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与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问卷量表的开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城市居民论文,问卷论文,社会文化论文,量表论文,环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旅游业是一个涉及食、住、行、游、娱、购多个要素的行业，其发展必然对旅游目的地的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因其久远性和深刻性，已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然而，旅游业在一个地区的繁荣与持续发展需要当地居民的支持，这种认识导致了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知态度研究与旅游影响研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城市旅游目的地旅游感知研究旨在了解和掌握居民的心理反应，研究居民对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可为改善旅游地居民对游客的态度和对旅游业的支持度，进而为改善旅游地的社会文化景观形象提供决策指导，这一手段的运用有利于正确地调控决策，也有利于建立和优化旅游社区公众参与机制[1,2]。因此，对旅游地居民的态度进行监控，适时了解和掌握当地居民对旅游发展的态度与行为意义重大。
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1、国外研究概述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有关旅游目的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及态度获得初步研究。20世纪70到80年代，旅游给目的地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逐渐被公众所认识，对旅游目的地居民的态度与旅游发展的影响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国外许多研究者以不同的案例研究了旅游对社区产生的正负面影响[3-5]，主要集中在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以及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等方面。关于旅游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广泛研究有着很强的现实指向性，与旅游规划、管理中如何减轻消极影响的实践工作等有着密切关系，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是研究的热门课题，并在20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前后，国外关于旅游目的地居民感知与态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与态度、影响居民感知与态度的因素以及相应的理论解释三个方面。如：Bystrzanouski提出游玩理论(Play Theory)、补偿理论(Compensation Theory)和冲突理论(Conflict Theory)，Pearce和Priester则分别提出分配理论(Attribution Theory)和依附理论(Dependency Theory)来揭示旅游影响的各种感知现象，Allen和Butler等学者曾使用概念模型来解释居民对旅游影响的认识。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旅游影响以及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的研究开始逐渐聚焦于研究尺度与研究方法之上。其中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就是Lankford和Howard所提出的“旅游影响态度尺度(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TIAS)”以及Ap和Crompton所提出的“旅游影响尺度(Tourism Impact Scale)”。Lankford和Howard在1994年发表了题为“建立旅游影响态度尺度(Developing a Tourism Impact Attitude Scale)”的文章，提出了一套由27个变量指标所组成，包含2个因子大类的态度尺度。该研究成果发表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以实证研究验证了TIAS的科学性及可操作性[6,7]。1998年，Ap和Crompton在《旅行研究杂志》(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建立与测试旅游影响的评估尺度”(Developing and Testing a Tourism Impact Scale)的文章，提出了一套由35个项目组成的衡量旅游影响的评估指标体系。该文章因文献综述全面、研究方法得当、尺度推导步骤严密、尺度净化与实证过程精确仔细，以及信度和效度测试的可信性而受到好评，代表了该领域内研究的最新成果。
进入21世纪，社会调查研究占绝对优势，通过问卷调查了解目的地居民对某些衡量指标的判断，试图细分、量化他们对旅游及其影响的态度(感知)。从“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态度”视角审视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避免了研究对象过于宽泛、难以量化的问题，使研究变得具体、可操作。
纵观国外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旅游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于居民感知内容与维度[8,9]、居民感知与态度差异的影响因素与判别指标[10-12]、相关的解释模型[13,14]、居民感知与态度之间的作用模式[15,16]等方面。
2、国内研究概述
