们的审美心理趋向新的平衡。由于“五四”以后社会剧烈动荡，生活变化节奏加快，人们的审美要求和审美取向也随之变化多端，反映在文学流派的变动上便出现了眼花缭乱的艺术局面。历史发展到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学流派千姿百态，层出不穷，这种极为活跃的艺术景观的出现归根到底还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整个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历史再一次证明文学流派的生成和嬗变与社会生活和社会心态的律动深刻地联系在一起。既然文学流派是社会的产物，是具有社会性的精神结构与审美结构，那研究文学流派的社会学方法无疑是最有效的方法。
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在那些不正常的年代的文学社会学研究中，庸俗社会学方法曾造成恶劣的影响，它的基本特征是把主观与客观、艺术形象与社会典型人物、作家的创作思想与阶级意识完全等同起来，片面解释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阶级属性原则，简单化公式化地解释文学发展史，并认为文学创作直接地不经任何中介地依赖于经济关系和作家的阶级属性，坚持用经济因素直接解释语言文学的构造特点，企图以文学形象来说明政治经济学范畴，把文学的内容和目的混同于社会科学的内容和目的，将文学变成对社会学的形象化的插图，甚至视文学是社会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艺术标本和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庸俗的机械的社会学方法流毒之广、危害之深是难以估量的，虽然几经冲击和批判，但在文学史研究中和文学评论中有的人总是遵循已形成的思维定势坚守这种方法，更有甚者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理论旗号仍在运用庸俗社会学方法，并且胡乱挥舞企图伤人；在清算文学研究的庸俗社会学方法过程中，又出现了另一种令人忧虑的倾向，认为社会学方法过时了，不灵了，甚至有人把科学的社会学方法与庸俗社会学方法混同起来或者同其它新兴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这种倾向的产生主要因为文学研究主体逆反心理所致，也与缺乏辩证思维、对社会学方法理解不深不准以及其它各式各样新方法的挑战有关，导致社会学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受到冷落，文学流派研究如何运用社会学方法似乎更缺乏理性的自觉。
文学社会学方法由来已久，而且出现多种流派，其内涵也是相当复杂的，这里主旨不是全方位地探讨文学社会学及其方法论，而是结合文学流派具体形态研究一下社会学方法的基本原则、主要功能以及实际操作应注意的问题。方法常常是一种技巧，是一种理解研究对象的策略，但这种技巧与策略是以一定的原则原理为理论根据。文学作为人类的精神生产与艺术生产成果，但它却是以语言为符号的物质载体。在心理学的视野中文学是人的各种心理机制的组合和调动，在传播学的视野中文学是一种信息的传播、储存和接受，在经济学的视野中文学是一种特殊的受市场规律制约的社会商品；然而在文学社会学的视野中文学在本质上则是一种社会文化，是整个社会文化体系中的亚体系，因之文学的价值必须以人的创造和社会的需要作为最重要的参照系统。文学与科学、哲学、宗教等都是人类文化中一个个亚体系，其根本共同点不在思维方式的同一性而在理想创造的同一性，不是结果的统一性而在活动的同一性，不在产品的统一性而在创造过程的统一性；而文学的特殊性却在于，它以形式化的结构创造表达了人类的思想、理智、感情和想象，使生命的自由活动得以对象化。“人不仅象在意识中那样理智地表现自己，而且能动地、现实地表现自己，从而在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5）]文学流派作为整体文学系统中的块状结构当然也具有社会属性，虽然它是一些相似审美取向的作家所创造的艺术审美世界，但却能动地现实地直观地复现人的自身。因而研究整体文学系统的社会学方法及其原则标准同样适用于文学流派，不过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可能尚有些特殊的要求。马、恩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方法的基础上，曾创造性地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中层次的方法，对文学社会现象进行三维度的立体研究，那就是竖向轴上的文学社会结构研究、横向轴上的文学运行机制研究和历史轴上的文学未来发展研究。[（6）]作为思维方式的学科研究方法，大致包括最高层次的哲学方法、从一个方面把握世界的中层次方法和专门学科的特殊方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这个中层次方法，既适用于从宏观上对文学流派进行静态研究又适用于对文学流派进行动态研究。