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希和与近代中国学术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学术界论文,近代中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晚清以来，中国学术经历一大变局，其要在与世界的交流日益紧密。如果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主要是一面倒的西学东渐，中国固有学问方面，尤其是易与西学相对应的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则对流的倾向更为明显。本世纪前半期，巴黎被誉为“无可争议的西方汉学之都”[1]，继导师沙畹之后对建立巴黎汉学派正统有重要贡献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更是举世公认的汉学泰斗。有人说：“他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没有他，汉学将像是一个失去父母的孤儿一样。”[2]伯希和与为数众多的中国几代主流学者的交往，很大程度反映甚至代表了本世纪上半叶国际汉学正统与中国国学主流的相互交汇，不仅推动欧美汉学界加深了解认识中国学术文化及学者，更重要的是对中国本土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人论及“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将伯氏列于“七位华风西被的汉学家”的第二位〔其余依时序为英国的理雅格(James Legge)，瑞典的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美国的佛里尔(Charles Lang Freer)、葛思德(Guion Moore Gest)，英国的李约瑟(Noel Joseph Needham)，荷兰的高罗佩(Rober H.van Gulik)〕[3]。而以学术造诣论，伯希和无疑位居首席。然而，因伯氏风格与时尚暌隔，对此一大要案，以讹传讹之处不在少数。如关于伯氏与中国学术大师陈寅恪的关系，早年陈应聘清华，该校报导称其“在巴黎与伯希和、莱维(Sylvain Levi)诸大学者相从问学，极为熟稔”[4]；壮岁受聘牛津，则有“欧美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Sven Hedin)、沙畹(Chavannes)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陈寅恪先生之讲者”[5]的传闻；晚年移席岭南，更变成“西洋汉学家伯希和等曾从陈先生学中国史”[6]。全面了解伯希和与中国学者的关系，可以深入认识近代中国学术承先启后的渊源流派，区分变化发展的轨迹路径，进而把握未来走向的大道与歧途。
一
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法国人扮演过极为重要的角色。1935年6月，张元济在伯希和亲临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上讲道：“在这中西文化沟通的过程中，虽然有各国学者做我们的中介，但我们可以断言，此种工作要以法国耶稣会的学者和现代法国的汉学家为最有功。”[7]关于法国汉学，傅斯年曾经介绍：“说到中国学在中国以外之情形，当然要以巴黎学派为正统。”“而近八十年中，以最大的三个人物的贡献，建设出来中国学上之巴黎学派。这三个人物者，最早一位是茹里安(Stanislien)，此君之翻译《大唐西域记》及其对于汉语等之贡献，在同时及后人是有绝大影响的。其后一位是沙畹，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其译诸史外国传，今日在中国已生影响。最后一位，同时是更伟大的，便是伯希和先生。我们诚不可以中国学之范围概括伯先生，因为他在中亚各语学无不精绝。然而伯先生固是今日欧美公认之中国学领袖，其影响遍及欧美日本，今且及于中国。”[8]此言反映了当时学术界的共识。然而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交往，开始却并非友谊佳话，而是以让炎黄子孙愤慨痛惜，也令他本人蒙羞的敦煌盗宝为开端。
伯希和与中国结缘由来已久。他1878年生于巴黎，先入巴黎大学修英语（一说曾入政治学校），后转到国立东方语言学校，专攻东方各国语文历史。导师沙畹是那一时代的汉学巨擘，其弟子除伯希和外，马伯乐(Maspero)、葛兰言(Granet)和戴密微(Demieville)后来都成为汉学大家。伯氏1899年被选为印度支那古迹调查会寄宿生，该会创建于1898年，次年改称法兰西远东学校。1900—1903年间，伯希和三次受该校派遣前往中国考察，收集了大量古物古籍，并与收藏保存者如左宗棠的后人等有所接触[9]。1901年，年仅22岁的伯希和受聘为远东学校教授，在集中研究印度支那乃至整个东南亚历史地理的同时，潜心汉籍目录版本的检讨，开始尝试使用历史语音学的比较考证法来研究用汉语转写的外国人名地名，并关注中国的外来宗教和异教派别，以后又钻研中国佛教的起源与道教的关系，由此注意到中国与印度、西域的联系。其成果很快为汉学界所瞩目[10]。
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考古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中亚和远东，而中国的西北地区首当其冲地成为国际竞争的主要场所。在众多的重要发现之中，敦煌文书的问世尤为中外学者所重视。这一无价之宝先后多次遭劫，以致有人叹为“吾国学术之伤心史”[11]。而伯希和正是这一国际大劫掠中的主要角色。他于1906年受法国金石和古文字科学院及亚细亚学会之托，率考察团前往中亚探险，凭借流利的汉语和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1908年春，在敦煌低价选购了秘窟文书中的大量精品，运回法国。此举使之声名大噪，对于奠定其在国际汉学界的地位起到重要作用。1911年，法国最高学府法兰西学院特设中亚历史考古学讲座，聘伯希和主持。
得到秘宝的伯希和虽然不像斯坦因那样秘不示人，但也未即刻告诉中国学者。他对于自己的意外收获显然不敢掉以轻心，取道兰州、西安、郑州，于1908年10月5日抵达北京，在此将大部分获得品运往巴黎，然后南下上海、无锡，拍摄两江总督端方和裴景福所藏金石书画百余种，12月中旬返回河内，次年5月，伯希和再度来华为巴黎国家图书馆购书，经上海、南京、天津，8月中旬抵达北京[12]。本来伯希和此行仍未打算将得宝之事告知中国学者，正当其完成购书使命，准备启程归国之际，“敦煌得宝之风声藉藉传播”，端方“闻之扼腕，拟购回一部分。不允，则谆嘱他日以精印本寄与，且曰：此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13]并影照了伯氏携带的《沙州图经》残卷[14]。端方虽因镇压保路运动而死，却是满族大员中少有的立宪派，政治上不无开明倾向。学术文化方面，他和荣庆、那桐并称北京旗下三才子，善诗文，好金石书画，著有《匋斋吉金录》，幕下招纳了不少文人学士[15]。日本学者称之为“中国考古学的管理者”未免过当，但似可入得文苑。他得知秘闻，当与裴景福有关。裴为安徽霍丘人，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历任广东番禺、南海等县令，工诗词、精鉴藏，后被岑春煊弹劾，谪戍新疆。伯希和敦煌探宝前夕，识之于迪化，知裴氏曾获睹千佛洞所藏画轴[16]。这是中国学术界首次得知敦煌秘宝外流的信息，并充分认识其重要价值。
伯希和至北京时，“行箧尚存秘籍数种”，“北京士大夫中学者，于古典具趣味者谈谈造访，见此赍来之珍品，无不惊者。”[17]首先知悉者为与端方、缪荃孙等关系甚密的董康，经他介绍，罗振玉携王国维等赶赴伯氏下榻处拜访参观，“与同人醵赀影印八种，传抄一种，并拟与商，尽照其已携归巴黎者”[18]。此事在京师学术界引起小小轰动，“索观者络绎不绝”。9月4日，京师学者在六国饭店设宴招待伯希和，出席者有学部侍郎宝熙、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经科监督柯劭忞、侍读学士恽毓鼎、学部参事官江瀚、京师大学堂教授王仁俊、国子丞徐坊以及董康、蒋黻、吴寅臣等。罗振玉因病缺席。席间恽毓鼎举杯致词，“略云：如许遗文失而复得，凡在学界欣慰同深。已而要求余归后择精要之本照出，大小一如原式，寄还中国。”[19]伯氏再度表示：“今卷子虽为法国政府所得有，然学问应为天地公器，其希望摄影誊写者，自可照办。”京师乃人文重地，上述诸人，除有关机构的官僚外，多为经史小学名家，尤其是罗振玉与王国维，可谓中国学术由传统而现代承上启下的担纲者。罗氏不仅在刊刻各种新出史料方面“有功学术最大”，也是清代三百年小学的结束成就之人[20]。通过伯氏，他们不仅获悉敦煌秘籍的存佚消息，开始设法收集和保存有关文献，发轫了中国的敦煌学研究，预此国际化学术领域之胜流，而且得以直接与西方主流汉学家接触，相互砥砺。据说中国学者还“组织一会，筹集巨资，以供照印之费”。此后两国学术界的交流，竟长期赖此被劫宝物为媒介[21]。
伯希和归国后，履行承诺，代为影照石室遗书，开始进展顺利，很快便致函罗振玉，告以“已代照千纸，亦于三月内当可寄到。”[22]后因“写真师身故，致寄出迟滞。”[23]因先此交涉缘由，中方介入者，主要有罗振玉、董康、蒋黻、端方、缪荃孙等。由罗、蒋校录的《敦煌石室遗书》，由董康排印；罗振玉所得伯氏来函，则通过董康转达端方或吴昌绶、缪荃孙等[24]。后来伯希和与罗振玉、王国维、董康等人长期保持通信联系，彼此切磋学问，交流信息。
