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国宗室述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宗室论文,吴越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3.1;K24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667(2004)06-0106-09
五代十国时期是宗室政治影响力得到凸现的时期，这是因为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以宗室为主体的王权争夺，也即宗室内争普遍地发生，成为一些政权特别是南方诸国主要的内争形式（注：参见拙作《试论五代十国时期南方诸国宗室内争的发生原因》（《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而有的政权如吴越国，鉴于唐末方镇内部父子兄弟互相残杀的教训，特别重视并实际发挥了宗室在稳定政治中的关键作用，从积极的方面充分体现了宗室在当时重要的政治影响。因此，探讨五代十国时期的宗室是十分有意义的。本文主要考察吴越国宗室的地位，宗室内部的关系，宗室的重要变化及其对吴越国政治乃至唐宋政治变革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注：何勇强先生在《钱氏吴越国史论稿》（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年4月）中对钱镠先世进行考辨，对钱镠诸子、钱元瓘诸子的身份、行第、职务、地位及其变化进行细致的考述，从而揭示了钱元瓘和钱弘佐继位之谜，分析了钱元球、钱元珦案及戴、阚之狱的原因与性质，何勇强先生研究的着眼点是吴越宗室与政局的关系。其它专门论述钱氏宗室的论文甚少，蔡涉《吴越钱氏世家初考》）（《钱镠研究》第四辑）与姚礼群《宋代钱氏家族人才简述》（《钱镠研究》第六辑）等文主要论述钱氏世家与宋代的钱氏人才等内容。），敬祈方家教正。
一
唐末乾符年间，钱镠以临安为基地，逐步扩大势力。在长期征战中，主要依靠八都军将与内牙军将。然而，十世纪初政治形势的变化使钱镠倚重的对象发生重要变化。天复二年(902)，武勇都发动兵变，杭州被围，吴越危如累卵。天复三年(903)，兵变在温州发生，睦州刺史陈询也叛钱镠。天祐元年(904)，又有衢州陈璋之乱，当时，睦、衢、婺、处、温五州被叛兵控制，形势再度危急。这些兵变内乱对钱氏政权造成极大冲击，也对钱镠的政治思想产生重要影响，钱镠由此认识到军将对王权的威胁，认识到武人政治的危害，因此，宗室取代军将成为钱镠的倚重对象。
钱镠重视宗室也因为他一贯的宗族意识，光启四年(888)七月，壬寅，钱镠在临安九州山新修钱氏九州庙[1]（卷二七，《九州山》，p.653），以罗隐代为《钱氏九州庙碑记》，刊于石[2]（卷一三○，钱镠《钱氏九州庙碑记》，p.1302）。天祐三年(906)十一月，唐“敕命王本道建三代私庙”[3]（卷一，《武肃王》天祐三年十一月，p.40）。开平四年(910)，后梁敕追封钱氏三世，“敕建三世庙于安国衣锦军”[4]（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p.1087）。开平五年(911)四月，建钱镠生祠，梁敕翰林学士李琪为碑铭，碑文中也载录曾祖钱沛、祖父钱宙、父钱宽这个“积庆之家”[3]（卷一，《武肃王》，p.449）[2]（卷八四七，李琪《吴越王钱公生祠堂碑》，pp.8902～8906）。乾化五年(915)八月，丙午，修《钱氏大宗谱》成，钱镠自为之序[2]（卷一三○，钱镠《大宗谱序》，p.1301）。