前者可以多层面地透视文学流派的社会结构，也就是文学流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由作家群体创造的精神的审美的结构。不仅作家群体是社会某集团或阶层的人所组成，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纯文学的关系而首先是社会关系，即于社会活动中的互相影响互相感染互相交流所形成的趋同社会意识、政治倾向和集团情感，并以此为思想纽带凑合或聚集在一起，可以说这种群体性的文学结构与某一社会集团或阶层的组织结构有一定的重合性吻合性；而且文学作品也是作家们以自己的符号化活动所创造出来的，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为人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7）]对于一个文学流派的文学创作来说所表现的人类解放自身的意识，不仅有群体的社会解放意识、阶级解放意识、集团解放意识、民族解放意识乃至全人类解放意识，也含有解放自我、发展自我的个性解放意识和自由自主意识，以及与诸种社会意识相适应的审美意识、审美形式和审美风格，而这些美学特征又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社会某种审美心态或某个社会集团的审美取向的需求。以社会学方法在竖向轴上除了对文学流派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学创作社会倾向作如是的本体研究外，还要从文学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亚体系这个角度来考察哲学、宗教、道德、科学、法学等相邻的亚文化体系对文学流派的或隐或显地渗透与影响，更要探测经济基础、政治话语对文学流派的组织结构、精神结构以及审美形态的投射或制约。后者则是在横向轴上探索文学流派的运行机制，在历史轴上研究文学流派的未来发展趋向。在我看来，探索文学流派的运行机制，实质上是动态地考察“个体群”在文学流派的运行中所起的作用。发生结构主义认为，包括文学流派在内的人文现象必须与主体的行为相联系，但人类行为的主体和结构的创造者不能是个人，除力必多之外人类的行为远远超越了个人主体的范围，因而更确切地说这一主体应称之为主体群。实践反复证明：“一切历史的行动，从打猎、捕鱼到审美和文化的创造，唯有当它们与集体主体相联系之时，它们才能被科学地研究，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才能诉诸于理性”。[（8）]文学流派的生成与运行都不是个体作家所为，而是“主体群”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被某种文化思潮或社会审美需求或集团意欲所激活而燃烧起的创造热情和冲击力，转化为群体的行为力量便可推动文学流派的嬗变和运行。当然，文学流派缔造与运转的主体并非永远不变，这个文学流派运行的几个主体和那个文学流派变动的几个主体是不相同的，即使同一个文学流派的多个创造主体也是同中有异，这就造成了作家主体不断地分化不断地组合，因而对文学流派的运行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有是顺向的有是逆向的，有是建构的有是解构的。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某一特定时代或某个特定瞬间，有数不清的作家“主体群”在进行着成千成百次的构造文学流派的行动，而在这不可胜数的文学群体中对文学流派生成和运行所起的作用并非一样，其中有的文学群体显得特别重要，它对文学流派的整体运行起着决定性作用，二十年代的为人生派和艺术派、三十年代的左翼作家群，无不对同时代的大大小小文学流派的运行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象这样的文学群体在文学发展史或文学流派运行中扮演着起支配作用的角色，或者带来了文学整体的重大变动，或者保持着一种对主流性文学创造以主导性影响的角色。人类创造精神结构和审美结构的行为不仅与社会作家群体紧密相关，而且与意识有密切联系，这是因为人类创造有意义的审美结构的行为是由经过其意识之中的不同因素（主要是美学因素）组织而成的，所以主体意识是文学流派运行的内在驱动力。文学的生成和运行是作家群创作实践的结果，而作家群的主体意识的每一因素都以一种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与创作实践严密相关，正如所有实践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清晰或模糊地与作家群意识的具体结构相关一样。