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晋史官制度与杂传的兴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官论文,两晋论文,兴盛论文,制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魏晋六朝的史学非常发达。《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分为13类，从其著录的史书书目可知，魏晋六朝文人所作史书的数量远远多于两汉时期。在这13类史书中，其中1门曰“杂传”，《隋志》著录杂传共217部，1286卷，其数量远多于其它史学门类。《隋志》共著录史书817部，13264卷。杂传部数占史书总数的四分之一强，卷数约占总数的十分之一。在这些杂传中，作于两汉的有6部，后世学者认为应归于小说家类的反映仙怪内容的作品有22部，去除这28部，另外189部杂传均创作于魏晋六朝时期。
当然，魏晋六朝文人所作的杂传绝不止这些。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还有大部分杂传由于种种原因被散失、亡佚。清代学者对之进行了大量的辑佚、补遗工作。分析各家所补的《艺文志》可知，在整个魏晋六朝时期，杂传创作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姚振宗《补三国艺文志》著录杂传54部（注：以下各家补艺文志，均见《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5家《补〈晋书〉艺文志》史部杂传类补录的杂传数量分别如下：丁国均补录236部，文廷式补录224部，秦荣光补录345种，吴士鉴补录243种，黄逢元补录91种；南朝杂传据徐崇《补南北史艺文志》史部杂传，卷1《南史》著录有46部杂传；聂崇岐《补宋书艺文志》补录刘宋一代杂传22部，陈述《补〈南齐书〉艺文志》补录萧齐一代杂传8部。可见，在两晋时期，出现了一个杂传创作的高峰。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两晋文人热衷于杂传的创作呢？钱穆先生认为，《隋志》杂传一类，尤为魏晋南北朝人所特感兴趣，而且主要为人物传记，“凡此皆见此时代人重视人物，实为此一时代之特殊精神所在。”（注：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东大图书公司1985年版，第143页。）反言之，也就是说魏晋南北朝杂传兴盛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尤重视人物。胡宝国对这一结论提出质疑，他认为：“以人物传记为主的杂传并非均匀地出自这一历史时期的各个阶段，因此将其视之为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特点恐怕不够准确。”（注：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42页。）胡宝国认为撰写杂传最盛行的阶段是东汉到东晋，其观点是：“东汉以来人物品评风气的出现是杂传大量涌现的历史原因。”（注：胡宝国：《汉唐间史学的发展》，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58页。）二位前辈从魏晋六朝的思想意识和社会风气来探求杂传兴盛的原因，确属卓异之见。但杂传毕竟是史学之一途，我们对它进行研究时，不能不考虑到当时的史官制度对它产生的影响。笔者认为，两晋杂传的兴盛与当时的史官制度有密切关系。本文将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一
首先我们来考察一下魏晋六朝史官制度的变化与特征。《晋书·职官志》记载：
