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胡风对“五四”新文艺的认识与评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艺论文,评价论文,胡风论文,五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当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尚未提升为对当事者政治忠诚的诘问时，胡风与他人的理论纠葛，在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发生的，对之加以体味，会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
一
作为文学论坛的领袖人物，胡风经常遇到要他对“五四”新文学运动作总体评价的场合。因为立论角度的差异，这些评价成了胡风与他人争论的一个热点。由于胡风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评价又关涉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他对民族形式、大众化等问题的看法，而后者又是他同别人产生认识分歧的重要方面，因此，胡风对于“五四”的评述，实际上成了理论聚讼中的一个焦点。
在不同场合，胡风对“五四”有各种各样的评价。但作为对“五四”的总体评价，则是在1935年初评述刘半农的杂文集时作出的。胡风写道：“五四运动是从反帝国主义运动开始的。这个反帝运动虽然是由于一种新的要求，但当时的观念基础非常朦胧”[1]。又说：“这个反帝的要求一定要发展成反封建运动，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2]尽管在胡风的理论语汇里，在反帝反封建之前没有加上“彻底”这个修饰词，借以区别新旧民主革命，但所谓“在人生观社会观艺术观等意识形态的领域上掀起一个大的革命”，应该说已经暗示了这个革命的方向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作为一个新文学运动的理论斗士，至少他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辉煌前途是深信不疑的。这一点在胡风1934年初所写的《目前为什么没有伟大的作品产生》的答问文章中就可以看出。在这篇文章中，胡风指出：“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底主潮一向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的战斗力底发展而发展的。”[3]如果将胡风是在白色恐怖下使用“奴隶的语言”表述他对“五四”运动方向的认识这一因素考虑进去，那么其真实的含义就会凸现得更加清楚。
认定“五四”运动的方向，是胡风总体评价“五四”的一个关键。从上面的论析可知，胡风的评价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偏差，可以对之加以诘责的不过是他对这场革命的彻底性认识稍嫌不足而已。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检讨的视线转向这一评价的另一个关键的方面，即发动与领导这次运动的领导力量是谁。向来对胡风的指责是说他把领导权归为资产阶级。征之胡风的论述，我们觉得胡风思想中也还存在值得注意的“变数”。
胡风直白地确认“五四”运动领导者的论述是在《文学与生活》这一小册子中。胡风写道：
五四前后，是中国市民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稍稍抬头了的时候。当然，需要自由发展自由竞争的市民阶级，一抬头就遇着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底两重压迫。帝国主义是它底强力的竞争者，在金融上技术上以及优越的政治地位上具有随时能够把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屈服的力量；同时，封建势力是发展民族资本的障碍，它束缚了占中国人口绝对大多数的农民底消费力量，它不能在政治机构上使民族资产阶级得到助力，它顽固地抵抗新兴市民阶级底一切意识形态底发展……这两种力量又互相勾结，互相依靠，想维持住中国社会底固有秩序。这就使初生的民族资产阶级忍耐不住，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掀起了五四的革命怒潮。……[4]
我们提请读者注意两点：第一，市民阶级特指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而非泛指资产阶级。众所周知，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具有较多的革命性，是新民主义革命统一战线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第二，胡风似乎没有忽视无产阶级在这场革命中的巨大作用，他注意到为了完成新民主主义的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不得不和无产阶级携起手来”，而这一携手的结果，也就规定了“五四”以后中国革命的主潮的性质。