戎马倥偬时期，钱镠对宗室的倚重首先表现在军事活动中以宗室领兵征战，虽然宗室领兵征战最早开始于文德元年(888)，遣从弟钱銶讨徐钧于苏州，但其后宗室领兵只是偶而为之，以武勇都为主的内牙军将与八都旧将仍在军事中发挥主要作用。天复、天祐年间的武勇都兵变与诸州之乱，以及武勇都名将顾全武失利于淮南将陶雅，促成了事况的变化[3]（卷一，《武肃王》，pp.12～36），自天祐四年(907)之后，在征讨温、处、湖州，与淮南兵交战于苏、锡、常、虔州的军事活动中都由宗室子弟帅师，宗室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先后被遣征战的宗室有钱镠从弟钱銶、钱镒、钱锯、弟钱镖、王子钱元璙、钱元瓘、钱元瑛、钱元球等[3]（卷—，《武肃王》，pp.28～55）。钱氏宗室自十世纪初起，被任以重要军职，如王子钱元瑛在天复二年(902)八月的武勇都兵变中发悬门以御之，钱镠嘉其功，寻授钱元瑛为两浙副大使[3]（卷一，《钱元瑛附传》，p.51），贞明元年(915)授钱元瓘镇海军节度使、土客诸军都指挥使、湖州刺史[3]（卷二，贞明元年正月，p.3）。钱元璙则于贞明三年(917)兼任镇东军节度副大使[5]（卷二三六九，《苏州府二十一·牧守题名》，pp.18～19）。
吴越建国前，钱镠以军将为诸州制置使、刺史，唯一例外是天祐三年(906)闰十一月，钱镠命弟钱镖为婺州制置使，是以宗室治州之始。其后，据《吴越备史》、《吴兴志》、《吴郡志》、《吴越将相大臣年表》、《钱氏家乘》等载，开平三年(909)五月，钱元
镇明州（注：《吴越备史》卷一《武肃王》开平三年五月辛巳条作“元
”。今从《十国春秋》卷二《武肃王世家下》天宝二年五月辛巳条作“元”。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一天福二年二月条及《通鉴考异》，可知元即元球。），开平四年(910)三月，钱镖刺湖州，乾化元年(911)秋，钱元璙牧睦州，乾化三年(912)八月，钱元璙改镇苏州，乾化四年(914)钱传
知越州。可见，自天祐末到乾化四年的十来年时间里，以杭、越为中心，及其周边诸州（婺、睦、湖、苏、明）都已由宗室镇治。《吴越备史》、《五代十国方镇年表》等表明，始于钱镠时期的宗室治州在吴越国的整个统治时期一直得到实施，因此，宗室治州在吴越国已经形成制度。
钱氏宗室还在内牙军中担任军职，据《吴越备史》、《九国志》、《资治通鉴》、《新五代史》、《十国春秋》、《全唐文》等，吴越国内牙军职见于记载者至少65名，内牙军的实际职数肯定不止于此，史书未载的当多为军将，不会是宗室。65名中，宗室任牙职者21名，可见，即使在内牙军职统计总数少于实际总数，军将多有未载的情况下，宗室任牙职者仍是少数。而且，宗室任牙职时年龄幼小的现象甚为突出，天福六年(941)前后，钱弘倧为衙内诸军副都指挥使，弘偡为衙内诸军左都知兵马使、弘俶为衙内诸军左都知兵马使，弘亿为衙内诸军左右马步都虞侯，据《钱氏家乘》卷五《武肃王年表》，他们分别是钱元瓘的七子、八子、九子、十子，都出生于929年，均为十三岁。钱惟治则是“八岁授两浙牙内诸军指挥使”[4]（卷八三，《惟治传》，p.1212）。以未历战事的少年显然不能控制内牙军，这表明吴越任宗室于内牙军，并非企图以宗室来控制内牙军，实际上体现的是王权对内牙军的重视，体现对内牙军将实施一定制约的政治意图，体现在内牙军中并用宗室与军将的政策。
宗室任牙职的另一情况是，有的宗室任牙职的时间甚短，如钱弘佐，天福五年(940)十二月为内牙诸军都指挥使，天福六年(941)九月，即王位于仙居堂，任职才半年多。钱仁俊，开运元年(944)十一月，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3]（卷三，《忠献王》开运元年十一月，p.7），开运二年(945)十一月，被贬[3]（卷三，《忠献王》开运二年十一月，p.8），任内牙主要军职时间也仅为一年。
整个吴越国史中，宗室任内牙最高军职者很少，仅钱元璙、钱弘佐、钱惟治三人。史实表明，钱弘侑、钱弘偡其实没有担任过内牙军的最高军职（注：限于篇幅，拟另撰文考证。）。
与宗室不同，军将在内牙军中任职者无疑是多数，而且通常情况下，尽管军将并未担任内牙军统帅，但在内牙军握有实权的人物仍然是军将。比如，天福六年(941)前后，任内牙军职的有钱弘佐、钱弘侑、钱弘倧、钱弘偡、钱俶、钱弘亿[2]（卷八五九，p.9008），但内牙指挥使戴恽“为元瓘所亲任，悉以军事委之”[6]（卷二八二，天福六年八月，p.9227），显然是内牙军中的实权人物。又如开运元年(944)十一月，钱弘佐命从兄钱仁俊为内外马步都统军使，但真正掌握内牙军实权的却是史称“强戾”、“专横”[6]（卷二八三，天福八年七月，pp.9251～9252）的左统军使阚璠、右统军使胡进思。
