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权债务危机看欧元区的内在稳定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权论文,债务论文,欧元论文,稳定性论文,危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99年欧元正式启动，是欧洲一体化超越国家主权的重大实践。然而，2009年起，欧元区成员国希腊、西班牙、葡萄牙、爱尔兰、意大利先后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引发了人们对欧元区前景的担忧。时至今日，除希腊外，其余几国在欧盟、IMF和欧洲央行的联合救助下，已经通过内部财政紧缩和改革方案，缓解了债务危机，但希腊债务问题却因为政府和民众对国内紧缩方案的抵触而久拖不决。围绕危机的根源、责任应由谁承担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希腊政府和民众甚至提出脱离欧元区的威胁，更是为欧洲一体化进程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针对本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国内外学者从危机的性质、根源、演进和前景等方面进行了较为广泛而深入的讨论①，孙杰认为部分欧元区成员国发生危机的内在原因是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及政策困境，最终的解决方案可能是欧元区财政收支的一体化②；李稻葵等人则认为政府部门改革不力和资本市场的恐慌才是欧债危机的本源，危机最有可能的结局将是催生出一个政治上更为统一、经济财政上更加同步、与英美分歧加大的欧洲大陆③。在政策层面，欧盟在反思体制设计的同时，进一步推进区域监管措施和财政一体化，并继续东扩，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先后纳入欧元区，由此产生一个重要问题，推进一体化是否便能实现货币同盟的稳定，未来类似的危机是否还会爆发？ 本文将依据货币一体化理论，从区域视角总结影响货币同盟内在稳定性的因素，分析欧元区发展进程中的深层次矛盾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内在联系，探寻实现欧元区长远稳定的政策方案，并借此对货币一体化的理论与政策实践进行全面回顾与反思。 二、货币同盟稳定性的理论分析 (一)影响货币区稳定的三个维度 由Mundell等人创立，Krugman、Frankel和Rose等发展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指出④，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同盟，取决于个体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收益主要来自于产品、资源和要素市场一体化带来的福利增加和改进，而成本则是放弃独立自主货币政策的代价。推而广之，货币同盟在经济上能否稳定发展，取决于维系同盟的成本收益对比，国家间相似性越高，一体化程度越紧密，或区域内部其他应对冲击的机制越灵活，则同盟的净收益越高，货币同盟越稳定。 维系货币同盟稳定性的因素可归纳为三个维度：一是成员国之间政策偏好、经济基本面(如经济结构、竞争力)和面临冲击的对称性或一致性，它决定了各国经济不平衡发展的程度。不平衡程度越低，则统一货币政策的代价越小，调整代价的分配越平衡。一致性的良性发展即为趋同，否则即为发散。二是一体化程度，包括要素和商品流动的一体化(市场一体化)以及货币、汇率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政策一体化)。一体化程度的高低关系到整体损益在国别间的分担。三是各国自身调节机制的灵活性，即工资和物价的灵活调整程度，以及国内政策的空间和余地。各国可借此抵御不对称的经济冲击或不利的联盟政策影响。 上述三个维度并非彼此独立，而是相互影响。首先，经济(市场)一体化的程度可能会改变国家间的对称性。Frankel和Rose⑤指出，如果两者呈现良性互动，即一体化推进各国经济基本面的趋同，那么货币区的标准可能是内生动态演进的，一国即便初始阶段不符合加入货币区的条件，事后也会通过成本收益的动态改变而合格，这也成为积极推进欧元区扩张的主要理论依据。