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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以来的结构性变化把西方世界经济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新时期的主要特征：结构性因素起更为重要的作用；宏观经济环境较为宽松；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大为加强；经济发展将更多地反映在产品质量和效益的迅速提高上。信用在生产中的杠杆作用显著加强；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
但是结构性变化也使西方经济面临以下问题：财政赤字问题；金融风险问题；失业问题；经济火车头问题。
虽然西方经济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但是西方经济问题阻碍着大高涨的实现，至少今后十年，这种大高涨不可能到来。
西方世界经济不久将步入21世纪。在20世纪里，它遭遇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也经历过空前未有的高速增长。在高速增长之后，它陷于近20年的滞胀和低速增长。在世纪之交时期里，西方世纪经济将呈现何种态势呢？根据目前情况进行分析和判断，它既不可能再次出现50、60年代的高速增长，亦非70、80年代滞胀或低速增长局面的简单继续；80年代以来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条件的巨大变化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一、新时期的主要特征
从90年代初开始，西方世界经济逐渐显示出有异于过去几十年的一些特征。
第一，结构性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90年代初的西方经济衰退曾经出现过战后历次衰退从未有的或罕见的特点，如各国交替衰退历时三年半，回升极端乏力（过去美国历次经济回升头一年半平均增长9.8%，这次仅2.9%）；经济回升期间就业增长缓慢（过去美国历次回升头一年半平均增长5.4%，这次仅0.1%），永久性失业大增；预算政策手段几乎完全丧失刺激经济的作用；在衰退过程中，广泛陷于金融困难，经济回升高度依赖金融机构的恢复；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起火车头作用等。对所有这些特点，仅用周期性因素变化是无法解释的，而要更多地从结构性因素变化中寻找答案。今后西方经济依然避免不了衰退与高涨交替出现的周期运动规律，但衰退的深度和高涨的规模将更多地取决于结构性因素的变化。
第二，宏观经济环境较为宽松。通货膨胀已经降低到60年代初的水平。石油价格实际恢复到70年代初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前的水平。军事开支有所削减。长期利率从而投资费用较低。政府对企业经营活动的一些限制逐渐取消或放宽。金融和贸易总的来说是趋向开放。
第三，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潜力大为加强。潜力的增长与实际增长之间存在着不断增大的反差。这种状况为未来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和经济迅速增长创造了潜在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这种潜在可能性将会转化为现实。
第四，经济发展将更多地反映在产品质量和效益的迅速提高上。产品的档次、规格和品种不断增多，技术含量进一步提高，满足消费者多样化需要的程度进一步加强。产品的使用价值的提高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超过交换价值或价格的上涨。如半导体芯片的计算和储存能力每一两年就提高一倍，但它的成本却在不断下降。能源、材料、劳动力等投入与产出之比还在迅速降低。然而产品质量和效益的提高是难以在经济统计表中反映出来的。根据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自1979年以来，美国商品和劳务质量的提高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50%，但美国统计表没有能够把它计算进去。所以，国民生产总值实际价值的增长远远快于它的帐面价值的增长。
第五，信用在生产中的杠杆作用显著加强。信用向来就具有对生产的促进作用。现在这种作用已进一步显示其强大威力。国内信用制度和国际信用制度都已大为发展。国内融资和国际融资条件已大为改善。但是，在信用促进生产作用进一步加强的同时，它的过度膨胀，资金流动惊人地超越实际经济的需要，对经济也产生更大的破坏作用。
第六，各国经济相互依赖进一步加深。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的胜利结束意味着多边贸易体制的进一步自由化；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成和美国领导组成北美自由贸易区体现着区域性经济集团化的重大新发展。这都将推动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它们出口贸易的增长速度将更加高于生产的增长速度。对外直接投资增长速度将更加高于出口贸易和国内投资的增长速度。这就导致国外生产的增长速度更加高于国内生产的增长速度。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计算，世界出口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1990年的16.2%提高到2000年的19.8%；世界对外直接投资余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从1990年的6.4%提高到2000的年10.8%。在世界生产、出口和投资中，西方国家均居于主导地位。西方国家出口主要是输往其他西方国家。它的出口贸易增长快于生产增长的结果是加强它们在生产上的相互依赖。它们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大部分是投放在其他西方国家。它们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快于出口贸易增长、从而更加快于国内生产的增长，这意味着，它们在其他西方国家安排的生产与国内生产相比越来越占据着更加重要的地位。它们的经济利益更加相互交织和密不可分。