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子传”书写的现状考察——兼及传记史料的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料论文,传记论文,海子论文,现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早在写于1990年2月的《怀念》一文中，诗人西川就预言：“诗人海子的死将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之一。”①时至今日，围绕海子而生成的“诗歌神话”正以不同的形式广泛流传。即使仅以本文探讨的“海子传”为例，十余种版本也足以证明海子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诗人。为数众多的“海子传”显然对人们了解、研究海子具有重要的意义，并在阅读、传播中成为海子接受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我们逐一翻阅这些传记时，却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或呈现为记述有误、史料不足，或受商业化逻辑的支配，降低了传记本身应有的价值，等等。在此前提下，考察“海子传”书写的现状，必将引出许多新的话题。 从2001年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在南海出版社出版，到2014年两种“海子传”诞生，再到2015年5月《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海子诗传》，作为“多情诗者”书系之一种刚刚推出，十余年间共计出版“海子传”已达13种之多②，其中包括燎原《海子评传》的两个修订本、余徐刚《海子传》的两个版本③。尽管上述版本在具体命名时有“海子传”“海子评传”“海子诗传”“海子故事”的不同提法，但从叙述海子生平，记录海子创作的角度，将其共同视为宽泛意义上的“海子传”是没有问题的。相对于海子辞世时年仅25岁(1964-1989)，距今不过30年的“短暂历史”，“海子传”的出版数量是令人惊叹的。“海子传”的频繁书写、出版，一方面表明海子是一位家喻户晓的诗人，他的故事已成为令人向往的“神话”；另一方面，则深刻反映了消费时代的文化逻辑，在“神话”的背后，往往潜藏着前所未有的商业契机。海子虽可由此称之为被传记书写次数最多的中国当代诗人，但在数量繁多的传记版本背后，传记的“质”究竟如何？同样是一个值得考察的问题。是有关资料的持续发掘，写作理路的不断促新？还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影响着“海子传”的生成？“海子传”的书写已成为一个独特的文学现象，引人深思。 结合“海子传”书写的具体情况，我们可以将现有的“海子传”分为三类，即“史实类”“故事类”及“消费类”。其中，“史实类”包括燎原的《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余徐刚的《诗歌英雄——海子传》、燎原的《海子评传(修订版)》、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余徐刚的《海子传》、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其共同特点为资料搜集较为翔实，可信度高，且分析各具特色，可作为了解、研究海子的重要参考资料。“故事类”包括周玉冰的《海子的诗情人生》、李斯的《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故事》，这两本书在记录海子生平时，在很大程度上采取了“传记小说”“诗人故事”的形式，演绎、拟想成分较多，很多文字不宜作为记述海子生平的依据。“消费类”可包括倾蓝紫的《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海子诗传》、吴韵汐的《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海子诗传》、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江雁的《海子诗传：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以及夏墨的《我的顾城，我的海子》的“后半部分”。五种“海子传”就装帧设计上看，均有明显的畅销书意识。其中，在对比阅读后三部传记时更是不难发现：三本书虽著者不同、书名不同、章节目录不同，但其具体文字内容是完全一致的。从三本传记封底印刷的“推荐媒体”“选题策划”以及“投稿信箱”等信息的相近程度，④人们可以十分清楚地读出其利用海子名声，进行商业赢利的写作目的。 关于“海子传”的书写及历史价值，边建松在其《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的《序言》(2009)中有一段话颇为客观并富有启示意义—— 现在能够找到的海子传有三种，可都不能比较全面地反映海子的心路历程。