尽管这样，胡风对“五四”的这个认识同毛泽东后来对“五四”的性质的界定的差别仍然是一目了然的。在向党中央写《意见书》时，胡风也曾坦然承认这是一个认识错误。客观地讲，胡风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偏差，决不是不可饶恕的。例如，既然在30年代中期，文艺理论界极少有人能对“五四”性质有正确认识，那么我们又怎能以此责怪胡风呢？胡风自命是一个革命者，但他毕竟只是一个文人，他只能以文人的嗅觉来感应“五四”，对他的超出这一规定性的要求都是不现实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胡风是以一种很高的自觉，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去追随革命政党的思想与策略，不断修正自己的言行；胡风当时对以“五四”为起始的新文学运动进步意义的认识还远远超过了后来指责他在政治上低估了“五四”意义的论敌的。
在现当代文学史上，激烈的文学论争很难保有绅士风范。争论总是不免于意气用事。胡风的论战对手如此，胡风也不例外。这样，就必然会使论争中阐发的论点带上各种片面性、偏激性。当事人总是以为矫枉过正，才能标明自己与对方的认识差异与区别。胡风文艺思想的失误，也许正是肇因于此。但是，这样的解释是远远够不上深刻的。胡风是一个思维较为严谨，理论论述具有较强逻辑性的理论家，他对“五四”的上述认识与他如此执着地捍卫这些认识，是深蕴心曲的。
胡风从政治层面对“五四”运动性质的认定，虽然有不确定的成分，但这并不妨碍他对“五四”的划时代意义给予惊世骇俗的评价。他一直认为自己就是由“五四”哺育起来的新人，他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看到了拓荒者的勇气与坚毅，他早已深深地服膺于这种精神。对“五四”的评价，尤其落实在对新文学运动的实绩的捍卫上，他不能容忍任何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不尊。
现在看来，胡风对“五四”所表达的那种深深的敬意在他完全是真实情感的流露。而“五四”本身是无愧于赢得国人的敬意的。“五四”改写了中国的历史，不仅开创了一个民族觉醒的时代，而且造就了一代“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新人。也许是胡风还缺乏对事物辩证思维的能力，也许是他对“五四”充满感情的崇敬模糊了他一向比较挑剔的眼光。因此，对“五四”高潮后部分文化人的精神萎靡与对人民生活无关痛痒的闲情和游戏人生的态度，虽然深恶痛绝，并提出了增强主观战斗精神来疗治时病，但他却不是从“五四”本身尚有缺点，不是从文化人依然存在选择其人生道路问题的思维层面来进行思考，而只是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五四”逆流，“五四”传统的一个反动。这样，便拉大了与别人的认识差距。例如，毛泽东在肯定“五四”历史意义的同时，就曾直接了当地指出，“五四”并没有彻底解决知识分子如何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问题。他指出：“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5]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脱离工农、脱离生活的问题，是论争双方都看到了的，认识的差异不过是在刨根寻底时，有人将此归结为“五四”的不足，而胡风则认为是文化人在新的社会环境中的思想麻痹。因此，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些认识差异，是不难弥合分歧，寻求共识的。然而遗憾的是，因为一些新的因素的掺入，失去了调和的可能性，分歧变得更加尖锐了。关于这，我们将在后面加以论析。
二
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总体评价，关涉到“五四”以后文艺形势、文艺实践的估价，从这里又衍生出不少引起争论的问题，于是，民族形式和大众化也成了胡风与人争论的热点。民族形式与大众化问题的提出，主要是为了解决文艺与人民群众的斗争生活和审美情趣、审美水平脱节的问题。要倡导文学的民族形式，便需要研究本民族的审美传统和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因此，这里包含了民族文学遗产的改造与继承，文学的大众化等诸多课题。