著作郎，周左史之任也。汉东京图籍在东观，故使名儒著作东观，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及晋受命，武帝以缪征为中书著作郎。元康二年，诏曰：“著作旧属中书，而秘书既典文籍，今改中书著作为秘书著作。”于是改隶秘书省。后别自置省而犹隶秘书。著作郎一人，谓之大著作郎，专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郎八人。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注：《晋书》卷24，《职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从这段文献资料可知，魏晋的史官名为著作郎，肇始于魏明帝太和年间，隶属中书省。著作郎的职责相当于周代的左史。《礼记·玉藻》载西周史官职掌时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注：《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而《汉书·艺文志》与《隋志》则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注：《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这涉及到史官职责与权力的分配问题。自西周以来，史官的分工就比较复杂，“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以纪言行，后世多务，共道弥繁。夏殷已上，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周则太史、小史、内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而诸侯之国，亦置史官。”（注：《隋书》，《汉书》卷30，《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而魏晋六朝著作郎的职责就是“掌国史，集注起居”。（注：《隋书》卷26，《百官志》。）著作郎有正郎与佐郎之分，曹魏著作郎官秩六品，员额一人，约在嘉平以后，曹魏又置著作佐郎，员额三人，秩七品。正郎与佐郎的分工有异，刘知几《史通·史官建置》曰：“旧事，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史官建置》，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645页。）可知正郎执笔修撰国史，佐郎负责广泛收集各种史料，以备正郎撰写之用。但从史书记载可知，正郎与佐郎的分工并没有十分严格的界限，有时佐郎也可以典国史，如干宝曾以佐著作郎的身分领著国史。（注：《晋书》卷82，《干宝传》。）
晋受魏禅，史官制度基本袭用曹魏，但将著作郎改属秘书省，将著作佐郎改名为佐著作郎，员额增置八人，官秩品位不变。两晋对曹魏史官制度最为重要的变革是，两晋规定“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这其实是对著作官员实行的考核制度。由此说明，在门阀制度森严的六朝时期，两晋著作郎的选任，与其它郎员不同，似乎不太重视他们的门第出身，而是以才学入选。所以两晋时的著作官既有高门子弟也有寒族，甚至寒族远多于士族。这一问题后文将详细论述，暂且搁置不谈。
据《史通·史官建置》、《通典·职官典》、《册府元龟·国史部》等书记载，宋、齐、梁、陈的史官制度基本上承东晋，但也有些变化。如将佐著作郎重新恢复曹魏时的官名“著作佐郎”。最实质的变化还是在于著作官的选拔制度上。《宋书·百官志》记载：
晋制：著作佐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宋氏初，国朝始建，未有合撰者，此制遂替矣。（注：《宋书》卷40，《百官志》，中华书局1974年版。）
自此以后，著作官始到职必撰写名臣传一篇的制度被永远废除。选拔著作郎的这一独特方式，成为两晋史官制度最重要的特征。由此，也造就了两晋时期著作官选任对象的独特性。
二
阎步克认为六朝士族的择官标准有三，首先讲“清要”，其次讲“清闲”，第三讲“文学”。士族们“偏受文翰性的官职。由于五朝高门本质上是文化士族，雄厚的文化素养是其安身立命之本，所以文翰性的官职如秘书郎、著作郎等，大抵是‘清官’首选。”（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5-356页。）“有些‘清官’寒人就很难染指，例如秘书郎、著作郎。”（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9页。）仔细分析魏晋六朝各个阶段著作官的任选情况可知，阎步克的这一结论并不符合两晋著作郎的实际情况。