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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N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5674(2007)04-0001-05
在分析哲学运动之后，哲学正在进行着这样一种重要的转向：自然主义转向(naturalistic turn)。这是一种从先验哲学转到受当代自然科学实践的强烈影响的哲学观的转向。根据自然主义观点，认识论所使用的概念工具应当与研究自然的任何其他方面都没有两样；受此影响的认识论就是自然化的认识论。
1980年，通过江天骥教授的学生的博士论文，笔者初步接触了自然化的认识论。但在当时真不理解，自然化了之后，还要哲学家干什么。最近，笔者在阅读经济学方法论著作D.Wade Hands的Economic Method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Theory[1](2001)时，不经意间居然找到了感觉：似乎明白了自然主义的真意何在。
一、科学哲学中的自然主义进路
首先要考察自然化的一般概念。从笛卡尔开始，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的传统看法是建立在将认识论看作是“第一哲学”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哲学的方法完全是理性和逻辑分析的方法，是坐在书房里进行哲学沉思的先验方法。根据这一传统的观点，科学哲学无非是应用的认识论而已；第一哲学的工作一旦完成之后，也就是对“认识（知识）”的基本范畴进行彻底分析之后，最后的步骤就是用科学方法论规则的应用实例来注释第一哲学。这些方法论规则完全是规范的，它们规定科学家应该做什么以产生合理并且合法的知识类型。
可是现在，正统科学哲学正在受到威胁。许多问题诸如“观察的理论负荷”、“迪昂－奎因的整体论论题”和“不充分决定论”论题等等，不仅导致了科学哲学的正统观点的衰退，它们似乎足以颠覆长期以来我们相信的第一哲学的整套计划及其相关知识的层次划分。我们应当如何回避这些困难？哲学与科学的界线应当如何重新划分？我们应当转向何方？看起来，出路就在自然主义转向。
传统科学哲学划分了两个层次的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与经验科学的、因果性的事物有关。它涉及比较复杂的科学问题，如原子结构、基本粒子相互作用、遗传学的控制机制等等；第二层次的问题按传统的观点来看是科学背后的元问题：是处在第一层次的问题之上的论题。第二层次的问题关注的是基本的、合理辩护的、合乎法则的、理性的和认识论的问题。第一层次的问题由经验科学来回答，然而第二层次的问题由科学哲学来回答。
传统科学哲学及其方法论无疑是把科学的元问题放在第一位，然后用对元问题（第二层次问题）的解答来指引或者启示与具体科学问题（第一层次问题）有关的活动；确定什么知识是第一位的，然后用这些知识去启发和帮助科学。现在我们要说，自然主义的研究方式与传统科学哲学最大的区别，恰恰在于它把这两类问题的原有进路颠倒了过来。自然主义的进路从第一层次的科学问题开始，然后用对第一层次问题的回答以帮助解决第二层次的哲学问题。自然主义者从后验的具体科学开始并籍此帮助（原来是先验的）哲学。
自然主义又有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温和派自然主义者主张利用科学来改良认识论；自然主义与传统的认识论有着相同的问题，科学仅仅是提供一套新的解题方案。激进派的自然化的认识论旨在彻底改变这一主题，他们主张旧的认识论问题是错误的，应该被一组全然不同的问题所替代。我们愿意采取温和派的观点。
自然主义总是需要抛弃先验哲学的思辨化、理论化，而代之以自然主义参考框架。问题在于，“自然主义”的确切含义究竟是什么？这又可以划分为两个学派。一个是，一般科学(generic science)的自然主义。这一学派是对经验科学总体的理念进行自然化，也就是，对人们普遍接受的经验信念进行自然化。一般化的自然主义者将任何事情，包括我们的认识论的信念，都提交到经验法庭去评判；根据这种观点，认识论需要注入我们普遍接受的经验信念（包括最先进的自然科学理论），而不是局限于任何特定的科学理论。第二个学派是，具体科学(specific science)的自然主义，将认识论问题还原到某些具体的科学理论，如某种决策理论或者进化理论。