其次，政策和制度一体化程度的提高，会降低各国调节自身经济的政策空间和灵活度，例如货币政策一体化的实施，使各国无法发行自身货币；贸易和竞争政策的统一，将制约各国的劳工、福利、环保等标准的设置；财政政策的统一，将制约各国的政府开支和税收等等。因此，政策一体化所面临的挑战，是当各国逐步让渡自身政策调节手段后，如何实现区域间利益分配的问题。 (二)一体化实现货币区稳定性的两个条件 毋庸置疑，政策和市场一体化的推进，能促进贸易、人员、资源的流动，减少交易成本，带来福利的改善，但对于货币区长期稳定而言，福利或损失在成员间的分配显得更为重要。区域层面，一体化的稳定推进至少需要两个条件：第一，市场一体化提高经济体的相似性，或缓解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减少统一政策成本，使政策影响及福利分配更为平均。第二，政策和制度一体化的推进，在减少各国自身政策调节灵活度的同时，能够提供合理的风险收益补偿机制。 第一个条件探讨一体化进程是否减少成员差异性，但并非货币区稳定的充分条件。正如一国内部推进一体化进程可能会加剧地区不平衡，区域合作同样可能产生内部贸易收支和资本流动不平衡的结果，形成区域二元发展特征。此时区域层面是否存在合理的要素流动和分配补偿机制便显得尤为重要了。一国范围内，往往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实现利益分配，而在货币区内如果存在类似机制，则也能维持货币区的稳定，这也是积极推进财政一体化的依据。当然，如果上述两个条件皆不能满足，那么当成员国面临较大的外部冲击时，那些同核心国差异较大、基本实力较弱的边缘国家将成为货币区中最脆弱的环节，货币区将爆发不稳定危机。 三、欧元区的稳定性与主权债务危机 欧元区自成立起便遭遇普遍质疑，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其不满足最优货币区标准⑥，Eichengreen指出货币政策冲突将导致欧元区的解体⑦，另一些学者则根据欧元区的不平衡特点提出德国、法国、卢森堡、比利时为核心的小团体(核心)和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等外围国双速发展的推进路径⑧。事实表明，欧元区的运行中，无论是制度一体化还是市场一体化进程均呈现出不平衡性，从而导致区域核心与边缘成员之间的差距没有弥合反而进一步加大，欧元区内在不稳定性日益增强，由此爆发了边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 (一)一体化进程同区域平衡发展的矛盾 欧元区一体化进程的失衡，表现为货币一体化进程显著快于其他政策一体化进程，制度一体化进程显著滞后于资本市场一体化进程，欧元区一体化整体呈现跛足发展特征，由此固化了原有的核心-边缘发展格局，加大而不是缩小了区域不平衡程度。 1.货币政策一体化进程远超其他政策一体化程度 欧元区形成了欧洲中央银行和成员国中央银行两级货币政策体制，欧洲中央银行以欧元区价格稳定作为首要目标制定统一的货币政策，确定欧元区统一的政策利率水平，各国中央银行没有独立制定货币政策的权力，只负责具体执行。同时加入欧元区各国使用欧元这一统一货币，各国因此丧失了调节宏观经济的两大政策工具——短期利率水平和汇率。 在财政政策方面，欧元区强调债务标准趋同，但为了保留各国应对冲击的自我调节能力，没有从财政税收制度、预算、开支等结构性方面推进一体化。成员国具有财政决策权，自行发行和管理国债，虽然《增长与稳定公约》设置了财政趋同标准，即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国债规模不得超过GDP的60%，甚至规定了对成员国财政赤字连续三年超标的处罚条款，但实际执行时却并未严格履行，以至于从区域层面对各国财政赤字增长缺乏约束，某种程度放纵了债务累积。 在《马斯特里赫条约》中还规定了其他政策领域如金融监管、市场竞争、结构改革等原则设想，但并未充分展开，例如欧元区的银行和金融监管政策，特别是涉及资本流动、系统性风险的管理方面，更是缺乏区域层面的统筹安排⑨；虽然规定了竞争政策协调，并在欧盟委员会设立了竞争总司，但在市场竞争、价格和工资、环保和劳工标准等各方面都没有统一，从而使得人员、技术的流动并不通畅。就此意义而言，欧元区运行以来，除了货币政策层面上形成了事实的统一外，其他诸多政策和制度的一体化仍发展滞后，人员、要素流动领域内的一体化进展缓慢，从而形成区域调节机制过度依赖于各国财政机制的矛盾。 2.资本市场一体化远超其他市场一体化进程，放大了区域经济的脆弱性 第一，欧元区金融和资本市场迅速实现一体化，加大了资金流入国的脆弱性。