它们之间协调经济政策、协商解决经济矛盾，对于它们的经济发展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总之，西方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主要不是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上，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环境与条件和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和技术含量的变化上；主要不是表现为帐面价值的增长，而是表现为实际价值的增长。根据国际机构和西方国家权威研究机构估计，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期，西方世界经济平均增长速度将低于3%，与70、80年代相差无几。然而，从以上分析来看，显然不能从经济增长速度仍然较低这一现象得出这个时期还是70、80年代那种低速增长局面继续的结论，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由过去的“滞胀”转变为现在的“滞而不胀”。因为同样高的增长率所增加的实际价值，现在与过去几十年相比更加大不一样，现在更远大于过去。9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经济之所以出现许多新的特征，之所以形成一个不同于过去的新的发展时期，主要是由于80年代以来发生了深刻影响西方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
二、结构性变化
80年代西方国家为摆脱70年代经济滞胀局面和它的不良后果，采取了一系列的经济调整举措。正是这种经济调整举措，再加上国际政治的风云变幻，促成了许多对西方经济有着深远意义的结构性变化。
（一）冷战时代的结束
冷战时代的结束改变了西方国家的宏观经济条件。西方冷战时代经济正在向冷战后经济转轨。西方经济这次转轨虽远没有战后前几次热战后转轨那样重大，但它也是世界性的和长期的。它可能要延续到本世纪末，其影响将更为久长。
从长远来说，冷战时代的结束将对西方经济产生很大的积极效应。它使西方国家首先是美国有可能削减一定数额的军费，把一部分经济科技资源从军事领域转向民用领域。自8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世界局势的日趋缓和，世界军费开始降低，从1986年到1992年约降低1／4。同期，西方国家军费从占国民生产总值4.1%降低到3.3%，估计在1998年将进一步降低到2.3%。美国军费已从1986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6.5%降低到1993年的4.8%，预计在1997年将降低到3.2%。削减军费不仅有利于压缩财政赤字，而且还可以增加私人消费和投资。据估计，世界军费每削减20%，可以在一定时期内使私人消费和投资分别提高1%和2%。冷战时代的结束还可促进科技资源从军用转向民用。长期以来，美国科研政策重军而轻民。但从80年代后期起，它开始加强民用科研。克林顿政府进一步采取措施，使科研在更大程度上从军转民，它鼓励从事军事科研的联邦实验室增进与工业的合作，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加速军用技术向民用技术转移。它决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出建立“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另外，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为西欧首先是德国资本利用东欧廉价优质劳动力、广大市场和资源创造了更大可能性。
但是，在短期内，西方国家要为此付出一定代价。削减军费要暂时使一些与军工有关的地区和企业减产或转产，加剧经济困难和失业。199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为此而降低0.5个百分点。美国与军工有关的工人将从1987年的720万减少到1997年的450万。德国统一花费了巨额资金使政府开支增加，财政赤字扩大，通货膨胀威胁加重，德国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提高利率，由此而增加了对德国经济的压力；高利率压力还通过汇率机制传导到其他欧洲货币体系国家，使这些国家经济亦受其害。
（二）新科技革命的兴起
过去一二十年从经济不景气中兴起、现在走向成熟的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科技革命，具有非常广泛而深刻的经济意义。它几乎影响着人类经济生活的一切方面。
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加强了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相互协调的能力，改变着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企业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从内部垂直分工改变为企业外部的水平分工，从企业内部协作改变为外部协作。企业内部管理层次趋于简化。
现代信息技术极大地提高了控制生产过程的能力，导致了一场生产组织方式的革命：从单一标准化产品的大批量生产向多品种的小批量生产转化，从以专用机器和传动带为技术基础的大规模生产制向以计算机数控机床、机器人等为技术基础的灵活生产制转化。
现代信息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它正成为新产业发展的核心。它正在改造一切旧产业部门。它一方面使服务业份量迅速提高，另一方面又在发展制造业，主要是发展以信息为基础的制造业（如药品、电子通讯、分析仪器、计算机信息处理等）。后者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骨干。它不断提高产业的资本技术密集度，不断节约劳动力和材料等投入。
通过经营管理的变革，生产组织方式的更替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它空前迅速地降低生产成本，每年平均降低约30%，不断提高产品质量，为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为加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今后一二十年它将在更加成熟的基础上向前发展。据估计，90年代及其后，信息技术将至少以20－30%的速度继续增长。这是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潜力将迅速加强的主要源泉。