这对海子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们容易误导一些热爱海子但对海子了解不多的读者。燎原的《海子评传》是现在最有深度的一本，里面很多观点值得人深思，比如文化对海子的影响，这对理解海子是必须进去的门，它常常引起我的深思，并且促使我对海子的写作视野进行重新定位；但此书对海子经历的揭示是不足的。余徐刚的《诗歌英雄》，对海子的童年、少年描写得比较多，给我们许多珍贵而有益的资料；但对海子进入诗歌王国以后的生活写得比较少，这是最可惜的地方。周玉冰的《海子的诗情人生》，以海子和女友交往为线索展开，其间太多地方是虚拟的，犯了传记的大忌。⑤ 边建松这段话标注的写作时间为2009年10月24日，从其后“海子传”的版本成书情况来看，如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2010)、余徐刚的《海子传》(2011)，这段话极有可能对“海子传”的书写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显然，无论是“传记”还是“评传”，都需要撰写者在成书过程中，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搜集、整理、考订与甄别。也许，“传记”偏重叙述生平经历，“评传”偏重评论、研究，会使两者侧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掌握大量第一手材料，实现写作上的“信”与“达”，进而真实、准确地向读者展示传主的生活经历，无疑是作传时应遵循的共同原则。传记在完成后，既可以作为一般读者了解传主生平的重要依据，又可作为研究者参考之用直至成为一类重要的史料，皆源于传记写作的共同原则。就“海子传”目前的书写现状来看，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之所以成为众多“海子传”中最出色的一本，燎原的《海子评传》之所以反复修订，堪当“被公认为二十年来解读海子的经典之作”⑥，皆与两者总结了以往的写作经验，关注最新发现的材料，不断修正自己的观点有关。相比较而言，那些徒具形式，满是臆想的“海子传”，不仅毫无历史意义和价值，还会在误导读者的同时损伤了海子的形象。 西川曾在《海子评传》“首版序言”中提醒那些“为自己的冲动、狂想、开悟、心得作传而并不真想为海子作传的人”⑦，但这似乎并未影响“海子传”在新世纪之后的迅速增长。依据文学市场化的逻辑，“海子传”的书写与“海子传”出版之后的消费本就是两个层面或至少是两个阶段的事情。从第一本“海子传”被作者定位为“一部常销书”，⑧到最近明显将“海子传”定位于一部“畅销书”，是坚守学术立场，还是利用读者热情、捕捉消费心理，“海子传”的书写构成了当下海子经典化过程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们都真实地反映了“海子传”书写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种种面相，因此，分析其出现的必然性及存在的合理性也必将是一个“历史的课题”。 “海子传”现有的成书情况已说明：“海子传”虽数量很多，但整体质量很不平均。如果说海子的挚友、诗人西川的“海子并不需要一部《海子传》或《海子评传》，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为他的诗歌，他因他的诗歌而长存于我们的记忆。是我们需要一部海子的传记，以便使我们自己确信我们就在他的身边”，可作为书写“海子传”的原初目的；而其自认为不是海子合格的“传记作者”，因为对于海子“我无法做到客观”，⑨可作为“海子传”写作经验的一部分，那么，在海子已成“诗歌神话”的前提下，书写一部客观、公正的“海子传”，真实呈现海子短暂而不平凡的一生，正确评价其诗歌创作及独特的“诗人之死”，尤为必要。 为了更为清晰地呈现已有的“海子传”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笔者主要围绕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余徐刚的《海子传》(2011)加以说明。通过阅读、对比这三本有代表性且经过反复修改而成的“海子传”，可知目前“海子传”的进展情况主要包括：(一)海子的生命历程已得到完整地呈现，海子的创作历程与艺术成就已获得较为全面的展示；(二)海子的生日、海子笔名的含义及第一次出现的时间等一系列曾有争议的问题已得以澄清；(三)海子诗歌创作的具体篇目还需要进一步发掘、整理、核实，海子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与称谓还需要进一步确认；(四)海子的恋爱经历、恋爱对象及其与海子诗歌创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仍有诸多“谜团”；等等。 例如，边建松在《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认为“《海子诗全集》说‘收入1983年4—6月的诗十七首’(1079页)，有两个错误。一是数量上……二是写作时间……”；提及“海子的诗是高度浓缩的。