一般科学的自然主义认为，已经普遍接受的科学信念就是科学哲学的“可靠基础”；而具体科学的自然主义则会这样做，它选出一个特定的当代自然科学最有影响力的分支作为自己的“主要基础”。我们最关心的是具体科学的自然主义，因为它已成为最近自然主义转向的主要焦点。
这种自然主义的主要问题是“应该基于哪一种具体科学进行自然化”？在具体科学的自然主义之中，最具有典型性的做法是，将认识论还原为“认知心理学”或者“进化生物学”。它的根据在于，如果认识的目标是寻求可靠的信念，那么认识论就应该从最好的心理学理论开始，因为从原则上说它将会告诉我们“人类实际上如何获得信念”；相比之下，如果科学是帮助人们更为有效地适应自然法则的约束，那么就应从进化生物学观点开始。
从传统的观点看，认识论理所当然地是规范性的，而如今自然化的认识论充其量只是描述性的。这就成了自然主义的一个难题（当然只是在传统眼光下发生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重申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所存在的严格区别。在哲学史上休谟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由于“是”与“应该”的严格区分，因此“从‘是’推不出‘应该’来的”。这一命题，常被称之为“休谟的闸刀”。我们不难看出，使用“休谟的闸刀”就能够消解自然主义的这一表面困难。这就是“休谟的闸刀”在自然化的认识论中的应用。对于知识产生的科学分析，可以描述并且甚至能够预测或解释知识成果，但是它不能告诉我们知识应该如何产生；“是”（事实判断）并不包含认识上的“应该”（价值判断），正如“是”（事实判断）并不包含道德上的“应该”（价值判断）。
二、从奎因开始的自然主义
按照传统的等级层次的划分，即有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三个领域。作为“第一代”的自然主义者，奎因似乎把它们的关系颠倒了过来。奎因在《认识论的自然化》[2]一文中说：旧的认识论意欲在某种程度上包含自然科学；认识论可以以某种方式从感觉资料建构自然科学。在新的背景中，正好反过来，认识论包含在自然科学之中，成为心理学的一章。
传统观点不仅认为哲学认识论高于自然科学，它还认为自然科学包含像心理学这样的人类科学。传统的层级首先是哲学，然后是自然科学，再后面是人类科学；反过来对奎因来说，作为出发点的第一层级是人类科学（心理学），然后是自然科学，再后面才是哲学。进一步说，对奎因而言，哲学、自然科学和心理学这三个层次，在我们的信念之网当中是纵横交错在一起的，因此并非是泾渭分明的。当人们将通常所认为具有最坚实基础的人类科学、第二坚实的物理学以及最不稳固的认识论，与作为自然化的基础的其他科学联系起来的时候，结果很有可能与科学哲学的传统方法有根本的不同。也就是说，新的自然化的方法就突现了出来。
笔者记得，有一年夏皮尔被邀请到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来讲学。第一天，他大讲特讲宇宙大爆炸，时空起源，第二天他又讲基本粒子相互作用，自己帮助自己的“靴绊假说”。听过两天报告之后，有人对笔者说，听来听去都好像是在做科学报告，真不知道夏皮尔的科学哲学究竟在哪里？笔者回答说，在夏皮尔那里，科学理论、科学方法及其背后的哲学观、价值观是三位一体的、相互渗透的。他的科学哲学就融合在他的科学讨论之中，他的方法就是“自己帮助自己”。看来，这里可以品出点“自然主义”的味道来。
经过历史主义的冲击，尤其是后现代主义浪潮（反基础主义、反本质主义、反表象主义）的猛烈冲击，正统科学哲学僵硬的“基础主义”确实给冲垮了。然而，科学理论虽然没有绝对可靠的经验基础，却并不意味着不可能有相对稳定的（甚至是处在动态变化之中的）经验基础。科学理论不再像固定在地球上的摩天大厦，倒像是纽拉特在他的著名的“船的隐喻”中说过的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可以在“船上修船”。纽拉特在《统一科学及其百科全.科学哲学4》[3]中是这样说的：我们没有固定的支点以撬动地球；同样我们的科学不能建立在绝对坚实的基础上。实际的处境就好像我们乘船在大海上航行，要在旅途中更换船的部件。又如奎因在卡尔·亨普尔的纪念文集《本体论的相对性及其他》[4]中所评论的：我认为哲学并不是作为科学先验的预备和基础，而是科学的继续。我认为哲学和科学是处在同一条船上——正如我常回到纽拉特的比喻，当我们呆在船中浮于海上时，我们只能在海上修理这条船。根本就没有外在的优势，没有第一哲学。因此所有的科学发现，所有的目前似乎合理的科学猜想，在我看来，在哲学中的使用正如在别处一样，是大受欢迎的。
