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人文学》论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的左翼视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左翼论文,文学论文,美国论文,黑人论文,视角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学界一般认为，真正意义上中国早期外国文学研究，源自于小国文学研究。它肇始于周氏兄弟1909年首次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了迅速发展，其中以《新青年》杂志的“易卜生专号”与《小说月报》的《被损害的民族文学专号》为个中代表。在1920年代，来自左翼、自由主义与官方阵营的不同学者都纷纷投身于小国文学的译介与研究当中，当然，这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趋势息息相关。 “四·一二”政变之后，国共分裂。但小国文学研究热度未减，及至1930年代之初“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勃兴时，小国文学研究已经蔚然成风，但此时的主力不再以左翼文化人为主，而是由推行“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赵景深、叶灵凤、王平陵、李赞华等有着官方背景的学者为代表，他们从官方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理论出发，将波兰、捷克、土耳其、巴西等国家的文学状况进行了初步的介绍与研究，认为这些“小国”的文学发展，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因此，他们的研究为“民族主义文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这些研究成果相继也发表于有官方背景的《现代文学评论》、《矛盾》与《前锋》杂志上(宋炳辉 57)。 在小国文学研究的带动下，外国族裔文学研究也逐渐兴起，研究对象也开始包罗其他国家，并不只有地域小、被殖民的“小国”文学，同时也包括美国、日本等大国的文学。但长期以来，由于“民族主义文艺”被视同为与左翼文艺相抵并代表南京国民政府的文艺思潮，而一直受到学界的无视或批判。因此，1930年代的小国文学及其衍生出的族裔文学研究(若无特指，下文统称小国文学研究)也因被视作“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组成而另眼相待，甚至连当时的自由主义学者都批评有加，认为“今日绍介波兰诗人，明日绍介捷克文豪”的研究工作是“其弊在浮”的“流风”(41)①。 历史地看，若将小国文学研究全部认同为“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附庸，实际上既不客观，也不全面。小国文学研究既是中国文化现代性进程的组成，也是早期外国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研究视角与观念立场并非完全仅以“民族主义文艺”为纲，而是有着自身的学术理想与人文追求。 相反，在“民族文艺运动”勃兴的时期，一些从事小国文学研究的学者站在左翼的立场上，其深度已经超越了简单的去殖民化、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的时代诉求，而是从左翼的视角出发，突破了“民族主义文艺”的话语规制，超越了1930年代官方意识形态框架，将左翼立场与“民族/国家”理论有机地结合起来，对社会矛盾、资本主义制度与种族歧视进行了鞭辟入里的揭露与反思，构成了左翼视角下的早期外国文学研究实践。笔者认为，无论是影响力还是代表性，皆应以1933年杨昌溪所著的《黑人文学》为个中代表。但遗憾的是，作为美籍非裔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开山之作，《黑人文学》并未引起学界应有的关注，在1949年之后，学界竟无一篇论文、研究报告对该著进行专门研究，仅有不足十篇的论文、书评直接或间接提到了《黑人文学》，这未尝不是一件憾事。 笔者认为，以《黑人文学》为中心，可对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进行反思与梳理，并可以回答如下三个问题：首先，《黑人文学》之于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其次，《黑人文学》中的左翼视角成因究竟为何？最后，重新反思、回顾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对于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又能产生什么样的价值？ 《黑人文学》不足两万字，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于1933年出版，收录于赵家璧主编的“一角丛书”。该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黑人的诗歌”，第二部分是“黑人的小说”，最后部分则是“黑人的戏剧”，该著是国内外国文学研究界第一部研究黑人文学的著述，而作为知名左翼出版人的赵家璧，所主编的“一角丛书”也是当时颇具影响的左翼文学丛书。 该著所研究的主体是由非裔美国人即居住在美国的黑人所创作的文学。由于18-19世纪的贩奴贸易，使得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黑人聚居地之一。