伯希和因得敦煌文书而驰名宇内，一些出国考察而有心于固有文化者也慕名顺道拜访参观。1910年10月26日，赴欧美游历的张元济在巴黎设法将遗书浏览一遍，曾函告汪康年有关详情：“彼时本欲录存，无如法国国家十分郑重，不许常人观览，弟由公使馆介绍，特别许可，且由伯君伴往，跬步不离，重房密屋，光线甚乏，而伯君又匆匆欲行，故只能略观大概。而弟亦以行期太迫，不能再往。因晤伯君，知英人某先彼至敦煌，所得亦甚富。到英访得，亦入国家图书馆矣。其珍秘一如法人，四部不如伯君多，而佛经及其他古物则远过之。其四部书亦已商妥，将来亦可影照也。”[25]同年12月，担任在美国举行的万国监狱改良会议中国代表的大理院刑庭推事金绍城，归途考察欧洲各国监狱审判制度，在巴黎曾致函伯希和等，商请往观敦煌秘籍，未得回复，只见到沙畹[26]。法方保管的严密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不满，指责伯希和并未真心履行诺言。其实此举并非针对中国学者。据说伯氏将文书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东方部的一个房间里，亲自掌管钥匙，引来不少法国同行的攻击[27]。此外，当时已有留学生接触法国的汉学家，如帮助沙畹从事古籍考释的吴勤训、魏怀等。留学巴黎大学攻法律的冯承钧，毕业后进法兰西学院研究，“时彼邦硕学鸿儒如沙畹、伯希和、鄂庐梭辈，皆与承钧相师友，学问相劘切。”[28]后冯氏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述达500万言，其中伯希和所著占大比重，成为中国学人了解这位大师的重要中介。
中国学者与伯希和的交谊缘于敦煌文书，因此心情极为复杂。1909年罗振玉致汪康年函即称此为“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所恨者国宝遭劫，“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所喜者已影印部分，并可尽照其余；所悲者不知是否尚有劫余[29]。后来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直陈：“匈人斯坦因法人伯希和相继至敦煌，载遗书遗器而西”。有人劝他不要直接提名，因为二氏来华，在学术界集会上彼此还常见面，而且“劫余”二字太“刺激”，是否改一名称。陈坦答道：“用劫余二字尚未足说明我们愤慨之思，怎能更改！”[30]1922年，胡光麃获中国政府颁发嘉禾奖章，“而伯希和之名亦赫然为另一受奖者。当时以为我们祖先留传下来的宝贵文化遗物，竟为外人予取予携大包小捆饱载而去，反而政府予以奖励，是为赏罚不明，因而虽获奖而终未领受。”[31]30年代王重民因伯希和的支持赴法，又获睹其主动提供的笔记手稿，却感叹：“但有关敦煌学史料，竟被伯希和辑录而去，且被封闭在木匣中几三十年。言念及之，感慨万端。”[32]另一方面，中国学者与此重大新发现结缘，又由于伯氏，不仅因此而保存了一批劫余文物，更得到精华副本来归的希望。况且留存文物遭劫更甚，反不如法国保管之善。加上伯希和为汉学专家，与斯坦因、华尔纳等不同，确能以学者态度对待秘宝，所以一般倾向于将他与斯、华等人区别对待。1935年，北平的一批学者联名发表公开信，反对政府将故宫博物院等公私方面收藏的古物运往英国伦敦，举办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其中对担任选择委员的伯希和也予以谴责，指其“向与英人斯坦因至甘肃敦煌，行贿当地道士，发掘古室，盗取无数唐代以前之古物，至今犹封存巴黎国家图书馆与英伦博物馆中，不知凡几。前岁斯坦因卷土重来，举国上下监视其行动，一时彼竟无所措其手足。今若欢迎伯希和参加此项挑选工作，不免前后歧视，自贬其尊严。英国之推此人来华，或有用意”[33]。傅斯年即撰文代伯希和辩解，呼吁：“论伯君与敦煌卷子之关系，应详察当时之经过与责任，未便与斯坦因氏混为一谈，此为事实与公道之问题”，要求区别学者与古董商或博物院之典守官[34]。而北平学术界似乎接受这一申辩，二度发表反对宣言时，即不再牵涉伯希和[35]。
二
伯希和声名鹊起，虽与敦煌遗书关系密切，却并非依赖垄断材料。作为国际汉学的领军主帅，其过人头脑和深厚功力，一开始便令中国学术界刮目相看。傅斯年总结其学术特色道：“伯先生之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不若其他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域。”[36]
伯希和是语言天才，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他与中国学者交流，得力于汉语能力强和熟知中国学术。他是传教士以外，西方汉学界中罕有的能讲流利北京话的学者。在这方面，其导师沙畹和同辈马伯乐、葛兰言等亦远为逊色。马伯乐虽来华多次，也“喜与中国人士接交”，但只能“强作汉音，殊有风趣”[37]。直到1920—30年代举办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时，仍是“欧人中之能中文者，有如凤毛麟角，欲聘相当人物，殊为难得。”[38]缺乏语言工具，就没有沟通的桥梁。而且，伯希和并非单纯口语流利，文字功力也相当深厚。1906年他率考察队在喀什拜访当地官员时，人们对这位年轻洋人所说“流利而漂亮的中国话”以及“能熟练地引用中国古书上的词句并能朗读会客厅内对联上所写的句子，无不大吃一惊”[39]。王国维乃近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旷世奇才，1909年初次见面时尚不知伯氏于中亚历史语言造诣精深，已肯定“博士优于中学”[40]。伯希和没有一般汉学家对中国当代学术的轻视，充分认识和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刈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制抑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无足怪也。”因此，他对于继承前贤的当代中国学者，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41]。更为重要的是，伯氏此说并非当面市好，1926年10月26日，伯希和在德国法兰克福讲演中国戏剧，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的学者接近”；并批评德国的中国学“殊不如人”[42]。
在接近中国学者方面，伯希和身体力行。民元以后，除保持既有联系外，还不断结交新知。第一次世界大战起，伯希和再度入伍，担任副官，“从军达达尼斯海峡，既而复有事西伯利亚”[43]，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一度较疏。1916年，他调到法国驻华使馆任陆军武官次官，行前曾致函罗振玉，告以调任消息，并为写影古卷轴十余种[44]。7月，他在上海拜访了张元济，看涵芬楼所藏旧书。张做东在寓所宴请伯氏，招沈曾植、叶昌炽、张石铭、缪荃孙、蒋汝藻等作陪。叶昌炽《缘督庐日记》记其事道：“晨起，案上有书，张鞠生京卿招晚酌，言有法国友人毕利和，即在敦煌石室得古书携归其国者，今来中土，研究古学，甚愿与吾国通人相见”。是晚由六时饮至三鼓，宾主畅叙甚欢[45]。其间伯希和还与缪荃孙等有所交流。《艺风堂友朋书札》存伯希和来函一通，谓：“奉手书，承惠赐小丛书及钞本《岛夷志略》，谨领以谢。嘱钞《沙州志》，俟弟到北京后，遵即钞呈。午前十下钟时，当诣前请教，借壮行色。”[46]清廷垮台后，不少文人学者散出京师，上海、天津、青岛等地成为遗老的聚居之所，其中不乏政治保守而学术造诣深厚的“通人”。当晚座中除几位藏书刻书及版本目录学家外，沈曾植更是晚清的一代大儒。王国维推崇其为光宣以后学术之准的，“以为亭林、东原、竹汀者俦也”，并说：“夫学问之品类不同，而其方法则一，国初诸老用此以治经世之学，乾嘉诸老用之以治经史之学，先生复广之以治一切诸学，趣博而旨约，识高而议平，其忧世之深，有过于龚魏，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钱。学者得其片言，具其一体，犹足以名一家立一说，其所以继承前哲者以此，其所以开创来学者亦以此。使后之学术变而不失其正鹄者，其必由先生之道矣。”[47]如果学术正统确为一线单传，沈曾植无疑是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学术所寄之人。
清末民初，适逢学术随时势剧变之际，中外交汇，史料出新，固守者不免落伍，开通者与时俱进。罗振玉、王国维等人信守学不分中西新旧的卓见，承继中国学术正轨而发扬光大，柯劭忞于蒙元史，董康于民间文学，也均有重要贡献。欧战期间，伯希和任职北京，而罗振玉避居日本，罗与之“仅通一信，彼邦战事方烈，亦无考古之余兴矣。”[48]直到欧战结束，伯希和于1919年5月归国，“将返巴黎，重莅讲席”，途经上海，与东归的罗振玉邂逅，“乱后重逢，相得益欢，畅谈两时许，户外大雨如注，若弗闻也。”[49]伯氏还约张元济于礼查饭店晚餐，并托购《金石录》、《择是居丛书》，订购《四部丛刊》等书[50]。此后，伯希和又介绍其友人来见张元济，往观涵芬楼旧书[51]。
新文化运动兴起，中国学术发生重大变化。在一味引进新思潮之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促成中西新旧文化在学术层面进一步交融。一批新进学人乘此大势，进入新潮学术的主流。这时沙畹已经过世，其巴黎学派的领袖位置，由伯希和接替。1921年，伯希和当选为法兰西研究院评仪员，“此为法国各界学者所得之最高荣誉，汉学家而得此选者唯伯希和与（马伯乐）教授二人”[52]，而后者获此殊荣在15年后的1936年。作为进入法国最高学术层的第一人，伯希和的成就显然已经超过沙畹，将欧洲汉学推进到与其他学科并驾齐驱的地位。从1932年起（一说20年代），伯希和负责主编在远东研究中举足轻重的权威刊物《通报》，1935年出任法国亚细亚学会主席。“此先生学问发扬光大之时期也”，“每一文出，学者辄奉为权威，各国学术团体多赠以荣誉学位或约为通讯研究员。盖先生已获得世界学者之地位矣。”[53]随着地位的变化，伯希和主动与中国学者联系的机会虽然减少，但对于日益增多的登门访客和求教者，仍予以热情的帮助和关照。
