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马克思论文,学科论文,思想论文,归属问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从一定角度说，恰当地确认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对于正确把握马克思思想实质具有前提性的意义。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究竟属于什么学科？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真正解决，迄今也尚未达成基本的共识。因此，探讨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问题，是有其特别的必要性的。
2.关于“马克思主义”，正统的解释是它由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三个部分组成，这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诸组成部分分属于三个不同学科。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说所折射出来的方法论上的症结是，“马克思主义”成为各种“知识的杂拌”。由此造成了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缺乏一个一以贯之的内在精神，从而潜在地含有“肢解马克思”的致命危险。从致思取向上说，这是用知性的方法去了解马克思学说的结果。我们在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中长期存在着的“肢解马克思”的做法，与这种看待方式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早在1980年，海尔布隆纳就在其著作中批评说：“从一开始，马克思信徒们的著作的一大特色就是把马克思的著作加以可悲的分割，对其作出了种种相互抵触的解释。而在最近这些年来，这种分割则日益明显，解释也更加分歧，确实很难找到把整体统一起来的因素”。[1](P4)应该承认，这个批评是公允的。
其实，马克思主义涉及的学科同它由什么构成是两回事。如果把两者混为一谈，那么马克思主义就不止是三个组成部分，还应当包括若干其他学科的内容。就像有人所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除原有三个组成部分外，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社会学等也是它的组成部分。”[2](P34)事实上，不仅如此，它还应该包括人类学、文化学、历史学、工艺学、宗教学等等内容。
3.当然，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问题，还有许多别的说法。伍德说：“当然可以把马克思称为哲学家；但更准确地应该是把他称为经济学家、历史学家、政治理论家或社会学家；而最主要的：马克思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革命家。”[3](P1)由于马克思改变并重建了哲学，以至于我们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辨别不出“哲学”来了。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位革命家，这当然是对的。但在思想的层面上否认他的哲学家角色，而把他理解为其他学科的学者，则是极不准确的。伍德提出的问题是“马克思是否有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指出：“马克思在大学里主要研究的是哲学，但在他的思想成熟时期则侧重研究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历史，经常忽视哲学，甚至忽视了他自己理论中的哲学问题。即使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也没有经常给自己提出哲学问题，只有在阐述他的有关现代社会的观点或批判其他人的观点时，马克思才谈到这类问题。”[3](P1)伍德显然倾向于对此问题作出否定的回答。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是在从属的意义上才涉及哲学问题，哲学在马克思那里从来都不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马克思不是那种喜欢炫耀自己思想的人。如果只是拘泥于辞藻和标签，我们甚至难以读出马克思的“哲学”。但是这样看问题，就过于表面化了。在笔者看来，伍德的分析和观点就陷入这样的肤浅。
一个常见的现象是，人们一般都偏好从自己所立足的学科视野出发去判断整个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属性。这固然是一种“合法的偏见”，但问题在于，只有自觉地意识到作为解释者所持有的学科视野的局限性，才能避免陷入独断化的陷阱；不然的话，就将面临过度诠释的危险。然而，在“学科帝国主义”霸权话语的偏见支配下，每个学科对于自身视野的可能性限度都很难达到一种清醒的认识。
4.杰姆逊在谈到自己思想的表达时曾说：“对我来说，文化应该是个整体，是互为联系的有机体。我从来不屑学院式的分门别类，因为这是旧体系的作法，是资产阶级大学制度的产物，其哲学根源是笛卡尔。他认为我们只有把世界分为若干部分，逐一研究了解，才能掌握世界。我的理论正是力求打破这种界限藩篱，采取辩证法的态度（此态度与理性认识阶段相对应，从而超越了知性逻辑的局限——引者注），证明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对基于笛卡尔思维方式的西方理性传统进行批判。”[4](P7)应该承认。这种对待思想的思路是有启示意义的，它强调的是整体优先性。此处的关键在于，这种整体性本身的性质是什么？我们早已习惯于“分门别类”地去看待并处理马克思的思想，殊不知在这种粗暴的对待中，马克思思想的本真性恰恰在以敞开为目标的追求中被遮蔽掉了。这是富有讽刺意味的。马克思思想之所以遭受如此命运，其原因归根到底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受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和学科制度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二是体现着知性认识的思维逻辑。对于马克思的思想，当然需要进行具体的微观的研究，但始终不应该忘记这种研究从属于一个总体，并被总体所扬弃。
我们注意到，有的学者在学科层面上试图恢复马克思思想的有机整体性的取向。例如，卢卡奇指出：“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5](P77)他在这里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质，而且否认了不同学科知识在马克思语境中的独立意义，这是富有启发价值的。卢卡奇的结论是对的，但为此所作的解释则值得商榷。他是从其“总体性”的观点出发去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性质的，其实应该从更深邃的意义上给出马克思思想为什么只能是一种“哲学”而不能是其他学科的内在理由。
