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国际政治的演变趋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信息时代论文,趋势论文,政治论文,国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今的国际社会环境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处在这场变革中心的是信息和信息技术以及由其引发、推动和主宰的国际政治、经济和文化变革，引起了国际政治过程和国际关系范式、因素和战略格局的变化，值得国际政治学者和国际关系研究人员的关注、重视和研究。本文打算结合信息社会的特征和动力因素，探讨一下正在出现的国际政治范式和影响国际关系的新因素和新表现。
一、国际关系范式的变化
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拥有丰富的有形资源和强大的工业基础与军事机器的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主宰者。掠夺资源，扩大领土，占领市场一直是世界战争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和目的。在这场战争和较量中，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国家的有形资源能力和以大生产为主要特征的机器工业能力。国际关系的格局和过程大体或基本上围绕着有形资源、疆土、资本和工业化程度而展开和组合。这是迄今为止国际关系范式的基础。7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加剧，国际政治过程开始发生深刻的变化，引导和规范过程和关系的规则与模式正在变化之中，虽然尚未达到冲破旧框架的地步，但大量事实证明，在旧框架范围内正在发生范式变化。
当今时代的根本事实是计算机开始掌握信息的权力，这就象工业时代开始时大批量生产线的发明掌握了机器的权力一样。但不同的是，工业革命改变的是关键的生产要素，使生产要素由人力劳动变为资本设备，而目前信息技术引起的是从资本转变为知识。这个以知识为基础的新时代给世界带来了一个根本不同的、不可抗拒的现实：基本经济资源（应用经济学家的术语即为“生产资料”）已不再是资本，不再是自然资源，也不再是“劳动”。基本经济资源已经是和即将是知识。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不再是分配资本进行生产，也不再是劳动，价值将由利用信息和知识进行创新而创造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正在成为一种有形资源的替代物，知识的极端重要性已经和正在改变工业组织、公司结构、商业竞争的形式和内容以及创造财富的途径，也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过程和国际关系格局。
目前以信息和信息技术革命为特征的第三次浪潮正在把人类文明推向新阶段，创造出新的信息政治、经济和文化，铸造新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人群，酝酿着新的文明冲突和国际关系。处在这个文明核心的是信息和创新、管理、文化、先进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其他各种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的过程和产品，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国家权力和组织权力。它对旧有文明的攻击和征服不再完全通过对有形资产和疆土的征服，而是利用技术（技术也是知识的一种表现形态）和管理以及信息超越时空的力量去实现“软”征服。大量事实和趋势证明，国际关系范式正在朝这个方向演变。
由于过去时代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利益主要表现为占有和掠夺有形资源、疆土和市场，因而，利益冲突常常表现为政治理想、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根本对立，对抗和不稳定成为国际关系和格局的基本形态。目前由于信息、知识为核心的第三次浪潮的兴起，也许会在一段时间内创造出前所未有的形态。知识作为一种经济商品具有独特的性质，因而由知识所创造并分配的过程就具有与制造和营销物质商品大不相同的特性。工业化时代带来了诸多社会冲突，原因是物质资源是有限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零和游戏，在这场游戏中经济单元为争夺有限的物质财富而斗争。然而，通过共享，信息可以放大、增多，因而可以出现正总和游戏，有利于通过合作共同解决问题并进行创造性的活动，培育新的领域，使合作与竞争以非同寻常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正如美国政治学家William E.Halal所指出的“计算机化的信息技术正在施展一种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就象两个世纪以前的工业化技术一样具有革命性，它正在使民族国家团结起来形成一种以合作和竞争为基础的全球秩序”。虽然，我们绝对不能同意目前世界已经进入了新资本主义与新社会主义合流的时代，不能否认价值观念的分歧、政治制度的对立和民族利益的冲突仍然是国际关系中的基本现象，但在一段时间内意识形态的宽容和以合作发展为基调的全球秩序将会因信息技术所推动的全球化而成为事实。