1921年3月2日，蔡元培受中国政府派遣，赴欧美考察大学教育及学术机关研究状况，在巴黎拜访了伯希和，“据言在新疆所得之古物，有在鲁佛尔博物院者，有在东方古物馆者，现考订未竟，且印费极贵，一时未能出版。”[54]1922年，董康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敦煌室抄录有关法制的文卷，又介绍前来考察实业的胡光麃与伯希和见面，获准往观有关技艺的敦煌资料[55]。两年后，日本汉学家内藤虎次郎赴欧阅看敦煌卷子，董康托其带书给伯希和等欧洲汉学家[56]。在此前后，经王国维介绍，陈寅恪在巴黎拜见了伯希和，并在其家看到韩本《元秘史》[57]。1926年8月，因新文化运动“暴得大名”、已成中国新学术权威的胡适，为出席中英庚款委员会赴欧，顺便到巴黎国家图书馆看敦煌卷子，8月24日下午，专程拜访了伯希和。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他（指伯希和）是西洋治中国学者的泰斗，成绩最大，影响最广。我们谈了两点钟，很投机。”在致徐志摩的信中，胡又说：“在此见着Pelliot，我也很爱他。”[58]两天后，由伯希和亲自陪同引荐，胡适得以进入图书馆的写本书室看敦煌卷子。此后的近一个月，胡适集中精力查找禅宗史料，并与伯希和有过几次关于禅宗史和敦煌卷子的详谈，建议中国学者参与巴黎、伦敦的敦煌写本的整理，分类编目，并指出伯氏所编目录有不少错误。伯希和表示赞成胡适的提议，请胡记下编目的错误，以便更正，并托其留意禅宗在中国画派上的影响。胡一一允诺照办。此后两个月间，两人在德国法兰克福的中国学院和英国几度重逢，自由交谈之外，胡适还听了伯希和所作关于中国戏剧以及中亚与中国关系的学术报告[59]。对于前来看卷子的中国学者，伯希和不仅予以引荐，还往往负责关照影印等事宜，其态度“和蔼可亲，饶有学者风范”[60]，给造访者留下深刻印象。这与当时一些欧洲汉学家的倨傲形成鲜明对比。如曾是涂尔干弟子的葛兰言，“吴文藻先生游法之日，曾三过其门，不得一见。嗣经莫斯（葛氏的老师）介绍，方获晤谈。”[61]
1932年底，伯希和为调查近年中国文史学的发展，并为巴黎大学中国学院采购普通应用书籍，再度来华，经香港、上海到达北平。在平期间，他受到学术界的热烈欢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燕京大学、辅仁大学、营造学社、与学术界关系密切的《北平晨报》馆以及当地的学者名流，陆续举行欢迎宴会或约其讲演。其中公宴以1月10日晚史语所在欧美同学会所举行的最为隆重，“除该所研究员特约研究员皆到外，并请北平研究院李圣章、李润章、故宫博物院李玄伯、北大陈受颐、罗庸、清华冯友兰、蒋廷黻、黎东方、燕京许地山、辅仁余嘉锡、北平图书馆袁同礼、徐森玉、刘节、谢国桢、孙楷第、营造学社梁思成、西北科学考察团袁复礼、黄仲梁诸氏作陪。”事前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回答报界采访时，介绍了伯希和的学术成就，称：“他在汉学及中亚文史学上之地位，在欧美公认为领袖。”当晚傅斯年首先致欢迎词，又对伯希和表示了崇高的敬意，认为：“伯先生在学术上之伟大，以他在东方学中各面的贡献，以他在汉学上的功绩，以他在中央欧洲文史的发见与考证，他不仅是以中国学著名的，而他正是巴黎学派中国学之领袖。”伯氏的答词除表示对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人格学问的景仰外，突出地谈到导师沙畹的地位与贡献[62]。私宴如陈垣做东，由陈寅恪、胡适、柯劭忞、杨雪桥等作陪，假座丰盛胡同谭祖任宅[63]。谭家菜是北京最负时名的粤式家庭菜馆，主人出身官宦世家，好书画，能诗词，精鉴赏，加以环境幽雅，格调精新，其海味名菜胜过各大饭庄，但并不对外营业，主人还须以客人身份入席，因而一般人不易品尝[64]。在此设宴，更显巧思与敬重之意。陈垣与伯希和虽是初次见面，彼此却早有联系。20年代初，陈垣发表关于火祆、摩尼、基督等外来宗教论文，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与之通信，并托陈垣代为拓印福州乌石山有关摩尼教《二宗经》、《三际经》的宋碑。此乃1916年伯希和来华时，从福州藏书家龚易图处听说，但未见原碑或拓本，在地方志中也遍查不得。[65]。陈接信后，即托樊守执代为查访。樊氏寻访多日，仍无下落[66]。此次来华，伯希和将俄国所藏《元秘史》摄影分赠北平图书馆，兼任馆长的陈垣致函感谢之余，表示要合文廷式钞本再校一遍[67]。4月伯希和离京归国，陈垣、胡适、李圣章等人送至车站。
随着地位的提高和声望的增长，伯希和除了继续与中国学者交流学术外，还致力于促进中法文化交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鉴于战争惨烈，欧洲本位文化的自信极大动摇，一些人转向东方寻求解脱。法国总统声言：“欲图战后文明之进步，必先使世界史上最古光彩灿然之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两者智的关系深厚固结。”[68]1919年秋，叶恭绰赴欧考查，提出由交通部出资，设中国学院于巴黎大学，得到法国总理班乐卫的赞成。1920年该院宣告成立，目的在于推动中法两国互相研究彼此高深学问，翌年底，得到法国政府的承认，1929年初，正式归属巴黎大学。由10人组成的该院评议会中，伯希和是唯一的纯学者。他还担任该院的研究指导委员会委员。该院图书馆所藏图书，大多系伯希和让售或代为购买。从1927年起，伯氏担任中国文学、言语学和美术讲座，讲授汉学与图画。该院共设7个讲座，所聘教授，除伯氏与担任干事的葛兰言为汉学家外，其余所讲均极肤浅。马伯乐一度兼课，后因与葛兰言不和而退出，所以该讲座“在筹备期中最难之事，即在主讲人之缺乏。”[69]这样，伯希和的加盟可谓至关重要。该院的中国政府代表称：“伯希和君为该院一大柱石，得其精神上之帮助不少。彼承沙畹哥底之后，而为法国汉学界之泰斗，今教授其间，殊增该院之荣威。此巴大中国学院，所以极为欧美汉学家之所属目也。”[70]当时欧洲研究中国文化者虽日益增多，但像中国学院这样大规模的研究和传播机关，尚属罕见。中国学生来院听课者，大都正在巴黎大学预备论文，截至1933年，已有11人考得文科博士学位。
20年代初，北京大学为加强学术研究，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国学门，1923年1月，由校长兼所长蔡元培具函，敦请伯希和担任国学门考古学通信员[71]。在促进该机构与国际学术界的交流合作方面，伯希和起了重要作用。1925年，由埃及王家地理学会组织的万国地理学会在开罗召开大会，北大国学门委托伯希和代表该机构向大会致意。这次大会被伯希和视为学术中心由集中于欧洲一地向世界各地扩展的转折，并且预言：“恐怕等不了多少年，加尔各答、北京等处，都要请诸位去就地研究他们所研究的和他们所要研究的东西了。”会后伯希和特意致函北大国学门，详细通报有关情况，函谓：“亚洲学会今天开会的时候，经我的提议，答应拿《亚洲学报》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版的《国学季刊》交换。我以前曾把研究所国学门概要介绍给他们，而且对于研究所的组织和进行的目的，也详细的说过了。这里的同事们对于这些报告都有极同情的赞许，并恭祝研究所的成功。还有你委托我的事，我已经代表研究所国学门出席于开罗开会的万国地理学会。当大会开幕的时候，我曾代表所有的外国代表在埃及国王面前发言。但是你在我的短的演说中，可以看见我并没有把咱们的研究所忘掉了。”[72]
作为全体外国代表的发言人，伯希和在演说中强调其北大国学门的代表身份，当给与会各国学者留下深刻印象，有助于扩大中国新兴学术机构的影响。此外，他还通过罗振玉向国学门寄赠研究中国古学的法文书籍20种，由后者组织翻译出版了其中8种[73]。
1932年，伯希和因中研院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于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茹里安奖金赠与该所。此项资金以法国第一代汉学领袖命名，“赠于在过去一年中关于中国语言、历史等学最完美之著作”，其意义不但显示中国学者在考古学领域10年艰辛努力所取得的成就，得到国际学术界的公认，更像伯希和专函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所说：“此仅为予等对于中国博学者极微薄的钦佩之表示，同时予等欲在中国极感困难时借此向中国博学者表示同情。”当时中国正遭受水灾和战乱，经济困难，学术活动尤感竭蹶，受此鼓舞，蔡元培复函表示各项研究将积极进行，“本所同人当益益勉力，以副期望。”[74]
袁同礼代理北京图书馆馆长期间，积极培育年轻学人，方式之一，是以交换形式派人到欧美各国学习进修，其计划得到伯希和等人的响应。伯氏来华时，曾与袁会晤。为此，袁事先曾向陈垣索还借用的《元秘史》、《华夷译语》等书，“拟交伯希和一看，渠日内来平也。”[75]经过协商，中国派王重民赴法，法国则派杜乃扬女士来华[76]。派往伦敦的向达也曾到巴黎看敦煌卷子。尽管他们是后辈，而伯希和则身兼要职，仍然尽可能给予指教帮助。王重民在巴黎数年，不仅编制了有关敦煌遗书的详细目录，而且抄录摄制了大量卷子。离法赴英前，王“往谒伯希和，询以敦煌文献及回鹘史事数则，伯希和韪之。”听说王有意重新考订敦煌群书，伯希和主动提示：“‘余在敦煌工作时，在千佛洞百余窟中，凡有关于历史之题壁，为影相所不能摄者，均有手录清稿，尤为重要。藏庋箧笥，亦将三十年矣。’言已，返身入书室，取来两个木匣，长尺许，宽六寸许，高寸许，满贮手稿。”其中“有赞，有铭，有叙，有题款，上起北魏大统，下迄元、明，其著明年月者，以晚唐及五代为最多，西夏、蒙古，亦间有之。铭赞序跋，多关史事，可补写本文件所阙。而题款之中，不但有年月可稽，有官衔可考，且阖家老幼，一齐具名，既可明其世系，且可知其行辈。若归义军之张氏、曹氏，世族之阴氏、索氏、慕容氏、邓氏等，所关甚钜，史籍既已放失，写本文件，又复不全，在今日此诚为唯一宝贵史料矣。”王饱观一过，“乃向伯希和曰：‘《敦煌壁画集》既已印行，此为不可缓。此不但为壁画之解题，亦为研究西北史地者之最重要史料。且在此三十年中，千佛洞经游人之盗窃，风雨之剥蚀，恐原物毁灭已不少，则天壤一线之传，是在汝木匣中矣。盍即整理印行？’伯希和颌之。然恐事忙不果成。余因表示愿为助，彼乐而许之。”近年来这些手稿被陆续整理出版，确如王重民所说：“其重要不在敦煌写本书下”[77]。
九一八事变后，为争取国际舆论，中国积极展开文化外交，扩大在世界特别是欧洲的影响，法国成为重要目标。而大学教授和法兰西学院院士们，出于某种原因，“在法国社会中享有很高声望，被看作是国家的智囊。”[78]伯希和以院士中唯一汉学家的身份协助中方的努力，作用为他人难以替代。1933年5月至6月，由中法美术学术团体发起主持，汇集了徐悲鸿、黄宾虹、齐白石、张大千、刘海粟等70余位现代名画家数百幅佳作以及数十幅古代名画精品的大型中国画展，在巴黎堡姆(Paume)美术馆连续展出45天，伯希和与28位中法要人担任名誉委员，并参与古画的挑选。先此，中国艺术家曾三度筹划在世界艺术之都举行画展，均未成功。这交画展在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引起热烈反响，开幕式各界来宾达2000余人，法、英、德、俄、意等国报刊发表评论200余篇，应观众要求，展期两度延续。“轰轰烈烈，恐为华人在法宣传之空前之盛”[79]。