5.笔者曾提出：马克思主义就是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狭义的马克思主义。[6]这个说法的最大意义在于，突破了过去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是一种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的传统见解。它一方面强调了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命意和学科旨归在于哲学而非其他学科，另一方面又指出了广义与狭义的分别。它意味着狭义的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属于元哲学层面，而广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即马克思主义乃不过是其现象学和辩证法得以展现的理论形态。
需要指出的是，之所以把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确认为“哲学”，并非因为在马克思思想建构中内在地包含着形而上学预设。其实，不独马克思主义，几乎任何一种学说或学科都宿命般地隐藏着类似的预设，不然的话，它们既无从获得自身的终极合法性，也不可能合理地解释这样一种现象，即除非自觉地清算形而上学预设，否则就无法实现学科范式的革命和重建（库恩意义上的）。
那么，把马克思思想在总体上确认为一种“哲学”，其理由究竟何在呢？换言之，为什么不能把马克思思想归结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抑或其他任何一门非哲学的学科？马克思思想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决不是“各种知识的杂拌”，但它必须找到能够把自己所吸收和借鉴的所有学科的知识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可靠基础。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等都无法担当此任，只有哲学才能够实现这种整合。从根本上说，这既是由马克思思想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性质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思想固有的批判立场所内在地要求的。
6.笔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所建构起来的整个体系乃是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即用现象学的方法反思性地把握人的存在的历史展现及其完成。这也就是马克思在“终结”了以往的旧“哲学”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哲学形态。在这种哲学语境中，各种各样的知识门类都派上了用场，但它们一旦被应用于现象学叙事的展开中，其原有的学科性质就被改变了。所以，这个时候仍然在原有学科的意义上来了解被马克思哲学所同化了的知识，对于马克思思想来说无疑是极不恰当的。因为在马克思那里，每一种被他所批判地借鉴并吸收了的学科知识，都变成了他的现象学叙事的一个内在环节，从而成为从属于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一部分，因此失去了其原来的学科属性。作为马克思的思想史资源，所有学科的内容一旦进入马克思的语境，其原有的学科性质就被“过滤”掉了，成为服从于马克思思想学科归属的内容了。也就是说，这些内容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获得了性质完全不同的“系统质”。经济学也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经济学，政治学也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政治学了，社会学同样也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社会学了，如此等等。这不仅意味着它们成为马克思思想的一个内在部分，同时也意味着它们不再作为实证科学而充当马克思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参与到马克思在思想上实现的“格式塔”转变之中了。这种理解，不仅是马克思思想的实际性质的要求，也是辩证地考察马克思思想的逻辑要求。马克思所借鉴并利用的不同学科的知识内容，以有机的方式共同参与了新哲学语境的生成。在这种生成中，不同学科的内容被扬弃地超越了，而且这些内容的原有学科属性同时也被扬弃地超越了。
对于马克思终其一生的代表作《资本论》，我们一般把它作为经济学著作来看待。其实，它是一部马克思意义上的哲学著作。吕贝尔说：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草稿“使人们认识到，把马克思看作经济学理论家的传统解释必须大大加以改变。”[7](P212)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资本论》的情况。广松涉说：“《资本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单纯的‘经济学的读物’，而是告知一种世界观的‘哲学书’。”[8](P132)这一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的。我们只有超越《资本论》的“经济学著作”的外观，才能真正体会出它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叙事的性质和意味。柏耶尔同样强调《资本论》的“哲学”性质，他恰当地指出：“谁若想认识哲学家马克思，即使这个艰巨任务只能以真正的‘概念的努力’来完成，谁就必须阅读并研究《资本论》。就在《资本论》这部著作里，展开了哲学家的实践和实践的哲学。”[9](P40)列宁甚至这样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为在列宁看来，‘马克思曾在第1章中摹仿黑格尔’[10](P189)——引者注）。因此，半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0](P191)他还说：“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10](P357)当然，列宁称马克思遗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还是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说的（主要指“辩证法”），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更多地是在现象学的意义上鲜明地体现出他的哲学运思及其特征的。
