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是一种论文,中国企业论文,市委书记论文,慈善论文,证据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感谢两位匿名审稿人的建设性意见，当然，文责自负。 JEL Classification:G38,D53,D60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的较大进步之一，就是为了遏制官员的官商勾结等腐败行为，地方官员的定期轮换更替已经成为一种常态(王贤彬等，2009)。由于中国实行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发展模式，加之官员之间存在个体异质性，因此中国地方政府的换届，也就是主政官员的更替对当地经济和企业发展的影响，相比于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而言无疑要更为明显。这也正是近年来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关注地方官员更替对地区政治生态变化，以及这种变化究竟会对地区宏观经济发展和微观企业行为产生何种影响的重要原因。 在宏观层面，已有的实证研究成果主要验证了地方官员更替会显著影响地区的宏观经济增长(Denis & Denis，1995；Jones & Olken，2005；Li & Zhou，2005；张军和高远，2007；王贤彬等，2009)；在微观层面，目前的研究主要聚焦在地方官员更替对企业投资行为的影响方面。国外已有的文献表明企业在国家大选年度为了规避政治不确定性，会显著降低投资水平(Julio & Yook，2012)。国内相关文献也发现，省委书记和市委书记的更替会显著减少企业投资支出(曹春方，2013；徐业坤等，2013)。那么，企业在面临地区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风险时除了改变投资决策外，是否还会采取其他的应对措施?这是本文将要研究的焦点问题。 在中国，地方政府在土地、矿产、进出口配额、信贷等重要资源的分配，以及各种商业行为的行政审批和管制中都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且这些权力又主要集中在少数政府高官(特别是作为地方政府一把手的书记)的手中。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目前地方官员的决策权力有时仍缺乏有效的监督和约束，这就使得“政商关系”在政府资源的配置过程和经济活动的监管过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相关文献已证实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诸如投资机会、融资便利、政府补助等多方面的好处(吴文锋等，2008；潘越等，2009；余明桂等，2010)。因此，与政府进行良性互动、构建政治关系对于中国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对企业而言，每一次的地方官员换届，都意味着企业间原有政治关系的重新洗牌。因此，在这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关键时刻，企业除保持谨慎、减少或延缓重大投资等对策外(曹春方，2013；徐业坤等，2013)，更有可能采取积极的策略，主动建立与新任领导之间的政治关系，以期在新一轮政府资源分配中赢得竞争优势。 诚然，关于企业慈善捐赠(Philanthropy)，目前学术界的标准定义是：“企业以自愿非互惠的方式无条件地提供资金或者物资给政府或者相关机构”(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1993)。然而，谁也不能排除有些企业家也可能会借助慈善捐赠的方式，通过对作为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的地方政府给予支持和帮助，以此赢得政府高官的信任和好感，也就是说将慈善捐赠异化成为建立政治关系的一种特殊途径。国外已有文献就已经表明，慈善捐赠是企业保护产权、建立政治关系的重要渠道(Mossion，1968；Shleifer & Vishny，1994)。因此，本文试图探究这样两个问题：第一，当地方政府换届后，中国企业是否会将慈善捐赠作为一种为主动建立政治关系而支付的变相的“政治献金”①?第二，这种“政治献金”又能否真正帮助企业在新一轮的政府资源争夺中获得竞争优势? 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文选取2006—2011年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共计7517个样本，实证检验了地方市委书记的更替对当地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探讨了这种影响机制在企业产权性质、新官来源以及市场化程度三个因素相异的样本组中不同的表现，最后还考察了在地方政府换届时增加慈善捐赠的企业是否在融资便利、政府补助以及投资机会等方面获得了更多的优惠。与前人的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拓展了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微观行为影响的研究范围。本文跳出以往主要围绕政府换届对企业投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的研究习惯，首次从“慈善捐赠”的新视角，探讨了企业在因地方政府换届而面临地区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时，除了改变投资决策外，企业是否还会主动利用慈善捐赠作为“政治献金”来新建或维系政治关系的可能性；第二，丰富了现有文献关于企业慈善捐赠动因的研究。现有文献主要研究企业家因其已有政治关系(贾明和张喆，2010；梁建等，2010；高勇强等，2011)或企业因受政府审查(Gan，2006)与其慈善捐赠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并得出了企业拥有的政治关系越强，其慈善捐赠也越多的结论。本文则选取地方政府换届这一外生事件为出发点，通过“政府换届—政治关系洗牌—慈善捐赠(政治献金)—政治关系重建—经济利益”的研究逻辑，更加完整而清晰地揭示企业在地方政府换届后主动进行慈善捐赠背后的政治动因，表明慈善捐赠不仅会受到已有政治关系的被动影响，其捐赠行为本身亦有可能成为企业家主动建立政治关系的新途径。本文对于后者的研究能够为证明“政治关系—慈善捐赠”之间存在相辅相成的双向关系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地方政府换届与企业慈善捐赠 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在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推动经济体制改革、招商引资、改善地方基础设施和民生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王贤彬等，2009)。 