实际上每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都期望于主体及其环境之间保持一种完整的但又很难平衡的复杂结构，这种期望往往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文学社会学方法必须深入研究由这样的个体所组成的作家群体，努力探寻其之所以能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共同建构精神结构与审美结构并推动其运行的内在意识动力。很显然，对于每个作家来说这个思想动力仅源于他意识中的一部分，而他的整个意识无不与他所属的那个社会集团联系着，因此每个作家都是一个混合体，一个与其集团其他成员相联系的一种不同建构过程的源头。文学流派的运行无疑是个动态过程，作家群体总是在趋同意识的导引下寻求统一的方式或采取统一的步骤，处理和解决本流派与其他文学流派乃至整个社会环境的不协调关系，以取得相对的稳定或平衡；但由于作家群体意识的流动性和矛盾性，在致力于精神结构和审美结构的创造中不时地打破既成的稳定态和平衡态，以推动文学流派的分化、组合、解构和建构，达到新的平衡。可见，探索文学流派的运行机制，选取作家群的行为模式和主体意识两个视角进行深入考察，是会发现一些与特定社会集团和历史条件联系着的且又具有文学流派自身功能结构特点的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历史是结构过程的客体，文学流派演变的历史就是旧结构的解构和新结构的建构的客体，而这个结构过程并不是杂乱无序的，它既有作家群体意识的导向又有它自身的演变规律，这就使文学流派的历史形成一个不断转换的连续性的客体，因而在我们从横向轴上探索了文学流派运行机制之后势所必然地应在历史轴上研究文学流派的未来发展趋向。预测文学流派未来的专利权应属于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它对文学流派的预测是建立在对文学历史发展趋势深刻了解的基础之上，而关于现时趋势的信息用于社会预见和对策也是文学事业发展的要素，这不仅仅是解释过去，而且是科学地预见未来和勇敢地使之实现的实践活动。在马克思看来，人是脱离自然状态的类的存在物，其能动性是作为天赋、才能和欲望存在于人自身，人不仅个体或群体都可以在能动地创造世界中得到全面发展，而且由人按照美的规律建构的社会也会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人类永远追求的美好境界，是包括文学流派在内的文学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作家群体大多是人类的精英，往往代表着人类遵循美的规律创造艺术世界的先锋意识或超前意识，因而导致他们以能动性和创造性所建构的文学宝塔或群体审美结构，显示着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向。
三
当我们以文学社会学的中层环节方法从竖向轴、横向轴和历史轴这三维度对文学流派进行了主体研究之后，还要运用社会学的具体方法，以深化文学流派的研究。现择其要者略论之：
文学流派的研究方法应采取历时和共时性相结合的社会学方法，也就是把历史的深度与广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将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融为一体。因而它要求把文学流派置于历史的历时性演变与共时性联结交叉的坐标点上，予以综合的考察和分析。正如上述我所指出的，历史是结构过程的客体，如果将其纳入学术研究的视野，那就“存在着一种解释各种转换和连续性的不连续性，也存在着单独即可解释共时性的历时性方面，以及一个只有在历时的过程中才能被理解的共时方面。因而，很明显，共时的方面在最大程度上是人们进行研究开端的特殊手段。但这也是相对的。如果特殊地把它置于一种更为基本的方式中，反对历时方面，以及主体的调查研究，或把历时的方面限制于一种仅为转换的描述方面，那么，永远也不会懂得后者是怎样提出来的，并且究竟谁会对它们负责”。[（9）]所以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只有把历时性与共时性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来研究和探索有意义的文学流派这一群体审美结构。从共时性的联结汇融来说，文学流派是相异文化的互相冲撞和相似文化互相交融的过程，而文学历时性演变的文化传统则是共时性联结的基础，前者可以调解或缩短中外文学流派的空间差，并成为文学流派发展在历时上突破、转换、更新的文化源；后者可以调节或缩小中外文学流派的时间差，并决定文学流派的生存价值。文学流派的历时性的演变应包含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汲取、扬弃与继承。特别通过学习共时性的中外文化交流汇融所形成的新的美学意识与价值标准，对不断流动的传统文化予以改制和充实、补助和增殖，使其纵横交错继往开来的文化生命系统成为文学流派嬗变消长的真正母体，这样不同审美取向和艺术风格的文学流派便可以从她身上选取吸吮不同的营养乳汁。