马克思从来就未曾提出过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之间的自觉划分和它们的界跟问题，也没有在自我确认的意义上谈到过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分野。他之所以使用“哲学”、“经济学”之类的术语，主要是基于对以往思想史遗产的批判之需要。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马克思曾把《资本论》称作“艺术整体”，强调他的思想（以《资本论》为其标志）的“格式塔”性质。这一性质，其实在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方面也充分地体现出来了。1865年7月31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不论我的著作（指《资本论》——引者注）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1](P196)所谓“完整地摆在我面前”，即是达到思维的具体之后的完成状态。
7.马克思在哲学上的原初立场（它最本然地规定着看待方式）是“感性活动”而非“感性对象”，这是马克思实践唯物主义的真谛之所在。从感性活动出发，就逻辑地固有着批判的诉求。那种立足于感性对象的知识论态度，只能导致非批判的保守的立场。我们同样可以从这个角度，进一步领会马克思思想的性质何以是哲学的而非其他学科的。
对于马克思思想的建构来说，“批判”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列斐伏尔认为，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来源于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和英国政治经济学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这里所指的并不是一种综合，也不是折衷，改变这三个成分的，主要是批判。”[12](P265)广松涉也承认，“事实上‘批判’这一概念无论是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还是，特别是在理解其思想立场方面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8](P193)马克思的时代无疑是一个批判的时代，毋宁说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不是进行了批判本身，而是提供了一种真正的和真实的批判的内在理由。在马克思那里，恰恰是通过理论的批判给出了实践批判本身的合法性。他的真正贡献在于，从理论上彻底地解决了作为能动的感性活动的实践这一最为本真的批判活动，何以具有终极的原初地位的问题。
正如巴利巴尔所说的：“马克思以自己的方式找到了哲学上‘批判’一词的双重含义：消除错误和认识一门学科或一个实践的局限性。”[13](P32)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批判”一词的含义是多维度的，但其中最具有实质性的维度在于哲学意义上的看待方式的清算和重建，一言以蔽之，就是实现由“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由“感性对象”到“感性活动”、由知识论到哲学的“格式塔”转变。就此而言，马克思所从事的批判工作首先是一种“元批判”。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在40年代，马克思还没有完成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这个工作只是到50年代末才告完成。”[14](P321)这个时候“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5](P11)《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的问世，标志着他的哲学的完成。马克思把“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16](P408)而且马克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资本论》的副标题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那么，这里的所谓“批判”究竟意味着什么？列宁曾认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这两部著作使政治经济学“革命化”了。[17](P31)所谓“革命化”应该在这个意义上被理解，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真正实现了由“解释世界”向“改变世界”的转变。在此转变中，马克思语境里的经济学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传统经济学（包括古典的和庸俗的）具有马克思所厌恶的“直观性”（马克思抱怨它们看不到物与物的关系背后所隐藏着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一性质既取决于它的经验论的哲学基础（为实证科学提供合法性），又取决于它的知识论态度。恩格斯说，政治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历史的科学。”[18](P160-161)何以如此？因为它不是自然科学式的认知，而是体认。如此一来，就改变了传统经济学的知识论性质。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其革命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第一，把传统经济学杜撰的“永恒的必然性”变成“暂时的必然性”。传统经济学“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19](P15)而马克思则着眼于从暂时性的方面去看待现存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对资产阶级经济学进行批判，就是改变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永恒之物的观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20](P568)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神秘化”，[20](P292)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暂时性，固执地认为“生产关系本身具有不变的、从人类本性产生出来的、因而与一切历史发展无关的性质。”[21](P581)它不可能发现并正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只有马克思所从事的“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才能“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21](P581)当然，这个方面的“革命性”要获得其合法性根基，归根到底还有赖于第二个方面的“革命性”。