官员的作为通常是对上级政治激励的理性反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官员升迁的主要考核标准由过去的政治表现转为经济绩效，各地官员从此开始围绕GDP增长展开了激烈的“晋升锦标赛”。而且，为了减少考核误差、增加激励效果，中央或上级领导在考核地方官员任期内绩效时，会理性运用相对绩效评估的方法来决定谁更应该获得升迁(周黎安等，2005)。在这种特殊的政府体制下，新上任官员不仅期望在新的工作职位上做出新的成绩，超越前任，而且期望能从众多同级官员中脱颖而出。这种与前任官员无形的“纵向竞争”和众多同级官员之间的“横向竞争”效应强化了地方官员经济竞赛的政治激励(宋凌云等，2012)。 对企业而言，这种因官员更替而带来的资源和政策的不连续性，会增加企业投资和运营的政治风险，企业通常会选择在官员更替时以延缓或减少投资作为相应的对策(Durnev，2010；Julio & Yook，2012；曹春方，2013；徐业坤等，2013)。但更为重要的影响是，当地方官员更替特别是地方一把手更换时，政治气候发生改变，地方企业间拥有的政治关系资源配置格局极有可能会重新洗牌。徐业坤等(2013)就发现市委书记更换时，原有强势企业先前的政治关联基础削弱，投资下降得更为显著，并且原先的信贷资源优势也随之减弱。无论先前是否拥有政治关系，在官员更替这一政策“空档期”，企业都会有动机去思考如何赢得新一届政府的信任与好感，构建或更新其政治关系，以争取政府资源博弈中的优势地位。 一般认为，企业股东或高管具备政府背景，或企业家获得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是企业拥有政治关系的标志。但在书记更换这一短暂的政策“空档期”内，企业很难迅速利用这些渠道建立起或更新自身的政治关系，也难以立刻通过制定长期决策(如提高缴税额度或增大投资力度等)来吸引新任官员的关注。而慈善捐赠能够快速、有效地帮助企业建立与新任政府官员沟通、互动的桥梁。当代企业的慈善捐赠已并非出于单纯的利他主义和社会责任感的驱动(Wood & Jones，1995：Sánchez，2000)，它不仅能给企业带来广告效应和抵税作用，增加企业的经济利益从而达到“战略性捐赠”的目的(Navarro，1988；Bennett，1998；山立威等，2008；Zhang et al.，2010)，而且它能够协助达成政府的政治目标，为作为利益相关者的政府提供支持和帮助，成为一种建立政治关系的快速有效的途径。Mossion(1968)的研究指出，如果将政治联系作为公司一种关系资产来对待，那么公司参与慈善活动的水平与这种关系资产的价值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Shleifer & Vishny(1994)指出企业在政府支持的项目上进行的慈善捐赠是一种与政府建立类似“战略关系”的有效途径。Shapira(2010)的研究指出，公司慈善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信号效应，即现金捐赠越多的公司预示着财务实力更为雄厚，而慈善捐赠规模的扩大则被看作是公司前景足够良好的信号。因此，企业如果选择在新任官员上任时进行慈善捐赠，不仅能够向新一届政府表明自身的社会责任感，更可以彰显自身雄厚的经济实力，从而在新任政府官员心目中留下良好印象。 除此之外，慈善捐赠相较其他建立政治关系的途径(如聘请有过政府工作背景的官员作为公司高管或是与现任官员建立私交等)而言具有更好的安全边际。国外企业可以通过赞助选举、政治捐赠、游说等多种方式建立其政治关系来合法地为自己谋取利益，但中国缺乏这样公开、合法的寻租机制，因而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变通的政治公关策略，通过扩大受赠范围有效降低了受赠者的政治风险和自身的寻租风险(钟宏武，2007)，同时又能够帮助捐赠者达到建立政治关系的目的。 基于上述分析，当地方政府换届导致政治环境不确定时，企业有动机去建立或更新其政治关系。而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公开、安全的“政治献金”，能够帮助企业快速有效地建立起与新任政府官员的政治关系，以期赢得新一轮政府资源配置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地方政府换届会增加企业的慈善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 (二)产权性质对政府换届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 本文认为，尽管总体而言地方官员的更替会对所有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都可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程度却有可能因企业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对国企而言，由于其特殊的所有制身份，使得其拥有与生俱来的政治关系优势，而且其与新任政府官员正式沟通的渠道也比较多，因此不必急于像民企一样刻意去通过慈善捐赠这样的方式，引起新任官员的关注和好感，并藉此建立其与新任政府官员的政治关系；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情况却大不相同。由于新任官员对当地民营企业及其企业家的情况可能不太熟悉，且新官上任时民企与官员正式沟通的渠道也比较有限，因此民营企业在当地主要政府官员发生更替时，更有动机通过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多为政府排忧解难(增加就业、慈善捐赠等)等公开方式来进行政治参与，构建其与政府的良好关系(郭剑花和杜兴强，2011)。不仅如此，慈善捐赠作为一种关注民生、服务社会的利他行为，也有助于民营企业家获得社会支持和尊重，进而凭借个人的良好声誉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②，从而进一步加强企业与新任领导的政治关系。因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2：相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地方政府换届对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 (三)新任官员来源对政府换届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 除了企业的产权性质会影响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慈善捐赠的激励作用，新任官员的来源亦可能会影响这种作用的发挥。新上任的地方官员期望在新的工作职位上做出新的成绩，特别是做出与前任相比更加突出或者不同的成绩，因此，新上任官员就有很强的动机去实施差异化策略(王贤彬等，2009)。