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论文,思想论文,价值论文,邓小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站在世界历史的峰巅，以系统整体的视野鸟瞰全球，概括全球性的战略问题，预见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提出应对之策。他又以同样的高度和视野鸟瞰中国，提出了中国整体现代化的思想，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色彩斑斓的中国整体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在知识经济和全球化浪潮奔腾而来，可持续发展战略已成为人类共识的今天，认真研究和应用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对于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引向深入，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整体现代化：对狭隘现代化概念的超越
应当看到，受理论水平和时代的局限，我们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讲的现代化，有理论上的缺陷，这就是将现代化片面地局限于经济和技术的层面。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我们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1963年，周恩来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注：《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12页。）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强调了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决心。应该说，谋求实现工业化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最初的战略。中国当时选择其战略有其必然性。一是由于一些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的示范效应；二是由于我国人口众多，但可耕地少，必须通过工业化吸收人口就业；三是由于以往中国工业基础薄弱，一直以初级产品出口，依附外国，只有通过发展工业才能增加收入，摆脱依附关系；四是中国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只有通过发展工业，壮大工人阶级队伍，才能促进本国社会和经济变革，才能保证工人阶级领导国家的政治状况。
然而，工业化或者说是经济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一个方面，停留在这一方面还只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狭隘的理解。在邓小平的视野里，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的现代化应该从更宽广的意义上去理解。要从经济和技术的层面上进行新的超越。贯穿着邓小平现代化思想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改变一切不适应的管理方式、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关于现代化的视角，已经由经济和技术的层面转换到了整个社会的全面发展的水平上来了。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现代化的内涵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充实，突破了以往“四个现代化”的现代化内涵。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把“富强、民主、文明”首次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内涵提出来，是一次重大进步和飞跃。
因此，现代化作为全球性的社会变迁和社会的整体变革过程，绝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技术革命或工业革命甚至是后工业革命，而是一场意义深远的社会革命，现代化必然孕育新的社会文明。在邓小平所绘制的我国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蓝图上，包括了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以及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亦即实现人的现代化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内容，它们之间交互影响和作用，辩证统一和发展，构成了我国现代化的全息图景。
1.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现代化。经济是整个社会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围绕经济发展这一内容所从事的物质生产实践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的决定性的力量。精神文明的绚丽花朵必须植根和盛开于经济发展的肥田沃土上。虽然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与状况同物质生产实践具有不完全同步性，然而，从根本的意义上说，它仍然是为物质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状况所决定的。邓小平知道，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现代化占有十分醒目和突出的地位。没有由于生产力的积累发展所创造的巨大经济财富和丰富的物质文明做基础，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雄伟大厦就缺乏根基，是根本无法建立起来的，社会生产力的发达程度是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内容。衡量经济现代化程度有多种指标，其中工业化是一个关键因素。邓小平指出：“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0页。）“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0页。）
2.以民主政治为标志的政治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既是经济现代化必不可少的保证，又是经济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必然要提出来的要求。政治现代化的根本内容和根本标志是高度民主化。邓小平在深刻总结我国民主制度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后，得出了这样一条科学结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8页。）他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怎样才能避免或防止再发生诸如‘文化大革命’这样可怕的事情”时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甚至包括干部职务终身制。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在邓小平看来，现在我们虽然已经建立起了一套实行民主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但是，按照现代化建设和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看，在具体的政治体制、组织形式、运行机制以及工作方法等方面还存在一些缺陷，有的还比较严重。必须通过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兴利除弊，逐步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又通过政治民主化，达到政治现代化。
3.以提高效率为宗旨的管理现代化。科学技术和管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两只巨轮。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由不同的社会组织，如经济组织、政治组织、科技组织、教育文化组织等来承担的。如果没有这些组织管理结构的现代化，没有对这些不同组织进行协调和宏观管理的科学化和现代化，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是根本不可能的。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看到了原有管理体制的弊端。他说：“过去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个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行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5页。）对于企业管理，邓小平提出要“恢复和健全规章制度。关键是建立责任制。”（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页。）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在行政管理方面，邓小平提出了党政分开、权力下放和精简机构的思想，在人才管理上，提出了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实现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思想。同时，还就依法管理、民主管理、目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