文学的民族形式与大众化要求是在新文学发展中自然而然地提出来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相互促进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促成并加速了文学的现代化，反过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学也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战线的一部分。在这种背景下，新民主主义文学为了担负起自己的使命，便必须思考自己与这个革命的主体——广大劳动者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五四”文学革命是反映了这样一种价值取向的。唾弃了封建的载道文学，扫清了文学与劳动人民结合的障碍，文学获得了反映劳动人民生活和接受劳动群众鉴赏的机会。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承认，当时，从事文学创作的大多是与劳动人民的生活、感情颇多隔膜的知识分子，后者总是以自己的情趣、自己的语言、自己的表现方式来看取人生和从事创作的。新文学与劳动者仍然有一定的距离。这种情况当然会削弱革命文学在劳动群众中的影响。继承民族传统、实现大众化的问题因此引起了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注意，并于1930～1931年间形成了一次很热烈的讨论。这一时期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要使文艺能为劳动大众易懂爱看这样的思维层面，如鲁迅所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以挤掉一些陈腐的劳什子。”[6]通俗化被理解为实现大众化的关键，并由此涉及到旧形式的利用、作品的内容和作家向群众学习等问题。
30年代左翼文艺界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是有积极意义的。通过这一讨论，人们“对‘五四’文学革命以来的‘欧化’倾向及其在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初期的‘左’的发展，有所警惕和批评；对一向受到排斥和轻视的文学传统形式，开始注意批判地继承，加以采用；对‘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和工农群众脱节的现象，也有所认识，提倡学习人民口头语以创造新的文学语言。以上各点，都有助于缩短文学和群众的距离”。[7]
30年代末、40年代初，文学的民族形式问题又一次成为进步文艺界的讨论热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是这场讨论的一个不同凡响的引子。该文有意识地“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和创造“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样一个有关新文学创作方向的问题提出来供人思考，这样便引起了更加广泛更加深入的讨论。讨论中出现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即以向林冰为代表的以为旧形式可以全盘搬运于新文学创作的观点，因此对“五四”文学传统有较多的否定，把创造民族形式的文艺与“五四”新文学对立起来。另一派则以葛一虹为代表，将旧形式与新文艺完全割裂开来，即否定旧形式中有可以利用的合理成分，对“五四”新文艺本身存在的弱点缺乏认识。正如唐弢所说，围绕民族形式的最初讨论，普遍存在片面性错误。这里的片面性集中反映在民族遗产的继承与对“五四”新文学的评价上。
胡风参加这次讨论较晚，且是以一本5万字的专著加入这一讨论，这使他有可能克服片面性，在深思熟虑后提出自己有关民族形式的正确看法。但实际上胡风并没有像别人期望的那样，表现出“公正”。因为上述论争的一方，流露了对“五四”的不尊，把“五四”新文学传统看作是文艺大众化的主要障碍，因而一开始就激起了胡风的反感。这样，胡风参加民族形式的讨论便在一开始就带着维护“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明确目的。从这一立场出发，他对文学遗产持较多保留的态度是必然的，而他设想民族形式的建立也必更多地考虑继承与发扬“五四”传统。胡风确实不难为自己的立论找到根据。首先，他认为，“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任务依然是自“五卅”运动以后兴起的“革命文学”的任务，后者不过是使“五四新文艺底传统得到了一个新的进展”。既然“‘革命文学’运动并没有从五四的‘文学革命’运动底民主主义的任务，为民族底解放（反帝），为民族进步（反封建）这任务突变出去”[8]，那么，文艺的大众化或大众文艺的发展方向只能是“汇合着五四以来的新的现实主义理论底发展（新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和进步的创作活动所累积起来的艺术的认识方法底发展”[9]。“大众化不能脱离五四传统”，“五四传统也不能抽去大众化”。也就是说，一方面，“五四”文学的反帝反封建传统应该为革命文学所继承；另一方面，“五四”文学传统中本来便有大众化的要求，革命文学也毋须脱离“五四”新文学的运行轨迹，新辟什么文学大众化的道路。