传统上认为，认识论支撑着科学，在众多的学科之中，科学是有特权的、特殊的，因为它受到认识论的合理辩护。奎因颠倒了这种关系：正因为科学是在我们的信念之网中最为坚实的部分，所以它应当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并巩固信念之网中的其他成分：包括认识论。在奎因看来，在纽拉特的船上，认识论比科学本身有更多的裂缝。自然主义根本不需要按照基础主义方式来进行的那种辩护，这里确实有“解释学的循环”，却没有不该有的逻辑循环。
三、第二代自然主义：认知科学的进路
我们将考察自然化认识论的认知科学（包括心理学）的进路。它们常被恰当地称作“第二代”的自然主义。这个进路接受奎因基本的自然主义框架，但是采用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后行为主义）来分析知识获得过程。首先讨论最有影响的阿尔文·戈德曼(Alvin Goldman)等人的工作，他们在自然化的方案中利用当代认知心理学。接下来再讨论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对自然化认识论的影响。“认知科学”一词实际上由包括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AI)和认知神经科学等众多领域所组成。因此，认知革命就与所有这些学科都相关。2006年12月在杭州召开的全国科学逻辑会议上，就有几篇论文有助于了解认知革命的背景。
李恒威、黄华新的合作论文《表征与认知发展》[5]中，对认知观的新近发展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传递了认知科学和心智哲学中重要的新观点、新信息。它指出，老的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模式完全忽视了心智的存在；1960年代“认知革命”提出了“符号表征的计算”对于心智是充分必要的计算机模型（电脑隐喻）；认知神经科学和脑科学则希望了解大脑内部运作的动力学机制；认知动力系统论者正确地看到，心智是具身的，认知过程具身的心智与环境复杂性相互作用的动力学过程，可惜却错误地否定了表征的必要性。作者汲取了符号表征论者与动力论者双方的合理成分，认为个体的认知发展应当区分为感觉运动、意象表征和语言表征三个水平，表征是认知的必要而又不充分的条件。李恒威的博士后论文（第二代认知科学的认知观和意识的难问题研究）[6]中(2006.12)进一步强调了具身心智的主／客观两重性（主客截然二分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处在复杂性自组织的互惠作用循环之中，从而提供了能够在认识论上给予机械反映论毁灭性打击的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丁峻的论文《语言认知的心理表征方式及价值映射机制》[7]中，进一步从神经科学的视角来考察语言认知与思维的关系。康德从认识论上划分了感性、知性、理性。丁峻则认为，与这3个层面相对应：(1)认知心理有三大形式结构，分别是表象加工、概象加工和意象加工；(2)它在语言认知上，则由浅入深地分别体现为语言表象、语言概象和语言意象；(3)三者的表征内容并不一样，对语言表象是音素—音节—音位；对“语言概象”是字词法则－句法－语法（规则）；对语言意象是符号世界的映射规律、客体世界的运动规律、主体世界的价值规律。语言洪流贯通了感性、知性、理性三大序列，而思维活动主要是体现在后两个高阶的心理层面。
戈德曼(Alvin Goldman)关于认识论自然化的方案[8]，就直接建立在认知科学（尤其是认知心理学）基础之上。认知科学革命不仅对神经科学、脑科学，而且对心理学都有意义深远的影响。因为这一革命意味着心理学理论上的解放，它中止了对“不可观察的事物”进行研究的禁令，并且允许在更大范围内进行理论概括。戈德曼的工作可以分为两个相互关联的部分：早期的个体认知研究和后期的群体认知研究。早期研究总结在《认识论与认知》(1986)一书中，这是将认知科学直接应用于认识论问题。这种研究是以个体主义为导向的；它关心的是个体科学家可靠信念形成的过程。戈德曼的后期研究是晚近才出现的，它强调科学知识的社会层面。