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经济周期理论研究的新进展_经济周期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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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 Theory,以下简称为RBC)是在20世纪70、80年代形成并发展起来的研究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周期的理论。RBC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卡耐基-梅隆大学的Finn Kydland、明尼苏达大学的Edward Prescott、罗彻斯特大学的John Long等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家。其核心思想是较小的技术冲击可以产生较大的经济波动,经济周期是理性个人对实际冲击最优选择的结果,均衡结果是帕累托最优状态,政府干预并不能增进人们的福利水平。

早期的RBC模型被称为标准RBC模型,其假设是完全竞争和理性预期,没有涉及市场失灵、政府干预以及货币冲击等因素。标准RBC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观测到的实际经济波动,但是,标准RBC模型产生的消费和劳动投入的波动性要小于实际数据,尤其是模型表明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利率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procyclical),这与实际数据严重不符。因此,标准RBC模型受到经济学家主要是新凯恩斯学派在模型假设和传导机制方面的猛烈抨击。在20世纪80、90年代,RBC理论针对质疑和抨击予以回应和拓展,在假设前提、模型结论等方面进行修正和完善。例如,许多RBC模型引入了市场失灵、货币冲击及其他外生的需求冲击等,并将其研究方法广泛应用于货币经济学、国际经济学、财政学、劳动经济学、资产定价等领域,成功地构建了一系列模型,从而使RBC理论趋于成熟。本文即阐述RBC理沦在各方面的新进展。

本文认为,两方面因素促进了RBC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发展。首先,RBC研究者不断深化和拓展其理论;其次,经济学家的批评和质疑推动了RBC理论的发展。后者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我们也将沿着后一因素的思路展开论述,在下面各节的论述中,我们首先介绍经济学家对标准RBC理论的批评,然后介绍RBC理论对批评的回应。

一、技术冲击

(一)在技术冲击方面的批评

标准RBC模型用标准的索洛残差(Solow residua1)表示技术进步,用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表示技术冲击,并假设每季度发生标准差为1的技术冲击。然而,在现实中人们很难确定与索洛残差的季度变化相对应的明确的技术进步。许多研究证明,用标准索洛残差的变化度量技术冲击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索洛残差的短期变化并不一定都是由技术冲击造成的,一些非技术冲击因素也会造成索洛残差的变化。Hall(1988)证明,运用一些不可能引起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变量(例如军事支出)也能预测索洛残差。Evans(1992)也证明滞后的货币流通额(monetary aggregates)的价值也有助于预测索洛残差。其次,标准的索洛残差表明技术退步的可能性相当大。据Burnside,Eichenbaum & Rebelo(1996)估计,在美国制造业中,以标准的索洛残差度量的技术退步的概率达37%。第三,标准的索洛残差估计方法忽略了某些能够影响索洛残差的因素,例如劳动力贮藏(labor hoarding)和生产能力利用(capacity utilization)率能够显著地影响索洛残差的估计。经济周期的现实也表明生产能力利用率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Burnside等发现,在制造业中电的消耗量具有顺周期性;Shapiro(1993)也指出在制造业中经济扩张时期存在轮班现象(shift),机器设备被更密集地使用。这表明,在经济扩张期,资本服务的流量较高;在衰退期,资本趋于闲置。但在标准的RBC模型中,将生产函数设为Y=F(K,N),这隐含着资本服务与资本存量成比例的假设。在这一假设下,长期中,资本的供给弹性是无穷大,即在稳态上,只有实际利率决定资本供给量;短期中,资本的供给弹性是0,经济无法改变从上一期获得的资本存量。因此,标准的RBC模型的这一假设与经济周期的现实不符。所以,批评者指出,与索洛残差的变化反映了技术冲击从而导致产出波动这一观点相对应,产出波动可能是由某些影响索洛残差估计的因素造成的。例如,由于受到非技术冲击因素的影响,为了增加产出,当厂商更密集地使用劳动力和资本时,如果假定劳动力和资本的使用强度不变而用标准的方法估计索洛残差时,得到的索洛残差会增加,产出也增加,但这并不是技术冲击造成的。技术冲击是标准RBC模型解释经济波动的源泉,因此,如果真实的技术冲击比用索洛残差的变化估计的技术冲击要小得多,那么RBC模型对经济周期的解释能力也将比校准显示的结果差得多。