二、全球化和超国家权力的出现
在上述范式变化框架内，旧的国际关系体制和格局正以信息为导向进行重新组合，使权力结构、政治过程等诸多方面都出现了新的跨国趋势。
事实证明，全球权力结构正在发生重要变化。最明显的是“全球化”已经代替了我们所了解的称为“帝国主义”的那种全球权力分布，那种权力分布形式一直延续到60年代。帝国主义往往利用强权政治，利用工业化时代的国家机器和军事、经济强权，企图将一种社会制度强行从某个权力中心向全球推进。全球化显然是一个缺乏继承性、缺乏文化目的性的过程，它的基本含义在于全球所有区域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而这是以非目的的方式实现的。它是并不以全球一体化为目标的经济和文化实践的结果，但此实践却毫无疑问地带来了全球化。全球化作为一个“非组织化”过程的最明显表现是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全球共享后现代生产和消费环境。
由于国际信息化和信息技术的推动，全球化最直接的后果是孕育一个全球经济体系，该体系的主角便是跨国集团公司。从组织结构上说，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在国际范围内扩展的最有效的一种形式，它们中的大多数既是信息技术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又是庞大的国际信息网络的使用者和操纵者。它们往往规模庞大，具有很强大的国际影响力，比它们所在国的国家机器具有更大的权力，它们可以对所在国政府予以支持，甚至也可以策动推翻所在国政府。可以认为，这是国际资本主义的新形式，它们也许并未颠覆民族国家，却要求民族国家的政府必须认识到，民族国家仅仅只是全球体系的一个成份，制定国家政策时再也不能认为民族国家的政府有权对其国内发生的一切实施全面控制。这个过程正在削弱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民族国家的概念正在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挑战。代之而起的是起主宰作用的世界市场的经济文化。
由于信息技术的普遍采用和全球信息网络消除时间、空间隔离的历史功能，发达国家将越来越多的制造业转移到海外，土地和有形资源与技术、知识和直接投资相比，其价值越降越低，所以国家的功能处在重新定义过程中。现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战略至少已与其军事战略同等重要，它的大使已变成外贸和外国投资的代表。重大的贸易和投资项目占据了政府的主要注意力，就象20多年前关注政治和军事问题一样。外贸关系以及重大跨国投资项目和事件已经成为新的国际危机源。
由于信息具有渗透一切区域和领域的功能，更由于全球信息网络的无与伦比的无国界特性，多方面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已超出了主权民族国家的政治想象力和控制力。主权民族国家无能力处理它们自己以及其他国家所引起的世界波冲击。例如，关于美国经济状况的传闻会在东京市场引起反应，这又会在英国引起利率以及抵押率的变化。目前席卷东南亚和东亚的国际金融危机是单个民族国家在信息所鼓动起来的国际市场漩涡面前无能为力的另一表现。被这些过程所困扰的人们的文化经验很可能是混乱的、不确定的以及无权威的。这怪谁呢？简单的答案是责怪“全球市场力”，但这是不够的。目前在现有的民族国家的政治框架内是无法建立起全球经济作用力的合法性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组织的作用和功能正在扩展和加强，并为超国家组织和权力结构的出现创造条件。1990年海湾危机以及前不久出现的伊拉克武器核查危机所演绎的国际画面已经给我们提供了某种启示。
三、信息权力与“软”征服
信息与政治过程和社会权力结构有密切的关系，原因是信息可以看作是一种新的权力源。在国际政治范围内，信息源优势便成为当今国际关系的主宰力量。正如美国里根政府的主要信息政策制定者Diana LadyDongan所明确表白的，“我们知道在现代世界上，对信息的处理和控制是实行征服的最重要武器之一”。在目前的国际社会中，由于不同国家组织和个体的条件不同，掌握信息资源的机会和能力是不同的。虽然由于信息技术的应用，每个国家都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获取和传播信息源，从而使民族国家的权力得到增强，但同时也可能使它们备受操纵的可能性增大。这两个趋势会同时并存。因而，在围绕着获取和限制获取信息源上会有激烈的权力竞争，这种对立和竞争将会在所有各个领域表现出来。可以预见，国际政治斗争将会围绕着争夺信息源优势而展开，国际关系格局将不可避免地受到信息流史无前例的冲击。
