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文学评论》辟专栏讨论外国文学的研究方向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国文学论文,研究方向论文,外国论文,专栏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除日本以外的亚洲各国来说，历史上的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一种特殊形态，它是东方各国近代、现代化的开端，东方各国文学的近代、现代的历程也是在这个基点上开始的。整个20世纪的东方文学的发展无时不受到西方文学或深或浅、或明或暗的影响，从最初的主动追求、被动接受到自觉选择、活学活用以至出神入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痛苦、艰难、曲折的道路，其间一个始终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就是东方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中国有“全盘西化”与“国粹主义”的争论，印度有“印度性”与“现代性”的争论，印尼有“东方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如此种种都说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碰撞深深地震撼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历史进入80年代之后，爱德华·赛义德等西方学者提出了后殖民主义的文学、文化批评，这使敏感的东方学者猝然省悟：有没有一个殖民主义的文学及其批评一直萦绕着我们的心魂？难道以武力征服、经济掠夺开始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化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演变已变成了一场文化上的殖民主义化？
为了正确认识和推进我国外国文学研究的健康发展，《外国文学评论》开辟了专栏就外国文学研究方向和方法展开了讨论。易丹在今年第二期的评论上发表了《超越殖民文学的文化困境》，文章指出：什么是“殖民”？从文化的角度说，“殖民”所指涉的意义就是一个强大的文明对一个虚弱文明的征服。什么是文学？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它几乎可以定义为一定程度上对文化观念的修辞性陈述。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易丹认为，主要是在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进行的外国文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参与强大的西方文明对相对虚弱的中国文明的征服活动，这使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扮演了一个滑稽的文化角色——“殖民文学中国总代理”。这种文化角色的尴尬性，更由于外国文学研究者自身文化立场的不明确而进一步定型。进一步，由于文化角色的尴尬，导致外国文学研究中话语体系的困惑：研究对象是外国文学，研究方法是外国的方法，要得出的结论也已经预先给定，这样我们的文化立场也不会是中国的而只能是外国的，唯一的区别是我们使用了中文。更大的困惑还在于：如果我们此时宣布彻底放弃我们当下所使用的一切话语体系，转而回到没有“殖民色彩”的、传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方法上去，我们就几乎失去了讲话的题目。如此，作为一门学科的外国文学研究谈何生存？
易丹认为外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孤立的，因为我们的整个文化几乎都是建立在对西方传来的样品的仿制的基础之上。在这种情况下，外国文学研究要想摆脱外国文化的决定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正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知识文化系统在近几百年里面临的困境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目前所进行的学术工作，不过是我们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策略，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有首先认识到我们在学术研究上的尴尬处境，才有可能实现对我们目前的话语的超越，真正建立起以我为主的文化立场。
张弘同志在《外国文学研究怎样走出困惑——和易丹同志商榷》（载《外国文学评论》94年第4期）一文中针对易丹文章中的观点展开全面反驳。
他认为，易丹对文学概念的预设是成问题的，因为文学并不单纯是文化的载体。文学艺术的创造，一方面是在既定的文化传统中完成，另一方面它也在孕育与缔造新的文化因素。因此，易丹怀疑外国文学研究等于是舶来品的“推销”的观点忽略了外国文学研究者的创造性劳动。当外国文学研究者应用某个话语时，实际上已把它纳入了一定的阐释视界。这种阐释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可能是原封不动的照搬。在开放的文化境遇中，话语结构的边缘只会更加模糊，但同时也增加了活力，这是不可避免的现象，只要不拒绝接触外国的文化与文学，西方的理论、方法、概念和术语自然会影响并丰富我们的话语方式。而易丹用静态的观点来看待话语，似乎存在着两种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话语结构，一种是本土的，一种是外来的，一旦选用了其中的一种，就等于舍弃了另一种，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
张弘认为，外国文学研究所面临的困境，是因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曲折和参照坐标的变移不定而造成的。他从中国现代化的漫长进程中来分析并把握外国文学研究的困境，认为外国文学研究同样在中国现代化的曲折道路和时代思潮的起伏转折中经历着自己的命运。身处全球性的文化语境中，我们要想建立自己的方法论和话语体系，只有立足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点上，既看到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长处，又能切实跟上世界思潮前进的步伐，这才是参与全球范围的文化对话的唯一可行的策略。
黄宝生的《外国文学研究办法谈》（载《外国文学评论》94年第3期），虽没有就易丹的文章直接争鸣，但他的观点不言自明。他没有在大的文化背景中谈文学及文学的研究方法，恐怕是为了避免把文学批评谈成是某种文化理论。他也没有谈“殖民”与“推销”等问题，而只是实在地说，所谓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研究方法只是表现形态不同，本质仍然是相同的。
他受艾布拉姆斯《镜与灯》的启示，认为古今中外的文学研究都离不开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这四个要素，相应地，研究方法就表现为作品批评、作者批评、社会历史批评和读者批评。在这样的立论前提下，黄宝生认为，就研究方法而言，以作品、作者、世界和读者为标志的四种方法，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随处可见，源远流长。这里，黄宝生实际上是针对易丹文章中“话语体系的困惑”的说法而有感而发的：文学研究并不是一个“话语”的问题，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者也并不是没有“中国制造”的方法可供选择。
黄宝生还从世界文学批评史着眼，从比较诗学的角度探讨外国文学的研究方向。他认为，古代的文学论著，西方倾向哲学化批评，印度倾向形式化批评，中国倾向诗化批评。通过比较，可以取长补短，达到融会贯通，因为古今中外的批评方法基本相同，但它们的表现形态各具特色，在方法运用上各具千秋。因此，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在黄宝生看来，并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贯通的问题。他认为，打通古今中外人文学科的典范人物钱锺书先生的学术研究就很有中国作风和气派。钱锺书先生的治学精神在年青一代学者心中的深入，将会使中国的学术境界高出一筹。
《外国文学评论》开展的这场关于外国文学研究方向与方法的讨论，已在我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引起一定的反响，这场争论还将深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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