(二)RBC理论的回应

RBC研究者首先在标准RBC模型中引入可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并运用两个方法重新度量生产率冲击。拓展的RBC模型具有更强的扩散机制,生产率冲击也表现出更符合现实的性质。

1.引入生产能力利用率。大多数修正的模型假设折旧率δ(·)是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凸的增函数。设Dδ()的弹性为,其中Dδ()表示δ()的梯度。当ξ趋于无穷大时,引入可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的RBC模型将退化为标准RBC模型;当ξ下降时,即在边际上折旧的成本降低时,生产能力利用率的变化造成生产函数对劳动是近似线性的,劳动需求曲线也变得更加平坦,模型的扩散机制增强;当ξ趋于0时,劳动需求曲线将变成水平的直线。因此,可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可以提高RBC模型对冲击的扩散能力。

2.对生产率冲击的重新度量。RBC理论认为可以用两个方法改进对技术冲击的度量。第一个方法是运用可观测的指示指标表示不可观测的变量。例如,工伤事故的发生频率可以作为不可观测的劳动努力程度的指示指标,制造业中电的消耗量可以作为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指示指标。在Burnside,Eichenbaum & Rebelo(1995)的研究中,假设生产能力利用率与电的消耗量成比例,然后利用修正的索洛分解公式计算索洛残差:

分别表示耗电量和修正的索洛残差。他们发现利用该方法得到的生产率冲击的性质更符合实际,如:与产出相比,生产率冲击的增长率的波动性降低了70%;季度数据表明技术退步的概率降到10%,年度数据表明技术退步的概率为0%。第二个方法是运用隐含最优生产能力利用率的模型均衡条件求解生产率残差。利用的最优决策条件将生产函数对数线性化,可得产出、劳动力、资本和生产率残差之间的关系。将有关变量的观测值代入上述关系式,通过迭代过程即可求解不可观测的生产率残差。

3.高替代经济模型。King & Rebelo(1999)将不可分劳动和可变生产能力利用率同时引入RBC模型。不可分劳动和可变生产能力利用率的综合作用使生产要素具有高替代性,因此,这一模型具有很强的扩散机制,同时,该模型也提供了利用最优生产能力利用率度量技术冲击的方法。King & Rebelo校准的结果表明,与标准RBC模型相比,高替代经济模型能更好地拟合实际数据,生产率冲击也表现出更合意的性质。例如,当ξ的赋值小于1/3时,技术退步的可能性将非常低。他们指出,高替代经济的四个机制提高了模型对实际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首先,可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使产出对生产率冲击的反应更具有弹性,这是扩散机制的一个较为温和的直接效应,同时,也使估计的生产率冲击更符合现实。其次,可变的生产能力利用率使劳动力需求更具有弹性。第三,不可分劳动使劳动力供给更具有弹性。因此,当在模型中同时引入不可分劳动和可变生产能力利用率时,较小的生产率冲击就可以提高劳动力需求,并引致劳动力供给的巨大增加。第四,效用函数中消费和闲暇的不可分性使消费具有更大的波动性,也提高了模型对数据的拟合程度。

二、劳动力市场

(一)在劳动力市场方面的批评

首先,在标准RBC模型中,就业的波动来自于不同时期对劳动激励的变化,因此,模型要求具有较高的劳动力供给跨期替代弹性以扩大技术冲击的波动性。然而,微观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劳动力跨期替代弹性并不高。Ball(1990)的研究比较具有代表性。他将以面板数据为单位(panel data set)的工人分为两组,调查结果表明,一组认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决策受到工作的可获得性(availability)或工作时间的约束;另一组认为他们的劳动力供给决策不受约束。他设计了一个劳动力供给的波动由每一组工人的跨期最优化决定的模型。模型的预测结果表明,对于劳动供给决策不受约束的工人来说,估计的对于暂时性工资变化的劳动力供给弹性很低,这与对工人的调查结果一致。因此,Ball的研究表明劳动力总供给的波动基本上不是由跨期替代造成的。

其次,在标准RBC模型中,劳动时间的总体变化是由内涵边界(intensive margin)即人均劳动时间的改变造成的,然而,美国的实际数据却表明,外延边界(extensive margin)即个人就业或失业的替代才是造成劳动时间总体变化的真正原因。