大量事实证明，穿越国境的信息流正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政治过程和文化关系，对民族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构成了威胁，而“文化帝国主义”正借助信息技术在全球推进“软”征服。在信息革命形势下，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由制造经济或其他传统经济（如农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过渡。尽管由于各自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发展策略，但这种方向和策略已不可逆转。加之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全球化，市场、资本以及竞争等全球化冲击，信息流和信息活动已经成了渗透一切的东西，成了目前社会构成的基本原子。由于信息渗透一切领域的本质和信息网络的全球分布，各区域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全球信息的支配，而发生即时的超越国界的响应。区域性行动并不受区域性事件而是受全球性事件的影响。这种越来越严重的全球性互相依存，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冲击，不仅会对个别国家和整个世界的商业和贸易，而且也会对国际政治局势带来影响。从政治角度看，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很可能会受到穿越国界的信息流动、文化主权丧失等重大因素的影响，从而影响到国际政治过程本身。菲律宾马科斯王朝的覆灭、伊朗霍梅尼的东山再起，就是穿越国境的现代信息流影响国际政治过程的范例。从经济角度看，由于信息技术具有前所未有的潜在能力，民族国家就要与可以利用范围广泛的信息网络的跨国公司打交道，这种信息网络可能掌有沟通各个大陆的敏感的社会、经济、文化和技术信息。这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市场和国际经济活动都会带来冲击，而且，可能还会创造出颠覆政权和信息恐怖的机会。
以上信息国际化的冲击，在思想文化领域的表现最为激烈。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进步以及全球信息网络的开通，“文化帝国主义”或称“媒介帝国主义”已经成了国际社会，特别是不发达国家的关注焦点，并引起了一系列社会效应。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是借助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创造一种所谓的全球文化经验，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强加在其他国家头上，以文化上的一致性来压制文化上的差异性，削弱单个民族国家的文化凝聚力。这是信息时代文化传播（信息传播）或文化侵略的本质特征。这种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文化结合在一起，通过创造一种消费主义的环境来为跨国集团的经济和产业目标服务，并以此为手段在全球推销殖民化的文化消费。受外国，主要是美国跨国公司控制的信息媒介——从即时报道的事件到体育运动，到肥皂剧——给美国以外的社会带来了一个关于外国的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形象，使人们产生美国主宰世界经济的观念，各国的当地文化和价值观在这种经过包装的“文化”泛滥下往往会屈从。这种媒介文化所宣扬的生活方式则使世界崇尚美国的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仿效其社会的丑恶实践。西方有人称这种现象为“软帝国主义”，其核心是“美国化”。这种所谓全球文化经验与各民族国家正在出现的文化区域主义形成了对照，是正在出现的新的国际冲突的根源。
四、文化区域主义与新型国际冲突
在全球化趋势下，虽然政治经济活动越来越互相依存，使超国家力量有可能对国际过程和国际关系施加影响，但与此同时，由于悖论的作用，文化区域主义和政治经济部落化正在成为新的趋势，成为国际关系中一个新的维度和现象。
在帝国主义时代，处于中心国家的人们的文化经验是稳定的，通过民族国家这个想象中的社区得以稳定。这个社区是一个民族的命运社区，它自己统治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但当民族政府越来越难以在政治、经济领域里自治地行事时，一切就都发生了变化。当人们发现他们的生活越来越受到自己的民族机制不能影响的作用力的控制时，他们便会产生文化安全正在消除的感觉。社会学家Martin Jacques曾指出：“与权力向上集中，从民族国家转向更大型的超国家团体的同时，产生了一个抵消压力。……在非人格化的全球力量面前，出现了寻求身份标志和文化差异的努力，此努力导致出现新的民族要求和种族要求。”这种要求似乎正在世界各地发生，尽管它表达为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却反映出人们有一种更加普遍的要求，希望有自己的充满生命力的社区；社区的规模应当大小合适，从而个人之间可以相互联系，相互交流文化经验。最重要的是，这种文化社区要能提供条件，使人们能形成具有质量和种族或部落身份的文化目标。由此可见，在世界各地泛滥的种族主义的基础是文化部落主义。这是因为在目前的信息时代，在越来越全球化的世界上人们变得越来越部落化。过去人们说思维要全球化，行动要区域化；现在则相反，思维要区域化和部落化，行动则要全球化。这是因为，一个现代国家和经济超级大国的功能等于是一个部落。日本就是如此，它有一个内部非常和谐一致的文化，思维是部落性的，但行动却是全球化的，多年来这个“部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成功相当顺利。