戈德曼的工作是被看作科学哲学中“认知转向”的一个实例：将认知革命的结果应用于认识论领域。自然主义认识论是一般的框架；对认知科学的自然化是其表现形式之一；戈德曼自己的纲领是认知进路的具体实例。所有的认知方法的主要观点是，人类是信息加工系统。这种信息加工包括对外部世界的各种特点的心理表征。戈德曼考虑的主要认知效果是可靠性(reliability)，就是产生真信念对于假信念的高比率的能力。戈德曼的社会认识的基本进路与他的个体认识的进路，两者不仅都是自然主义的，它们还都是规范性的和改良的。他认为，早期论述的同类型的逼真标准、可靠性等等可以直接应用于社会群体，即文化和语言的共同体。在戈德曼那里，科学哲学、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是一体化的，这就是认知进路的自然化认识论。
由于西蒙的“满意决策理论”和“有限理性”的方法[9]，对自然化的认识论也有过重要的影响。因此，下面我们将简短考察西蒙与自然化的认识论研究的重要关系。
西蒙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深受卡尔纳普的科学哲学和罗素数理逻辑的影响，卡尔纳普写过《世界的逻辑结构》，仿此，西蒙打算将他的博士论文定为《管理学的逻辑结构》。几年后，它以《管理行为》(1947)的标题出版，他没想到，这本书在实质上对组织理论和管理科学做出了原创性的贡献。西蒙的基本思想是：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太理想化了，只有“上帝”才可能是“全知全能”并且掌握完全信息。真实的自然人只能够具有“有限理性”并且掌握不完全信息，决策过程所要面对的总是多因素的复杂性相互作用，因此每当人们追求某一个因素的最优化，往往会妨害或排斥其他因素的最优化，因此“全部最优化的决策”是不现实的。西蒙认为，合理的决策应当是，追求诸多因素的总体上的相对优化，这就是“满意决策”理论的核心理念。
于是，西蒙提出了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相反的“管理人”概念，这种“管理人”的特征是，他（或她）在有限的信息和有限的理性能力的情况下就做出选择；他对即将到来的情况寻求“足够好”或“相对满意的”的解决方案，他在并不很完美的环境中使用“经验规则”或“启发式程序”以协助他的决策。由主体以这种方式实行的理性被称之为“有限理性”，对西蒙来说，这就是指导他“整个认知科学研究的成果”的基本洞见。
西蒙是人工智能的心理学学派的首创者之一。西蒙的“有限理性”与他后期在人工智能领域(AI)的工作，即关于人类问题求解的启发式搜索程序，有着相当直接的联系。正如西蒙在《管理行为》(1957)第二版的序言[10]中所说：艾伦·纽厄尔(Allen Newell)和我已成功地详细描述了决策机制，这一机制能够展示某种复杂的人类解决问题的行为。……实际上，在普通的电子计算机的协助下，使用这种决策程序，现在我们能够模拟这种复杂的人类行为。
西蒙后期在人工智能和控制论当中的开拓性的工作，确立了他在学术上的崇高威望。在跳棋和国际象棋及其他领域中，能够匹敌于甚至常常超过人类专家的“启发式搜索程序”的诞生，就意味着“有限理性”设计思想的胜利；这种系统有选择地进行搜寻，使用经验规则，找到满意的解答就停止[11]。因此，作为信息加工过程的有限理性、满意程度、人工智能、认知科学以及对人类心智普遍特征的一般刻画，乃至科学定律的机器发现程序，在西蒙的思想中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西蒙的《人工科学》已被看作一本科学哲学的重要著作，他的科学哲学是与认知科学一体化的，这是一种自然化的科学哲学。
许多哲学家，包括克拉克·格莱莫尔(Clark Glymour)和罗纳德·基尔(Giere)，已经将西蒙的关于科学发现的工作和他的一般的满意理论直接应用于科学哲学。基尔对西蒙在哲学中的作用作了总结[12]：克拉克·格莱莫尔是科学哲学家中第一个将认知科学尤其是人工智能的方法和结果应用于科学哲学本身的人。赫伯特·西蒙，我认为，他毫无疑问的是一位科学哲学家，肯定还是第一流的科学哲学家。
西蒙提出了“有限理性”和“满意决策”理论，从而进入了认知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这种工作为认知革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促进了自然化认识论的发展。因为这种认识对从笛卡儿以来的主流认识论构成了挑战。