这一时期，著作官选任对象的社会地位或家庭出身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首先我们来分析曹魏的著作官。曹魏著作郎多由尚书、侍中兼任，如卫凯，《通典》卷二十六《职官》注云：卫凯“以侍中、尚书典著作”。（注：《通典》卷26，《职官》注，文渊阁四库本。）应璩“复为侍中，典著作。”（注：《三国志》卷21，〈王粲传〉附传，裴注引《文章叙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王沈属太原王氏，为世家大族，“正元中，迁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注：《晋书》卷39，《王沈传》。）尚书、侍中均官秩三品，著作郎为第六品。著作郎官秩虽低，但属于所谓的“清官”，兼任著作郎可以得到良好的声誉。况且，曹魏典任著作者大多为出身士族家庭的饱学之士，多以才华被朝廷及州郡官府征用，参与掌管宫廷机要，熟悉曹魏官仪制定，这是他们典任著作的优越条件。
两晋著作郎见于史籍记载者有30人，佐著作郎有33人，其中由佐郎迁为正郎者有8人，为陈寿、张载、孙楚、束皙、张亢、王涛、孙盛和孙绰。去其重复，两晋担任著作官者共有55人。考察《晋书》记载的著作官，寒门担任著作者共44人，而士族只有11人。
两晋著作郎，无论是出身士族还是出身寒门，都是因为其才学卓异而被选任。如何嵩“博观坟籍，尤善《史》、《汉》。少历清官，领著作郎。”（注：《晋书》卷33，《何曾传》附传。）张华领著作是因为“学业优博，辞藻温丽，朗赡多通，图纬方伎之书莫不详览。”（注：《晋书》卷36，《张华传》。）华峤“才学深博，少有令闻”、“博闻多识，属书典实，有良史之志”。（注：《晋书》卷44，《华表传附华峤传》。）孙绰“少以文才垂称，于时文士，绰为其冠”。（注：《晋书》卷56，《孙楚传附孙绰传》。）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注：《晋书》卷82，《干宝记》。）庾亮在中兴初年，以中书郎兼领著作，侍讲东宫，“其所论释，多见称述”，（注：《晋书》卷73，《庾亮传》。）可见也具备史才。再如，刘知几认为两晋时期堪称“史官之尤美，著作之妙选”的著作官有“中朝之华峤、陈寿、陆机、束皙，江左之王隐、虞预、干宝、孙盛”。（注：赵吕甫：《史通新校注》，《史官建置》，第645页。）这8人中，华峤、陆机和虞预出身于世家大族，另外5人为寒微之士。可见，两晋时期的杰出史官，世族与寒族基本上平分秋色，并且寒族略占优势。
刘宋后著作官的选任标准发生了变化，更多地注重门第，而非真才实学。刘宋后著作官的选任“并名家年少”。（注：《宋书》卷64，《何承天传》；卷87，《萧惠开传》。）特别是著作佐郎为世族弟子起家之选，陈承梁制，规定“次令仆子起家著作佐郎，亦为板行参军。”（注：《隋书》卷26，《百官志》。）从制度上确认了著作佐郎为高门所垄断的合法性。“故梁世谚曰：‘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于是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注：《隋书》卷33，《经籍志》。）
综上所述，两晋史官制度最为突出的特征有两点：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写一篇名臣传的史官考核制度；两晋史官寒门远多于世族的特殊现象。这两个特征使两晋史学的发展也与其它历史阶段不同。其中最重要的表现是两晋杂传的异常兴盛。下面试就二者的因果关系作一简单分析。
三
“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制度，其实就是考核被举荐者的写作能力，看其是否具有史才、史学与史识。这种制度说明两晋统治者对修史与史官一职的重视。但两晋时期毕竟是以“九品中正制”来网罗人才，“它（引者按：指察举制）的中心环节与主要方式是长官举贤。知人善任的长官，固然能够慧眼识奇才，而缺乏识鉴者，就未免薰莸莫辨、鱼目混珠。被举者如何使举者注意到自己，这有众多不规则的渠道，也有形形色色的障碍。”（注：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结语》，《阎步克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因而，寒门士人要能被门阀世族接受和认同，并由此举荐入仕，必须具有非凡的才能。其中最能让世家大族认可的才能便是文史之才。