一些短诗看上去只有二三十行，但他可能实际写了一两百行。海子诗歌意象的断裂和跳跃感，可能与不断修改有关。现在有很多诗友发现海子的某首诗歌有多种版本，也是这个原因”。⑩燎原在《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认为西川《海子诗全编》中开列的“太阳七部书”应按照作品确切创作时间进行顺序调整的看法，(11)就因涉及海子的诗歌创作、修改现象以及随之而来的篇目问题而值得关注。又如，海子诗歌中大量出现的“麦子”意象曾使其拥有“麦地诗人”的称呼，此外，海子还在阅读、接受过程中有“浪漫主义诗人”“乡土田园诗人”“史诗诗人”“存在主义诗人”(12)等不同称谓，这些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已“验证”了西川在《死亡后记》中所言的“这种草率的归类说明，人们似乎还找不到现成的、恰当的语言来谈论海子，人们似乎还不知道怎样给海子定位”。(13)结合以往的经验，特殊称谓往往可以形象呈现一个诗人最突出的特点或是与其最为人所熟知的作品保持密切的关联，但任何一个称谓又都不可避免地简化诗人的创作。因此，对这些定位进行客观、合理的辨析就成为认识海子诗歌创作，避免人云亦云的重要依据。对于“麦子”“麦地”以及“麦地诗人”，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就通过“有农村痕迹”，只有北方才大面积种麦的事实，得出其笔下的“麦地”与“故乡”，可理解为“广义的人类故乡”(14)的结论，此外，他反对说海子是“青春诗人”，愿意将其称为“文化诗人”和“生命诗人”的看法也值得思考；(15)而余徐刚的《海子传》更是在“‘麦地’与故乡，在海子的玄想中融为一体，并沿着诗经的传统，沿着北方辽阔的大地，比南方‘水稻’更接近于太阳与神性”的基础上，推演出“于是，海子并不满足于把麦地写得越来越小，而是要把它写得越来越大。他追求的是一种广博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与广袤的土地相配，才能盛得下无边的悲伤和美丽”；“于是，海子一厢情愿地要在工业化文明的城市中种植庄稼，要凭借着‘麦子’，维系着心中对美和纯洁的渴望”；“于是，海子在抒发他的故土情怀的时候，常常以一种难以阻挡的悲情来写故乡、写亲人。这时候，‘故乡’已成为一种意象、一种心象”。(16)上述论断对于认识海子的“麦子”“麦地”以及“麦地诗人”的称谓都有一定的启示。再如，三本“海子传”都提到了海子的爱情，并与西川所言的“海子一生爱过4个女孩子，但每一次的结果都是一场灾难，特别是他初恋的女孩子，更与他的全部生命有关”(17)保持一致。但就具体行文来看，四个女孩子在现有的全部“海子传”中都没有用真实姓名，且在结合海子的诗进行推究时，四个人在上述“海子传”中也并不一致。如燎原在《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分别使用了B、S、AP，且认为AP为两个女性；(18)边建松在《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中分别使用了B、S、AP、Y，且与燎原的传记一样，提到了海子在1988年8月于西藏拜会的女诗人H；余徐刚在《海子传》中分别使用了“阿香”(即海子诗中的B)、“小草”(即海子诗中的S)、“苹苹”(即海子诗中的AP)、“姗姗”(即H)。考虑到海子辞世距今较近，四个女孩子暂时使用海子诗中的代名，自有其合理之处，但从作传的角度来看，这样的做法是有失真实、确切之标准的，而由此产生的缺憾，也只有期待进一步地修改、补充以及“海子传”本身的历史化。 “海子传”各版本呈现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对作传者本人特别是其“传前”准备工作提出了要求。在正常情况下，由于传记写作要查询、搜集、核实能够掌握的全部事实，并在进行排序、梳理的同时“夹叙夹议”，故此，其往往比相同的作家研究更耗时、费力。海子去世后，需要整理、辨析的材料很多，这使得“海子传”的书写首先要面对的就是“材料关”。在笔者看来，除了亲见海子诗歌的原始手稿外，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和《海子诗全集》应当是考察海子诗歌的最佳版本；海子好友骆一禾的文章如《海子生涯》《“我考虑真正的史诗”》《关于海子的书信两则》《冲击极限——我心中的海子》，西川的文章如《怀念》《死亡后记》以及苇岸的《怀念海子》(19)、陈陟云的《80年代的北大诗歌，我们生命之中的青春小站》、查曙明的《怀念海子》、查锐的《怀念从何而来》(20)等，或是出自海子生前同学、挚友，或是出自海子亲人的回忆文章是可信度极高的文献资料。除此之外，在“海子传”书写过程中还应当通过海子亲友的访谈搜集、整理、核实相关信息，关注最新的文献。边建松的《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燎原的《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都经过多方考证，才最终确认海子生日为1964年3月24日。至于1999年5月燎原通过与西川交谈，获悉“海子诗歌之路的出发点，最初却始于顾城”。