统一货币和清除境内资本流动障碍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和金融市场一体化，不仅短期利率迅速趋同(2009年危机爆发前，欧元区16国金融市场的月度短期利率水平差距不超过0.02个基点)，而且1999年加入欧元区后各国长期国债收益率利差迅速缩小，希腊的国债收益利差迅速从154个基点下降到2006年不到30个基点，其他国家如爱尔兰、意大利、西班牙等的融资成本也受益于整个区域利率的下降，下降了80-100个基点。由于经济发展程度不同，南欧国家拥有较高的潜在收益率水平，从而吸引了资金大量流入，刺激了这些国家的信贷、房地产和资产价格的上升，并引发上述国家外债积累和国际投资头寸的恶化。 第二，贸易一体化进程固化了区域内部国际收支失衡。欧元区成立以来，区内贸易虽然出现增长，但规模未能符合预期⑩，相反，由于低收入国家名义工资和物价水平迅速向核心国家靠拢，而不能依靠汇率调节，使上述国家的贸易竞争力和贸易条件相对核心国家恶化(见表1)，南欧国家单位劳动成本普遍上升幅度超过40%，经济增长乏力，加大了区内贸易失衡程度，表现为德国、芬兰等国经常账户顺差的增加，以及小型经济体如希腊、葡萄牙、西班牙整体赤字规模的扩大(见表2)，形成了竞争力下降—贸易逆差增加—外债增加的恶性循环。从外债占GDP的比重看，2007年希腊(146%)、爱尔兰(873.5%)、葡萄牙(209%)、西班牙(159%)、意大利(120%)，远远超过国际平均水平，而同一时期日本和美国的外债分别为96%和41%。
3.失衡的一体化进程固化了欧元区原有的核心—边缘双速发展结构 货币金融市场一体化和各项名义变量(工资、利率、资产价格等)迅速收敛，而各国结构性变量如技术、人口和市场弹性等很难短期内趋同，导致内部差异加大。 第一，以希腊为代表的边缘国家相对核心国家经历了快速发展，经济发展不对称性加大。一体化红利以降低融资成本、汇率风险消失、资本涌入增加投资等方式，作用于低收入国家，希腊、葡萄牙、西班牙、爱尔兰等国投资、住房贷款规模迅速上升，2006年上述国家投资水平较1999年增长了一倍，房贷规模上涨超过两倍，房价涨幅超过80%；与此同时，核心国的投资并未明显增长，房价和房贷规模也仅温和上涨了30%左右，边缘成员的平均GDP增速也超过核心国2个百分点(11)。 第二，区域内部冲击的不对称性加大。近年来，针对一体化对经济周期和冲击对称性的研究证实了一体化并没有促进核心—外围国家的融合，反而加大了区域的不平衡。Pentecote等(12)指出，贸易一体化增加了区域成员经济周期的不同步性，Cavallo和Ribba(13)证实，欧元区运行10多年，从经济周期同步性看，仍划分为以德国、法国为首的核心区和以希腊、爱尔兰、葡萄牙为代表的外围国家。 由此可见，欧元区贸易和金融一体化的快速发展，使南欧各国经常账户赤字持续增长，资本加速流入，但其他领域一体化的滞后使得市场层面只能依靠资本流动来调节不平衡，加剧了边缘国的债务累积和经济的脆弱性。 (二)区域风险分担机制缺失，各国内在调整机制不畅，使财政调节成为唯一手段 1.欧元区整体层面上货币政策机制存在缺陷，不利于区域风险分担 这种缺陷体现为货币政策的大国主导特征以及最后贷款人机制的缺失。欧元区为欧盟—成员国两级中央银行体制，整体货币政策由欧洲中央银行的管理委员会负责，包括成员国央行行长、欧洲央行正副行长和另外四个执行董事，一人一票，通常是简单多数原则。实际运行中，由于基本决策是参照区域整体宏观经济指标(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制定，规模较大的国家具有显著影响，例如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对欧元区指标的权重影响超过60%，也使得统一的货币政策工具(主要是利率调节)难以针对各国具体问题进行灵活调整。在局部国家如希腊、爱尔兰等出现经济过热时不能借助利率调整缓解过热，从而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不仅如此，欧元区在设立初期，为防范成员国的道德风险，规定欧洲央行不得购买成员国发行的国债，也未设置金融稳定与救援机制，使其最后贷款人职能缺失，一旦危机发生很难进行快速反应，使得市场面对不确定性时加剧了恐慌(14)。 因此，欧元区不仅存在统一的货币与各自为政的财政政策的矛盾，而且还存在核心国家同边缘国家货币政策诉求的矛盾，动摇了其自身稳定性的基础，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缺失无疑成为危机期间信心不足的来源(15)。 2.各国自身调节机制欠缺，加大了对财政政策的依赖程度和负担 从各国自身应对经济变化的调节机制来看，结构性缺陷使得财政政策成为各国主要的调节手段，财政负担也因此增加。工会力量强大、较高的福利制度等等，导致劳动力市场普遍缺乏弹性，由于不能通过汇率贬值或工资调整来恢复竞争力，也无法通过人员自由流动输出/输入劳动力，使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失业持续增加，政府收入下降的同时财政支出大幅增长，从而加剧了财政负担(见表3)，加之区域层面并没有对债务规模的约束，使债务规模迅速恶化，反映了欧元区整体调节机制欠缺的内在根源。近两年来，除德国、爱尔兰外，各国债务/GDP的比重仍有继续恶化的态势，债务风险并未远离。