我国现代旅游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其主要特点是基于经济和产业的发展观，坚持政府主导的发展战略。但是，这一观念和政策导向下的旅游发展也产生了一些问题，比如旅游业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功能发挥不够，旅游资源粗放开发，旅游区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文化开发的商业化和庸俗化等。更为重要的是难以建立旅游开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平衡，东道社区和当地居民被排斥在外或无足轻重，由此引发的当地居民与地方政府、开发商以及旅游者之问的矛盾冲突已经对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我国学者关于居民对旅游的感知与旅游影响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主要集中在旅游发展影响的初步研究。国内诸多对目的地居民对旅游的感知与旅游影响的个案研究，均从居民感知到的对象出发，将其区分为两个潜在的认知维度：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陆林以皖南旅游区为例，通过旅游地居民态度调查研究，探讨旅游对旅游地影响的性质和程度[17]。王宪礼等对长白山生物圈保护区居民进行调查，从犯罪率、生活水平、文化、不满情绪等方面检测了居民对旅游正负面影响感知[18]。宣国富等以海口市和三亚市为案例，研究海滨型旅游地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19]。章锦河以西递为例，从旅游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影响等角度分析古村落旅游地居民的旅游感知及其差异，并探讨其影响因素⒇。杨兴柱等以中山市为个案进行了城市旅游地居民感知研究[20]。卞显红等以太湖为例进行了居民态度与社区问题研究[22]。刘炳献等对广西杨美古镇居民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个案研究[23]。黄玉理在平遥古城进行了世界遗产地居民态度实证研究[24]。李志飞以柴埠溪国家森林公园为例分析了土家族居民对旅游影响的感知[25]。另外，一些学者对国内外旅游影响研究进展进行综述，不同程度地涉及了居民旅游感知理论。王子新等从旅游经济、环境、社会影响三方面回顾了国外研究，分析了其对中国研究的启示意义，其中介绍了旅游发展阶段理论[26]。赵玉宗等较为系统地对国外居民感知研究进行归纳和评述，且有详细的理论介绍，如社会交换理论、发展阶段理论、社会承载力理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27]。郭伟等则从理论研究、案例研究和研究方法三个方面，对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研究进行梳理，亦有对社会交换理论和社会表征理论的描述[28]。但是迄今为止，针对城市旅游目的地，特别是大城市居民感知的深入研究很少。
问卷设计程序与分析
在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基础上，设计调查问卷初稿；随后对初试问卷进行小样本调查，根据小样本调查的数据，对问卷进行信度与效度的测试，对问卷的测量题项进行净化，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测量项目，保证问卷测量项目的信度和效度。然后对初试问卷进行修改，最终设计形成正式问卷。
1、初试问卷设计过程
(1)确定主要研究维度和构面。研究旅游目的地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的影响感知，首先要求对旅游作用于目的地的影响进行全面把握，依据以上国内外的相关研究，研究旅游地居民对于旅游发展的影响的感知，主要是在经济、环境及社会文化方面，这些影响对旅游地居民而言有正面影响与负面影响之分，评价旅游对经济、环境、社会文化方面影响，需要一定指标，要选出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测度，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国内的研究很少有自己构建指标的，大多数借鉴国外的研究指标。同时，根据研究的旅游地不同，对相关指标进行选择、改进。国内研究引用比较多的是以下几个指标体系：Lanktord和Howard的旅游影响态度量表[6]，Ap和Crompton的研究框架[7]。其中Ap和Crompton的研究框架代表了目前国际上有关衡量旅游影响态度认知尺度最高成就。本研究问卷内容，主要从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五个维度进行研究，并从正面影响、负面影响两个构面进行分析。
(2)确定主要研究构面具体题项。本研究主要利用文献研究，在充分利用相关研究学者开发的相关题项基础上，参考国内外关于目的地居民旅游影响感知态度的量表，结合西安市具体情况与研究目的，设计调查问卷，确定各个研究构面具体包含的题项。本研究主要调查西安居民对旅游发展态度，要求被调查居民对旅游经济影响感知、旅游环境影响感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五个维度，分别表明自己的态度，并将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分成了正面影响感知和负面影响感知两个构面，共计137个题项。问卷包括九个量表：一是居民旅游经济影响感知两个量表，包括正面影响感知15个题项，负面影响感知10个题项；二是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两个量表，包括正面影响感知10个题项，负面影响感知9个题项；三是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两个量表，包括正面影响感知23个题项，负面影响感知22个题项；四是居民旅游发展态度和满意总体感知两个量表，包括正面影响感知23个题项，负面影响感知20个题项；五是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经营管理水平感知一个量表，包括5个题项。因文章篇幅所限，本文只对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量表，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量表，共计64个题项进行净化过程分析。问卷全部采用李克特(Likert)7分等距量表尺度法进行测量，选项由“完全不同意”、“很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中立”、“基本同意”、“很同意”、“完全同意”，各题项进行计分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数字越大表示赞同题项内容的程度越高。使用统计分析软件SPSS 16.0(Statistics Package for Social Science)进行数据分析。
(3)初试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分析。首先对初试问卷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信度和效度检验是实证研究的一个重要环节，实证分析需满足信度和效度，其分析结果才具有说服力。
A.量表信度分析。所谓信度，即可靠性，指的是一份测验所测的分数的可信度或稳定性，也就是同一群受测者在同一份测验上测验多次的分数要有一致性，所以信度是指测量的一致性程度。测量一致性的信度类型有两种：一为折半信度，填答问卷后，将问卷题目分成两半，分别计分再将这两半的总分计算其相关系数，这种相关系数称为折半信度系数；另一个为Kuder-Richardson reliability系数、RH系数和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The Cronbach's α)，前两种只适用于一般标准化的问卷，本研究记分为多重方式，所以采用Cronbach's α系数，其公式如下：