但企业受此波及的程度可能会因新任官员的来源不同而有差异：如果新任官员直接由本地官员提拔而来，考虑到其与本地企业家群体之间关系都比较熟悉，以及对前任领导的情面等因素，一般不会轻易打破原先政企关系的格局，因此企业受政策性波动的影响会比较小。但如果新任官员从外地调任且不曾有过本地工作的经验，其任职后的政策不确定性显然要大于本地升任官员。这种变化无疑会增加企业面临的政策风险，特别是对于原先拥有政治关系优势的本地企业，外地调任的官员甚至可能基于自身私利的考虑对其“开刀”，收回或减少某些优惠(徐业坤等，2013)；而对于原先不具有政治关系的企业，外调的新任官员反而有可能为其带来一次建立亲密政治关系的公平竞争机遇。因而，无论企业先前是否拥有政治关系，外地调任官员能够激发企业更为强烈的建立和更新政治关系的热情。同时，由于外地调任官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适应新的职位、新的地方环境(王贤彬等，2009)，更长的“空档期”增加了企业选择领导期望得到捐赠的项目或安排资金进行慈善捐赠的可能性。因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相对于本地升任官员而言，外地调任官员的政府换届对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 (四)地区市场化程度对政府换届与企业慈善捐赠关系的影响 最后，地区市场化程度也可能会影响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但这种影响在逻辑上可能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作用机制： 一方面，市场化程度高意味着政府对市场干预的减少，以及企业对政府依赖的减少。因此，但凡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行政干预通常更为严重，企业发展所需要的稀缺资源必须更多地倚赖于地方政府的扶持，因而企业在官员更替时更有动机去构建或更新自身的政治关系。同时，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外生的产品市场竞争程度降低，导致该地区拥有政治关系的企业能够获得更高的垄断利润，进而提高了其进行慈善捐赠的支付能力。从这个角度来说，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在地方政府换届时会更有可能通过加强慈善捐赠规模或倾向来建立或强化与政府官员之间的政治关系。 但另一方面，市场化程度的重要标志是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然而，由于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并没有与政治的民主化同步发展，因而在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中，政府官员仍然在资源配置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政府官员仍然掌握着大量民营企业创立和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并且这些资源的分配往往是不透明且缺乏有效的司法监督(周黎安和陶婧，2009)。周黎安和陶婧(2009)的研究利用樊纲等主编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的几组数据探究了各省市场化水平对该地区腐败案件数量的影响，结果发现，在法制建设不完善的情况下，民营化和市场化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加剧而并非减轻腐败现象的发生。这种情况必然会导致在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地区，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建立或者强化政治关系的动机也就越强烈。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其企业在当地政府官员换届时进行慈善捐赠以建立政治关系的动机会更加强烈。 基于以上两个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以下两个对立的假设： 假设4a：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 假设4b：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慈善捐赠规模和捐赠倾向的影响程度更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6—2011年中国深沪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按照以下标准筛选样本：(1)剔除经过ST或*ST处理的公司；(2)剔除金融、保险业公司；(3)剔除同时发行B股或H股的公司；(4)剔除数据缺失的公司；(5)剔除2008年四川省A股上市公司、2011年青海省A股上市公司，同时剔除当年经新浪财经公布的针对汶川和玉树地震进行捐赠的公司样本；(6)剔除注册地城市发生改变的公司；(7)剔除2011年巢湖市(被撤销)上市公司样本。最终获得7517例样本观测值。相关数据来源情况如下： 1.慈善捐赠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内财务报表附注中披露的“营业外收支——(非)公益性捐赠”一栏。 2.地方政府换届数据：周黎安(2008)认为，我国历来有“一把手”负责制，在中国条块管理的模式下，领导决策体制又强调“一元化”领导，即地方政府的权力集中于地方党委，地方党委集中于常委会和党委书记。钱先航(2012)指出，在我国，市长的影响事实上也包含了市委书记的烙印，尽管市长是地方政府的行政长官，但从我国的现实情况来看，市委书记才是真正的一把手。因此，曹春方(2013)、徐业坤等(2013)分别采用省委书记更替、市委书记更替来表征地方政治环境的改变。参考以上文献，本文也采用地方权力中心——市委书记的更替来代表“地方政府换届”。③本文利用择城网、人民网及百度百科等网络资料，手工整理了样本公司注册地所在城市(市、自治州、盟、地区，下同)的市委书记(含州委书记、盟委书记、地委书记，下同)的更替信息。④ 3.其他数据：产权性质数据来自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CCER)中的色诺芬(SINOFINO)产权性质数据分库；市场化水平数据来源于樊纲等(2012)编写的《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2011报告》⑤；地区GDP数据来源于(新浪财经)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库；相关财务数据和公司基本信息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 (二)检验模型与变量说明 为检验本文提出的假设1，本文分别构建以下两个模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