其次，胡风认为，“旧形式”是以“五四”为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发展中的一个负累。他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之所以缺乏“新鲜活泼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是因为“大众文艺底作者还只是疲乏地彳亍在反刍式的‘旧形式’里面”。过错不是“五四”文学革命中形成的现实主义方法；相反，“正是因为现实主义的方法没有被作家融化成象它所要求的那样在活的形象上认识（表现）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实的能力，至多也只能说是因为我们所把握到的现实主义的方法还没有坚强到把今天这样丰富的现实最大限度地最高速地化为自己底血肉。”[10]民族形式的讨论，一方面成为胡风宣扬“五四”精神的论坛，一方面又在有意无意中被胡风引向了他一生倡导的现实主义。他认为，只要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就能改变文学实践中脱离生活、脱离斗争的趋向。
建国以后，当胡风进一步思考民族形式这一问题时，他对形式作了内形式与外形式的区分。他认为，外形式是有民族之分的，而作为民族形式核心的内形式，则只要是真正地表现了民族的现实生活，就自然会具有形式的民族特点。如他在《意见书》中分析鲁迅作品时所说的：“鲁迅底小说的形式是从欧洲‘移植’过来的，对于中国的旧小说来说，是全新的东西。鲁迅底杂文、散文、散文诗等，是多少改造了欧洲文学的同类形式而创造出来的，在中国是前无古人的东西。鲁迅底作品真正反映了我们民族的特点，但却是通过全新的看法，所以才真正反映出了我们民族的特点。”[11]接着，胡风又分析了民族的表达方式——语言的问题。最后，胡风又作了两点归结，指出：“民族形式是为了满足反映民族现实的要求的，是内容所要求的真实的表现；非把它放在现实主义的方法和要求上去理解，去解决不可。”“民族形式不是固定了的概念，而是要随着内容底发展，随着历史要求底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把冻结了的过去的形式当作唯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民俗文学（民间文学）形式当作唯一的或最好的民族形式，那是错误的。把过去没有的新的体裁当作非民族形式，那更是错误而又错误的。”[12]胡风在《意见书》中关于民族形式的理论阐发，由于认真考虑了论争对方的辩驳，吸收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比建国前他在同类问题上的认识更加明确、更加科学了，不看到这一点是不对的。在《意见书》中，胡风不仅企图澄清他同别人在民族形式问题上的认识分歧，而且还正面阐发了他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实际操作价值的观点。例如，他将“历史真实”与“具体实践”视为民族形式的主要标尺，颇有可取之处。胡风充满自信地反诘道：“脱离了历史真实和‘具体实践’底要求去空谈‘民族的特色’，又把这‘民族的特色’和冻结了的过去的形式或民俗文学形式等同起来，这和毛主席底提法没有任何相同之点，只能达到和‘全盘西化’论同流合污的结果。抛弃了历史真实和‘具体实践’底要求，那是既可以自由地复古，也可以自由地‘全盘西化’的。”[13]
为民族形式张目的理论家们，或多或少都将新文学与工农兵的生活、与工农兵的欣赏水平、欣赏习惯脱节的时病归结为“五四”文学运动的弱点。而胡风虽然也看到了这些时病，但他却从与之不同的另一种认识视角挖掘症结，并提供了别样的也是有效的救治方法。在我们看来，像胡风这样不愿正视“五四”文学传统中客观存在的缺失，确实是一种很难付之一笑的过失；同样的，像胡风这样怀着高度的警觉维护“五四”的辉煌实绩，也确实显示了理论家的良知与执着。
三
客观地探讨胡风关于“五四”的论辩，可以发现，胡风对于“五四”存在一个感情之结。
可以说，要描述胡风的生活道路，就不能不说到“五四”。我们知道，“五四”运动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五四”以前，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据点，进行了思想启蒙，发起了新文化运动。他们举起了民主与科学的大旗，号召人们争人权（即争民主），以求个性解放；兴科学，反对封建迷信。第一次公开地向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禁锢挑战，开拓了思想解放的新生面。新文化运动的后期，发生了俄国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争取中华民族解放的希望，激发起他们的斗争热情。尤其重要的是，十月革命引起了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大的变化。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为了挽救国家的危亡，曾经热切地向西方寻找真理。然而，直到十月革命爆发，才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终于看到了中国的出路，并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