B.量表信度检验。作者对78份问卷进行信度检验。Churchill特别强调，在进行因子分析前，要净化和消除“垃圾测量项目”(Garbage Items)，如果在没有净化测量项目之前就对测量项目进行因子分析，就有可能导致多维度的现象，从而更加难以解释每个因子的含义。本研究问卷使用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Corrected Item Total Correction，CITC，在同一变量维度下，每一测量项目与其他所有测量项目之和的相关系数)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克朗巴哈α信度系数(The Cronbach's α)检验测量项目的信度。项目总体相关系数零相关或相关系数较低时，应予以剔除。其中，CITC小于0.5时，一般情况下就应该删除该测量项目，但一般要求相关系数应当在0.3以上并且达到显著水平。有学者认为0.3也可以达到研究的要求，本研究使用CITC小于0.3删除该测量项目的标准。在净化的前后，系数都要进行计算。修正项目的信度检验，筛选项目的标准有两个，必须一起成立才可以删除此项目：第一，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小于0.3；第二，删除此项目可以增加α值，即可提升整体信度。为了确保测试项目构成因子具有高度一致性，采用Cronbach's α信度分析。如果变量的单维度得到了保证，且有测量项目被删除，那就需再次计算剩余测量项目的信度α系数，如果删除这些测量项目可以增大α系数的话，就可以删除这些测量项目。根据以往的探索性研究(Nunnally，1978)所采用标准，剩余测量项目的信度α系数达0.6或0.7即可，如果剩余测量项目的α系数超过0.70，就认为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一般研究认为Cronbach's α值至少需在0.7以上才算具有一致性，本研究以0.70作为因子分析信度取舍之标准，即该因子的Cronbach's α值大于0.7才保留。
C.量表效度分析。一般而言，效度可以分为三种：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和建构效度。第一，内容效度是指量表涵盖研究主题的程度。判断方法为：一种是测量工具是否可以真正测量到研究者所要测量的变量。另一种是，测量工具是否涵盖了所要测量的变量。调研人员必须检查量表中的项目能否足够地覆盖测量对象的主要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内容效度，要特别注意设计量表时应遵循的程序和规则。本问卷是通过文献研究和访谈研究而得，为使问卷内容更完整且题意清楚，问卷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正，以便使问卷内容可以充分涵盖所测量的内容。内容效度的主观性使其不能单独地用来衡量量表的效度，但可用来对观测结果做大致的评价。第二，效标关联效度是指测量工具的内容具有预测或估计的能力，并依照其发生的时间顺序又可分为预测效度和同时效度。预测效度是指测量工具有能够预测未来的能力，同时效度是指测量工具具有描述目前现象的有效性。本研究并非为预测性质，因此不做效标关联效度方面的检验。第三，建构效度就是测量工具是否反映了概念和命题的内部结构，也就是说若将测量工具所得结果中的二组或多组题型相比较，而二者间某种预期的相关关系的确存在时，就表示此测量工具有某种程度的建构效度。由于这种方法是通过与理论假设相比较来检验的，因此建构效度也被称为理论效度。建构效度又分为两种：收敛效度与区别效度。收敛效度是指相同概念里的项目，彼此之间相关度高。区别效度是指不同概念里的项目，彼此相关度低。关于衡量建构效度的方法，克林格(F.N.Kerlinger，1986)提出有三种：第一种个别项目分数和总分的相关系数，作为验证量表的建构效度指标，当每一项个别项目与总分相关系数显著时，则代表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建构效度，而当个别项目与总分的相关系数不显著时，则应将个别项目去除。第二种因子分析法。同一构面中，因子负荷值越大(通常为0.5以上)，表示收敛效度越高；每一个项目只能在其所属的构面中，出现一个大于0.5以上的因子负荷值，符合这个条件的项目越多，则量表的区别效度越高。第三种其他相关方法。
D.量表效度检验。在建构效度方面，本研究采用克林格的建议，通过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Kaiser-Meyer-Olkin Measure of Sampling Adequacy)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Bartlett's Test of Sphericity)，检验测量项目的效度。首先采用因子分析法来验证问卷的建构效度。因子分析的目的是用少量因子代替多个原始变量，本研究采用因子分析法中的主成分分析法，因子的旋转方式利用直交旋转即方差最大旋转方式，并将特征值大于1作为因子提取的标准。在做因子分析之前，需要使用KMO(Kaiser-Meyer-Olkin)样本测度来检验数据是否适合做因子分析。KMO越接近1，越适合于做公共因子分析。KMO过小，不适合做因子分析。KMO在0.9以上，非常适合；0.8-0.9，很适合；0.7-0.8，适合；0.6-0.7，不太适合；0.5-0.6，很勉强；0.5以下，不适合。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统计值显著性概率小于等于显著性水平时，可以做因子分析。
2、初试问卷分析
(1)初试问卷小样本调查
2010年8月15日至19日，在西安市碑林区、莲湖区、未央区、雁塔区、长安区进行初试问卷预调查。经过测试，每份问卷需要35分钟左右的时间可以完成调查。预调查阶段总共发放86份问卷，回收86份。问卷回收后进行资料整理，并对不合格问卷进行剔除，剔除问卷的准则主要有三个：一是剔除填答缺漏太多者的问卷；二是剔除受测者没有认真填写的问卷；三是剔除回答几乎完全一致的问卷。最后获得有效问卷78份。
(2)初试问卷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提高问卷的信度和效度，初试问卷设计完成后进行了小样本调查，主要是通过让受测者试填问卷，发现问卷设计的不足，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测量项目，对问卷的测量题项进行净化，保证问卷测量项目的信度和效度。
(3)城市居民旅游影响感知初试问卷量表分析
A.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量表分析。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10个题项，使用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CI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克朗巴哈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量表检验，数据分析如表1、表2所示：由表2可知，旅游环境影响正面感知量表第45个和第47个测量题项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分别是0.265和0.182，皆小于0.3，符合删除标准，因此予以删除，删除这两个项目后整体信度都有所提高，经过前测后，经济正面感知的测量题项由10个减少到8个。删除后整体信度是0.729，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信度较好，量表内部具有一致性。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KMO为0.776，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P统计值为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修订后的量表很适合做因子分析。