美国的“南北战争”迫使南方的奴隶制瓦解，但种族歧视仍然存在。而且世界第一次经济危机几乎与“南北战争”同时，为了应付全球化的市场与随时都有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大量美籍非裔人因为出身贫寒、受教育程度低，而成为了当时美国工商业社会中的底层劳动者，承担着最艰苦、最繁重且收入最为微薄的体力劳动。 《黑人文学》揭露了“南北战争”特别是20世纪初期美籍非裔人在美国社会的真实处境及精神状况。因此，它深入研究了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美国，如何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对同为本国公民的非裔人所进行的剥削与掠夺。这一思想构成了《黑人文学》的主线，也显示出了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该著如是阐述美籍非裔人的生活状况： 虽然林肯在形式上给了黑奴们以伟大的自由，虽然在美国白人的统治教育下，有许多黑人成了顺民，但大多数的黑人仍要为工钱而做奴隶，而受痛苦。所以，尼格罗工人的痛苦比未解放前并不会如何的减轻，只有虐待的事是一年比一年减少罢了……在过去的一些年代中，黑奴们的民族意识早在奴隶生活中消磨尽了。更兼以美国人利用基督教来麻醉他们……(1) 该著一针见血地指出美籍非裔人在美国的实际地位，虽然在名义上给了“伟大的自由”，但并没有在生活、收入与权利上与白人做到平权，因此还是要“为工钱而作奴隶，而受痛苦”，并且他们之所以没有反抗意识，关键原因在于两点，一是漫长的奴隶时代把他们的民族意识消磨殆尽，二是黑人在美国信奉基督教，找到了精神的慰藉。 仅从出发点而言，就看出《黑人文学》的独到之处，它关注的对象并非是“去殖民化”，而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平权问题，即非裔美国人如何能够享与白人一样的权利。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引用黑人学者本杰明·布洛勒(Benjiamin Brawley)的话，认为美籍非裔人需要“定出一个伟大国家的计划”，需要一个“捍卫我们”的政府，甚至还需要有“选民的居留地”(32)。 因此，《黑人文学》的洞察力，远远超过了当时小国文学研究其他著述，提升了1930年代小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水准，反映了作者的见解与视野。该著认识到，如果没有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与秩序，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能让受压迫的族裔真正地获得解脱，关怀底层、诉求公正恰又是左翼政治的诉求。在对黑人诗歌、小说的研究中，该著站在左翼的立场上，深入地剖析了美籍非裔人在美国之所以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原因。 首先，微薄的收入与卑微的社会地位迫使美籍非裔人不断去为养家糊口而奔波，沦为了生计的俘虏，已经没有力气来抗争这个不公正的社会。 但是随着种族平等运动与世界工人运动的兴起，及至20世纪，已经有一些美国黑人作家开始揭露这种不公正，这种“并不曾有着出路的启示”逐渐淡出美国黑人文坛，形成了“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如1900年出生于华盛顿并毕业于哈佛大学的亚历山大(Lewis Alexander，1900-1945)所写的《黑兄弟》堪称“黑人自述”：“啰，我是黑/但我也是个人/我如夜之子黝黑/我如深黯的洞窟般的漆黑/我是一个奴隶种族的嫩枝/他协助建立一个强壮的国家/那你我可以在这世上得着平等的待遇/勇敢和强毅如那立在巨浪潮头的人们/高高地撑起一枝旗帜/她的飘扬打倒一切人的反对”(14)。 如亚历山大这样受过教育的美籍非裔作家并不少，他们作为“南北战争”之后的下一代，受过高等教育，对于美国社会的不公正有着明显的揭露。“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领导者休士(Langston Hughes，1902-1967)，在“我也是歌者亚美利加”(I，Too，Sing America)一诗的结尾中，以“我，也是亚美利加：我，也是亚美利加”愤怒呼喊(18)。 《黑人文学》直指当时美国社会中“公民”形式下“族裔”间的不平等，即被掩盖的种族歧视下的伪善制度。虽然大家都是“亚美利加”，但却在社会权利上有着霄壤之判。“白人穿着浆熨好的衬衫坐在阴处”、“主人们始终是骑马”、“太太们握着伊的白手玩”，而黑人却“在地底下挖掘”、“保姆拼命地工作不休”(6-8)，这种基于种族的赤裸裸歧视与迫害，在当时美籍非裔作家的作品中，屡见不鲜。 在“黑人的戏剧”中，该著还讨论了黑人电影《阿里路亚》(Heleluah)、马惹士(Jonethan Matheus，生卒年不详)的剧作《羽毛》(Plumes)，以及黑人戏剧家保罗·鲁滨逊(Paul Robeson，1898-1979，今译保罗·罗伯逊)的戏剧成就，认为以鲁滨逊为代表的黑人剧作家是“持着大旗向做人道上飞奔的人”，因为他们的努力，“黑人在白种人的眼中也增了不少的地位”(20)。 由此可知，《黑人文学》是对非裔美国民众的关怀，是对美国社会种族歧视、社会不公的批判，作者歌颂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中崛起的一批非裔美籍作家，认为他们对于美国基于种族的阶级固化的打破以及对于社会公平、公正的诉求，是促使非裔美国人获得更多权益的推手之一，这种超越去殖民化、民族与国家等政治宏大叙事的左翼视角，丰富了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体系。 