1935年5—6月，年近花甲的伯希和携夫人最后一次来华，所负使命，一是出席6月在上海举行的法国公益慈善会向东方图书馆赠书典礼，二是以1936年初将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中国艺术展览会选择委员身份，到上海选定准备运英的古物。他先到北京，与当地学者会晤。5月5日、18日、29日，先后出席了北大外籍教授钢和泰、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和陈寅恪以及陈垣任校长的辅仁大学的宴请，与陪客胡适等人“谈甚畅快”。5月28日，在胡适的陪同下，伯希和到研究所看汉简及所藏拓本，提出：今日宜作一个‘外国文字碑文拓本总目’，以为整理的第一步”，得到胡适的赞同[80]。6月6日，他赶赴上海，出席在环龙路11号法租界公董局举行的法国捐赠东方图书馆书籍赠受典礼，并代表法方致词。该馆以涵芬楼为基础扩建，一·二八事变中，被日军纵火焚毁。事后，以张元济为主席的复兴委员会设法恢复，并向各国募捐图书。法国方面，由上海法租界公益慈善会出资，由伯希和亲自挑选了1500余种法文名著捐赠。在讲话中，伯希和对与会的张元济、王云五、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在学术及中法文化合作上的贡献表示敬意，说：“我今天能厕身在这许多学者之间，已深荣幸。尤其引为光荣者，则此次赠书的选择，鄙人能参与其事，各书科目齐备，都为基本名著，或能于中法学术方面之沟通，有所贡献。中国民族有悠久的历史，在世界文化占重要位置，近来各方进步甚速，前途光大。法人向为中国的好友，兹再代敬致祝忱。”中方的张元济、洪逵、李石曾、王云五等人讲话时，均对伯希和表示特别谢意，认为此举“不仅是表示文化上努力的沟通”，“还有很深切的感情的表现”[81]。直到1941年5月，张元济等人还恳请伯希和出面说项，向上海法租界当局申请合众图书馆开馆及免税等事宜[82]。
三
伯希和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这是他重视中国学术和学者的基础，而这方面的独到见识，得导师沙畹的启迪甚多。在1933年中研院的宴会上，伯希和因傅斯年讲话对自己推崇备至，答词中特意突出沙畹的地位与影响。他说：“沙畹之在中国学中，确为全欧巨擘。亦唯有沙畹始能认识中国文化之伟大的价值。”“中国之文化，不仅与其他古代文化并驾媲美，且能支持发扬，维数千年而不坠，盖同时为一古代文化、中世文化而兼近现代之文化也。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以沙畹为第一人。昔予之来中国，亦无非师效沙畹之榜样耳。”[83]这种认识在欧洲汉学界确属凤毛麟角。这时英国汉学家中名气最大的维列(Arthur Waley)“从没有到过东方，而且不愿意去，因为怕一去之后把他对于中国的想象打破了。”[84]由于热爱中国文化，伯希和虽然被一些法国同行指为目空一切，却能顾及中国学者的感情。1933年来华时，傅斯年问他“游中国后将至日本否”，“伯君云：‘日本固多吾之友，日本近来东方学工作固有可观，吾此次东来，日本固请吾顺道一游。然自沈阳事变之后，日本人之行为为吾甚不满，不欲于此时见之也。’吾继叩以将往大连晤罗振玉否。伯君答云：‘吾亦不欲见之。’果然海道来，海道往，未经日本及东北。”就外国人而言，这一态度较中国那些“长城战血未干，遽然东渡攀交，如董康及其他者，高明多矣。”直到1995年，伯希和才去日本，参观东方文化研究所和帝国大学等学术机构。20年代以后，中国学术界保存古籍古物的意识渐强，禁止外国人肆意劫掠，参与敦煌盗宝的华尔纳、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等人的进一步企图相继遭到禁阻或约束。伯希和则比较自律，尽管在1916—1919年任职北京使馆期间，他有过新的遗址发掘计划，因经费困难，曾提议与华尔纳一起再到中亚共同进行[85]，但他尊重中国人的感情，严守戒律。他来华购书，“来此时即将此事告于中国人，临行时所购普通书及最近刊物之检查及放行事托之于古物保管会主持人马衡先生，以明其未曾携一古籍善本出境。”比较日本人多通过使馆直运，不啻天壤之别[86]。1935年5月，伯希和对胡适说：“今日有人反对掘古墓，此非坏事，实于考古学有益无损。今日中国考古人才尚不够分配，仅够安阳一地，与其胡乱发掘，不如留以有待也。”[87]
不过，伯希和的感情并不影响其学者的理智。一方面，他结交中国学者不仅仅为获取材料，更重视后者的研究，不像斯坦因之流，夺宝之余，还指责中国无学问。他充分肯定清初以来的学术发展与成就，是建立在对中国古籍尤其是唐宋以来文献的版本目录下了大工夫的基础之上。天性倨傲的傅斯年说“其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88]，绝非谀词。这从伯氏所写《说郛考》一文引用大量中国文献，尤其是各种丛书可以得到印证。同时他十分关注当代中国学者的研究业绩。王国维说，1919年春伯氏与罗振玉在沪相遇剧谈，“凡我辈所著新印之书，无不能举其名及其大略者。”叹称“军旅之中，其笃学如此，呜呼！博士之所以成就其学业者，岂偶然哉。”[89]不仅如此，伯希和还积极向国际汉学界介绍中国文史学者的成果，除了评介罗振玉、王国维的著述，对屠寄、柯劭忞的蒙元史，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张天泽的《明代中葡贸易考》，陈垣的宗教史研究，王静如的西夏研究，以及各种考古新发现等，均有所评论。所以傅斯年称：“伯君认识及称述中国学人之贡献，尤为其他汉学者所不及”[90]。
另一方面，伯希和仍以对待本国同行的“文雅的树敌艺术”——即十分严历的批评——来对待中国学者的成果。他称《明代中葡贸易考》虽对澳门发源史作了有益的贡献，但“在他说明之后，此历史仍旧迷离不明”，“以1933年作考据之人，引证及于百年前之废书，未免可异”；认为《蒙兀儿史记》和《新元史》“有关系的材料不少”，但“错误很多”；谢无量则“鉴别力甚微”[91]。尽管伯氏在公开场合推崇过一些亦官亦学者的贡献，总体上对中国当代学者的研究不甚满意。1933年离京前，他在车站对送行的中国学者说：“中国近代之世界学者，惟王国维及陈先生两人。不幸国维死矣，鲁殿灵光，长受士人之爱护者，独吾陈君也。”伯氏“在平四月，遍见故国遗老及当代胜流，而少所许可，乃心悦诚服，矢口不移，必以执事（指陈垣）为首屈一指。”[92]即使如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仍有近乎严苛的评议，坦率指出其欠缺，如认为王的蒙元史研究利用西方及蒙文史料太不充足等[93]。伯希和要求留学生也极为严格，据说有一位中国某大学教授，到巴黎大学预备博士论文，最后以人情面子将论文通过，伯希和因而感叹：“近代的中国青年，不知中国。”[94]当时赴法留学的青年甚多，水平参差不齐，有人甚至误将伯希和所在的法兰西学院与中学混同，入内听讲而完全不懂[95]。由北京大学派赴巴黎留学的刘复，学位论文口试时经历了巴黎汉学正统的洗礼，担任评委的6位学者，包括以伯希和为首的3位汉学家，考试进行了6小时，“刘回家时都要人架着走了”[96]。
伯氏之说看似苛刻，却并非偏见，与中外学者的看法不谋而合。1922年胡适曾断言：“中国今日无一个史学家”，“南方史学勤苦而太信古，北方史学能疑古而学问太简陋，将来中国的新史学须有北方的疑古精神和南方的勤学工夫。”[97]能够融南北之长而去其短者，首推王国维与陈垣。日本学者桑原骘藏评介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说：“陈垣氏为现在支那史学者中，尤为有价值之学者也。支那虽有如柯劭忞氏之老大家，及许多之史学者，然能如陈垣氏之足惹吾人注意者，殆未之见也。”[98]黄侃、朱希祖、尹言武等“偶谈及当世史学钜子，近百年来横绝一世者，实为门下一人（指陈垣），闻者无异辞。”孙楷第和余嘉锡、王重民等人议论时贤，“以为今之享大名者名虽偶同，而所以名者则大有径庭”，多为“名浮于实”的“一时之俊”，而鲜“实浮于名”的“百代之英”，后者惟陈垣足以当之[99]。陈寅恪则推崇道：“盖先生之精思博识，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其著作对于学风流弊，“必可示以准绳，匡其趋向。”[100]王国维的成就更不限于史学。胡适虽将他列入旧学者，却推为今日中国十二大人物中的三学者之一。其余二人，章炳麟时代已过、学术半僵，罗振玉没有条理，而王国维则是所有旧学者以及包括梁启超和胡适本人在内的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中“最有希望”者，其研究已渐得世界学者的承认[101]。陈寅恪更认为其著作“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102]
正因为伯希和的评论严而不偏，在民族情绪高涨的背景下，中国学者对其苛词竟能表示欢迎。早在伯希和与中国学者会面初始，罗振玉就对这位年仅31岁的洋学者的博学与才华感到惊异和敬佩，称其“博通东方学术，尔雅有鉴裁，吾侪之畏友也。”[103]1933年伯希和来华，傅斯年一面介绍中国学者的努力和进展，希望他“看到北平的中国学人，在这几年中已大大的扩充了他们的范围，勇敢的尝试些新方法。一时的现象或者不免缺少条理，但如果不受外来侵略的破坏，几年中将有极坚实的结果出来”，一面则请其“对吾人有些同情而不客气的批评”[104]，并且认为：“西洋之谈中国事或治中国学者，如罗素伯爵、卫礼贤博士一派，欣悦中国文化而号‘中国之友’，固当为吾人所亲爱。其将中国文史研究流布，发见已湮没之光荣，明辨将灭之文物，如伯希和君一流，准以吾国之为历代重视文史学之民族，自应加以敬重。”[105]