四、自然化的另一进路：进化认识论
自然化的认识论的另一种观点，即进化认识论，其自然化的基础是进化生物学。进化认识论认为，在生物的进化过程和人类知识的进化之间存在一种微妙而有价值的隐喻或类比。
进化认识论有两个重要的代表人物，唐纳德·坎贝尔(Donald Campbell)和迈克尔·布拉迪(Michael Bradie)。由引进“进化认识论”备受称道的人是心理学家哲学家唐纳德·坎贝尔，他在进化进路方面广泛的工作以及对它的坚持不懈的推广，对这一纲领的发展至关重要。不过，他的具体模型已经被他的继承者所修改。
迈克尔·布拉迪是另一个极有影响的人物。正如布拉迪在他对进化认识论的概述中所指出的，这一领域包含两个子纲领：(1)第一个纲领是生物“认知机制进化纲领”(EEM)，是更多地含有生物学成分的纲领，它用进化论解释人类和动物（大脑、感知系统等）的特殊的认知结构的发展；(2)第二个纲领是科学“理论进化纲领”(EET)，是包含更多的认识论导向的纲领，它用进化论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13]。“认知机制进化纲领”是将认知直接用于生物学，大部分是描述性的，而“理论进化纲领”则是在这两种观点之间进行形式类比。它既是描述的又是规范的[14]。
“认知机制进化纲领”（关于昆虫耳膜和人类大脑皮层的进化的理论）和自然化认识论的关系是微妙的；根据前述戈德曼的可靠主义，科学是一种有效的信息的表征和加工系统，此系统经常产生高比率的真理以更新它先前的知识（在速度、力量等之间权衡）；它让我们越来越可靠地理解世界。问题是，虽然科学在实用上确实很可靠（这只是工具主义意义上的辩护），却无法解释科学理论的表征系统是如何符合客观世界的（所需要的是实在论的辩护）。
进化生物学采用一种类似于“反证法”的自然主义辩护，它是通过反驳提供一种支持（也许是说服）。第一个纲领即“认知机制进化纲领”(EEM)告诉我们，生物的认知机制（包括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推理法则）都被选为参考能力(referential competence)。我们是遵循“适者生存”法则的生物体，是生物自然界自组织演化的结果，生物体是由自然界自动调节机制来校正的。如果人类最初的认知器官如怀疑主义者描绘的那样糟糕，那么，人类的祖先早就被淘汰。但实际上，我们的祖先和我们都活得好好的。
第二个纲领是“理论进化纲领”(EET)，它包含更多的认识论导向。虽然它与具体科学的联系没有第一个纲领那么紧密，但它仍然是用进化论说明科学知识的增长。也就是认为，科学理论通过一个类似于自然选择的过程被自然“选择”。科学理论正如活的生物体，是“最适者生存”，生存者比没有被选择留下来的理论，是更为合适或者更真的。这显然是一种关于知识增长的自然化的观点；它用进化的科学解释了科学的进化。
波普尔的进化认识论，实际上也是对科学哲学采取一种进化的甚至是自然主义的进路。由于在科学哲学界，大家对它比较熟悉，因此在这里不再专门去讨论它。
五、笔者的自然化的科学哲学理念
笔者的自然主义理念主要体现在，指导博士生时所用的“分科化的科学哲学”的基本口号之中。笔者在《生物科学的哲学》[15](2003)一书的前言中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是“分科化的科学哲学”，这是从“江天骥传统”中引申出来的。我们主张将“狭义的科学哲学”所提供的通用原理，分别应用于生物学、物理学、经济学、计算机科学等等，让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以及诸学科的经验内容密切结合起来做，想依次做出生物学哲学、物理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和计算科学哲学来。这是我们的理想目标。这种做法本身所体现的，就是科学哲学的一种自然化的过程。现在就从生物学哲学说起。
E·迈尔(Ernst Mayr)和D·赫尔(David Hull)都属于国际上最重要的生物学哲学家之列，这两位大师都有自然主义倾向，都喜欢采用系统科学模式来解释目的性。在受他们启示之后，我们产生的一个重要的基本思想是，实质上应该将生物学哲学与系统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做。E·迈尔的《生物学哲学》(1988)一书，初看起来根本不像哲学，没有D·赫尔的《生物科学的哲学》(1974)那样有鲜明的科学哲学色彩和基本构架。那么，迈尔凭什么把自己的书称作“哲学”，称作生物学的“哲学”呢？他似乎只是在分析进化生物学的一个个具体问题，在澄清进化生物学的一个又一个基本概念（或范畴），如自然选择、适应、物种、进化等等。仔细一想，原来这是一种兼有自然主义和分析风格的科学哲学！它是一种以进化生物学基础概念的精致的语义分析为己任的科学哲学。
