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侗族先民是古百越民族中的一支，早年生息于江河中下游的宽谷河网地带，过着“饭稻羹鱼”的生活。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侗族先民溯河而上进入半山区地带定居。与其他民族一样，侗族先民也很自然的力图维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稳态延续。但要做到这一点，就不得不付出艰辛的代价，需要将半山区的自然环境改造得与早先的河网坝区相近。侗族先民经过长期的探索，最终完成了这一艰巨的工程。通过人工手段改变河道、挖掘鱼塘，用筑坝的方式建构浅水沼泽等等，终于在半山区的狭窄河谷盆地中再造了准河网坝区的次生生态环境。他们这样做不仅维护了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稳态延续，而且收到了良好的生态效果。这些人工建构的高山水域环境，一方面提高了山区生态系统多样化的水平，使本来仅分布于江河中下游的生物群落现在可以移到高海拔地带，使得山区有限的沼泽生态系统能够与高山森林生态系统毗邻存在；另一方面，这样建构的人工泽生生态系统也让许多的喜好湿地环境的物种能够向高海拔地区转移，从而有效地增加了山区生物物种的多样化水平，使得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可以密集的分布着众多的生物物种。更重要的还在于，侗族先民离开了原先的宽谷河网坝区后，先后由汉族居民经营，全部开辟成了固定农田，野生动植物在沼泽地带的栖息地随之消失。这些物种由于转移到了侗族的人工泽生环境，才得以延续其物种。其中候鸟的越冬场所最为关键，很多的涉禽目、浮禽目的候鸟若不是在侗族建构的山区湿地生态系统中，就很难延续其后代，并稳定其种群规模。事实上，山区侗寨，长期以来一直是候鸟越冬难得的栖息之地。白鹭、苍鹭、鹤类、野鸭、雁一直在这种作链珠状分布的侗寨周围越冬繁殖，可以说这些侗族村寨是无需任何投资的候鸟自然保护区。
当代侗族的分布区具有十分突出的过渡性。像阳烂、黄岗、占里、高秀这样的侗族村寨正好位于南岭山区。村寨所在的位置恰好处在五岭西段南北向的山口南带，这样一来不仅南方的暖湿气流和北方的干冷气流都要从这里穿行。众多的生物物种的迁徙也把这里作为必经的走廊。这就使得侗族社区物种的多样性水平本来就高于相邻的地区。不仅在阳烂，在湘黔桂三省的毗连边区，所有侗寨的动植物物种多样性水平都要高于周边地区。
侗族地区能长期维持这种生物多样性的高层次水平，不仅得益于自然环境，更是得力于侗族的传统生存理念。在侗族文化的传统理念中，人类只是大自然中的一分子，人类必须仰仗自然界中的其它生物为食才能得以生存。因而，人们对于生物资源的利用必须有节制，人类首先得控制自己不能使人欲无限制膨胀。阳烂人把自己的村寨比喻为一只腾飞的鹭鸶，不能过载，否则就不能腾飞，不允许人口无序增长。当然，其它侗族村寨还有别的比喻，大多数侗寨把自己的村寨比喻为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船，人多了船就会倾覆。因此，他们都会和阳烂人一样，自觉地控制人口。事实上，侗族居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有了十分严格的人口控制规范，并把这样的规范纳入了侗款的款约中去加以监督执行。在侗族地区调查，一个令人诧异的事实在于，几乎所有的侗寨其地名前照例都要标上家户数，如百五黄岗，千七款区、二千七款区等等。要知道，这不是意向的抽象数家，而是必须严格控制该村寨实有家户数。实地调查表明，这些村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前，基本上实现了人口的严格控制。这才会出现，像占里那样长期保持人口零增长的局面。侗族传统文化在计划生育上的这一超前意识，对侗族地区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做出了无法替代的重大贡献。正是人地关系长期保持和谐，才使得侗族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长盛不衰。
侗族传统文化对生物资源的利用，一贯坚持均衡消费和多样化消费的原则。侗族传统的支柱产业，并不是单一的农耕，而是执行多产业复合经营的和谐生计方式。每一个侗族社区，不仅经营农田、鱼塘，还要经营森林和大型牲畜的饲养，还要喂养各类家禽。你可以将其定义为林粮兼营，稻鱼鸭复合经营等等，但始终都未能完全概括其复合程度，因为这样的概括始终未能将大型牲畜的饲养和家禽的喂养全部概括进去。原因在于侗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复合程度确实太高了。他们这样作，表面上是为了使生活物质的获取渠道更其宽阔，从而获得了抗拒自然风险的适应能力。在执行的过程中却收到了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明显成效。这里仅以稻田为例，就可以窥见一斑。