六朝时期尤其重视文才与史才，所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注：曹丕：《典论·论文》，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三国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1098页。）曹丕以文立身的观点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南史》记载：
时有高平郗绍亦作《晋中兴书》，数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图之，谓绍曰：“卿名位贵达，不复俟此延誉。我寒士，无闻于时，如袁宏、干宝之徒，赖有著述流声于后。宜以为惠。”绍不与。至书成，在斋内厨中，法盛诣绍，绍不在，直入窃书。绍还失之，无复兼本，于是遂行何书。（注：《南史》卷33，《徐广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这样的事例在史书中并不少见，如出身于江南望族的虞预窃取王隐《晋书》（注：《晋书》卷82，《王隐传》。）、郭象将向秀的《庄子注》据为己有。（注：《晋书》卷50，《郭象传》。）可见，“赖有著述流声于后”代表了当时士人的普遍人生观。值得注意的是，何法盛向郗绍索取的《晋中兴书》是一部史学著作，而且他列举的两个例子为袁宏与干宝，两位皆是当时著名的史学家。可知，相对其它领域的作品而言，两晋士人认为史学著作更能让自己流声名于后世。由此而来，两晋士人重视史学自不待言。而“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百官众职，咸所贰焉。是故前言往行，无不识也；天文地理，无不察也；人事之纪，无不达也。内掌八柄，以诏王治，外执六典，以逆官正。书美以彰善，记恶以垂戒，范围神化，昭明令德，穷圣人之至赜，详一代之亹亹。”（注：《隋书》卷33，《经籍志》。）社会对史官的才学要求更高。较之其它文章体裁，撰述史书显然更能体现作者非凡的学识。由于世家大族本是文化大族，是整个社会文化的领导者。所以就寒士而言，能做出精妙的文章，是他们入仕的敲门砖。
况且“南朝特重‘起家官’，自幼‘平流进取’、初仕便入清途，那才算是门望高华。”（注：阎步克：《品位与职位——秦汉魏晋南北朝官阶制度研究》，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549页。）至于著作佐郎，为甲族起家之选，其为清职自不待言。周一良先生认为“贵势垄断秘著之职始于西晋。然其初仅缘于‘职闲廪重’耳，无关清浊也。”（注：《周一良集》第1卷，《魏晋南北朝史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39页。）这个论断有所不确。著作郎“职闲廪重”，最先出自西晋秘书监华峤之口，《晋书·阎缵传》记载：
国子祭酒邹湛以缵才堪佐著作，荐于秘书监华峤。峤曰：“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遂不能用。（注：《晋书》卷48，《阎缵传》。）
华峤说这番话，拒绝任用阎缵为著作佐郎，有其历史背景。这里有必要考察一下华峤与阎缵的关系，或者说二人的政治立场。据《晋书·杨骏传》，晋武帝司马炎弥留之际，已下诏让汝南王亮和杨骏共同做辅政大臣，而杨骏却诈取中书监华廙手中的诏书，威逼武帝，最终独揽大权。（注：《晋书》卷40，《杨骏传》。）华廙即是华峤之兄，华峤在杨骏被诛之后，“改封乐乡侯，迁尚书。”（注：《晋书》卷44，《华表传附华峤传》。）可见华峤与杨骏属于两个对立的政治阵营。而阎缵则是杨骏的忠实幕僚，“为太傅杨骏舍人，转安复令。骏之诛也，缵弃官归……缵独以家财成墓，葬骏而去。”（注：《晋书》卷48，《阎缵传》。）因而华峤以“此职闲廪重，贵势多争之，不暇求其才”为由，拒绝典任阎缵为著作佐郎。华峤说著作郎是一个“廪重”之职，纯属托词。事实上著作郎官秩六品、佐郎为七品，他们的俸禄很低，甚至于无法养家糊口。史载：
（孙盛）起家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为小邑，出补浏阳令。（注：《晋书》卷82，《孙盛传》。）
（干）宝少勤学，博览书记，以才器召为著作郎。……宝于是始领国史。以家贫，求补山阴令，迁始安太守。（注：《晋书》卷82，《干宝记》。）