然而，新科技革命向劳动生产率的转化要有一个较长过程。19世纪80年代也是从经济箫条中兴起的科技革命后经过40年时间才最后导致劳动生产率的迅速提高。这种转化还必须具备一个重要条件，即足够数量的固定资本投资。但在过去20年里，由于各种原因，首先是财政亏空占用大量资金，西方国家的投资率（固定资本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反而有所降低。新科技革命使制造业工作岗位大批丧失，而新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又不足以抵销这种丧失。因此，从目前情况看，新科技革命对劳动生产率从而对经济可能产生的巨大推动力还受到了很大局限。
（三）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变革
国家干预经济方式的变革是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家经济干预的重点目标从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转化为控制通货膨胀，从重消费转化为重投资。实现目标的首要手段从预算政策转化为货币政策。为防止财政赤字加剧通货膨胀，政府实行限制性的货币政策。这种宽松的预算政策与紧缩的货币政策的组合，对西方经济产生很大的正面和负面效应：一方面控制了通货膨胀，为经济稳定增长提供了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又使预算赤字长期成为阻碍经济快速增长的难治之症。
这一改革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失败，但不能认为是整个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干预的失败。这不过是它的干预方式的更替。新的干预方式是在战后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已经造成严重恶果的情况下，适应西方经济要继续发展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尽管存在消极影响，但从总体上说，它对西方经济摆脱困境和继续前进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经济机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
经济机制的市场化和自由化，是西方宏观经济政策改革的又一组成部分。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取消或放宽对金融市场、劳动市场和产品市场的行政或规章管制，实行了税收改革，减少了对衰落工业的补助，实施了部分企业私有化计划。这种改革有利于加强私人部门的竞争、灵活性和效率，但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这充分反映在金融市场的改革上。
西方国家实行金融自由化，如取消对利率和金融机构活动范围的限制等，刺激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互相打入对方的传统业务范围，涉足于一些原不熟悉、风险较大的业务领域，竞相争夺存款和贷款。这种情况一方面大大活跃了金融市场，金融服务项目增加，金融部门本身效率也得到提高。所有这些都起着激发消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它也刺激了投机狂热。由于金融自由化而膨胀起来的信用很大部分不是用于生产性投资，而是在大机构和富商巨贾引导下投向资本收益较高、风险也较大的房地产、股票、借款兼并等领域，其结果是80年代后期金融活动与实际经济严重脱节。货币与信用的扩大没有引起商品与服务价格的上涨，即没有加剧通货膨胀，而是导致了资产（房地产和有价证券）价格的飞速上涨，即引起资产膨胀或没有实现的私人部门财富价值的膨胀。资产积累与债务积累是相伴而行。所以，资产膨胀和财富膨胀导致了信用膨胀，形成了虚拟经济繁荣或通常所说的“泡沫经济”。它遍及日本、美国、英国和北欧诸国。
（五）经济活动的全球化
经济活动全球化是80年代以来在经济活动高度国际化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经济关系新现象。它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首先是在西方世界范围内与其子公司从建立垂直的组织体制改变为网络式的组织体制；进出口贸易在更大程度上成为跨国公司内部贸易；跨国公司之间建立相互交织的联盟网络，许多大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拥有100个以上的联盟关系，与供应商和客户订立数以千计的协定和合同。它们这种全球联盟网络关系分布在研究、开发、设计、制造、推销、广告、各种零部件及其他服务等各个领域。它们较多地集中在高科技产业。它们生产的产品实际上是一种国际分工合作的复合体，是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公司和不同国家提供的半成品和服务的复合体。许多跨国公司的管理结构也为之全球化。它们对世界经营的管理已开始不按国别划分，而按业务类别划分，以便在全球范围内实行统一管理。跨国公司与世界各地企业相互融合，转化为“全球公司”。
经济活动全球化是适应新科技革命对科研、生产和市场销售提出的新要求而出现的。现在的科研费用更高、风险更大，任何企业都难以单独承担，它们也不可能拥有所有高新技术。它们结成全球联盟，可以分担费用和风险，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技术互补。新科技革命加深了生产的国际分工。现代许多高技术产品不仅非一国市场所能容纳，即使单个发达地区市场也不可能充分达到规模效益。跨国公司的全球联盟，占领全球市场，可以比较充分地扩大销路和降低生产成本。