侗族的传统稻田，事实上是一个天然泽生生态系统的缩版。他们种植的是以高杆糯稻为主的水稻。同时，稻田中，还养着鱼，放着鸭，以及螺、蚌、泥鳅、黄蟮等等动物。野生的植物茭白、水芹菜、莲藕等植物也在此生息。据我们近年的调查，一块稻田中，并生的动植物多达一百多种。值得一提的是，稻田中，除了水稻、鱼、鸭归耕种者收获以外，稻田中自然长出的所有生物资源，村寨中的所有侗族乡民都有权获取和分享。由于这些半驯化的动植物都有特定的使用价值，其中有一半以上可以作食物，另一半可以用作饲料。因而这些生物，不会像在汉族的稻田中那样，作为杂草除去，或是作为害虫清除，而是精心地维护下来，并加以利用。因而，每一块侗族稻田都是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园。人在其间的角色，仅止于均衡地获取，适度的利用，以便确保这些生物物种都能够在稻田中繁衍生息，并长期延续，从而实现人类可持续的长期利用。
举例说，水稻很容易染上钻心虫、螟虫、卷叶虫等虫害，侗族乡民从来不乱施农药将害虫杀死，而是将这些害虫捕捉起来作为美味菜肴加以享用。特别是青年男女行歌坐月时，作为游戏性的夜宵去加以分享。既控制了害虫，但却不让害虫绝种，因为来年还可以吃上它。他们的这一利用方式，客观上起到了生物多样性维护的实效。当然，那些人不能吃的，或者不好吃的害虫，则留给鸭子或田鱼作为饵料。这样一来，尽管在侗族的稻田中也会有害虫，但从来不至于成灾。因为除了人的控制外，害虫的天敌也在发挥着控制的效益。这样一来，不仅人工能够使用的生物多样性水平得以维持，就连害虫的天敌，不管是鸟是兽，还是虫也可以得到物种的多样化的并行延续。因而，在侗族社区，即使是一块稻田，也是一个生物多样性并存的乐土。
不仅稻田如此，侗族的人工林带也如此。在他们的人工林中，不仅要种植经济价值很高的杉树，并精心维护其它树种并存。豆科、壳斗科、芸香科的乔木，在侗族的人工林随处可见，并且至少要占15％的比例。除了乔木外，侗族的人工林中还拥有大量的草本植物和附生植物，他们重点控制的仅止于藤蔓植物。原因是这些藤蔓植物会危害杉树的健康成长。但侗族人民并没有对藤蔓植物斩尽杀绝，而仅是将它们割断，使其不至于缠绕杉树，对杉树构成危害就算达到控制的目的，并且还允许它们在村边地头正常生长。这些生物物种的延续，在侗族社区也有充分保证。以实现对人工林资源的适度、均衡的利用。因为在侗族的传统观念看来，这些藤蔓植物也有其使用价值，也需要保证它的物种延续。
西方学者曾经提出，人类对过熟的生态系统应当加以适度干预，才能提高其生物多样性水平。这种见解十分新颖，很快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然而，侗族社区事实上在几百年以前就已经在实行这样的控制手段了。这里仅以控制水土流失的浅草带维护为例。在所有的侗族社区，森林与耕地的过渡地段，都人为地建构了宽窄不等的浅草带，一般是在稻田上方需要预留五米到七米不等的地带，使之长期呈现为浅草地。这样建构的草带可以发挥多重的生态功效。既可以降低地表径流的速度，使流水携带的泥沙就地沉积，又有利于监控森林中的大型食草动物侵入稻田为害，还给农家的耕牛，甚至马和羊提供放牧场所，同时增加稻田周围的通光、通气程度，有利于各种动植物的正常生长。最重要的还在于，它是确保某些草地类型生物得以物种多样性并行延续的强有力手段。众所周知，雉形目和鸠形目的禽类都需要以草本植物的种子为主食。雉形目的禽类，必须在草地安家落户。因而，他们建构的这些草带，其实际的生态维护功效正在于确保草地动物和植物可以得到多样并行延续。
由于侗族生存理念的核心正在于要将他们所认识的各种生态系统都纳入人类均衡利用和多样化利用的渠道，致使他们的生态行为准则必然表现为要在有限的空间范围内保持多样化、多种生态系统的合理配置。每个侗族村寨，在其家族按照侗款规定的那个流域范围内，尽可能地保持各种生态系统的多样并存。人类定居的村寨都一定位于贴近河谷盆地底部的山麓，村寨均面向宽阔的河谷底部，在河谷底部配置了稻田、鱼塘、河网和各种引水和保水设施。农田与鱼塘周边适度地构筑了浅草带，沿山坡而上的大面积坡面则稳定保持着茂密的森林，森林上方的山脊地段，也就是家族村社之间的地理边缘，尽可能稳定地保持宽窄不等的疏树草坡。这种模版式的村寨配置，彰显了侗族村寨建寨的共性特征，以至于侗寨与侗寨之间，都有清晰可见的界沿，但这些界沿仅是为人而设，丝毫不影响生物的迁徙和流动。整个侗族社区，不仅在地理上保持着过渡带的景观，同时也为生物的迁徙提供了一条稳定的走廊。