左翼视角使得《黑人文学》不但在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独树一帜，而且之于后世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它反映了当时外国文学研究的多样化与多元化。笔者认为，之所以《黑人文学》会体现出左翼视角的一面，归根结底有两个因素。 首先，“黑人文学”研究不但是1920-1930年代美国文学研究界的一个热点话题，更是“哈莱姆文艺复兴”在文学研究领域的投影。这是由当时美国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加剧导致非裔美籍人追求平等、要求废除种族歧视的社会语境所决定的。 “南北战争”之后，奴隶制被废除，但在佛罗里达、南卡罗来纳与北卡罗来纳等南方各州，非裔美籍人虽然获得了选举权与公民资格，但仍然无法真正地与白人平权。他们在入学、择业与职务提升上，仍然面临许多世俗的歧视，直至二战结束之后的五十到六十年代，由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所发起的“美国黑人运动”，才在真正意义上掀起了全国性的反抗种族歧视的社会革命。但时至今日，非裔美籍人在美国仍然未能真正地享受与白人平权的地位。譬如在2013年7月，枪杀黑人青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的白人协警乔治·齐默尔曼(George Zimmerman)竟被判无罪，这一事件引发了美国多个城市的抗议示威活动。 “哈莱姆文艺复兴”反映了非裔美国人如何以文学艺术的形式来争取平权，因此受到了广泛关注。这一期间，黑人作家、戏剧家与艺术家独领风骚，如设计杜克大教堂的阿贝勒(Julian Abele，1881-1950)曾是美国当时最知名的设计师之一。 因此，“黑人文学”也成了当时学界的热点。除了该著所引用的三部著述——由加尔佛吞(V.F.Calverton)所主编的《美国黑人文学作品选》(Anthology of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1923)、本杰明·布洛勒所著的《美国小说中的黑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Fiction)以及洛克(Alain Locke，1885-1954)的《美国文化中的尼格罗人》(The Negro in American Culture)之外，巴顿(Rebecca Chalmers Barton)在德国出版的《种族意识与美国黑人文学》(Race Consciousness and American Negro Literature，1934)一书则是欧洲研究黑人文学的早期经典著述之一。此外，约翰·尼尔森(John H.Nelson)的《美国文学中的黑人角色》(The Negro Character in American Literature，1926)与本杰明·布洛勒的《黑人基因：对美国黑人文学与艺术成就的新评价》(The Negro Genius：a New Appraisal of the Achievement of the American Negro in Literature and the Fine Arts，1937)也是当时该领域的代表著述。据笔者不完全统计，在1920-1930年代，欧美学界出版该类著述大约三十余种，其中涵盖英语、德语等多个不同的语种，但在中国学界，仅有《黑人文学》一种。 这些著述基本上都基于左翼的视角为非裔美国人争取平权而呼喊，这是1920-1930年代世界左翼文化运动的一部分。作为资本主义大国的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一直是一个难以解决但又必须面对的难题。可以这样说，如果不能够将种族间不平等的问题解决好，美国的民主政治就难以在世界舞台上具有说服力。而在美国，非裔美国人又是整个社会基础建设的重要主体，尤其是南方各州，在物流、运输、采矿、纺织乃至日常生活服务各领域，非裔美国人都是主要劳动力，而且1920-1930年代又是美国经济危机频繁出现的时段，全社会为了保持正常运转，则必须要依赖于非裔美国人的辛勤劳作。凡此种种，决定了“黑人文学”作为一个国际学界的研究热点，引领当时美国文学的研究潮流。 《黑人文学》大力褒扬了非裔美国作家的成就。“他们对于美国文化的贡献，对于美国文学和艺术的贡献，倒反比号称文明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以及西班牙人给美国的还要强烈”，并且使得自己“能在美国文化的主潮上巍然独立”(23)。这些论断，实际上与当时美国、德国学者对于非裔美国文学的创作几乎相当，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该书的时代性。 藉此不难看出，《黑人文学》的出版，可以说是中国学界与世界学界的一次对接，也可以看作是当时世界黑人文学研究的一个组成。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并在日本有过短期留学经历的杨昌溪敏锐地捕捉到了作为世界文学研究热点的“黑人文学”之特殊时代意义，尤其难能可贵。 其次，《黑人文学》反映了左翼文艺思潮在当时中国的影响。其“左翼视角”在很大程度上由这一特定时代语境所决定。 杨昌溪虽然在1930年代参与了“民族主义文艺”创作，并在1936年担任了“南京新生活总会编辑组组长”，且受到过鲁迅的点名批评。但他在1920年代末期却是一位与左翼文坛有密切联系的作家与翻译家，甚至直至1931年，还与左翼作家胡风(署名“张光人”)合作“太戈尔的近况”发表于《青年界》的创刊号上，可见左翼文艺思想对其影响深刻(韩晗，“重读《刀‘式’辩》及其它” 135)。因此，这本《黑人文学》被收录于以左翼文学作品为主的“一角丛书”，亦不足为奇了。 