当然，“五四”时期思想界的状况远不是纯粹的。诚然，马克思主义，“走俄国人的路”，已成为那个时代举足轻重的思潮，但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新村主义也泥沙俱下。因此，对于胡风来说，选择反抗只需要勇气，选择马克思主义则需要跋涉一段充满困惑、迷惘的心路历程。胡风经过一段时间的徘徊傍徨后，终于从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前辈身上得到了精神启示并进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到1929年赴日本留学时，他已经毅然决然地投身于革命了。胡风当然知道，他采取这种与当权者不合作的立场会给自己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在日本，他便因为参加日共的活动而受到日本警察当局的逮捕与拷打，监禁三个月后又被遣返。回国以后，他虽然巧妙地运用“奴隶的语言”与反动派周旋，但是他的基本立场随时可能给他带来可以预想的灾难。他的名字经常被列入黑名单便是明证。然而，“情投国是理求真”的殷殷之心，使胡风义无反顾地追随中国共产党，投入到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斗争之中。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全国解放以前，胡风在党的文艺工作者中间就已受到误解，被猜疑、受诘责，处境颇为尴尬。置身在国民党统治区，只要稍有动摇，那么国民党的高官厚禄，就是挡不住的巨大诱惑。而胡风正是依靠他对“五四”精神的深深认同，坚持进步、坚持革命，高兴地走向解放区，高兴地迎接新中国。从以上简要的述介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是“五四”精神哺育了胡风，并构织了胡风的“五四”情结。
胡风对“五四”的揄扬，在一定程度上还表现了他对“五四”伟人、他精神上的导师鲁迅的深深敬意。新文学运动的主将鲁迅，在“五四”时期，以他充满强烈反抗精神的小说与杂文，在思想文化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五四”之后，新文学运动的阵营开始分化，而鲁迅一秉其反帝反封建的初衷，继续其韧性的战斗，高标独立、风范垂世，为进步思想界树起了一面内蕴巨大召唤力的旗帜。鲁迅的道路是“五四”精神的体现，鲁迅对于一切坚持进步立场的知识分子具有无与伦比的精神感召力，服膺“五四”精神，也必会对鲁迅怀有崇高的敬意，并毫不犹豫地蹈袭鲁迅的足迹。胡风也不例外。在考察胡风的生活道路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鲁迅给予胡风的深刻影响。胡风青少年时代就被鲁迅的小说与杂文深深吸引，从而确定了自己的人生道路。30年代初，胡风被日本警察当局遣返，一到上海，鲁迅就在周扬的陪同下看望了胡风。从此以后，胡风便受到鲁迅韧性战斗的精神的影响与熏陶，心悦诚服地在鲁迅的旗帜下战斗。我们知道，尽管鲁迅的社会政治诉求与当时在上海的左翼作家，特别是左翼作家联盟的领导人的政治目标基本一致，如鲁迅自己所说，“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但是在斗争的策略上，鲁迅对他们的某些做法往往啧有烦言，不以为然。鲁迅所坚持的韧性战斗的态度，并没有为革命营垒内的所有同志所认同，他们批评鲁迅，以为鲁迅不够革命。而鲁迅也毫不客气地批评他们的“左派幼稚病”；“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14]来要求、来诘问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进步作家。鲁迅同太阳社、创造社进行的公开争论，对双方来说都是很伤感情的事。胡风完全认同并在鲁迅逝世后依然坚持了鲁迅的立场，并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鲁迅同这些人的论争。鲁迅以他在新文学史上的巨大成就和崇高威信，尚不能免受放肆的攻讦，在他去世之后，公开的诋毁虽然少了，但曲解鲁迅精神的言论却并不鲜见。胡风捍卫鲁迅，在他看来也正是捍卫他所服膺的“五四”精神和所选定的人生道路。因此，他对“五四”的揄扬表现出了惊人的精神亢奋与理论自觉。