史实表明：至少在钱弘佐年少继位到钱俶统治初期，由于王权相对较弱，而内牙军将又为资深旧将，在此情况下，钱氏宗室根本没有可能控制内牙军。至于钱镠、钱元瓘时期与钱俶清除了胡进思之党以后，比如钱镠时期，史谓“吴越开国诸将，隶麾下者多恂恂和雅，慕祭遵、羊祜之遗风”[4]（卷八五，吴越九《列传论曰》，P.1243），“中外无所专命”[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19），“宝正末年，左右皆附”两军节度使钱元瓘 [4]（卷八六，吴越十《陆仁章传》，p.1249），可见，内牙军确实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但不可忽视的事实是：真正控制内牙军的，其实是王权，而不是虽任职于内牙军却不具备能力控制的宗室，王权并不希望宗室在控制地方的同时也控制内牙军的局面出现，王权显然更愿意由自己直接控驭内牙军，尽管这种控驭在一定条件下，会经历风雨的冲击。
因此，综上所述，钱氏宗室的政治作用主要体现在治州上，体现在对地方的控制上（注：钱氏宗室也有在中枢任相的，如钱弘⑩、钱弘亿。但由于任相时间集中在开运四年(947)到乾祐二年(949)两年中，而且断断续续，因此，实际作用不如宗室治州显著。）。当然，钱氏宗室没有控制内牙军，其实并不影响它成为吴越国十分重要的政治力量，因为控制地方在吴越国的政治中，才是真正的重中之重。
二
在吴越国政治中值得特别重视的是：钱镠留下的《遗训》。钱镠在《遗训》中谓，少时“稍有余暇，温理《春秋》，兼读《武经》”[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因此，影响钱镠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他在青少年时代即受《春秋》的影响甚深，史谓：钱镠十二岁受径山书院道人洪湮之劝而潜心攻书，喜读《春秋》……二十一岁好读《孙子兵法》，兼温《春秋》[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吴越备史》卷1《武肃王》天祐三年二月丁酉《闾丘方远附传》亦云：闾丘方远“初入谒王，谈庄老之义，逡巡而罢，退而叹曰：彼英雄也，是不宜与谈玄虚之道者。翌日入谒，遂陈《春秋》，因延之尽日，由是王厚加礼遇”。钱镠感兴趣于《春秋》，是因为他特别关注社会秩序的拨乱反正，他在《遗训》中也这样强调：见“唐室之衰微……目击人情乖忤，心忧时事艰危”[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钱镠把“人情乖忤”与“时事艰危”相提并论，表明他认为“时事艰危”与“人情乖忤”，即道与秩序之间存在关联，在他看来，统治危机背后潜伏的是道德危机，政治的紊乱是源于观念的紊乱，忠孝的沦丧。乱源既然在无道，治国当以道制乱。《遗训》中有不少内容直接录自《论语》，如“圣人有言：‘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录自《论语·学而》。“又云，‘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此节录自《论语·阳货》。“又云，‘惟孝友于兄弟’”，则录自《论语·八佾》。《遗训》的其它地方也是强调忠、孝、仁、义、礼教，贯穿其中的是儒学思想，而且，内容涉及内政、外交、民政、治军、农桑、征收等各个方面，因此，钱镠的《遗训》具有以儒治国的大纲的性质。
《遗训》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唐末以来的长期动乱，因此，吴越国的当务之急是由乱入治。《遗训》中无论是宗室方面的“孝友于兄弟”，还是兵将方面的“宽严相济”，“视万姓三军，并是一家之体”，还是爱民方面的“无厌征收”等等无一不是为了达到关系和睦，秩序稳定。《遗训》的主旨无疑是重建秩序。
钱镠在致力于重建秩序中，十分重视宗室的作用，他曾多次强调家与国的关联。天成三年(928)三月，壬申，钱镠投告龙简文于太湖，文中云：“家国兴隆，子孙繁盛”[8]（卷四，《吴越投龙简文》，p.33），《武肃王遗训》中亦云：“余以化家为国”[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皮光业作《吴越国武肃王庙碑》则谓：“变家为国”[4]（卷七八，吴越二《武肃王世家下》，p.1107）[2]（卷八九八，皮光业《吴越国武肃王庙碑铭》，p.9372）。