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复杂性于此可见一斑。小国文学研究带动了全国的外国文学研究热。但小国文学研究甫一开始却发轫于“左翼文艺运动”，“民族主义文艺”在其后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介入，形成声势浩大的外国文学(包括小国文学、大国文学与族裔文学)研究热。作为一种具体的文学研究形式来讲，它受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但却不为之完全所决定。因此，当时的黑人文学研究，既受到民族主义文艺思潮的影响，也可以因左翼文艺思潮而获得启发。 不可否认，《黑人文学》中关于族裔文学的描述与论说，有着小国文学研究中族裔文学思想的影响痕迹。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出它的左翼视角，即对中国左翼文艺思潮的继承与发扬。一方面，它对于社会不公、种族歧视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下的阶级压迫予以深刻揭露与批判，另一方面，它又具备着普遍性的底层人文关怀，认为以对非裔美国人的剥削来换取美国经济的发展，是一种极不人道的行为。这种具有普适价值的左翼视角，在早期美国文学研究当中颇有代表性。 因此，长期以来杨昌溪被学界认为是“民族主义文艺”的学者、作家是不准确的，将《黑人文学》标注为有着官方背景的“帮闲作品”也是不恰当的(张大明 33)。客观地看，《黑人文学》是一部深受中国左翼文艺思潮与“民族主义文艺”思想双重影响、与当时世界黑人文学研究同步的研究著述，它反映了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理应为后世所重视并重新认识。 诚如前文所言，《黑人文学》虽然不足两万字，但却有着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因此，本文认为，时至今日，检省《黑人文学》一书的得失，回顾并反思早期美国文学研究中的左翼视角，对于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至少有如下三重价值。 首先，《黑人文学》中的左翼视角，反映了早期外国文学研究的人文关怀，是对“五四精神”中人道主义的继承与赓续，也是中国现代学术、现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时至今日，我们依然要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追求这种人文关怀。 通观《黑人文学》全书，与其说是对于黑人文学的关注，倒不如说是对于非裔美国人生存现状的关心。通过对“黑人文学”的研究，该著描述了一个正在逐渐觉醒，但仍然饱受迫害、歧视的美国非裔民族。当然我们可以从“民族主义文艺”的角度出发，认为该著乃是以洋喻华，认为中华民族在世界上乃与非裔民族在美国一样，处于最为劳苦、最无话语权之现状。但不可否认的是，《黑人文学》的左翼视角反映了它的底层意识，这是超越国家、民族的人性视角。面对受到蹂躏、侮辱与欺压的非裔美国民众，作者几乎拍案而起，痛斥美国白人社会的“丑恶、污秽、堕落、残忍”(19)，作者的正义感与人文关怀，油然纸上。 当然，一部严谨的学术著述，需要的是冷峻客观的视角，而非作者过多的个人感情，这是《黑人文学》的局限之处，本论将在后文予以详述。但人文关怀却是文学研究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中的基本要旨，它决定了研究对象、立场与方式的选取，使得研究成果拥有更加绵长的生命力与影响力。《黑人文学》之所以能够问世，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该著选择了关怀底层的左翼视角，使得批判现实的人文关怀得以在书中处处体现。 其次，《黑人文学》从左翼视角透视出了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 恩格斯 4)，“黑人文学”便是这一论断的明证，它既是美国的族裔文学，更是1920-1930年代世界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而《黑人文学》作为该领域的研究著述之一，代表中国学人在一个时代性的学术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在1920-1930年代，一批有着留学经历的中国人文社科学者，在译介西方理论、参与世界学术研究的工作中做出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努力。特别在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几乎与国际学界保持了同步。除了《黑人文学》之外，还有张沅长对于瑞恰慈《文学批评的原则》(Principles of Literary Criticism)的批评(1933)、方重对于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里“中国形象”的研究(1926)等等，都反映出了早期外国文学研究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韩晗，“知识分子、公共交往以及话语范式” 166)。 左翼思潮是1920-19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之下的全球性思潮，它发端于日渐兴起的工人运动，是工业革命与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从文学研究的角度看，它既是“哈莱姆文艺复兴”的重要推动者，同时还构成了《黑人文学》的研究视角。