不仅如此，伯希和的批评还对中国学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近代学术发展的路向。陈垣曾对胡适慨叹：“汉学正统此时在西京呢？还在巴黎？”两人“相对叹气，盼望十年后也许可以在北京了！”[106]陈垣的这番感慨多次对人道及，早在1923年北大国学门恳亲会上就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日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07]但陈垣所说，决非简单的位置胜负，而是关系学术正统的承继。所谓学术正统，一要占据时代的潮流主导，二要延续古往今来的学术大道，方法领域相合，万变不离其宗。法国汉学成为学术正统，与伯希和地位的确立恰好同步。如当时法国总统所说：“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108]而中国学术（思想、文学、艺术亦然）自道咸以后，正统崩坏，异军复活，推陈出新之余，不免似脱缰野马。晚清今文经学大盛而“语多妖妄”，已为一例。喜欢“截断众流”的胡适，更常常扮演“旁逸斜出”的异军先锋主帅[109]。他对以正统派观点自居的冯友兰颇为不满，连带及于陈寅恪[110]。但偏离正宗，恰是其贡献主要不在学术的症结。学术创新欲求恒久，必须变而不离正鹄，成功与否取决于继承古今中外学术传统的正邪多寡。近代中西交汇，学术路径不同，趋向则一。正如傅斯年所说：“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漠。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今伯先生能沟通此风气，而充分利用中国学人成就，吾人又安可不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乎。”伯希和不仅“通习极多东方古语今语，而又皆精”[111]；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其对中国文献的掌握，不仅在欧美汉学界首屈一指，甚至超过许多中国学者，因而能够融会发扬中外学术之正统。由本土而域外的陈垣与此殊途同归。桑原骘藏说：“陈垣氏研究之特色有二，其一为研究支那与外国关系方面之对象。从来支那学者研究关系外国之问题，皆未能得要领，故支那学者著作之关于此方面者，殆无足资吾人之参考。惟陈垣氏关于此方面研究之结果，裨益吾人者甚多。”“其二，则氏之研究方法，为科学的也。支那学者多不解科学的方法，犹清代学者之考证学，实事求是，其表面以精巧的旗帜为标榜，然其内容非学术的之点不少，资材之评判，亦不充分，论理亦不彻底，不知比较研究之价值。今日观之，乃知从来支那学者之研究方法缺陷甚多……然陈垣氏之研究方法，则超脱支那学者之弊窦，而为科学的者也。”[112]陈垣告诫后进治学应去空泛求专精，“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113]，也是为了入大道而远旁支。目睹刘复口试全过程的赵元任显然对法国学术的纯正产生敬佩之心，鼓励其高足王了一赴法学习语言学。王国维、陈垣等也提倡后进赴法、德学习东方古国文字。而日本师法巴黎学派令学术猛进的事实，更使中国学者认识到伯希和式的严词，具有“鞭策一切治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的积极作用。傅斯年多次强调伯氏对巴黎学派正统的领导地位，并宣称：“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之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114]
直接受伯希和影响的还有胡适和陈寅恪。胡适与伯希和的交往持续10余年，会面多次，直到1938年7月赴法之际，还有所接触。但他对有关禅宗史的道宣《续僧传》价值评判与伯氏不同，进而疑心后者的中文程度，对伯氏的学生也有些看轻。诚然，作为外国学者，要想在学术层面掌握中文到母语的程度，似无可能。加上伯希和编目敦煌卷子时用力不足，错漏较多，王重民也指出很大部分未能反映正确书名，认为其阅读和认识中国四部的知识与能力仍然有限[115]。不过胡适的看法别有原因在。其美国留学背景令他对欧洲学术多少有些成见[116]，而在所结识的欧洲汉学家中，他与英国的维列、德国的福兰克(Otto Franke)等人更为投缘。只是伯希和的学术至尊地位，令胡适不能不特别在意他的品评。1933年伯希和在北平车站对王国维、陈垣的推崇，送行的胡适当面听来定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尽管日记恰好缺载，从他人旁录中仍可窥知一二。据梁宗岱说，他在一次聚集了旧都名流学者和欧美人士的欢迎伯希和宴会上担任口译，“席上有人问伯希和：‘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界，你以为谁是最高的权威？’伯希和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以为应推陈垣先生。’我照话直译。频频举杯、满面春风的胡适把脸一沉，不言不笑，与刚才判若两人。一个同席的朋友对我说：‘胡适生气了，伯希和的话相当肯定，你也译得够直截了当的，胡适如何受得了，说不定他会迁怒于你呢。’这位朋友确有见地，他的话应验了。我和胡适从此相互间意见越来越多”[117]。梁胡交恶别有隐情，所记胡适对伯希和评语的反映则为事实。只是胡适认定的角逐对手并非梁，他后来下大功夫于《水经注》公案，令有关专家们至今不明究里[118]，显然与伯希和所言不无关系。从此他对王国维的著述屡有质疑，而治全赵戴《水经注》案，既证明王国维动了正谊之气，也能表现自己更会严守科学方法（另文详论）。可惜胡的想法不错，取向不佳，仍难以借此预学术之潮流。
与陈垣并称近代史学二陈的陈寅恪，虽然20年代就列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之席，年龄毕竟小了一旬。他与伯希和相交亦早，而且甚为敬重，其学术主张中不时可见伯氏的影子。学术渊源与范围相去甚远的傅斯年大力推崇伯氏，部分或来自他的认识。陈垣欲与伯希和通信，还要向他索取后者在巴黎的地址。陈寅恪极不耐烦应酬，即使在学者圈中也是有名的，但每逢伯希和来华，他不仅参与宴会，还往往具名做东。伯希和对他也很器重，1938年剑桥大学的中国学教授Monle退休，陈寅恪电告愿为候选，胡适写了推荐信，伯希和则答应“允为助力”[119]。据说剑桥允聘其为汉文教授，陈以病目未应聘，后改聘牛津[120]。伯希和的推重仅及于王国维和陈垣，一则因陈寅恪的两部力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均成书于1940年代，无由得见；二则陈早年多循欧洲东方学脉络，以外族或域外文书比勘中国旧籍内典。而在这方面，由于传承、环境、资料等条件限制，尽管他已超越前贤同侪，为中国学者最擅长此技之人，也很难在为数不少的欧洲专家中技压群雄[121]。伯希和本人即通晓多种外语。对此，国人或眩于陈寅恪所知语种之富，他本人却深悉自己在此国际学术领域的位置。所以1942年作朱延丰《突厥通考》序时坦言：“寅恪平生治学，不甘逐队随人，而为牛后。年来自审所知，实限于禹域以内，故谨守老氏损之又损之义，捐弃故技。凡塞表殊族之史事，不复敢上下议论于其间。”[122]抗战胜利后他将所藏东方语文书籍尽售与北大，也是一证。其转向原因不止一事，而国际汉学“祭酒”的态度，显然不容忽略。更为重要的是，尽管中外学术相互沟通，仍有各自的正统在。陈垣后来也回到禹域之内，讲传统政治史而得成正果，与陈寅恪殊途同归。后者更进而将本位汉语的工具作用发挥到极致，使中国史学跃上同情式考据的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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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国家承平之时，学者不得与他人同其荣，艰难时却不得不与他人同其厄，此乱世学者生活之尤不得不受政治支配也。”[123]这种过来人的伤心语确能反映其中滋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法两国同遭侵占，伯希和在艰难困苦之下虽坚持研究，与中国学者的联系却告中断。战争结束，伯希和刚恢复正常工作，即因癌症于1945年10月与世长辞。葛兰言、马伯乐也先此一病逝一瘐死。而中国学者经历了更为长期的战乱之苦，牺牲惨重，遭遇相似，更加感同身受。1945年春得知马伯乐逝世时，方豪还为文悼念，及闻“伯希和之丧，乃以其著述之富，竟有不能执笔志哀之感。”历经劫难、身心交瘁的陈垣“阅报知伯希和先生已作古，更为之怅然。”[124]恢复后的《燕京学报》第30期刊登1941—1945年间死难的中外著名汉学家的生平简历，以为悼念。编者案道：“吾国自七七事变以后，国学名家，或忠贞自持，愁苦以终；或慷慨赴义，身膏敌刃。若张孟劬、冯承钧、张荫麟、吴其昌诸氏之逝世，姚名达先生之殉国，皆我国文化界之重大损失。而法国自论陷以来，学人艰苦，不下中华，汉学三大师，皆于战争期间，相继逝世。大儒凋落，冀北群空，此尤西方汉学界之大损失已。特辑诸大师事略，用资景仰。”其中翁独健所撰伯希和传，对其推崇备至：“先生之学精湛渊博，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举凡我国之目录版本、语言文字、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以及边疆史地等，先生几皆有深刻之研究与精粹之论著。然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应用。”
翁独健的盖棺论定与30年代傅斯年所言一致，后者总结道：“伯君将已泯灭之数个中亚语言恢复之，为中亚史之各面及中国外向关系增加极重要的几章，纠正无数汉学之错误，鞭策一切之汉学而为妄说者以向谨严，继茹里安、沙畹以建立巴黎汉学派之正统。影响所及、德、奥、瑞典、英国、美国、以及日本。此君固中国以外，全世界治汉学者奉为祭酒者也。”[125]但是，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与水平也时常遭到挑战。早在1910年前后，法国学术界的一些人就怀疑伯希和在莫高窟所写关于敦煌卷子的按语和评论是否属实，“他们简直不明白，在荒野上和远离图书馆的地方，他怎么还能够详细地回忆起某些论据和原文”[126]，进而疑心其所得遗书为赝品。晚年又有人不满他无系统著作，指其“惟乏组织与创造力，故无专门钜著。生平述作，多以书评式为之。”[127]前一怀疑容易澄清，后一指责难以解脱，直到当代，伯希和的学术地位仍不时受到质疑，或称之为“杂家”，或说他“主要是位语文学家。他对文献本身的兴趣要比对历史的兴趣大。”“伯希和从来没有出版过整部的著作，但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短文，涉及的题目极为广泛：地理学、文献学、宗教教派等。”[128]对于“论者颇有以偏狭琐屑为先生之学病”的指摘，翁独健曾加以申辩：“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确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闳通，宁失之狭细，不宁失之广泛，此正先生之长处，奚足为先生病。”[129]然而，伯希和的本意，应无精确与广阔、专门与闳通的对立。对此所生争议，固然反映了不同学术流派的观念分歧，更重要的还是见识高低。就此而论，伯希和所为仍与沙畹关系匪浅。西洋汉学之所以到沙畹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在于他对这一领域的艰深博大有着切身体验，懂得“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因此沙氏“深用逊抑，自限于书本功夫与中外关系，以产生其卓特之贡献”[130]，不仅以此自律，更用以教学。伯希和对此心领神会，他涉及范围更广，治学更严。在评论赫尔满(Albert Herrmann)为哈佛燕京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历史商业地图》时，他说：“就吾人现在知识程度而言，标题似乎略有夸张。而一人之工力，绝不能足成此种宇宙间如是广大之问题。既有人创其始，我辈个人应各就学识所及详究而补充之。”[131]文史研究，把握博通与专精为一艺术性之事，既有赖于各相关分支的进步，又须个人独创。集体攻坚，无非凑合，单枪匹马，则力有不逮。加以学术重在发明，而非编撰。高明如伯氏，多数所谓专著在他或为常识，而他的短评则往往是专著之上的创见。