综上，从货币区稳定的第二个条件来看，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前，欧元区没有形成合理的区域风险分担机制，而各国自身劳动力市场、竞争市场的调整机制不畅通，直接使得各国面对经济不景气时高度依赖财政政策，造成了欧元区整体财政赤字超标的后果。 (三)从区域视角对主权债务危机的解读 1.欧元区体系存在内在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 欧元正式运行以来，由于重视货币一体化而忽视其他政策的一体化，成员国内部结构改革不力，使区域发展不平衡整体加剧。短期内，资本和贸易流动的确能够带来低收入国家融资成本下降、消费和投资增长繁荣等现象，但是区域整体资本流动和金融监管缺位，统一货币政策无法针对局部国家的失衡及时进行调整，而统一监管缺失更加剧了危机国的信贷扩张和泡沫膨胀，加之一体化带来的名义工资、物价迅速趋同，削弱了这些国家的竞争力，导致其贸易收支持续恶化，对外债务也出现累积，存在内在的不稳定性。 2.2008年金融危机促发了区域内的不对称冲击和调整 当全球金融危机导致资本流动逆转时，前期依靠资本流入实现繁荣增长的国家面临资本外流的外部压力，难以依靠独立的利率和汇率进行调整，缺乏弹性的国内劳动力市场使得就业出现困难，银行体系(爱尔兰)或公共部门债务杠杆由此迅速扩张，陷入债务累积和资本外逃的双重困境，最终爆发危机。由于区域层面缺乏危机救援机制，危机久拖不决，最终使得国际收支危机、政府债务危机演变为国家经济、政治的全面危机。 从货币区实现稳定的两个条件来看，正是因为“一体化促进趋同”的条件没有满足，导致各国发展不平衡加大，而区域层面和各国自身调节风险机制不完善，从根本上动摇了货币区的稳定性。毫无疑问，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经济脆弱、缺乏调整弹性或与核心国结构差异较大的国家，即便能在早期获得一体化红利，但长期来看，如果缺乏区域调整机制，则易于在货币同盟中受损，如果不进行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欧元区的内在不稳定性将长期存在。 四、增强欧元区的稳定性：途径与方向 从历史视角来看，主权债务危机可以通过自救、债务减免以及获取新的融资来源得到化解，但是欧元区内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将始终存在，经济、财政、政治一体化的步调不一致将始终贯穿于欧元区乃至整个欧盟的发展进程中，稳定欧元区任重道远。 (一)建立完善的危机救援机制是实现短期稳定的现实选择 为应对最后贷款人缺失的困境，2010年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之后，欧盟与IMF发起成立了价值7500亿欧元、为期3年的欧洲金融稳定基金(EFSF)，并于2013年成立了永久性的欧洲金融稳定机制(ESM)，以便在成员国出现金融困境的时候，提供流动性支持。为了减少道德风险，ESM规定严格的条件性，即受援国整顿财政，强化国内银行体系，实施结构性改革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改革。欧洲央行也获得了紧急情况下通过一级市场和二级市场购买成员国国债的特别权限，从而为欧元区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危机救援机制。 然而，危机救援机制本身只是事后补救措施，能否彻底解决债务危机，必须要解决两个问题，即能否改变欧元区的不平衡现状以及能否改革财政政策各自为政的现状，而这意味着欧元区需要彻底的结构性改革和全面的一体化。 (二)推进其他政策领域特别是金融监管与财政的一体化 危机过后，欧盟着力推进其他政策领域的一体化建设，重点是金融监管和财政一体化。欧盟对金融稳定框架进行了全面改革，并在欧洲系统性风险委员会下设欧盟银行管理局、欧盟证券与市场管理局，以及欧盟保险及职业年金管理局。