文学流派研究把历史的纵向发展与横向联结起来的交叉透视，固然文学流派与传统文化的历时性承续关系耐人寻味，但是它在共时性上的诸种文化的联结交汇的复杂关系更富有深蕴的内涵。实际上这是一个整体的网状结构。对一个文学流派的作家群体来说，全面认识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与有选择地借鉴外国文化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双向同构过程：也就是只有正确地认识了丰富复杂的民族文化传统，并以对传统文化反思为基础，才能更好地选择吸取消化外国文化艺术的思想营养；同样也只有进入全人类文化的宽阔宏大的境界，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与其他各民族文化联结起来，才能以新的价值尺度更深刻地理解本民族文化并对其优秀的文化传统予以发扬光大。由此可见，一个文学流派的总体特征及其生命延续过程无不凝聚着历时与共时的双重文化内容，尤其是文学流派的嬗变既是空间的拓展，又是时间上的延伸。随着世界日益一体化所出现的各民族文化大交汇大融合的壮丽景观，越发显示出文学流派的多姿多彩的魅力。
比较研究也是考察文学流派之间异同及其与文学史整体的关系和它本身的艺术风貌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它可以作为文学社会学的具体方法来运用。文学史是一个由许许多多板块结构组合起来的有机整体，而形形色色的不同风格的文学流派则是文学史整体结构中不可缺少的必然存在或块状结构。通过比较研究，一方面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学史整体对每个文学流派的制导和每个文学流派对文学整体的支撑，以及它们之间在动态和静态中所形成的或隐或显的关系；另一方面可以辨识出文学流派之间存在着的矛盾冲突既能使它们意识到必须以自己的优势来强化自我个性追求，不至于被整体文学所淹没，又能使它们互相映照、互相补充或相互融合，以使整个文学生辉增彩。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任务并非仅仅为了给某个文学流派下结论，主要是通过比较研究以再现文学流派从意识到风格的纷争历史过程：或许在纷争中有些流派走向自己的对立面，或许有些不同的流派走到一起来了，形成了文学流派发展中的解构与建构几乎同步进行的态势。即使就某一个文学流派的构成与变化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因为一个文学流派的生命过程内涵极为复杂，甚至变幻莫测。不仅同一文学流派在不同社会环境与文化语境中会有不同命运，就是在同一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中不同文学流派也会有不同的演变过程；虽然一个文学流派的生命过程总有相对稳定的艺术品格为其标帜，在其各个作家之间也有个相似的文化基础，但是它又有自己极不稳定的因素，其变异性是极为明显的，这不仅表现于一个流派中各个作家之间风格的差异性，也表现在各个流派之间于分化中不断融合或调整自我面貌。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我们方可把文学流派的趋同性与变异性梳理得更清楚一些，甚至文学流派变异方式也能揭示出来：即从文学流派中“破门而出”而形成“派中派”，显示出既与母体流派相同的美学特征又有自己独特的艺术风彩；或者文学流派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增加新质而蜕变出新的文学流派；或者以模仿因袭开始并以模仿因袭告终的那种恪守某种政治教条的文学流派。这三种类型的文学流派实际上表现出三种变异方式，比较研究把它们区别得清清楚楚。
文学流派的社会学研究方法是多层次多样式的，而且研究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之法。本文只简略地论述几种，只要我们深入探索下去，不仅可以建构文学流派研究社会学方法论，而且能把文学流派研究推上一个新境界。
注释：
（1）（2）（3）（8）（9）[法]吕西安·戈德曼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46、183、179、45、56页，工人出版社1989年版。
（4）参见拙著《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流派论纲》“导论”部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167页。
（6）参见花建、于沛著《文艺社会学》第3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
（7）恩斯特·卡西尔著《人论》第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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