（罗企生）初拜佐著作郎，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刺史王凝之请为别驾。（注：《晋书》卷89，《忠义·罗企生传》。）
由上几条材料可知，著作郎是一非常清贫的官职。世家弟子好为著作郎，是因为六朝时期人们重视才学，典任著作郎可以博取清誉。所以华峤的话也并非全无道理，著作郎为清闲职位，正是当时贵族子弟心仪的“清官”。所谓士族“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注：《梁书》卷37，《何敬容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况且，贵势子弟有财力可以让自己生活得很舒适。而干宝、孙盛等为寒门，任著作郎的薪俸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只能求作小小的县令以养亲奉老。但起家为著作郎可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不同于一般的俗吏浊官。而且“所谓清浊系于位望而不在实权。”（注：《周一良集》第1卷，《魏晋南北朝史论》，第137页。）所以统治者为了粉饰太平，也愿意选寒门孤宦，以学行自立者，担任著作官。因而，寒微之士初入仕途便被举荐为著作郎，也许是一种最佳的人生选择。况且，两晋统治者尤其重视史官的文史著述之才，如晋武帝司马炎《以华峤为散骑常侍诏》中明确指出，“议郎华峤有论议著述之才，其以峤为散骑常侍，兼与中书共参著作事。”（注：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2，《以华峤为散骑常侍诏》，第1476页。）由此而来，寒士大量创作史学或文学作品，送请给有地位、有知识的权贵们，希望得到赏识和揄扬，以求作为进身之阶，并非没有可能。
两晋著作官大多是因为文才卓著而被举荐，史书对这样的事例多有记载：
陈寿作《益部耆旧传》，武帝善之，以为著作郎。张载作《剑阁铭》，世祖以为能，除著作郎。（注：《唐六典》卷10，《秘书省》“著作郎”注，文渊阁四库本。）
载又为《濛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注：《晋书》卷55，《张载传》。）
（郭）璞……后复作《南郊赋》，帝见而嘉之，以为著作佐郎。（注：《晋书》卷72，《郭璞传》。）
这种情况的存在，对满腹诗书而又仕进无门的寒士来说，无疑会产生强大的创作动力！因此，两晋寒微士人热衷于创作著述，并有可能向门阀世族投献文章，企图由此获得赏识而跻身仕途。基于“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两晋杂传创作的兴盛或许正是这种史官制度直接影响下的结果。据笔者粗略统计，创作于两晋时期、作者姓名可考的杂传共七十四部，其中二十二部杂传的作者曾经担任过或被举荐过著作官，占总数的四分之一强。（注：笔者的数据统计主要根据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史部杂传类补录的杂传。其中谢朗任著作郎，撰《王堪传》，丁氏无录，《晋书》本传也没有记载，笔者据《世说新语·赏誉》补录。）具体情况请参表1：
表1
作者 官职 作品 书目来源备注
陈寿 著作郎《益部耆旧传》 《隋志》（“长”字当衍） 《晋书》卷八二有传，
撰《三国志》六十五卷。
皇甫谧
召补著作郎，不就
《高士传》《逸士传》《玄晏 《隋志》，两《唐志》 《晋书》卷五一有传，
春秋》《列女传》《韦氏家传》 撰《帝王世纪》、《年历》。
孙绰 散骑常侍、廷尉卿
《至人高士传赞》《嵇《隋志》，《文选》注，《晋书》卷五六
领著作郎中散传》《孙登别传》《水经注·温水篇》《孙楚传》有附传。
曹毗佐著作郎《曹氏家传》《隋志》 《晋书》卷九二有传。
葛洪 选为散骑常侍，领
《神仙传》《良吏传》《隐逸传》 《隋志》，《晋书·葛洪传》《晋书》卷七二有传。
大著作，固辞不就。 《集异传》
徐广 散骑常侍、大司农
《孝子传》 两《唐志》
《晋书》卷八二、
领著作郎 《宋书》卷五五有传，
撰《晋纪》四十六卷。
虞预 著作郎《会稽典录》《诸虞传》 《隋志》，《晋书·虞预传》《晋书》卷八二有传，
撰《晋书》四十余卷。
束皙 著作郎《三魏士人传》 《晋书·束皙传》 《晋书》卷五一有传，
撰《晋帝纪》、《十志》
孙盛 佐著作郎
《逸民传》 《初学记·人事部》《晋书》卷八二有传，撰《魏
引书纲目 氏春秋》、《晋阳秋》。
陆机 著作郎《顾潭传》 《吴志》注《晋书》卷五四有传，