伯希和所受非难，并非个别偶然。本世纪前半叶，中国学术进入推陈出新的时代，西风所被之下重新解释的需求，使得一些人在缺乏具体研究的基础上，急于将旧知识拼成新系统，以博取时名，造成社会名气大者学问往往浅，学术高深之人却知名度有限的现象。早在20年代，柳诒徵即指出学者分为有学无术与有术无学两种，前者由实验室、图书馆产出，后者由官厅、会场、报纸、专电、火车、汽车生成，“潮流所趋，视线所集，则惟后者为归”。但此等学者愈多，则学术愈晦[132]。20年代以后，中国不断邀请国际知名学者文人来华讲学演说，但所讲大都并非本行。伯希和虽然来华多次，却极少作专业以外的公开演讲。其超越理论家的严密研究，绝非一般浅学外行所能领会，而与中国当时的普遍学风不相融洽。以中国上古史为例，存在泥、疑、考、释四派。泥古囿于旧说，不足与谈学术。“疑古失于臆断，释古流于比附。考古本治史大道，但也苦于狭窄，且不是每一学人所能从事。”[133]以时名论，疑、释两派成名较速，声名较响，但牵强附会处实多，所以时人有专讲史法者史学往往不甚高明之叹。而考古之狭，如乾嘉之学流于琐碎，缘于学人功力识见有限。历此狭境而能贯通，则成正果，否则宜守一得之见。因为不经此境或功力不足，往往非臆断即比附。中古史亦然。有人评论“当代研究中古史成绩最著之学者”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指出：“近人多诟病考据之学，谓其流于琐碎，无裨世用。惟是史学以探求真实为最高理想，原不必悉以资用，则考据又乌可废？陈氏是书所讨论之诸问题，为吾国中古史关键所在，不但李唐三百年之盛衰兴亡而已。此本书所以异于时人所讥之琐碎考据，亦异于剪裁陈言、纂辑成书之史钞，更大异于具有成见与含有宣传性之史论。”[134]陈寅恪对乾嘉考据颇有微辞，而推崇宋代学术[135]；陈垣不赞成“空泛而弘廓”的思想史文化史之类，主张“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否则“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啖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间即归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136]二陈精神均与伯希和相通。伯氏在掌握语言、版本较勘与搜求应用新史料三方面用功极深，但仍为工具，目的还在研究历史，只是更具谨守阙疑与发明的自觉，其考据注释，不仅较许多通史更富学术价值，其通识与驾驭力也远在他人之上。大儒沈曾植的学问据说当时仅三数人懂得，而他与伯希和“谈契丹蒙古畏兀儿国书及牟尼婆罗门诸教源流，滔滔不绝，坐中亦无可搀言。”[137]1919年，王国维翻译伯氏8年前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仍赞叹其“实举近年来东方语学文学史学研究之成绩而以一篇括之”[138]。可惜其《元朝秘史》研究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未能及身而成。伯氏死后，其天才加勤奋的学识只能由多人分别继承。欧洲汉学在路径转换、不断发展的同时，制高点却不免降低。1946年8月，德国汉学家福兰克因营养欠佳逝世，有人认为：“其最后目睹老大帝国与其所领导西洋汉学家同归于尽，同时现代西洋汉学与十九世纪前辈大师之联系亦告中断。”[139]从此，在社会学与人类学的影响日益增大的背景下，西方汉学进入新的阶段，而中外学术正统彼此主动融合的蜜月也随之过去，一个相对独立发展的时期即将开始。
注释：
[1]〔法〕苏瓦米耶：《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7期。
[2]〔英〕彼得·霍普科克著、杨汉章译《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41页。
[3]胡光麃：《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1981年3月）。
[4]《清华研究院筹备处消息》，《清华周刊》第337期（1925年2月27日）。
[5]今圣叹：《国宝云亡》，引陈衡哲语，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08—109页。
[6]《为国家作育人才文学院添聘教授多位、名教授陈寅恪等将应聘到校授课》，《岭南大学校报》1949年第91期。
[7]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张元济诗文》，1986年版，第243—244页。
[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9]伯希和：《乾隆西域武功图考证》，冯承钧译《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2卷6编，第161页。
[10]关于伯希和的生平，参见〔法〕M.罗克《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五十年来法国的“汉学”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7期；翁独健《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1946年6月）。另据黄振华《法国敦煌学研究述略》（《中国敦煌学会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1902—1904年间，伯希和曾在法国驻华使馆任职。
[11]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03页。
[12]迄今为止，关于此事的中文记载及著述多有舛错。其实早在1953年，日本的秋山光和依据伯希和的日记等文献写成《伯希和调查团的中亚旅程及其考古学成果》（《佛教艺术》第19、20期），已经作了准确的描述。
[13]桐乡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罗振玉辑《流沙访古记》，宣统元年排印本。端方得知伯氏得宝，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称时在南京的两江总督任上（榎一雄编《敦煌の自然と现状》，讲座敦煌1，大东出版社1980年版，第155页），翁独健前引文则称在京师，端已移督直隶。查端方任两江总督至宣统元年五月，后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同年十月罢官。
[14]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115页。
[15]迟云飞：《端方》，林增平、李文海主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3卷，第75页。
[16]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吴江陆翔译《法国安南远东学院教授委任中亚探险事宜》，《北平图书馆月刊》第9卷第5号（1935年9—10月）；王树柟：《河海昆仑录序》，宣统元年排印本；金保权；《裴伯谦先生小传》，陈澹然：《睫暗诗钞序》，均见《睫暗诗钞》，商务印书馆1918年石印本。
[17]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救堂生（田中庆太郎）：《敦煌石室中的典籍》，《燕尘》第2卷第11期（1909年10月），见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京都同朋社1984年版，第256—257页，译文引自严绍
《日本中国学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0页。
[18]1909年10月2日罗振玉来函，《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69页。据甘孺（罗继祖）辑述《永丰乡人行年录（罗振玉年谱）》，伯氏“过京，赁宅苏州胡同……伯氏托其友为介欲见乡人，乃以中秋晨（9月28日）驱车往”。此说时间、地点、缘由多误。伯氏寓于八宝胡同，9月11日即离开北京，而罗振玉两度自称：“吾友董授经京卿康以此事见告，乃与同好往观”。参见救堂生《敦煌石室中的典籍》；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罗振玉《鸣沙山石室秘录序》，《贞松老人外集补遗·遗稿乙集之四》；《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1909年12月）。
[19]沈纮译《伯希和氏演说》。据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石室书之在巴黎者，悉拟影照，已荷伯君慨然见许。”《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