此外，针对市场投机行为引入金融交易税，进一步遏制了投机行为。虽然上述机构目前只是指导和协调机构，不具备执法权威性，但毕竟开启了统一监管之路。针对统一货币政策同独立财政政策的矛盾，很多学者和欧盟官员指出财政一体化势在必行。正如单一主权国家内部通过财政税收和转移支付方式调节内部失衡矛盾一样，欧元区需要推动彻底的财政一体化，包括财政政策协调、成员国实现财政收支的统一调配，对经济困难国家实现财政援助，而这无疑需要更大的主权让渡，最终演变为事实上的经济联邦制或政治一体化(16)。2012年3月，25个欧盟成员国领导人签署了《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稳定、协调和治理公约》，即财政契约，首次赋予了欧洲法院判定一国是否遵守财政纪律的权力，重申了财政纪律和惩罚机制，开启了欧元区财政一体化的道路。 理论上财政一体化有助于提供可信赖的预算机制，提高财政约束，建立良好的财政转移支付和风险分担机制，然而现实中，更深入的财政一体化势必要求财政支付、税收、养老和公务员系统等的调整和相应改革。欧元区国家说着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习俗，公民效忠于各自的祖国而非共同市场或“欧洲”这个概念。一旦涉及更为现实的利益分配(如税收、转移支付、政府开支分配)，并更深入地触及各成员的政治主权，必然会面临空前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阻力，其前景并不乐观。 (三)通过结构改革提高成员国自身调节机制的灵活性 改革的主要领域包括强化财政纪律，提升劳动力市场弹性，削减公务员福利和改进工资机制等，与此同时南欧和东欧的司法体制也需要相应的变革，以提高投资的效率和自身抗风险的能力。然而，改革的推进步伐往往受制于众多文化、社会、宗教乃至法律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工资、物价的不灵活性以及高福利特征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因此结构性调整的道路也是漫长的。 (四)对希腊债务危机和欧元区前景的展望 希腊债务危机不仅是希腊一国的问题，更是整个货币同盟政治、经济矛盾的缩影。当前来看，希腊债务危机的解决无外乎两条路径：一是希腊接受紧缩方案，保留在欧元区内部，进行国内结构改革和调整，而欧盟与IMF共同努力，减缓其债务偿还压力，实现其债务可持续发展，这条路径已经被爱尔兰、西班牙等国家证明是可行的；二是希腊主动或被动退出欧元区，然而，从欧元区设计方案和制度安排来看，并未设置驱逐成员国的相关条款。从德国、法国等核心国的政治考虑来看，在欧元区遭遇重大挑战，公民联盟认同感下降之际，“希腊退欧”无疑会极大地打击欧元区信心。就希腊而言，主动退出欧元区，重启本币“德拉马克”，不仅意味着短期内对债务的违约，币值相对欧元出现大规模贬值，也会因为丧失国际借款能力而招致经济进一步紧缩甚至崩溃的灾难性后果，这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因此，可以预见，希腊债务危机迟早会同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一样，通过紧缩方案和救援计划的实施得以解决。 但是，欧元区作为整体，其内在不稳定性却将长期存在，未来随着扩张还可能进一步加剧。尽管满足名义趋同条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先后成为欧元区的新成员，但这些新成员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竞争力方面同核心国家的差异更为巨大，其在文化、政治制度的融合性更低于南欧国家，在获得一体化的短期红利之后，上述国家能否平稳实现经济结构性调整和融合，是对欧元区的又一次考验。最近半年，针对难民危机，各国移民政策、福利政策上的分歧将进一步凸现，“统一的欧洲观念”正面临考验，更是加剧了一体化的难度。欧元区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将长期客观存在，各国的结构性调整不能在短期内一蹴而就，区域财政一体化更是阻力重重，因此，类似的危机在未来仍可能会爆发。 五、对一体化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是欧元正式流通以来，欧洲面临的第一次大规模危机，反映了欧元区一体化进程的制度缺陷，是货币同盟中核心—外围国由于经济和政策差异产生的内在矛盾的爆发。