赫尔也有自然主义倾向，他明确提出了一种弱化的进化认识论。赫尔的“选择主义”模型，虽以达尔文的进化论观念为基础，但也可以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正如他在《社会的一个进化论解释与科学中的概念发展》[16]一书(1988)中所说，他的计划的特征是：我对选择过程作了一般分析，它同样可以应用于生物的、社会的和概念的发展。选择过程有几个值得指出的特征，但是它不能保证充分产生适应的生物或无误的真的陈述……如果要求使用相当于认识论的成功的方法，那么我的观点就是“认识论的”，但是那是一种最为弱化的认识论。
虽然赫尔采用控制论成功地解释了目的论、解释了自然选择的内在机制，但是，他并没有将系统科学纲领贯彻到底。笔者推广并深化了赫尔对于生物学的系统科学解释的思想。若把这一观点推向极致，就应得出这样的结论：实际上，整个生物学哲学的奥秘就在于系统科学，复杂性系统科学可以看作是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这是笔者最重要的理论观点之一。应当进一步引进自组织理论的反馈机制，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的，特别是用超循环理论的选择机制，来揭示自然选择的深层逻辑基础。例如，按照超循环理论，生命起源于分子无序，生化反应的循环和催化超循环过程把选择价值高的突变体过滤放大，从而形成功能性组织，后者经过自我选择并优化，再向更高水平进化。由艾根的“选择进化方程”，从理论上可以导出达尔文选择原理。这就最有说服力地表明，系统科学正是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同时，笔者又将N·玻尔的互补思想加以推广，应用到生物学哲学中一系列相互竞争的具体研究纲领的整合。
在笔者眼里，复杂性系统科学的理解模式，并不限于充当生物学理论背后的元理论的角色，从而构成生物学哲学的理论基础。进一步说，它简直就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和新的科学哲学。因此，笔者最近在《对复杂性研究的一种辩证理解》[17]一文中再次强调，复杂性系统的辩证法与矛盾辩证法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使在最新研究的形势下辩证法的基本核心仍然在发挥作用。例如，尽管复杂适应系统的突现性质在总体上具有“不可预测性”、“不可推导性”，但是这种总体“不可预测性”之中却包含着局部可预测性（就像每天每日的天气预报）。又如在计算机模拟实验中，在“非迭代模拟不可推导性”之中却又包含着有限制的“迭代模拟可推导性”，如此等等。从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眼光看，在作为广义达尔文主义的复杂性研究中，生物学哲学／复杂性系统科学／科学哲学／系统辩证法是一体化的，几乎没有彼此之分。
笔者的自然化的科学哲学思想，也贯彻于量子力学哲学的研究之中。笔者曾经在《理解当代自然哲学的钥匙——系统／量子辩证法》[18](1997)中明确表示过，自然本体是依赖于系统环境的整体全息相关的实在，世界是因果性与机遇性联合支配的，偶然性有规则并且是自然界内在的一种作用机制，主体／客体处在内在的相互作用之中，如此等等。最近，笔者在《充实的真空观：量子场的实在论和生成辩证法》[19](2007)中阐述了场本体论的观点，真空不空，场是第一性的物质，粒子作为场的量子则是派生的，处在无穷尽的创生-湮没的辩证过程之中。赫拉克里特的生成辩证法，不是借助于思辨的方式，而是通过量子世界的物理实在活生生地表现出来的。
总之，笔者在物理学哲学的一系列论文中所坚持的科学实在论的理念，整体论的理念，辩证法的理念，都是与经验自然科学的实际内容紧密相连的。这里所体现的，仍然是自然主义的科学哲学的基本精神。
［收稿日期］2007-0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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