[20]王国维：《殷墟书契考释后序》，《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序》，《观堂集林》卷二三。殷墟一书，颇有疑为王国维代笔者。于省吾曾亲见手稿，力证传闻之非。
[21]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神田喜一郎全集》第9卷，第256—258页；梅村坦：《敦煌探险·研究史》，第155—156页。
[22]罗振玉来函，《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00页。
[23]罗振玉来函，《匋斋（端方）存牍》，台北近代史研究所史料丛刊(30)，第164页。编者系是函于宣统元年冬，似以翌春为妥。
[24]《匋斋存牍》录罗振玉函：“昨伯希和有信来……其来函已交授经，托陈仁先兄译呈，想日内当奉上也。”《艺风堂友朋书札》（下）所录吴昌绶第121函：“伯希和照片四百八叶，已来一分，尚有一分可寄阅。叔蕴守定版权，盟约甚苦。”第124函：“授经来函，云法人伯希和又寄影片四百八叶，中多佚籍，拟传印十分，每分百二十元，比在中国价廉一半，绶已允其附股二分。”（第911、913页）吴函所指，当为伯氏所寄首批照片，即1911年王国维所说：“去岁伯君邮寄敦煌古籍景本数百枚”（《观堂集林》卷二一，第3页），其目录存于京师大学堂（《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74页）。据张树年主编《张元济年谱》，罗振玉拟印伯希和所得之敦煌遗书，伯谓须照印费三千余元。经端方介绍，罗托张元济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张允之，并收罗预付影印费二千元（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91页）。《永丰乡人行年录》1913年秋条则谓：“往与伯氏约写影，端忠敏慨允出资。后忠敏废罢，乡人乃与沪上某估构合，偿忠敏金，由估任剞劂，乡人任考订。数年，估不践约。至是乃由乡人节啬衣食，独力任之。”另参《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998、1000页罗振玉来函第2、4。
[25]《汪康年师友书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45—1746页。1909年罗振玉见伯希和后，即函告汪康年有关信息，所以后者问张元济是否抄得目录。
[26]金绍城：《十八国游历日记》，沈云龙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21辑。金氏1902年留学苏格兰王家书院，习政治经济，曾遍游欧洲诸国及美利坚，考求其人文学术。参袁荣法《金北楼先生家传》，同上。
[27]《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5—186页。
[28]《冯承钧》，《传记文学》第32卷第6期；王静如：《冯承钧教授传》，《燕京学报》第30期。
[29]《汪康年师友书札》（三），第3169—3170页。
[30]刘乃和：《书屋而今号励耘》，《励耘书屋问学记》，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53—154页。陈垣此说，主要当针对伯氏。
[31]《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32]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敦煌遗书论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33]《我国学术界反对古物运英展览》，1935年1月20日《北平晨报》。签名者为王力、李碧芸、林徽音、侯宗濂、陈之迈、陈岱孙、赵诏雄、朱君之、沈性仁、金岳霖、秦宣夫、沈有鼎、陈铨、熊佛西、朱自清、周培源、金岳荣、蒲薛凤、张荫麟、张真如、刘信芳、李健吾、时振纲、姚鸿翥、梁思成、李濂、张奚若、杨景任。
[34]《论伯希和教授》，《傅斯年全集》第7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350页。傅斯年的辩辞在史实方面亦有舛错。
[35]《平市学术界第二次宣言反对古物运英展览》，1935年1月27日《北平晨报》。此次签名者为司徒乔、朱君之、朱自清、沈性仁、沈从文、吴世昌、李健吾、林徽音、金岳霖、梁思成、黄子通、许地山、秦宣夫、张真如、刘敦积、熊佛西、闻宥、钱稻孙、顾颉刚。
[36]《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37]高名凯：《马伯乐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38]代理巴黎大学中国学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报告《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1933年12月1日）。
[39]《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78—179页。
[40]《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王国维遗书》四二，1927年秋校印本。
[41]《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42]《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
[43]《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
[44]罗振玉：《雪堂校刊群书叙录》卷下，第516页。
[45]陪客中原定有刘承干，因服丧未至。参见《艺风老人日记》丙辰六月廿二日（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影印本）；《张元济日记》，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1页；《张元济年谱》，第127页。
[46]《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28页。另据1916年7月26日王国维致罗振玉函：“昨日哈园宴客，晤褚礼堂，知伯希和近日过此赴北京使馆武官之任。今日过乙老，始得其详。此次伯君过沪，张菊笙宴之，请乙老往陪。伯出《舜典释文》照片（并有《周易释文》），乙老劝菊笙及蒋孟平印之，菊笙许诺，然不知能付印否耳。”吴泽主编《王国维全集·书信》，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5—96页。
[47]《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三。
[48]《艺风堂友朋书札》（下），第1005页。
[49]《永丰乡人行年录》。
[50]《张元济年谱》，第169页。
[51]《张元济日记》，1920年3月11日。
[52]高名凯：《马伯乐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53]翁独健：《伯希和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另参《伯希和诞生一百周年》，《中国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8期。
[5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2页。
[55][60]《百年来影响我国的六十洋客》，《传记文学》第38卷第3期。
[56]内藤虎次郎：《欧航集》，引自董康《书舶庸谭》，戊辰冬季武进董氏景印本，第4页。
[57]《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寒柳堂集·寅恪先生诗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9页；陈寅恪来函1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78页。
[58]《胡适书信集》（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59]《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8月24日—9月26日，10月25、26日，11月20日。
[61]高名凯：《葛兰言教授》，《燕京学报》第30期。
[62]《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63]致胡适函第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78页。
[64]袁详辅：《漫谈谭家菜》，《文史资料选编》第24辑，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279—280页。
[65]伯希和：《福建摩尼教遗迹》，《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9编，第126页。
[6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163—167页。据樊守执说，龚易图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已经身故。另据伯希和《说郛考》，他在龚易图处还看到澹生堂钞本《百夷传》和《九夷古事》，《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6号（1932年11、12月）。
[67]致伯希和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17—418页。
[68]罗益增译《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旅欧周刊》第81号（1921年5月28日）。