B.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量表分析。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量表，包括负面感知9个题项，使用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CI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克朗巴哈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由于本感知的所有变量为反向题，我们对反向题进行处理，即把1变为7，2变为6，3变为5，4变为4，5变为3，6变为2，7变为1，分值越高，代表变量的情况越好。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量表检验，数据分析如表3、表4所示：由表4可知，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量表第56个测量题项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是0.149，小于0.3，符合删除标准，因此予以删除，删除这个项目后整体信度都有所提高，经过前测后，旅游环境影响负面感知的测量题项由9个减少到8个。删除后整体信度是0.810，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信度较好，量表内部具有一致性。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KMO为0.739，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P统计值为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修订后的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C.城市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量表分析。城市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量表，包括正面感知23个题项，使用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CI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克朗巴哈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量表检验，数据分析如表5、表6所示：由表6可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量表第63、64、65、66、67、68、73、82、83、84、85个测量题项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分别是0.134、-0.022、-0.206、-0.172、0.027、-0.221、0.251、0.025、0.170、-0.020、0.106，皆小于0.3，符合删除标准，因此予以删除，删除这11个项目后整体信度都有所提高，经过前测后，社会文化影响正面感知的测量题项由23个减少到12个。删除后整体信度是0.912，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信度很好，量表内部具有一致性。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KMO为0.848，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P统计值为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修订后的量表很适合做因子分析。
D.城市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量表分析。城市居民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量表，包括负面感知22个题项，使用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CITC)来净化测量项目，利用克朗巴哈α系数检验问卷的信度。由于本感知的所有变量为反向题，我们对反向题进行处理，即把1变为7，2变为6，3变为5，4变为4，5变为3，6变为2，7变为1，分值越高，代表变量的情况越好。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量表检验，数据分析如表7、表8所示：由表8可知，旅游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量表第86、92、93、94、95、96、103、105、107个测量题项修正后项目总相关系数分别是0.229、0.044、0.101、0.223、0.262、-0.126、-0.006、0.156、0.026，皆小于0.3，符合删除标准，因此予以删除，删除这9个项目后整体信度都有所提高，经过前测后，社会文化影响负面感知的测量题项由22个减少到13个。删除后整体信度是0.821，显示修订后的量表信度很好，量表内部具有一致性。对样本进行KMO样本测度和巴特莱特球体检验，KMO为0.767，巴特莱特球体检验的P统计值为0，小于0.05的显著性水平，因此修订后的量表适合做因子分析。
(1)经过以上分析，对问卷量表进行信度和效度检验，剔除相关度较低的测量项目，对问卷测量题项进行净化，最终形成城市居民旅游环境影响感知量表正式问卷，包括正面感知8个题项，负面感知8个题项；旅游社会文化影响感知量表正式问卷，包括正面感知12个题项，负面感知13个题项，共计41个题项。问卷全部采用李克特7分等距量表尺度法进行测量，选项由“完全不同意”、“很不同意”、“基本不同意”、“中立”、“基本同意”、“很同意”、“完全同意”，各变量进行计分时，“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由于负面感知的所有题项为反向题，我们对反向题进行处理，即把1变为7，2变为6，3变为5，4变为4，5变为3，6变为2，7变为1，数字越大表示赞同变量内容的程度越高。
(2)本量表的建构，经历了以下过程：首先通过文献研究，尽可能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结合本研究的理论构架，以现有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经过较为严谨的理论分析，设计出城市居民旅游影响感知量表，并对量表进行了初试，通过以上数据分析，说明量表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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