撰《晋纪》四卷。
华峤中书著作郎 《紫阳真人周君传》 《册府元龟·国史部》 《晋书》卷四四《华表传》
有附传，撰《后汉书》
九十七卷。
谢朗 著作郎、东阳太守 《王堪传》 《世说新语·赏誉》《晋书》卷七九
《谢安传》附传。
“必撰名臣传一人”，就是要求甫上任的著作官，撰写一篇人物传记。在各种史学体裁中，唯有杂传与名臣传的文体特征最为接近。况且杂传本身就源于《史记》的列传，正如程千帆先生所言：“盖自司马氏创立列传，叙事之法，已进以人物为中心。其间以一人为一传，可合数人为一传，而其性行同类者，则更以品汇相从，又或取子书成法，以为自序。故较而论之，则有专传，有合传，有类传，有自传。后世杂传之体，初不出此四者之外。斯其原本马迁列传之明证。”（注：程千帆：《闲堂文薮》第二辑，《汉魏六朝文学散论》，《史传文学与传记文学》，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162页。）
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著录杂传345种，将杂传再分为“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四类。其中“圣贤”、“杂录”和“总录”中的一部分作品不属于人物传记，这类作品有82种。“总录”另著录了各种类传、合传共87种，“名人”类收入人物别传共176种。（注：秦荣光：《补〈晋书〉艺文志》，《二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95年版。）人物传记约占所有杂传的百分之八十八。特别是众多的人物别传，其传主基本上都是两晋时期的名士和名臣。这类人物别传绝大部分已经亡佚，隋唐志皆不著录，无从考其卷数。幸而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对此类别传记引用甚多，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史料。但这些别传的作者基本上已不可考。只有极少数非常有名的人，他们的著作权得以保留。如：何劭撰《王弼传》与《荀粲传》、傅玄撰《焦先传》、陆机撰《顾潭传》、谢鲲撰《乐广传》、孙绰撰《孙登别传》与《嵇中散传》、曹毗撰《曹肇别传》、袁宏撰《山涛别传》等等。而那些已无姓名可考的别传，很有可能是出身于下层的贫寒之士为迎合“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史官制度而创作的。由于作者社会地位的低微，这类别传难以得到很好地保存，作者姓氏由此也湮灭无闻。
关于两晋史官制度对杂传兴盛的影响，我们也可从刘宋后杂传的发展情况得到旁证。如上文所言，刘宋甫一建国，便取消了“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制度，并且宋、齐、梁、陈的门阀士族已完全垄断著作官的职位，著作郎的选拔只认门第，不论才学。那么寒士意图通过自己的文史之才来求作著作官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士人对人物杂传的创作热情也随之消失，反映在史学上，便是宋、齐、梁、陈杂传数量的急剧减少。
综上所述，在以“九品中正制”网罗人才的魏晋六朝时期，著作郎为“清官”的性质，使其受到贵族与寒族士人的共同青睐。而晋“著作郎始到职，必撰名臣传一人”的考核制度，为寒微士人凭借文史之才进入仕途打开了一个门径，激发了寒士们对人物别传的创作热情，导致了两晋杂传中人物传记的大量涌现。由于当时文人撰写杂传的自由度非常高，对人物、事情的取舍往往取决于作者个人情感的好恶。再加上六朝人喜好逞才猎奇的风气，在杂传创作中多序鬼物奇怪之事，又杂以虚诞怪妄之说。正如程千帆先生所云，“杂传则如《隋志》所云：‘率尔而作，不在正史’，褒贬之例，不甚谨严。虽其中不免杂以虚妄之说，恩怨之情，然传主个性，反或近真，此又一事也。凡此种种，均足孜见杂传之特征与价值，不可不注意及之。”（注：程千帆：《闲堂文薮》第二辑，《汉魏六朝文学散论》，《史传文学与传记文学》，第163页。）可见，尽管杂传的创作纯属个人行为，其所特有的史学价值却不容忽视。杂传的兴盛正是两晋史学繁荣发展的重要表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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