如前所述，胡风与人围绕“五四”的争论，还因一些复杂因素的掺入，而变得愈加难以弥合分歧、化解矛盾。这个复杂因素便是对毛泽东《讲话》之后革命文艺新发展的认识。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针对文艺实践中存在的一些偏向，科学地总结了“五四”以来新文学运动发展中的经验与教训，提出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的创作道路，使由“五四”开始的新文学运动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健康更加蓬勃地向前发展。客观地说，在裨补时缺的两种方案中，毛泽东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文艺家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不仅深刻地抓住了文艺实践中出现偏差的本质，而且提出的解决办法也更具针对性和可操作性。胡风所提出的主观战斗精神尽管不失为诊治时病的一个积极建议，但它缺乏作为口号在抽象与概括后应有的明晰性。主观战斗精神从何而来，向何而去，缺乏明确的交代；以主观战斗精神去疗治作家艺术家的精神萎靡与游戏人生，似乎只是治标而非治本。由此可知，毛泽东提出的文艺方向、文艺道路确实更实际、更深刻。《讲话》在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巨大的历史贡献。《讲话》的原则对根据地的文艺实践显然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因此对《讲话》的历史功绩，解放区的同志可能看得更清楚些。但也难免产生以为《讲话》就是一切的认识偏差，为了使这一评价得到实证的支撑，他们在有意无意间轻视、低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实践，并把“五四”后文艺实践中出现的问题简单地归咎于“五四”。
胡风对《讲话》的认识与生活在解放区的同志相比是有差异的。但我们不赞成以此推断胡风不尊重毛泽东。事实说明，胡风与鲁迅一样对毛泽东怀有深深的敬意。胡风不仅将毛泽东看作是一般的革命领袖，而且也把他看作是文化战线的指挥员，他是乐意听从将令、奋勇作战的。因此，在思索个中因由时，我们有这样的体会：
第一，我们认为，毛泽东的《讲话》虽然立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是革命政党当时策略的反映，但正如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未来方向是社会主义。也就是说，毛泽东是在立足现实与面向未来的二重价值取向的交切点上来设计、规范当时的文艺实践的。又因为解放区的社会政治条件提供了实践他所提出的文艺方向的机遇，毛泽东文艺原则的现实意义与实践价值因而较易得到体现。解放区文艺出现了继承“五四”又超越“五四”的新变。而胡风是在国统区生活，他所面对的是国民党的高压统治的恐怖政策，面对的是觉悟程度远非解放区站起来的人民可比的国统区的芸芸众生。在这样的环境中，毛泽东的文艺原则需要灵活地，有时甚至是变通地运用于国统区的文艺实践。继续高举“五四”旗帜，似乎更易于组织统一战线，更易于灵活机智地执行革命政党的将令。
第二，由于毛泽东的文艺原则在国统区的实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因此，一方面，这些原则的革命意义和科学价值无法得到充分的显现，胡风也就不可能在该原则尚未得到实践且未取得客观成绩的时候，轻率地颂扬这些原则。另一方面，在这些原则还缺乏实践条件的时候，胡风没有消极地游离于斗争之外，等待环境的改善，而是继续高扬着“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旗帜，用“五四”精神来团结同伴凝聚战斗力，这不也是应该肯定的吗？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五四”精神在胡风看来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在终极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因此，捍卫“五四”，也即是坚持了毛泽东的文艺方向。
注释：
[1]《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2]《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3]《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4]《胡风评论集》上册第115、55、268页。
[5]《毛泽东论文艺》第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7月版。
[6]《鲁迅全集》第7卷第349页。
[7]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第2卷第62～6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
[8]《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09页。
[9]《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16页。
[10]《胡风评论集》中册第219页。
[11]《意见书》第78页。
[12]《意见书》第80页。
[13]《意见书》第84页。
[14]《鲁迅全集》第4卷第2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