钱镠在分析动乱原因时认为“余自主军以来，见天下多少兴亡成败，孝于亲者十无一二，忠于君者百无一二。”吾见江西钟氏，养子不睦，自相图谋，亡败其家，星分瓦解。又见河中王氏、幽州刘氏，皆兄弟不顺不从，自相鱼肉，构讼破家，子孙遂皆绝种”[7]（卷六，《武肃王八训》，p.139）。唐末以来，因为父子兄弟相互残杀而致败亡的许多史实使钱镠特别重视宗室关系，因此，《遗训》突出要解决的正是宗室关系的问题。钱镠认识到宗室关系是治国的关键，“兄弟睦，家道和”才能“国治平”。在《遗训》中一再强调宗室子弟要“心存忠孝”，“兄弟如手足，手足断，难再续”。《武肃王八训》亦云：“兄弟相同，上下和睦。”[7]（卷六，《武肃王八训》，p.139）显然，《遗训》旨在把钱氏宗室凝聚成为维护钱氏政权、重建稳定秩序的中坚力量，而不是成为破坏王权的动乱因素。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形成钱氏家风就成为《遗训》的核心。钱镠在勉励宗室子弟形成家风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要求“子孙绍续家风”，认为这是“长享富贵之法”，“依我训言，世代可受荣光”。对败坏家风的宗室子弟，钱镠更提出进行打击和清洗以捍卫家风，如《遗训》所云：“倘子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便是坏我家风，须当鸣鼓而攻”。钱镠对子弟“千叮万嘱”，要求“毋负吾训”。钱氏家风的核心是仁孝、友悌、礼教，这种家风倡导谦让，因为谦让有利于关系和睦。钱镠晚年，“欲立嗣，召诸子使各论功，（皆）请让于元瓘”[9]（卷一三三，《钱元瓘传》，p.1772），“及武肃寝疾，一日出玉带五，赐王兄弟，命王先择，乃取其狭小者”，钱镠为此“大悦，谓王曰：‘吾有汝，瞑目无恨矣’”[3]（卷二，《文穆王》，p.5）。钱镠诸子元懿、元珦、元祐、元弼等都以为钱元瓘 “仁孝有功，将吏悦服”[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可见钱元瓘作为遵行家风的典范，深得钱镠及诸子与将吏的称道。
钱氏家风确实已在宗室子弟中间形成，史载钱弘佐“温柔好礼，恭勤政务”[4]（卷八○，吴越四《忠献王世家》，p.1141），钱俶 “性谦和，未曾忤物……为人宽宏大度”[4]（卷八二，吴越六《忠懿王世家下》，p.1183），钱元懿“性至孝”[4]（卷八三，吴越七《钱元懿传》，p.1195），钱传“性仁厚”[4]（卷八三，吴越七《钱传璝传》，p.1199），钱传璟 “资忠履孝”[4]（卷八三，吴越七《钱传璟传》，p.1201），钱弘偓 “性仁孝，事母陈氏以恭勤闻”[4]（卷八三，吴越七《钱弘偓传》，p.1207），仁孝家风带来的结果之一是宗室关系和睦亲洽，“处兄弟不疑”[4]（卷八三，吴越七《钱元璝传》，p.1201），“友爱甚至”[4]（卷八三，吴越七《钱弘偓传》，p.1207）。钱元瓘 “于兄弟甚厚”，“笃友悌之义”[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pp.9085～9086）。结果之二则是宗室对王权忠顺不贰，史谓钱元瓘 “事武肃孝敬小心，未尝有懈”[3]（卷二，《文穆王》，p.13）。钱元璝 “处兄弟虽多守郡，军中未尝有相逆诈，待文穆王及（忠懿）王亦尽臣礼，如此上下和睦”[4]（卷四，《钱元璝附传》，p.21），钱元懿在文穆王继位后，“礼敬尤笃”[3]（卷四，《钱元懿附传》，p.9），长兴四年(933)七月，“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璙自苏州入见，元瓘以家人礼事之……元璙曰：‘先王择贤而王，是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七月，pp.9085～9086）
考察钱氏宗室与王权的关系，不能不涉及吴越国“三案”。所谓“三案”，即发生在天福二年(937)三月的钱元球、钱元珦案，发生在天福六年(941)八月的戴恽、钱弘侑案以及发生在开运二年(945)十一月的阚璠、钱仁俊案。
