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交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再学邓小平外交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想论文,历史性论文,外交论文,中国外交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今年是邓小平诞辰100周年，全国人民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怀念这位世纪伟人。邓小平把自己的一生融入中国人民革命事业之中，七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他始终与祖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正如邓小平自己所说：“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在革命实践中逐渐成为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杰出领袖，他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不朽功勋永远铭记在人民心中。他的思想、理论，他的品格，风范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鼓舞和指引着全国人民奋勇前进。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面临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斗争，老一辈革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提出了许多闪光的外交战略思想和斗争原则。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以独立自强的崭新态势活跃在国际舞台上，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创建了完整的中国外交思想科学体系，实现中国外交思想史上的首次飞跃。邓小平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设计者和参与者之一。进入80年代，邓小平作为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中国外交的决策者，他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立足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开展当代中国外交时，坚定地继承并开创性地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了充满时代精神的邓小平外交思想，实现了中国外交思想的又一次历史性飞跃。邓小平外交思想博大精深，本文仅从如下几个方面阐述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对当今时代特征的“新的科学判断”
马克思主义历来重视对时代、时代特征的研究，认为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判断是共产党人制定正确的国内、国际战略和政策的理论基础。列宁曾明确指出：“只有在这种基础上，即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况），我们才能够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我们才能以此为根据来估计这国或那国的更详细的特点。”[1]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革命导师们在深刻分析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基础上，对不同时代及其特征有精辟的理论阐述。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现今这个时代，即资产阶级时代”，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全面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的基本特征。20世纪初，列宁提出资本主义时代已经进入帝国主义时代的新判断，并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文中，详尽论述了帝国主义时代的五大基本特征。20世纪40年代，当时空前规模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全面爆发，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提出了“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时代”这一新的时代理论，强调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2]。正确的革命理论，指引革命事业不断向前发展。从19世纪中叶起，欧洲工人运动蓬勃兴起；十月革命在俄国取得胜利；中国和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时间上看，过去一百多年里每隔四五十年，马克思主义对时代及其特征就有一次新的判断，从而指引世界形势不断向有利于人民利益的方向发展。这可能是一种时间上的巧合，但是历史经验表明，时代特征是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变化的，正确而适时地把握这种变化，并作出新的科学判断是引导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时刻关注历史的变化，善于和敢于用“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3]
从二次大战到80年代，人类又经历了四五十年巨变，出现了许多人们始料未及的新情况、新问题。恩格斯著名的“合力论”强调，历史是“合力”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4]二战以后，世界形势五彩缤纷、眼花缭乱。一方面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全球经济快速发展。世界人民日益觉醒，民主进步的潮流不可阻挡。二战的胜利、民族解放运动高涨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当今世界再也不是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也不是少数几个霸权主义能够主宰一切的世界。另一方面，世界上各种力量的内在矛盾和相互间的冲突，每时每刻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变化。比如，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竞走上霸权主义歧途，导致苏联解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遭受二次大战失败和殖民体系彻底崩溃的沉重打击以后，被迫进行自我调节。尽管其固有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但是却出现了某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广大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等等。世界总体形势既不是战争乌云密布、革命烽火四起；也不是太平无事、一片繁荣。客观形势的变化呼唤着时代理论的创新发展。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结束了灾难深重的“文化大革命”，邓小平第三次复出，他以无私无畏的政治胆略和理论勇气，拨乱反正，带领全国人民开创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天地。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提供了土壤和条件。邓小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捍卫和继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在运用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提出了许多前人还没有提出过的新理论、新思想。
作为邓小平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邓小平外交思想同样具有丰富的理论创造性。在领导新时期中国外交实践的过程中，邓小平以宽广的眼界统揽全局，以明察秋毫的锐利目光观察国际新动向。邓小平对世界上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对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对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对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和经济对国际事务日益增强的影响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分析，从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国际总体形势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使中国的外交思想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础上又有新的飞跃。
80年代，邓小平对当今时代特征作出了新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是“核心问题[5]。邓小平还说：“和平是有希望的，发展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应当把发展问题提高到全人类的高度去认识，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5]