(21)边建松依据西川《海子诗全集》全部收录海子第一本诗集《小站》(1983，原为油印本)，指出海子诗歌与朦胧诗的关系，预言其“已经暗示了海子以后诗歌写作的方向”。(22)诗人西渡通过骆一禾、海子比较，得出有别于以往的“圣书上卷与圣书下卷”(23)的结论，皆属于“新的发现”，为此后的“海子传”书写及海子研究的深入带来了新的信息和思路。 其次，“海子传”的书写应当不断接受海子研究带来的新信息，并与后者形成良性的互动。围绕海子而生的“诗歌神话”显然也是研究界频繁关注的对象。研究者在研究海子的过程中除了会参照已有的传记版本，还会在搜集、整体相关材料的同时，得出新的结论，拓展对海子的认知。以荣光启的《海子诗歌：从〈小站〉出发》一文为例，作者结合“手中这本海子生前油印，有海子本人的笔迹的《小站》”展开的论述，便对理解海子最初的创作有着重要的价值；(24)以刘春的《海子留下的几个问题》一文为例，该文除了继续“《小站》到底收录了几首诗”问题的探讨，与西川、荣光启、边建松等人的结论交相呼应外，其围绕海子之死与“被圈内人批评和伤害”之间关系的探究不仅对认识海子和海子所处的诗歌时代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还在回应部分现有“海子传”记录情况的同时，对“海子传”未来的书写具有启示意义。(25)金松林的《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不仅是一本颇有见地、立论扎实的著作，而且还有诸多新的发现：这本书将海子生前发表的学术论文《从突变理论看国家产生形式和法的作用》全文收录，并以此分析海子的才智和潜质，凸显海子的另一面便可以作为“海子传”书写的重要资料。(26)此外，他结合海子的《诗学：一份提纲》中的“我要说的是，由于丧失了土地，这些现代的漂泊无依的灵魂必须寻找一种代替品”等，以“渴望还乡”分析海子诗中的“流浪”“村庄”“家园”等也颇富见地。这一观点完全可以和余徐刚《海子传》中的论述结合起来。 也许海子已意识到“乡村”“田园”虽然赋予了抒情的基点，但是“贫瘠、荒芜、贫穷”的“故乡”使之无法作为他的“精神家园”，他真正的“精神家园”在“远方”，他只有向着远方“进发”了。海子迷恋远方，多次执着地表示要以“远方”作为精神的归宿，可在他的诗中，“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里只是“更远的远方更加孤独”(《远方》)。这种感觉赋予了“远方”以张力。这使他的“去远方”多少有些固执的意愿，恰如被放逐一样是一种西西弗斯式的受难。(27) 由此可以深化并丰富我们对于海子在1986年以后多次远行和其诗歌中多次出现“流浪”“漂泊”语词和景象的认识。 再次，就具体写作来说，边建松的“我的认识里，首先海子是一个人，一个生活的体验者；其次他是一个诗人，一个诗歌王国里的‘西西弗’。海子现象，对我来说，是一种生命现象。他在二十六年生命里的经历和体验，并且以文字形式展现出的自身生命的璀璨和幽暗，对我们活着的每一个人，都有思考和启发”(28)，可作为传记写作者应当持有的还原真实海子的态度。在“海子传”的书写中，过于崇拜海子或是迷信“海子神话”都会削弱写作应有的客观意识。“海子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神，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朋友。他有优点，也有弱点，甚至有致命的弱点。我想我们应该对死者有一个切合实际的了解，就像我们对自己所做的那样，这是最起码的人道主义”(29)，应当是海子传记与海子研究共同遵循的前提。优秀的“海子传”应当真实记录海子的喜怒哀乐，进而让读者认识海子，了解海子。海子的性格与海子之死仅与海子本人有关，它们可以作为现象进行研究、客观地再现，但不可也不能作为崇拜的“对象”、效仿的“范本”。同样地，对于海子的诗，也应当给予正确的评价，指出其对于中国诗歌史的贡献和在诗歌史上的地位，不能盲目拔高或者过度阐释。 最后，传记写作由于主体已逝，有时需要进行合理的推测与想象。鉴于海子的许多诗都源自切身的感受，而阅读“那些带有自传性质的诗篇”，“我们的确能够发现这样一个海子：单纯、敏锐，富于创造性；同时急躁，易于受到伤害，迷恋于荒凉的泥土”，(30)传记作者确然可以将他的诗作为“进入海子内心的一个门槛”(31)，燎原将海子1989年2月左右集中写下诸多与大海和太平洋相关的诗，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折梅》《拂晓》《太平洋上的贾宝玉》《献给太平洋》《太平洋的献诗》等等，理解为与其初恋女友跨洋越海、远赴异国有关，便很有启发性；(32)而在结合海子性格气质的前提下，边建松在解释海子练习气功时所言的“每一个心性单纯的人，对新鲜事物都具有的一种探求欲”(33)，便比简单指出当时的“气功热”“海子喜欢神秘文化”更深入一些。当然，谈及推测与想象，又必须涉及“度”的把握。边建松曾结合海子朋友孙理波说的“海子诗歌没有那么复杂”证明海子诗歌和生活有一定的“对应关系”(34)，就属于适度的推演。相比较而言，那些过度演绎，靠虚构、主观想象吸引读者的书写就自然而然地走到了“海子传”写作的反面。 一方面是传记写作促进人们对于海子的了解，一方面是海子作品及相关资料的阅读、传播提升广大读者的分辨能力。