再次,在波动过程中,模型经济中的劳动缺乏与现实数据密切地对应性。RBC模型预测劳动投入和其平均产出具有很高的正相关性,这与实际数据不符。实际数据显示工作时间与技术冲击负相关。例如,Gali(1999)应用VAR(Vector Autoregression)方法发现技术冲击实际上减少了总体经济的投入使用。Gali是从需求面解释生产率和工作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的。他认为,当生产率提高时,名义僵硬性造成名义总需求不能立即增加,因此,厂商能够以较少的劳动投入满足总需求。他还指出,能够产生经济波动的是需求冲击。当出现正的需求冲击时,产出和工作时间呈现驼峰型上升的形式,生产率暂时提高,这都与经济周期的典型经验事实一致。Basu,Kimball & Fernald(1999)通过估计具有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代表变量的Hall-style回归,也得出工作时间与技术冲击负相关的结论。

(二)RBC理论的回应

针对对劳动力供给的批评,RBC理论的研究者指出,并不是所有的RBC模型都需要很高的劳动力跨期替代弹性,如Greenwood,Hercowitz & Huffman(1988)的模型,就假设劳动力跨期替代弹性为0。RBC理论已经建立了一系列能够产生相对较高的劳动力供给弹性的模型。

RBC模型的拓展集中于劳动力总供给的外延边界这一问题上。拓展的RBC模型要求参加工作具有固定成本(fixed costs)或技术具有其他的性质,以便使个人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具有非凸性。有两种方法可以将外延边界引入RBC分析。第一种方法是假定个人对工作的保留价格存在异质性,这可能是由工作的固定成本不同造成的,例如,去工作的途中花费的时间不同。这是劳动经济学的一种传统方法,由Cho & Rogerson(1988)、Cho & Cooley(1994)引入RBC模型。第二种方法是假定个体是同质的,但他们就每期配置一些个体就业而让其余个体失业达成一个有效率的契约。Hansen(1985)将其应用于经济周期模型,Rogerson(1988)对其进一步发展,提出了不可分劳动力模型(indivisible labor model),Rogerson & Wright(1988)又将不可分劳动力模型中的偏好推广为不可分(nonseparable)形式。这两种方法的共同特点是假设存在一个代表性替身当事人(stand-in representative agent),与其替代的标准RBC模型中的个体当事人(underlying individual agent)相比,他的偏好会表现出更大的劳动力跨期替代弹性。

为了得到技术冲击与工作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Francis & Ramey(2001)修正了标准的RBC模型,建立了两个同时具有弹性价格和技术冲击工作时间负相关特征的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一个模型在消费中引入习惯形成(habit formation),在投资中引入调整成本(adjustment cost)。另一个模型将短期生产函数假设为里昂惕夫型,并假设发生劳动力节约型技术冲击。这两个修正的RBC模型都可以产生技术冲击和工作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

Halevy & Nason(2002)则在RBC模型中引入工作轮班(shiftwork),以解释技术冲击和工作时间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模型假设存在常规班(regular shift)和小夜班(swing shift),并假定小夜班工作的效用损失大于常规班。模型表明,小夜班可以将相对较小的技术冲击放大成巨大的总量波动,小夜班中的就业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并且波动幅度比经济周期大得多。模型通过使用Kalman筛选法,运用最大似然法估计得到的全要素生产率的点估计值和标准差比其他文献中的相应结果都要低,具有轮班的技术使经济波动对生产能力利用率的依赖性降低,但生产能力利用率在解释资本积累和折旧的动态变化方面仍具有重要作用。他们运用Gali(1999)的识别条件得到,生产率的持久性因素与劳动时间的相关系数为正,生产率的暂时性因素与劳动时间的相关系数为负,因此,以劳动市场否定RBC理论是毫无根据的。