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的发展和创新，其内涵十分丰富，涵盖了邓小平诸多国际战略思考。关于邓小平外交思想，江泽民曾在一次使节会议上把它概括为15个方面[6]。“和平与发展”思想是基础性的，它与其他14个方面都有紧密的逻辑联系。
首先，“和平与发展”思想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新判断。邓小平主持新时期中央工作以后，一直关注战争态势的变化。经过几年的仔细观察，他果断地提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从而改变了过去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5]。邓小平认为新的世界大战可以避免是因为世界和平力量超过战争力量，世界各国人民、广大发展中国家要求和平、反对战争，真正支持战争的人没有多少。邓小平独具创见地认为除了个别超级大国以外，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邓小平认为有资格挑起世界大战的超级大国由于“互相摧毁”的制约，由于他们发动战争的全球部署受阻，而“不敢打”、“不敢动”。而制止战争的根本因素是人心向背。
其次，“和平与发展”思想还基于对科技进步以及经济因素在国际竞争中日显凸出的认识基础上。邓小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恩格斯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4]。邓小平历来重视科学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对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邓小平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第一次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著名论点[5]。根据二战后世界经济迅速增长、各国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的实际，邓小平指出，今日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邓小平在阐述“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问题时，强调发展是“核心问题”，要从全人类的高度认识这个问题。
邓小平关于“和平与发展”的思想一经提出就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也影响着世界形势的走向，鼓舞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谋求生存、发展的斗志。和平与发展这一重要思想成为我党工作重心转移、一心一意搞建设，坚决贯彻“发展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基本方针的理论基础。实践产生理论，理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又不断丰富理论，使之更为成熟和完善。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重要思想的时候并没有使用时代、时代特征等词汇，而是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全党在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对“和平与发展”思想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它的科学性有进一步的理解，在历届党的代表大会上，对这一重要思想做了更全面的阐述，使“和平与发展”思想更丰富、更全面。
1987年党的十三大，在论述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从十一个方面“发挥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时，把“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题”的思想作为一项重要的理论贡献。
1992年党的十四大强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变动的历史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
1997年党的十五大指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要和平、求合作、促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流。”
2003年党的十六大重申，“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事关各国人民的福祉，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以及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20年来国际总体形势虽然并不安宁，局部战争时有发生，但是大国之间或大国集团之间毕竟没有发生大规模武装冲击。实践证明和平与发展是当前的历史大趋势。我们党在正确判断当今时代主要特征的基础上，确立了我国的国际、国内战略和政策，在内政方面争取有利时机加快建设，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和民族振兴；在国际上我们高举和平与发展的旗帜，广交朋友，求同存异，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主张加强合作，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尽管“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都还没有完全解决，但它的发展趋势不可逆转，在世界各国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
二、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80年代末，邓小平在思考国际战略时提出，“国家利益”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高准则”，发展对外关系要把“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邓小平的这一新思路，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我国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对外政策的基本原则，赋予更有时代精神的表述。它涵盖了我国对外工作的宗旨、任务和方式方法，是每一个同志必须要牢记的准则。
1989年，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时说：“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互相尊重、平等相待。”邓小平还强调，“我们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5]
1989年12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朋友时指出：“国家的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对这一点我们比过去更加清楚了。西方的一些国家拿什么人权、什么社会主义制度不合理、不合法等做幌子，实际上是要损害我们的国权。”[5]
关于“国家利益”这一概念，古今中外早已有之。但是对国家利益的本质和内涵有不尽相同的理解和解释。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当人类社会产生阶级以后，剥削阶级依仗国家机器维护他们的统治地位，并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在这同时，居住在特定区域内的人群，包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多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在谋求共同生存的过程中，形成某种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和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特殊利益形成了矛盾的统一体。国家利益往往是共同利益和特殊利益的某种结合，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统一的，在另一种情况下，它们是对立的。在对内政策方面，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是核心的部分，而在对外方面，国家的共同利益就更为重要。正因为国家利益内涵的复杂性，所以对国家利益的界定也就众说纷纭了。在历史上，剥削阶级为了说明其统治国家的合法性，往往故意掩盖其自身的特殊利益，把自己说成是国家利益的代表，以缓和被压迫民众的不满和反抗。在对外方面，剥削阶级也常常打着国家利益的旗号，欺骗、迷惑民众，发动对外侵略和扩张。由于长期以来国际上有人有意或无意地抽掉了“国家利益”所包含的统治阶级、剥削阶级的特殊利益，使“国家利益”的概念抽象化和模糊不清，因此我们更喜欢使用“人民利益”、“革命利益”等概念。但是国家利益中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确实是存在的。在当今世界国际交往中，国家仍然是最主要的行为体，使用“国家利益”、“爱国主义”等概念具有更大的现实性和包容性。
邓小平在分析当前国际总体形势时，明确指出，当今世界是多极化的世界，多极化格局正在形成。这种多极世界的基础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将长期共存，几十年、上百年的长期共存，各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相互合作和竞争，而不是排斥和对抗。在这种大背景下，处理国家关系时要强调国家利益是最高准则，在维护自身国家利益的时候，也要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邓小平关于“国家利益”的思考，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是一种长期的战略思考。