第二，把经济学由知识论性质的学问变成现象学性质的学问，使其成为哲学的一部分。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学已不再是“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建构，而是诉诸“改变世界”的现象学建构。其实，传统经济学的保守性除了研究者的阶级属性的局限外，归根到底源于知识论的看待方式，这两方面之间又具有内在的联系。当“改变世界”的诉求变成一种哲学的看待方式的时候，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就不再是“感性对象”而只能是“感性活动”。在这种“感性活动”中，一切都必须从它的暂时性的方面去看待和把握。这样的话，经济学家们那种认为“现存的关系（资产阶级生产关系）……是不受时间影响的自然规律”、“是应当永远支配社会的永恒规律”[14](p151)的保守立场就将丧失其合法性。
其实，马克思对于知识论的不满之态度，早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已经表现出来了，例如他对德谟克利特执著于实证知识的偏好进行了批评。无论是最早对德谟克利特的实证论的立场，还是直到后来对费尔巴哈执着于感性对象的非批判的知识论立场，马克思都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持一种知识论式的“解释”态度，最多也“只是希望确立对存在的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存在的东西。”[14](P96-97)对政治经济学之知识论性质的克服，必然使马克思的研究及其结论成为一种批判的力量。它的根本旨趣在于要求“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在实际的变革中达到“哲学的实现”这一终极目的。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一封信（1858年11月12日）中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政治经济学，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实际上还有待建立。”[22](P546)这除了因德国经济落后妨碍了经济学的成熟之外，是否还有一层更深的意味呢？马克思显然是把这一“科学”的建立作为自己的使命。因为他继续写道：“为此不仅需要我们两个人（指马克思本人和拉萨尔——引者注），而且需要一大批人。我希望，我这本书（指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引者注）的成就至少应当表现在它会吸引一定数量的优秀思想家来参加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22](P546)我们必须充分重视并认真考虑马克思在这里特别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德语含义，其用意究竟何在？这显然是对英语意义上的“科学”同德语意义上的“科学”作了严格的区分的。在马克思看来，作为“英国意义上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已经完成，而作为“德国意义上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尚待建立。后者正是马克思试图建构的作为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一个内在环节的“政治经济学”之特质的体现。德文“wissenschaft”（科学）同英文“science”之间既有相通又不同。“science”主要是指自然科学，而“wissenschaft”的含义更为广泛，它除了指自然科学之外还指社会科学、人文学科包括哲学的知识和学问。这是马克思在自己的语境中对于“政治经济学”的定位，它显然区别于作为英国意义上的“科学”的“政治经济学”。这种区别既包括批判性的距离，同样包括学科性质上的差别。文德尔班在其《哲学史教程》的“绪论”中指出：“哲学”一词的原初含义是“追求智慧”，但“在苏格拉底以后的文献中，特别是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中，‘哲学’一词获得了明确的意义，根据这个意义，‘哲学’指的恰恰是德语‘Wissenschaft’［科学］。”[23](P8)在这种通约关系中，我们可以领会德语“科学”一词有知识总汇的广泛含义。它当然包含后来与狭义的科学相分离而独立的今天意义上的“哲学”。由此也就不难理解，康德何以要建立所谓“科学的”形而上学了。在此意义上，它与英文“science”显然是不同的。既然这样，那么马克思强调“政治经济学”的德国意义上的“科学”的性质，显然包含着为了摆脱原有的“政治经济学”的狭隘的“科学”性（英国式的），而把它放在“哲学”意义上来定位。这恰好体现了马克思致力于建构人的存在的现象学的思想旨趣和诉求。恩格斯在一篇札记中说过：“仅仅用嘲笑和攻击是不可能消灭像基督教这样的宗教的，还应该从科学方面来克服它，也就是说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而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24](P175)这里需要特别注意：所谓“从科学上克服它”，并不意味着从自然科学式的实证科学去“克服”（因为“这一任务甚至连自然科学也是无力完成的”），而是意味着“从历史上来说明它”！这种“说明”并不同于“自然科学”的方式，它是另外一种性质的“科学”的方式。在这里，显然提示出非自然科学式的“科学”之可能性，那就是“从历史上来说明”的现象学方式。
8.总之，马克思思想决不是各种知识的折衷和杂糅，因而不能对其采取一种折衷主义的知性式的处理和看待方式。晚年恩格斯在一封通信中曾经恰当地指出：“马克思的东西都是互相密切联系着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从中单独抽出来。”[25](P454)这显然是强调马克思思想的有机整体性和不可割裂性。但遗憾的是，恩格斯在以往阐述马克思思想（以《反杜林论》为代表）时恰恰没有贯彻这一原则。也许有人会说，恩格斯把马克思思想分成三部分来叙述，只是一种技术层面上的需要，或者说是一种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得不做出的让步。这种说法实际上是难以成立的。因为恩格斯的叙述模式妨碍了马克思思想的有机性质。这不仅仅是个形式的问题，它已经伤害了内容。马克思思想只有通过内在的有机整合而成为有生命的整体，才能以最本真的方式被再现出来。这种整合也只有在马克思哲学即人的存在的现象学这一平台上才能够得以实现。它真正体现着马克思思想的学科归属的性质和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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