该著选取了当时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黑人文学”为入手点，以左翼为视角，结合“民族主义文艺”相关理论，进行了涵盖黑人诗歌、小说、戏剧的多元研究，但又未拘泥于官方推行的“民族主义文艺”理论窠臼，也没有单纯地对左翼理论进行描述与译介。这一切与国际学界的研究是同步的。这种基于世界性、时代性的学术追求，在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工作中，依然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 最后，《黑人文学》作为早期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实验性著述，依然存在着自身的局限性。譬如作者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掺杂个人情感过多等等，这些问题理应为后来学界所警惕。 与张沅长、方重等人不同的是，杨昌溪并无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留学的经历(他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早年曾赴日本短期留学)。因此，他对于非裔美国人的境遇，更多的是来自于书本、报纸等二手资料，而非亲身所见、所感。在这样的前提下，《黑人文学》的写作，难免有主观的一面。譬如他认为在“哈莱姆文艺复兴”之前，“(非裔美国人)却只在内心感到不平，却未曾有怎样反抗的思想”(13)，实际上早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非裔美国作家费·道格拉斯(F.Douglass)的小说《我的枷锁和我的自由》(My Bondage and My Freedom)与切斯纳特(C.W.Chesnutt，1858-1932)的小说《女巫》(The Conjure Woman)等鞭挞种族歧视、呼吁社会平权的文学作品已经开始流行，“哈莱姆文艺复兴”只是“南方重建”之后美国黑人文化运动的一个高潮而已。 此外，受制于作者研究视野的局限性，使得《黑人文学》忽视了“哈莱姆文艺复兴”中的一个灵魂人物——杜波依斯(W.E.B.Du Bois，1868-1963)。他是第一个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非裔美国人，也是一位杰出的人权活动家与小说家，他的代表作《银绒的追求》(The Quest of the Silver Fleece，1911)与《黑公主》(Dark Princess：A Romance，1928)在20世纪早期美国文坛曾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Sundquist 40)，对杜波依斯的忽略，使得《黑人文学》在系统上颇显欠缺。 因为左翼视角占据上风，以及杨昌溪本人对于非裔美国民众的同情，还使得《黑人文学》在行文措辞上有不严谨甚至不客观的一面。譬如在论述非裔美国人的遭遇时，作者情由心生，竟宣称黑人文学中没有“白种人的痕迹”(12)，实际上在当时不少黑人文学作品中，都有对白种人的细腻描写，如《银绒的追求》、《哈伦的阴影》(Harlom Shadows，1922)等等，由此可知，这一论断是有失公允的。 而且更为不当之处在于，作为严谨的学术著述，《黑人文学》本不应有任何政治选择，但却因作者感情一发不可收拾，而使该著在面对非裔美国民众受到白人既得利益集团的压榨、欺凌时，竟然呼吁非裔美国人从美国分裂独立，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从左翼视角上升为极左，使得该书有了璧瑕之憾。 在书的后半部分，作者鼓吹“要突破一切的困难而建设起一个黑人的国家”(18)，“为了自由与解放，他们非得独立起来不可了。他们对于上帝的信托已经破灭了，他们知道上帝永远不会替他们在世界上拣选一个像以色列人那样的迦南圣地，而一切的事情只有他们自己来干才行”(20)。无论是作为外国文学研究著述，还是一般性叙述，上述表述明显是不合适的。非裔美国人在美国的地位需迫切获得提升是事实，但自“南北战争”以来，他们通过努力所付出的收获也是有目共睹的。在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因为族裔间的不平等即以“分裂”而要挟，这既不符合常理，也有悖于基本底线。外国文学研究的本质仍是学术探索，要做到以理、以证来服人，书中一些因个人感情而阐发的过激言论，是《黑人文学》的一大缺陷。 综上所述，作为早期美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作品，《黑人文学》对于外国文学研究史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今日的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美国文学研究，依然也有着值得反思与探讨之处。因此，重读《黑人文学》并对其“左翼视角”进行反思与总结，意义便在于此。 注解： ①参见杨昌溪：《黑人文学》(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3年)。本文所有相关引文均出自该书，以下标出具体页码，不再一一说明。标签：文学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黑人运动论文; 美国文学论文; 1930年论文; 黑人文化论文; 外国文学研究论文; 中国黑人论文; 社会思潮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