[69]太玄：《巴黎通信》，张允侯等编《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70]《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
[71]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4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09页。
[72]《在开罗万国地理学会演说》，《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第3期（1925年10月28日）。
[73]《研究所国学门重要纪事》，《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1月）。
[74]高平叔编《蔡元培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79—180页。
[75]《陈垣来往书信集》，第443页。编者系是函于1933年5月1日，应为1935年。
[76]严文郁：《提携后进的袁守和先生》，《传记文学》第8卷第2期（1966年2月）。
[77]王重民：《英伦所藏敦煌经卷访问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4—5页。1950年代初期，王重民曾指责英、法等国的“支那通”们嫉妒中国敦煌学研究一日千里的成就，“实行幽闭敦煌经卷政策，把这个学术研究运动绞死。不但不再寄给我们材料，就是对于我们到巴黎和伦敦去的学者们，有时不肯痛痛快快的让他们阅读和研究，更造出一种空气来，说只有他们才有资格和条件去研究‘敦煌学’，中国人是不配的。”（《敦煌文物被盗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14页。原文发表于1951年5月《文物参考资料》第2卷第5期，后文字有所改动）此说至少对伯希和不适用。直到1920年代中后期，伯希和还向王国维、罗振玉、李俨等人寄过敦煌卷子的照片。以后渐少，主因当是能去欧洲看卷子的人日益增多，而北平图书馆已将巴黎所藏大部照回。
[78]《顾维钧回忆录》第2分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页。
[79]1933年9月中法大学驻法国事务处主任刘厚报告《巴黎中国画展之经过》，《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5期（1934年3月1日）。
[8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各该日条。
[81]《法公益慈善会赠书东方图书馆昨举行隆重赠受典礼》，1935年6月7日《时事新报》。
[82]《张元济年谱》，第489页。
[83]《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84]《胡适来往书信选》（下），第506页。
[85]《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9、213页。
[86]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但伯氏所寄之书因此被中国海关扣压数月。
[87]《胡适的日记》，1935年5月28日。
[88]《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89]《近日东方古言语学及史学上之发明与其结论》，《观堂译稿》上。
[90]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91]《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43—45页；第2编，第4页：《牟子考》，《北平图书馆月刊》第6卷第3号（1932年5、6月）。
[92]《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6页。编者标点此节疑误。
[93]《评王国维遗书》，《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52—68页。
[94]盛成：《海外工读十年记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53页。此说疑指刘复。但盛自称其1928年在巴黎大学中国学院讲授中国蚕学大受欢迎，而代理该院中国政府代表刘厚则说“听者不甚踊跃”。见《巴黎大学中国学院概况》，《中法大学月刊》第4卷第2期。
[95]李宗桐：《旅法杂忆》，《传记文学》第6卷第4期（1965年4月）。
[96]赵杨步伟：《欧洲游记》，《传记文学》第6卷第6期（1965年6月）。
[97]《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5年版，第438页。
[98]《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99]《陈垣来往书信集》，第99、410页。
[100]《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6页。
[101]《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努力周报》第29期（1922年11月19日）：《胡适的日记》，第440页。
[102]《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第501页。
[103]《莫高窟石室秘录》，《东方杂志》第6卷第11期。
[104]《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05]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06]《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31年9月14日。
[107]郑天挺：《五十自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页。
[108]《日本人之中法文化运动观》，《旅欧周刊》第81号。
[109]参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梁启超则是另一非正统论的倡导者。
[110]《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55年1月24日。关于学术正统，为近代中国学术史一大要案，牵涉颇多。饶宗颐教授《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则不止于学术范围。
[111]《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12]《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6期（1925年11月18日）。
[113]1933年6月23日致蔡尚思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
[114]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15]《敦煌遗书总目索引后记》，《敦煌遗书论文集》，第71页。
[116]1926年胡适访欧时曾庆幸自己“先到美国而不曾到英国与欧洲”否则“思想决不能有现在这样彻底”，而此感想又是屡次被英国或欧洲人当面讥嘲美国文化的反弹。见《胡适的日记》手稿本，1926年11月28—29日。
[117]戴镏龄：《梁宗岱与胡适的不和》，赵白生编《中国文化名人画名家》，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3—414页。
[118]参陈桥驿《胡适与水经注》，《水经注研究二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7—91页。
[119]《胡适书信集》中，第753页。
[120]陈哲三：《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传记文学》第16卷第3期，第57页。
[121]参贺昌群《近年西北考古之成绩》，《燕京学报》第12期（1932年12月）。
[122]《寒柳堂集》，第144页。
[123]孙楷第：《评明季滇黔佛教考》，《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69页。
[124]1945年11月2日致傅斯年函，1945年11月7日方豪来函，《陈垣来往书信集》，第561、304页。
[125]傅斯年：《论伯希和教授》。
[126]《丝绸路上的外国魔鬼》，第188页。
[127]《外国汉学研究概观》，《国学丛刊》第5册（1941年7月）。
[128]程艾蓝：《法国的古代中国研究》，《国际汉学》，第367页。
[129]《燕京学报》第30期。
[130]《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莅平》，1933年1月15日《北平晨报》。
[131]《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5编，第81页。
[132]柳诒徵：《学者之术》，《学衡》第33期（1924年9月）。
[133]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22页。
[134]王育伊评，《燕京学报》第30期。
[135]就史学而言，理解陈寅恪对宋代学术的推崇，关键在于参透他对《资治通鉴》、《通鉴考异》以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三书要旨的领悟。
[136]《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55页。
[137]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丙辰六月廿二日。
[138]《观堂译稿》上。
[139]《德汉学家福兰克教授逝世》，《燕京学报》第32期（1947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