美国的一些跨国集团，例如Motorola，也是思维如部落、行动全球化的公司。事实上，经济和变革力量已经使民族国家受到削弱，却使人们与长期形成的种族身份关系更加密不可分。语言、文化、宗教和种族传统使人们的归属感得以增强，这些东西是创造新社团的黏合剂。随着全球化的加剧，许多东西会变成全球一致的大同，但与此同时，某些东西却会更加部落化。语言、货币、传统等等就是如此。文化部落主义的兴起与信息通讯革命有密切联系，因为它使得世界上的一切都更加透明，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任何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每个人都能对重大事件的过程进行监控，以达到自我管束的目的。正因为如此，因种族、宗教、文化等差异而诱发的区域性冲突和非常事件将会成为新时代国际政治中的常见现象。这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和防范。
五、国际战略的变化
如上所述，土地等有形资源的价值正在下降，以信息和知识为核心的优势正在通过世界市场的经济文化起主宰作用。这就改变了权力和国家实力的组成，也出现了新的国际竞争战略。在前工业化时代，土地象魔鬼一样缠绕着国家，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土地是生产和权力的主要决定因素，通过建立帝国或侵略别国以掠夺领土，可以改善一个国家的地位。正因为如此，哈伯斯堡王朝、西班牙和俄国，在16至19世纪之间能在欧洲通过扩张领土而成为大国。到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和劳动是生产力中的流动性要素。大英帝国找到了利用这些要素的巧妙方法，尽管在这个时期，自然资源对于英美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的发展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到20世纪后期，随着土地价值的相对下降，流动性要素变得更加重要而突出。所以二次大战以来，日本和西德为首的大多数发达国家已将努力从扩张领土转移到扩大世界贸易的份额。一些小国家也开始采取以贸易为导向的战略，而以往这些小国家不可能采取军事性和领土扩张性战略。与日本、西德一样，东亚的一些小国家在这个过程中成了实力强盛的国家实体。
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以来，由于知识、信息和管理成了更重要的因素，在信息的参与下，资本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发达国家开始认识到对外出口不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人们发现，也可以在海外生产供外国市场销售的产品。由于越来越多的国内供应的制造转移到国外，土地与技术知识和直接投资相比，其价值越来越降低，所以国家的功能不再像重商主义时代那样控制资源，而是要与外国的和本国的资本与劳动进行蹉商，以诱使他们进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刺激经济增长。土地是固定不动的，可以被占领，但是劳力、资本和信息却是流动的，因而不可能实施有效的控制和侵夺；进攻过后，这些资源可能会像水银一样迅速滑掉。伊拉克的萨达姆于1990年8月洗劫了科威特城的计算机，结果却发现银行帐户上的现金早已通过电子方式汇转出去了。尽管科威特政府放弃了其领土，但它仍然可以继续花费上百亿美元抵御萨达姆的征服。正因为如此，扩张性国家的领土功能正在局部让位给贸易国家的经济功能，而贸易国家的经济功能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获取“软资源”上，通过在智力和国民素质上投资来提高国力，并以此为武器通过信息网络、媒介和知识输出来扩张实力，来实现其战略目标。同样，军事战略的重点也已不再仅仅是军事占领，而是利用信息技术优势瓦解敌手的斗志，摧毁其军事同盟，实现“软征服”。国际冲突的解决，更诉诸于外交斡旋和实力平衡组合，因而，不流血的外交战线将成为国家关系的主要战场。这种战略趋势与国际金融和国际信息流的经济因素结合在一起，使国际战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许多新的内容、形式和组配，也许正酝酿着新的国际关系概念框架的形成。
30年代传统的国际关系教科书中关于权力的理论往往按照国家所掌有的关键自然资源的多寡来排定列强的位置。分析家一般认为，掌有最丰富的原材料、工业产量最大的国家会主宰世界。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冷战时期所作的各种估计就是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的。然而事实证明，最繁荣的国家常常却是其自然资源不丰富，甚至可忽略不计的国家，日本就是一例。这是因为日本具有丰富的高素质人力资源而使其获得巨大的优势。许多国家目前都在重新构筑国际竞争战略，利用知识信息所提供的机会重新构筑其比较优势，核心便落在教育和全民素质的提高上，这是信息时代国际战略貌似简单然而却无往不胜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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