中国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国家利益包括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个体户、私营企业主等一切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的特殊利益，是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的有机统一。在对外关系中，我们强调国家利益至少包括以下内容：
1.“国家主权、国家的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这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繁荣的先决条件，是各民族、各阶层的共同利益。
2.维护国内的安定团结和社会稳定，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和平国际环境，这是全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3.维护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领域以及经济模式、政治制度等各方面的独立自主的权利，不允许任何外来势力的干涉。
4.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弘扬社会主义精神、爱国主义精神，培育自尊、自信、自强的民族自豪感，抵制一切腐朽思想的入侵。
5.中国的国家利益是基于不损害他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和平崛起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中国始终尊重各国的国家利益。我们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平等合作、共同发展，并主张用求同存异、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反对强权政治、霸权主义。
学习邓小平关于国家利益始终是第一位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地领会和全面贯彻邓小平的外交思想，更好地学习邓小平不断创新的精神，在一切工作中牢记国家利益是第一位的。
三、在大国关系中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
人类历史是各国人民共同创造的。世界各国不论大国还是小国都为国际社会的不断进步作出了各自的贡献。在历史上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出于他们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本性，故意贬低被压迫民族，抹杀弱国、小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甚至污蔑他们是愚昧的、野蛮的。为此，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极力宣扬“大国决定论”、“欧洲中心论”、“美国中心论”等等。马克思主义从唯物史观出发，还历史以本来面貌，强调人民创造历史，强调弱国、小国也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新中国诞生以后，面临的国际形势十分严峻，少数大国、特别是超级大国长期包围和威胁中国，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许多弱国和小国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因此在外交实践中，我国重视广大亚非拉国家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在推动世界和平、民主、进步的斗争中的主导地位。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客观世界是复杂的，我们在强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的同时[7]，还必须看到大国和强国存在的客观现实以及它们对国际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力。处理好与大国的关系同样是我们对外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70年代我们改善了同美国的关系，80年代又改善了同苏联的关系，使中国同这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对关系转向正常的外交关系，大大改善了中国的国际环境。邓小平历来重视与大国的关系。邓小平在回顾他的外交生涯时说：“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5]可见，邓小平在领导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时候是花了很大精力处理与大国、强国的关系的。在邓小平的国际战略思想中，处理大国关系的原则有两点很突出。
1.我们不信邪，不怕压，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但是我们不树敌，同谁都交朋友。与大国强国“还是友好往来”，“朋友还要交，但心中要有数。不随便批评别人、指责别人，过头的话不要讲，过头的事不要做。”[5]同世界上所有大国建立友好关系，发展各式各样的“伙伴关系”有利于我国赢得良好的国际环境，保证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平稳发展；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
2.寻找大国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汇合点。大国关系错综复杂，既有战略利益的矛盾，又有实际利益的冲突。但是双方又有互相需要的利益汇合点，这是辨证的统一，处理大国关系必须注意这两方的关系。1989年1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时说，“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够找到共同利益。”[8]邓小平这一战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国际战略的创新，是适应“和平与发展”时代特征的切合实际的新思路。自从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和新独立的民族国家纷纷涌现以后，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超级大国采用包括武装侵略在内的各种手段企图颠覆社会主义，恢复殖民体系，双方处于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但是他们的侵略行径屡屡失败。尤其经历了战后半个世纪的反复较量，证明帝国主义企图使历史倒转的战略已经彻底失败，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不管愿意还是不愿意，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独立国家长期共存的大格局是改变不了的，因此霸权主义也不得不改变其对外扩张的侵略方式。如果说过去是“以武为主”，那么如今是“以文为主”。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侵略行径也损伤和削弱了自己，包括欧洲许多老牌帝国主义在内的众多的发达国家从历史经验中意识到要维持资本主义的继续生存，需要在相对安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自己的经济，增强自身的实力。即使是超级大国，它也面临寻求经济继续发展的强大压力。这就为不同社会制度的大国之间或制度相同的大国之间实现和平共处，寻求共同利益的汇合点成为可能。
20年来，我们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改善和发展同所有大国的友好关系，在政治上同俄国、法国、德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大国相继建立了各种伙伴关系，妥善解决了各种分歧，共同促进国际形势缓和、稳定。目前大国之间不存在直接对抗的紧张形势，这是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保障。在经济上，我国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投身于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为促进国际资本、技术、人才交流，为扩大国际市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我们和诸多大国之间的经济关系是一种互补、合作、良性竞争的关系，带来的是“双赢”、“多赢”的结局。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寻求大国共同利益的思想是符合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符合各大国的“国家利益”的。党的十六大重申“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决分歧。”
邓小平外交思想是我国外交长期的指导思想。在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的时候，联系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外交实践，再一次学习邓小平的外交思想，又有许多新的体会。我们要以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把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当今世界形势的变化和中国外交的新实践紧密地结合，在实践中学习，在再学习中有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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