村寨之间的交往，主要靠河流相通，人类社会的活动对动物正常迁徙的影响降到的最低程度，较少地干预了动物的流动和迁徙。这才使得人类的存在，不会明显地降低作为生物过渡带的生物物种多样性水平。我们的田野工作队，在广西三江高秀、贵州黎平县黄岗、从江县的占里和小黄、湖南通道县的阳烂，所作的大范围田野调查，都亲眼目击到国家公布的多种一级、二级、三级珍稀动植物在侗族社区内频繁露脸，并保持着良好的生存样态。红豆杉、马尾树、秃杉、紫花泡桐那样的珍稀植物，在侗族社区还保留有连片的群落。更值得一提的是，这里还能找到多种珍蛙类、蛇类和鸟类的稳定栖息地。在这一地区，尽管还没有正式建立自然保护区，但作为南方珍稀生物物种基因库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功能，在侗族地区一直得到了正常发挥和稳态延续。
侗族的生态适应方式，同样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侗族的生态适应方式可以从他的农、林牧品种的半驯化种植和兼容性选育得以实现。在侗族社区，除了少数农牧品种来源于外地输入外，绝大多数农、林、牧品种都是从本地已有的生物物种中选育而来。所以绝大多数农、林、牧品种，即使没有人工栽培也可以在野外自然成活。森林作物中除了主种本地杉树外，还配置种植杨梅、油桐、麻栗、山苍子等经济作物。这些经济作物的品种，都具有半驯化秉赋，可以与野生种同时并存，而且保持基因交换。除了人的有意识种植外，还能自己根据自然特征，自己寻找空缺的生态位立地存活，由此而带动整个森林生态系统的物种多样化水平，而且还能保持自我调整和修复的秉赋。在侗族村寨调查，乡民会告诉你，这些对人大有益处的生物是自然长出的，人们只是进行管护而已。管护的目的是为了利用，除了管护之外无需特殊照顾，它们也活得很好。对水生动物物种也是如此，除了鲤鱼和草鱼因为用量较大，需要人工辅助繁殖外，其它水生的软体动物、两栖动物和鱼类，都是实行半驯化放养。田里的黄鳝多了，就加强捕捉，少了，则将其它稻田中的黄鳝转放到稀缺的田块中。水蜈蚣对幼年期的鲤鱼有害，他们在放养鱼苗时，发现水蜈蚣太多，就捞捕水蜈蚣食用。但田里没有水蜈蚣时，又得人工放养。也就是说，除了鲤鱼和草鱼外，其它水生动物，既可以理解为野生的，也可以理解为人工放养的，这就是他们所说的管护的含义。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是把人作为生物多样性的终极调节和制约力，只是控制其数量，并不会打乱生物的生活习性和破坏它的生存空间。这种以管护代替放牧和种植的文化适应手段，其实质是属于半驯化耕牧。人的存在可以确保已有各种生物的物种延续，长期执行这样的生计方式也不会危及任何一种生物物种在侗族社区的正常生息繁衍。而且，野生与人管护的物种并存，可以多元并存的生物物种基因复壮，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利用并不会导致这些物种独立生存能力的下降。
侗族乡民重点种养的生物物种，无一不具有可贵的兼容性，这是侗族乡民长期选育取得的成果。他们选育的糯稻品种与习见的糯稻品种迥别。这里的各种糯稻品种，不仅可以在高温高湿和强日照的空阔平原生长，还有能够在丛林中正常生长，具备耐阴、耐低温的特殊生物秉性，致使稻田能够与茂密的森林完全兼容。他们还拥有在水温低于23℃的稻田中可以正常结实的耐低温糯稻品种，还有结实后水稻秸秆和稻叶不会枯萎的糯稻品种。这是国内罕见的农牧兼容稻种，能够在冬季草枯时，还能为牲畜提供青绿饲料。他们驯养的本地鸭，个体小、出肉率和产蛋率却都很高。这种鸭出壳时，刚刚是鲤鱼的放养季节。鱼和鸭放养可以同时进行的，鸭也不会伤害鲤鱼和草鱼。鸭和鱼同步长大，由于鸭的个体较小，可以穿行在整个稻田中，无遮无碍，更不会伤害稻秧，仅以浮游生物和昆虫、虾类为食。致使稻田中的三种优势生物，稻、鱼、鸭都能相安无事，而且围绕稻、鱼、鸭，各自形成了一个食物链网络，维系着更多的生物物种和谐并存。
侗族传统文化对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具有三重功效。对已有的动植物物种，尽可能确保其生存条件的稳定；对人类可以利用的生物物种，仅适度放大其生存规模，并确保其规模放大不干扰其它生物物种的存在；人工的适度环境控制，仅止于在有限的空间内，也就是在每一个侗寨尽可能实现多种生态系统的浓缩并存，而绝不实施纯粹人力控制的生态改性。这才能满足已有的生物多样性水平长期稳定延续。同时，人类利用的生物物种也能保持较高的兼容能力，能够与野生动植物长期和睦相安。侗族社区生物物种多样化高水平的延续，不仅是大自然的恩赐，更是侗族文化能动适应于所处生态系统的成果总汇。
收稿日期：2008－0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