在这种条件（即新科技革命要求有大科研、大生产和大市场与之相匹配）下诞生的经济活动全球化，既可能促进多边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又可能推动区域性经济集团化（即在较小范围内实现全球规模经济的新要求），并可对这类经济集团的封闭性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但是，它对国家的国际经济干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这种干预的难度。国家的国际经济干预的不足和局限，往往导致国际经济活动的不平衡和不稳定。金融活动的全球化表现得尤为明显。它一方面提高了国际金融活动的效率，改善了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的金融服务，促进了国际融资活动，但另一方面由于投机利润的驱动，在各金融当局无法有效管制的条件下，国际资金流动远远超过实际国际经济的需要（1992年平均每天世界资金流量超过万亿美元，全年世界资金流量约相当于全年世界进出口贸易额的40倍）成为国际金融的不稳定因素。经济活动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合作，但同时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竞争。在合作中竞争，又在竞争中合作。它促进了经济科技的国际交流，使任何大公司或大国更难于对之进行长期垄断，但也不可能消除它们之间经济科技发展的不平衡性。
以上结构性变化对西方经济既产生正面效应，也带有负面效应。从总体上说，正面效应是主导的。
三、西方经济面临的问题
上面讨论了结构性变化对西方经济的积极和消极影响。其实，西方经济问题就是结构性变化消极影响的集中表现。这里再深入一步分析这些问题。
首先是财政赤字问题。到80年代末，西方国家财政地位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善。但是，从1990年起，它们的财政地位再次急剧恶化。1993年主要西方国家总的财政赤字大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4%（其中美国为4.1%），达到或超过1982年的创纪录水平。其原因除了周期性因素外，还有中东战争，德国统一，美国救助储蓄贷款机构费用增加等。长期存在高额财政赤字，将会增大对长期利率的压力，导致资本费用提高，影响私人储蓄和投资，妨碍生产率的增高和缩小政府调整经济的回旋余地。它还可能引起预期通货膨胀的升高和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为了争取今后经济的稳定增长，近几年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继80年代初期之后再次宣布和实施改善财政地位的计划。美国政府要求通过增税和节支等措施在5年内累计削减赤字5000亿美元。当前它们在改善财政地位上存在一些比80年代初更为有利的条件，如通货膨胀较低，货币政策较灵活，美国等还可压缩部分军费。所以90年代它们在降低财政赤字上有可能像80年代那样取得一定成就。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到2000年各成员国财政赤字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可能降到1－2%。但是，它们在这方面也存在一些困难，如国债利息负担过重（1992年利息支付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人口更加老龄化，福利开支不断增加，结构性财政赤字所占比重过高（1993年主要西方国家结构性财政赤字占整个财政赤字约3／4），因而在本世纪内，有些国家财政赤字很难大幅度削减，多数国家更难以转亏为盈。
其次是金融风险问题。主要西方国家正在从80年代后期发生的导致“泡沫经济”崩溃的金融危机中吸取教训，探求加强金融监管的方策，私人部门正在调整资产负债关系，降低负债率。所以，估计短期内不致再次发生这种金融危机。但是，金融改革增大金融风险的因素继续存在，如金融机构涉足于许多的较生疏的风险较大的金融业务，家庭把大量存款转向证券市场，很大部分证券操纵在那些对利率非常敏感的大机构投资者（互助基金、养老金基金等）的手中，因而金融市场更易于随利率改变而波动等。由于金融资产交易惊人的扩大，使商品和服务在市场交易中占越来越小的一部分，货币当局原有的监管通货膨胀的手段对金融资产膨胀的监管一筹莫展。此外，金融改革还增加了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波动相互激荡的可能性。所以，今后金融市场仍将不会平静。
第三是失业问题。从1990年到1994年初，经合组织国家失业人数从2500万增加到3500万，失业率从6%提高到8.5%（欧盟为12%），其中失业一年以上者近占30%（欧盟占40%）。近几年西方失业迅速增加和居高难下，除周期性因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工业和企业结构调整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人数增加（欧盟这种失业已创历史纪录）。在制造业中，新科技革命既创造又破坏就业机会：创造的是生产率、熟练程度和工资较高的就业，破坏的是生产率和工资较低的就业；但破坏胜于创造。长期高失业率对经济发展极为不利。它增加社会费用（西欧每年为失业支付的费用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使许多工人原有技能和专业荒疏，增加社会不稳和促进保护主义势力，并可能滞缓新技术的推广和应用。西方国家要增加就业，就有必要在加强教育和培训的同时，对劳动力市场规章和社会福利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以便一方面提供更多的满足现代技术需要的熟练工人，另方面又促使工人流动，失业工人尽快寻找新的工作和接受较低的工资福利待遇。西方国家正在进行这种改革，但进展缓慢，西欧尤其如此。实行了数十年的传统社会政策要在短期内根本改变，是很难办到的。
第四是经济火车头问题。过去西方经济在疲软时，往往是美国经济一马当先，把整个西方经济带动起来。随着美国经济的相对衰落，90年代初以来美国的这种火车头作用已经丧失了当年的风采，而其他任何国家又都无力取代美国，担此重任。这一点也将不利于西方经济的今后发展。
结构性变化的积极效应在很大程度上为西方经济出现一次无论增长速度、质量或效益与过去20年相比都能全面提高的大的高涨，创造了潜在可能性和机会。但结构性变化的消极效应，现在的西方经济问题又阻碍着这种潜在可能性和机会转化为现实。因此，虽然西方经济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而且从1994年走出衰退后在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年将出现适度高涨，其景况要好于90年代前期，但是，一个全面性的大的经济高涨至少在今后10年内不大可能到来。当前西方经济问题能否解决或较大程度缓解，将成为它是否到来和何时到来的关键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