其中，钱元球、钱元珦案的直接起因是：“恃恩骄横，增置兵仗”，其性质只是擅自在内牙军扩充势力，并不是谋反。所谓“元球遣亲信祷神，求主吴越，又为蜡丸与元珦议谋”，元球至宫中，“有刃于怀袖”[3]（卷二，《文穆王》，p.8）云云，皆为“铜官庙吏”、“诸将吏”、“左右”所告称，由于告称是在“国人多附”元球，“元瓘忌之”的背景下，因此，很可能是捕风捉影的不实之词。也即钱元球案的真正原因不是谋反，而是因为钱元瓘 “使人讽元（按，即元球）请输兵仗，出判温州，元不从”[6]（卷二八一，p.9171），妨碍了王权对内牙军的控制。至于明州刺史钱元珦则是因其“骄纵不法，每请事于王府不获，辄上书悖慢。尝怒一吏，置铁床炙之，臭满城廓”[6]（卷二七八，长兴四年十二月，p.9098）。钱元瓘将其召归钱塘，幽于别第，是“惩虐政也”[3]（卷二，《文穆王》长兴四年，p.7）。总之，钱元球、钱元珦案的性质实际上是维护王权，控制内牙军的斗争，也是王权与个别骄横的宗室成员的较量，以捍卫钱氏家风的斗争。
戴恽、钱弘侑案的关键在：钱弘佐年少继位，而钱弘侑是“宗人长者”[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29），其身份使他成为王位的可能争夺者。内牙指挥使戴恽早在钱元瓘去田願处做人质时即随侍左右，为钱元瓘所亲任，曾“悉以军事委之”[6]（卷二八二，天福六年八月，p.9227），因此，是资深的宿将，内牙军中的实权人物，而且，戴恽的妻属还与钱弘侑有姻亲关系。这就对年少的新主钱弘佐构成严重威胁，所以，戴恽、钱弘侑案实际上是内都监使章德安为了不负钱元瓘病重时关于“善辅”钱弘佐之嘱托[4]（卷七九，吴越三《文穆王世家》，p.1129），出于巩固钱弘佐王位的政治需要而制造的一起大案。
至于后来的阚璠 “谋奉仁俊作乱”，更是诬告之词。《十国春秋》卷八三《钱传附仁俊传》云：“富人程昭悦者，以私憾诬阚璠与昭达谋奉仁俊为乱”。足见此案系由程昭悦与阚璠的矛盾引发，程昭悦诬告并“下狱锻炼成之”。钱仁俊后于开运四年(947)二月已卯获释，广顺元年(951)六月，恢复官爵，事实表明钱仁俊并没有谋反的意图。有材料云：“福州初归附，将校有雠隙者，率多相诬”[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可见，诬告之风在当时很盛，这对我们认清三案的真实性质很有帮助。
总之，从吴越国“三案”中我们看不出钱氏宗室有谋反不轨之迹，“三案”与以宗室一方主动挑战王权为特征的南方诸国宗室内争在性质上有很大的不同。钱氏宗室关系亲睦，宗室与王权一致，在当时是极为罕见与难得的。这不仅使钱氏宗室成为维护王权的重要支柱，而且也使吴越国因此成为社会长期动荡的背景下唯一能够政局稳定的地区。
三
关于吴越国宗室，另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宗室自身的变化。吴越前期，以宗室率师征战，其结果是宗室的军将化，但军将化的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征战的弭息而逐渐消退，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更为重要的逆向变化即吴越宗室的文人化。文人化开始于吴越前期，其导因是天宝十二年(919)战事的基本停止和钱镠的倡导，尤其是后一方面的原因更为重要。钱镠虽“目不知书，然其寄夫人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不过数言，而姿制无限，虽复文人操笔，无以过之”[10]（卷一，p.28），“二语艳称千古”[10]（卷一，p.28）。即使是“群英争逐，横槊马上，何暇议文墨”的戎马时期，钱镠仍能“喜作正书，好吟咏”[11]（卷五，p.136），并且“稍暇，则命子孙讽诵诗赋，或以所制诗赐丞相及将吏以下，亦间能书写，画墨竹，然不以呫哔废正务”[4]（卷七八，《武肃王世家下》，p.1114）。应该说，吴越宗室的文人化正是钱镠倡导的结果。文人化首先开始于钱氏宗室的第二代，吴越前期，虽有的宗室子弟如钱镖“骁勇善战”，元璙 “寻属军旅事……陷阵有功”，但也有不少宗室子弟文武兼备，如传瑛除了“善骑射”外，又“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工草隶”[4]（卷八三，《钱传瑛传》，p.1194）。元璝既“学武”，又“好诗”[4]（卷八三，《钱元璝传》，p.1201），部分宗室子弟在吴越前期文武兼备，正是吴越宗室文人化开始的表征。