4.以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为内容，培育“四有”新人为目的的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应该有繁荣的经济，也应该有繁荣的文化，而这些都由人的现代化作保障。文化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一致的。文化现代化的主要内容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的国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8页。）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实际上是现代化建设的主体自身的建设。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或者说是化人，文化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是一致的。邓小平说：“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8页。）后来，他又明确提出要培养“四有”社会主义新人。他说：“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10页。）邓小平还揭示了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提出了加强这两方面建设的具有可操作性的理论和方法。
二、两大支撑系统：现代化大厦不可或缺的支柱
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向人们清晰地昭示，现代化的大厦需要两大支撑系统，一是硬件支撑系统，即物质文明支撑系统，它由经济现代化所决定；二是软件支撑系统，即精神文明支撑系统，它由政治现代化、管理现代化、文化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所决定。它们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密不可分。
要奠定物质文明这一现代化的硬件支撑系统，让它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的物质条件、坚实基础和载体，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邓小平多次强调，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性因素。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为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为将来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当代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其突出和重要。邓小平反复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使人民生活逐渐得到改善，全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我们确定的基本路线，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路线。邓小平还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衡量改革开放及其他一切工作的最根本的是非标准。
与此同时，要高度重视精神文明这一现代化的软件支撑系统。精神文明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化知识、智慧状况，人们在科学教育、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素养和达到的水平，展示了一个社会的政治思想、道德风貌、社会风尚、价值观念、理想情操、人际关系等等的状况，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精神力，它为社会其他文明的发展提供必需的思想理论指导，保证整个社会文明建设的进步方向。精神文明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和重要目标，是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推动力。所以，社会主义物质文明这一硬件支撑系统离不开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一旦离开了，硬件也就硬不起来。正因为如此，邓小平明确指出：“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就是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他语重心长地说：“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理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能建设社会主义？”（注：《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7页。）“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过去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页。）
精神文明作为社会现代化的软件支撑系统，由于它的特殊性，如与物质文明这一硬件支撑系统相比，具有隐形性及其难以直接感知性和可衡量性的特点，在现代化的实践中常常被有些人看软，认为它作为软件，就没有力量，可有可无。这种认识显然是错误的。
邓小平认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布局中，精神文明建设并不是可有可无、无足轻重，也不是权宜之计。相反，它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和重要保证。
在高度肯定物质文明作用的同时，邓小平始终把精神文明看作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和不可或缺的奋斗目标。邓小平说：“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邓小平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整体运行过程，它不应被归结为某一因素或某一个方面，而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方面，从现象到本质，从部分到整体。中国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变迁也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领域，不能仅仅归结为经济增长，而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诸如经济结构、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社会组织形态、社会关系、公民素质、文化生活、社会文明等诸多方面，在当代中国，发展是硬道理，这个发展应该是既包括物质文明的发展，也包括精神文明发展的整体发展。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成就主要通过中国社会文明的全面进步表现出来。虽然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是社会文明发展的根本标志，但是，精神文明在社会文明建设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精神文明是一定社会形态在精神方面的重要标志，是物质文明的必要补充和发展条件。没有精神文明的保障，物质文明建设的成果就难以巩固和发展甚至会遭到破坏，社会也会因此而变质。可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不是单向的线形关系，而是双向的互动关系。因此，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是否达到了现代化水平，不仅要看它在经济上的发达程度，而且还要看它在精神文明方面的发达程度，其归结点是人的现代化的程度。总之，要从社会有机系统整体协调发展的角度看问题。只注重生产力的发展和物质财富的积累，忽视人的理想、信念和高尚的价值追求，将人沦为金钱的奴隶，让物欲充斥人的心灵，这样的发展是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不会给社会带来福音，现代化的价值追求和终极目的是实现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有机统一。为此，邓小平告诫全党：“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4页。）
从邓小平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精神文明作为社会现代化的软件支撑系统，主要是就其意识形态性质而言的，而不是指它在社会生活中可有可无，是软绵绵的，没有力量。在现代化大厦中，软件一点不软。一方面，物质文明这一硬件支撑系统离不开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物质生产中的精神因素日益增长，社会产品越来越显示出丰厚的文化价值和文化意蕴，生产部门往往成了文化部门。人们对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提出了越来越高的文化上的要求，由此而形成特殊的消费文化、企业文化及其它部门文化。随着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提高，精神产品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物化。此外，社会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诸如体育馆、剧场、文化馆、图书馆等的建设，本身既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也是物质文明建设的表现，是精神文明领域的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精神文明这一软件支撑系统在现实生活中的功能是十分坚硬的，它有力地影响着物质文明的性质和发展方向。邓小平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离不开人的现代化，人从观念到行为的现代化。爱因斯坦说：“科学是一种有利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给人类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刀子在人类生活中是有用的，但它也能杀人。”（注：《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56页。）当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福音的时候，有些人格有缺陷的人也利用科学技术的力量来危害社会。一些黄色的、颓废的、凶杀的、以及其他不健康的东西也搭乘先进的科学技术“列车”到处传播，如网络“黄毒”，描述色情、凶杀的激光影碟等等；还有人公然提出科学和迷信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利用计算机算命，宣传伪科学和封建迷信思想等等。因此，只有通过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同时加强对各种文化市场的管理，才能充分发挥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积极的和正面的效应，使物质文明建设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美国科学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现代化问题专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也认为：“在整个国家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人是一个基本的因素。一个国家，只有当它的人民是现代人，它的国民从心理和行为上都转变为现代的人格，它的现代政治、经济和文化管理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获得了某种与现代化发展相适应的现代性，这样的国家才可真正称之为现代化的国家。否则，高速稳定的经济发展和有效的管理，都不会得以实现。即使经济已经开始起飞，也不会持续长久。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必不可少的因素。它并不是现代化过程结束后的副产品，而是现代化制度与经济赖以长期发展并取得成功的先决条件。”（注：英格尔斯：《人的现代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8页。）