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带来的教训是深远的，也令我们重新审视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和政策含义。 第一，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必须尊重客观经济现实，特别需要关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平衡性。虽然推动一体化的政治意愿不可或缺，但经济上的利益才是同盟能否持久稳定的决定性因素。经济差异较大的国家之间进行一体化，如果不能降低差异或通过制度、政策安排对国家间的不平衡进行充分调整，其面对冲击时的经济代价将是高昂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便是一个例证。因此，在经济发展程度相近、基础结构比较类似的国家之间进行货币一体化，设置严格的初始门槛条件并依照执行，是维持货币同盟稳定性的第一道防线。这也是欧盟东扩时必须要警惕的现实，不能因为快速扩张的政治意愿而忽视经济差异。不仅如此，欧元区的发展经验表明，由于实际变量调整滞后于名义变量，一体化很可能加大而不是缩小成员国的差异，固化原有的不平衡格局，因此仅仅关注初始指标的达标还是不够的，关注重点应放在经济结构和内在机制的平衡发展上。 第二，区域内部合理的风险(利益)分配机制对维持同盟的稳定性至关重要。在不对称的货币同盟中，存在核心-边缘国发展的不平衡和利益分担矛盾，通过强有力的财政集权手段实现利益的再分配是必要的。由于小国在影响联盟政策上具有先天的劣势，除非能够同核心成员保持高度的经济一致性或一体化程度(例如卢森堡、比利时同德国之间的经济发展高度趋同)，否则在面对特定冲击时，必然将承担相对自身规模而言更高的调整成本。因此，设置货币和财政决策机制时，需要充分考虑到政策调整的不平衡效应，设计对这些国家的补偿和救援机制，以维持同盟的稳定，但同时也应该防范由此产生的道德风险。 第三，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具有阶段性和反复性，并非不可逆转。纵观欧盟发展历程，从最初的煤钢共同体，到欧洲汇率机制，再到统一市场和统一货币，期间经历了两次大规模危机，即1992年的欧洲货币机制(EMS)危机以及此次的主权债务危机。两次危机的深层次因素是一致的，即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对汇率和货币制度带来挑战。由此可见，无论是固定汇率机制还是统一的货币制度，无论出现问题的国家是大国还是小国，如果货币区稳定的两个条件均不能满足，那么危机迟早会爆发。虽然欧盟正在向财政一体化和政治一体化方向迈进，但这一进程并不乐观，必将遭致更大的政治、文化和社会阻力。更进一步，即便是实现了完全的政治一体化(统一国家、统一财政、统一货币)也不能彻底解决内部失衡和调整问题。大国的兴衰和分裂史告诉我们，远至波斯、罗马，近至英联邦帝国或苏联，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内部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也将面临分崩离析的结果。因此，与其将希望寄托于财政和政治一体化这个遥不可及的目标，不如减缓扩张步伐，在深化结构改革、加强市场一体化方面持续努力，在经济上形成足够密切的一体化联系，在政治上形成兴衰与共的利益分享机制，才是维持货币区稳定最为现实的选择。 毫无疑问，欧盟目前已进入一体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成员国的主权债务危机在区域危机救援机制之下可以短期内消除，欧盟和欧元区成员也从危机中吸取了教训，但是欧元区一体化进程中“统一货币、不统一制度”的特征无疑将长期存在，内部发展不平衡也将是长期的客观现实。欧元区经济一体化的路程漫长曲折，并不乐观。 ①参见William R.Cline,Managing the Euro Area Debt Crisis,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14年对国际研究的概述，以及徐明棋：《欧债危机的理论评述与观点辨析》，《国际金融研究》2013年第6期的观点评述。 ②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 ③李稻葵、吴舒钰、冯明、徐欣：《论欧债危机的最终结局及中国的战略应对》，《经济学动态》2013年第12期。 ④万志宏：《东亚货币合作的经济基础——最优货币区视角的解读》第二章，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4年。 ⑤Frankel J.and Rose A.,"The Endogeneity of the Optimum Currency Area Criteria," The Economic Journal,Vol.108,No.449,1998,pp.1009-1025. ⑥Jonung L.,Drea E.,"It Can't Happen,It's a Bad Idea,It Won't Last:U.S.Economists on the EMU and the Euro,1989-2002," Economic Journal Watch,Vol.7,No.1,2010. ⑦Eichengreen B.,"The Breakup of the Euro Area,"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WP13393,2007. ⑧Jean-Jacques Rey,"Pros and Cons of a Two-speed Monetary Integration," in Age F.P.Bakker,Henk Boot,Olaf Sleijpen,Wim Vanthoor(eds),Monetary Stability through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Springer Netherlands,1994,pp.31-43. ⑨Altman R.,"European Debt Crisis Only at Halftime," Money News,2012-10-11. ⑩Frankel J.,"The Estimated Effects of the Euro on Trade:Why Are They Below Those from Historical Monetary Unions among Smaller Countries?" In Alesina A.& Giavazzi F.(Eds),Europe and the Eur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pp.169-212. (11)Brzoza-Brzezina,Marcin Kolasa,Krzysztof Makarski,"Macroprudential Policy and Imbalances in the Euro Are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51,2015,pp.137-154. (12)
J.-S.& Poutineau J.-C.& Rondeau F.,"Trade Integration and Business Cycle Synchronization in the EMU:The Negative Effect of New Trade Flows," Open Economies Review,Vol.26,No.1,2015,pp.61-79. (13)Cavallo A.& Ribba A.,"Common Macroeconomic Shocks and Business Cycle Fluctuations in Euro Area Countries,"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38,2015,pp.377-392. (14)徐明棋：《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与欧洲中央银行体制缺陷》，《社会科学》2012年第1期。 (15)Nowotny E.,"European Monetary Union:Lessons from the Debt Crisis," Opening Remarks at Conference on European Monetary Union:Lessons from the Debt Crisis Organized by Central Bank of Austria,Vienna,10 May,2012. (16)孙杰：《主权债务危机与欧元区的不对称性》，《欧洲研究》201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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