“海子传”的书写当然还有一定的发掘空间，但在客观上对传记写作者提出了更高的标准。事实上，“海子传”作为记述海子生平、研究海子的重要文献，一直对写作者的学养、态度以及艺术鉴赏力和解读能力有着全方位、综合式的要求。“海子传”是一类与历史关系极为密切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具体呈现时包含多少种，但其核心的价值部分或曰写作标准从来不能降低。唯其如此，“海子传”才能真正成为读者心中期待的“海子传”。 按照史料学的说法，“海子传”属于“同时代的非当事人的记录，是第二层位的文学史料”(35)。它是“‘有意’的史料，或者说是次料，是第二手材料”。它的价值不及作家本人的著作即第一层位的史料高，且在一般情况下大致遵循“第一本最难”“先有传记，后有评传”的逻辑(36)。从目前成书情况来看，“海子传”的书写自有其独特之处。比如，第一本“海子传”是“海子评传”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海子传”，《海子评传》的出现一方面与作者燎原既是诗人，又是研究者的身份有关；另一方面，则在客观上使“海子传”的书写起点颇高，很难实现短时间内的超越。然而，依然有如此多的“海子传”此起彼伏、竞相浮世。“海子传”在过度书写的过程中消耗了自身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即使“海子传”从不是一个固化的过程；“海子传”作为海子“诗歌神话”传播史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结合后现代文化消费语境的背景进行重新定位，而此时“海子传”的史料意义、“为谁写”和“怎样写”以及读者接受等恐怕都会成为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 如果将“海子传”作为海子研究过程中的重要依据，那么，我们必须确定其史料价值。如果将“海子传”作为广大读者阅读的作家传记，那么，我们至少要分辨其真实的价值。所幸的是，优秀的、各具特点的“海子传”已经出现，而人们心目中的海子也“不再需要变化了”，“他在那里，他在这里，无论他完成与否他都完成了。”(37)从研究的角度上说，对比“海子传”书写的现实，也许，我们更需要一部《海子年谱》来获得更多关于海子的信息，弥补传记的不足，但显然，这个同样堪称海子经典化过程的有效组成部分，是将构想交给了未来。 ①(17)(30)西川：《怀念》，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第24页，第22页。 ②13种“海子传”具体包括：1.燎原：《扑向太阳之豹——海子评传》，南海出版社，2001年版；2.余徐刚：《诗歌英雄——海子传》，江苏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3.周玉冰：《海子的诗情人生》，安徽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4.燎原：《海子评传(修订版)》，时代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5.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6.余徐刚：《海子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7.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8.倾蓝紫：《今夜我不关心人类，我只想你：海子诗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年版；9.朱云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10.李斯：《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海子故事》，现代出版社，2014年版；11.江雁：《海子诗传：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时事出版社，2014年版；12.夏墨：《我的顾城，我的海子》(该书的后半部分可作为“海子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4年版；13.吴韵汐：《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海子传》，中国纺织出版社，2015年版。 ③燎原的《扑向大阳之豹——海子评传》2001年出版后，曾出版两个修订本，每次修订都有较大改动。余徐刚的《诗歌英雄——海子传》在2004年出版后，又于2011年出版，名为《海子传》，此版本或许因和2004年的版本名字不同而没有注明是否为“修订本”或是“再版”，但从具体行文来看，它与前者有一些不同之处。在本文中，笔者将其作为两个版本加以统计、考察。 ④指朱云乔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海子传》、江雁的《海子诗传：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夏墨的《我的顾城，我的海子》三部传记，在封底的“强势媒体联袂推荐”栏目中包括“网易读书”“腾讯读书”“搜狐读书”“天涯文学”“豆瓣读书”和“翰林文轩”六种媒体，其中，朱云乔版将“翰林文轩”置于“选题策划”位置。此外，三部传记在封底记录的“投稿邮箱”：hanlinwx@sina.com也基本反映其策划者的一致性。 ⑤(28)(31)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序言》，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第2页，第2页。 ⑥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飘口》，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 ⑦⑨西川：《海子评传》《首版序言》，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⑧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前言》，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⑩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55、103页。 (11)见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第226页。燎原在书中虽依据西川编的《海子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而不是西川编的《海子诗全集》(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但由于《海子诗全集》中“太阳七部书”的顺序与燎原所言的《海子诗全编》中的同一作品顺序一致，故此，依然可以作为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12)关于海子的这些称呼，除可参考现有的“海子传”外，金松林《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的“第三章”，也有详细的论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13)(29)西川：《死亡后记》，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第34-35页。 (14)(15)(33)(34)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37页，第102页，第11页。 (16)余徐刚：《海子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101页。 (18)见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第196-198页。 (19)这些文章可参见崔卫平编：《不死的海子》，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以及张玞编：《骆一禾诗全编》，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版。 (20)这些文章，可参加谭五昌编：《活在珍贵的人间：海子纪念集》，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21)(32)燎原：《海子评传(二次修订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1年版，第68页，第276页。 (22)见边建松：《海子诗传：麦田上的光芒》，55-57页。 (23)见西渡：《壮烈风景：骆一禾论、骆一禾海子比较论》，中国社会出版社，2012年版，第349-353页。 (24)荣光启：《海子诗歌：从〈小站〉出发》，《南方文坛》2009年第5期。 (25)刘春：《海子留下的几个问题》，《南方文坛》2013年第2期。 (26)见金松林的《悲剧与超越——海子诗学新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10页、“附录一”。 (27)余徐刚：《海子传》，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46页。 (35)潘树广等主编：《中国文学史料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1页。 (36)谢泳：《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37)西川：《海子诗全集·出版说明》，作家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