三、“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邓小平整体现代化思想的当代价值
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将这一思想化为中国现代化具体实践的方法论，就必须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
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是一个闪耀着唯物辩证法思想光辉的科学命题，对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功能。
1.“两手抓”思想坚持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邓小平从当代中国的国情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点出发，认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物质文明和发展精神文明，这两手必须同时抓，单有抓经济建设这只手决不是实事求是，决不能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协调发展。他认为，在新的历史时期，面对中国客观存在的实际情况，能否坚持两手抓，能否做到两手都硬，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同时也是一个重大的思想认识问题。1987年3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谈话中指出：“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作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正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9页。）同年7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孟加拉国总统艾尔沙德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敢于面对和考虑可能出现的各种新矛盾和新情况，认真加以防范和处理，既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物质文明，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发展精神文明，这充分体现了以邓小平为首的当代中国实事求是派的政治立场，是实事求是思想的集中体现。如果对客观存在的矛盾采取不承认或回避的态度，就背离了实事求是路线，就会在实践中断送中国现代化的伟大事业。
2.“两手抓”思想体现了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将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矛盾辩证法。早在50年代，毛泽东曾这样赞誉邓小平：“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注：《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61页。）邓小平的“两手抓”思想体现了将社会有机体视为一个由诸多要素、实物、现象所构成的复杂系统，从现代化的整体系统入手观察和处理问题，既抓主要矛盾，重视矛盾的主要方面，又重视矛盾的非主要方面的辩证法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实践系统中，存在着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矛盾方面，它们之间既相互区别又有联系。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统一的思想，才能巧妙而稳妥地处理好这些复杂的矛盾关系。坚持两点论，就是在研究最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既要研究主要矛盾，又要研究非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种矛盾时，既要研究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要研究矛盾的非主要方面。坚持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就是在研究复杂事物的发展过程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在研究某一种矛盾时，要着重地把握它的主要矛盾方面。既要坚持两点论，又要坚持重点论，将两点论和重点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唯物辩证法的两点论是有重点的，两点论中内在地包含着重点论。唯物辩证法的重点论是以同时承认非重点为前提的，重点论中内在地包含着两点论。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将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重点绝对化和孤立化，只见一点不及其余，忘记两点论，只有一手，或一手硬，一手软，就会犯主观片面性的错误，违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两点不分主次地均衡看待，抽掉两点讲重点，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冲淡这个中心，就会犯折衷主义和均衡论的错误，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就会遭受挫折。
3.“两手抓”思想成功地将历史唯物论与历史辩证法运用于中国现代化事业，正确地说明了现实生活中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都是辩证的，历史唯物论也就是历史辩证法。社会历史领域充满着错综复杂的各种现象。要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理出头绪，发现其中的规律性，必须首先分清这些现象中哪些是第一性、起决定作用的方面，哪些是第二性、居派生地位的方面。恩格斯在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明确指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77页。）恩格斯认为，如果认为经济状况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用它来分析任何历史时期，就会比解一个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容易。对历史进程发生影响的还有上层建筑因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社会矛盾运动的生息不灭的因果链条。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娴熟地运用于中国现代化实践，多次强调，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根本方针。两个文明同时建设，既符合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原理，又体现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规律。邓小平既强调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的基础，在最终意义上决定精神文明，又认为这样决定不是一个机械的单向的过程，而是一个辩证的双向互动的过程。邓小平既理直气壮地反对离开物质文明讲精神文明的唯心论的错误，又旗帜鲜明地反对只要物质文明抓上去，精神文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上去的机械决定论的错误，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出色地坚持了历史唯物论和历史辩证法的统一。
总之，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一方面强调了发展生产力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另一方面又指出发展生产力并不是唯一的，不是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必须同时强调和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努力提高现代化建设主体的文明素质，净化社会的风气，最终达到两个文明的协调发展和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坚持邓小平的整体现代化思想，必须克服“一手硬，一手软”的片面做法，实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只有这样，中国现代化的航船才能沿着正确的航道长风破浪，抵达理想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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