三、波动源泉

(一)对波动源泉的批评

标准RBC模型沿用了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模型的假设,即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外部性、完全信息、厂商和个体的同质性,并采用了理性预期假说,因此,在标准RBC模型中,货币是中性的。模型并没有引入货币,得到的结论是实际冲击而非货币冲击造成了经济波动。然而,标准RBC模型的假设与经济现实相差甚远。正如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强调的,现实中的劳动力、信贷和产品市场远远不符合标准RBC模型的假设,大量实证研究表明货币冲击对实际变量具有重要影响,因此,货币是非中性的,这意味着标准RBC模型忽略了产出波动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同时,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指出货币扰动的实际影响基于名义价格或工资的不完全调整,这表明其他冲击如政府购买的变化也是经济波动的源泉,因此,技术冲击并不是经济波动的惟一源泉。所以,如果货币具有很强的非中性,那么标准RBC模型的许多重要特性和结论就需要抛弃或修正。

(二)RBC理论的回应

拓展的RBC模型通过事先现金约束(cash-in-advance constraint)将货币引入模型,也有许多模型强调有限参与(limited participation),但这些模型表明,货币冲击对经济波动具有较小的作用。因此,RBC理论认为,从定量的角度分析,作为经济波动源泉,技术冲击比货币冲击更重要。许多模型也将名义刚性(nominal rigidities)引入RBC的分析框架,但这些模型对经济波动的解释能力要逊于标准的RBC模型。

RBC模型的另一个重要扩展是引入扭曲性税收和政府购买。当只引入按比例税率征收的产出税(相当于以相同的税率对资本和劳动征税)时,即分别是第t期的税收总额和税率,假设生产函数为,其中,0<α<1。从个体当事人的角度看,1-τ的变化与技术的变化是相似的,即1-τ的变化改变了个体当事人从既定的资本和劳动力投入中获得的产出。因此,对于一个给定的1-τ的动态变化过程,税后产出的波动与不引入税收但服从1-τ的动态变化过程的模型产生的产出波动是相同的。但是,由于政府不能频繁地改变税率,因此,税率变化并不是经济波动源泉的较好选择。当在模型中只引入政府支出冲击时,由于负的财富效应,消费表现出反周期性,因此,政府支出冲击本身并不能产生宏观变量的合乎现实的协动(King & Rebelo,1999)。当在一个模型中同时引入扭曲性税收和政府购买时,Baxter & King(1993)证明,为了暂时增加政府购买而暂时性地增加扭曲性税收时,税收引致的跨期替代激励明显地超过了利率效应,因此,总产出将下降而不是增加。

四、价格水平

(一)对价格顺周期的批评

标准RBC模型校准的结果表明实际工资率和实际利率都具有很强的顺周期性。批评者指出,RBC模型相对价格和绝对价格表现的性质与实际不符。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实际工资率表现为温和的(moderate)顺周期性,实际利率则表现为反周期性(counter-cyclical)。批评者也提到了Mehra & Prescott(1985)早期的发现,即标准RBC模型设定的偏好与资产溢价(equity premium)存在矛盾。批评者还指出,若经济波动是由生产率冲击造成的,则总供给的变化应造成价格水平强烈的反周期,而标准RBG模型的校准结果却表明价格水平是顺周期的。

(二)RBC理论的回应。

许多改进的RBC模型表明,如果放弃厂商和工人之间的现场交易劳动力市场(spot labor market)的假设,而引入允许工资平滑化的(wage smoothing)厂商和工人之间的合同或其他形式的劳动合同,模型对实际工资率的预测就会改善。Christiano & Fisher(1998)证明,偏好的习惯持续性(habit persistence)有助于解释利率反向“先行指标”(leading indicator)的性质,即滞后实际利率与实际产出显著负相关,也就是说高利率倾向于预示坏的经济时期。Boldrin,Christiano & Fisher(1995)证明,在具有两个部门的RBC模型中,偏好的习惯持续性和劳动力的跨部门有限流动性能解释观测到的高于无风险收益率的资产的平均收益规模。目前,对资产溢价与RBC模型一致性的研究仍在继续。Kydland & Prescott(1990)以及Cooley & Ohanian(1991)的研究表明,在大多数时期中,价格水平确实表现出很强的反周期性。

五、结论

RBC理论的渊源在于古典经济学,其构造宏观经济模型的新思路、新方法对现代宏观经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及增长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正如King & Rebelo(1999)指出的,“RBC理论是对宏观经济学的有利的技术冲击”。经过20多年的发展,迄今为止,RBC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波动理论,更是一种分析经济现实的方法,其倡导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已经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分析的基本工具,日益受到经济学家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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