吴越中后期的宗室则主要是钱氏第三代与第四代，大致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允文允武，如弘儇不仅“善骑射”，而且“能书有文而自晦”[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弘仰“善骑射”，还“通儒术，能书写”[3]（卷四，《钱弘仰附传》，p.14），文奉既“精骑射，能上马运槊”，又“涉猎经史，音律、图纬、医药、鞠击皆冠绝一时”[4]（卷八三，《钱元璙附文奉传》，p.1197），宗室在中后期的另一种情况是成为完全的文人。这样的宗室子弟数量甚多，无疑是主流，更能代表文人化演进的趋势。史谓惟治“幼好读书……草隶擅绝，尤好二王书”，“家聚法贴图书万余卷，多异本。生平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又有宝子垂绶连环诗，世多称之，书迹恒为人藏彝弆”[4]（卷八三，《钱惟治传》，pp.1212～1214），弘偡 “能为诗，颇有奇句”[3]（卷四，《钱弘偡附传》，p.1204），钱俨“谨慎好学，虽祈寒溽暑，未尝暂辍图籍”[4]（卷八三，《钱俨传》，p.1207）。因为吴越宗室重文成风，因此，“钱氏子弟俱擅文采”[4]（卷八三，《钱郁传》，p.1210）。
吴越宗室的文人化在吴越纳土归宋之后，更进一步发展。钱氏第四代钱昱“读书强记”[12]（卷—，p.7），“昱好学，多聚书，喜吟咏，多与中朝卿大夫唱酬”[13]（卷四八○，《钱昱传》，p.13915）。惟演“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14]（卷下，p.547），钱惟演在诗文颇多建树，史称其“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遗事》、《飞白书叙录》、《逢辰录》、《奉藩书事》若干卷”，“父子兄弟相继以制策登科，为钱氏一时之盛”[4]（卷八三，《钱惟演传》，p.1215）。钱昆“善为诗赋，又工草隶，有文集十卷”[4]（卷八三，《钱昆传》，p.1210），“淮阴侯庙，题者甚多，惟谏议钱公昆最为绝唱”[15]（卷五，p.49）。钱易“才学敏赡，数千百言援笔立就”[4]（卷八三，《钱易传》，p.1211），苏易简称“有钱易者，李白才也”。钱氏子弟的文才甚得宋初诸帝的赏识，钱昱“尤善翰牍，太宗取阅，深爱之”[12]（卷一，p.7）。惟演“博学能文，召试学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称善”[4]（卷八三，《钱惟演传》，p.1214）。聚书是文人所好，史言钱氏祖孙皆好贮书，如惟治“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13]（卷四八○，《钱惟治传》，p.13912）。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一云：“两浙钱俶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阙。”
综观吴越宗室从戎服鞍马到执卷吟哦，从军将化到文人化，实具有趋势性演进的深刻意义，因为它正是社会经历了长期动荡之后走向稳定，反映到社会风尚由尚武变为重文的重要表征，标示了新的因素正在悄然萌生。
四
吴越国宗室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表现在：镇治诸州的宗室的文人化体现了由武治转向文治的历史变化，并作为地方政府与中央的丞相系统一起推进了文臣政治的形成；钱氏宗室普遍“尤尚儒学”[3]（卷二，《文穆王》，p.13）以及礼教家风适应了由乱入治的需要，反映了儒学在政治中的作用趋于重要；宗室治州以及与王权的一致则有利于集权政治的实现。因此，吴越国宗室从右文、尚儒、集权三个方面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趋于成熟的特征，从而也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同时，又使吴越国在唐宋政治变革中具有了重要的历史地位。
1.钱氏宗室在吴越国完成体制转换中起了关键作用。五代十国时期，尽管各国政权都有丞相系统，然而，真正形成文臣政治的，只有吴越国和南唐。为什么？因素诚然很多，但仅就政治势力而论，对吴越国文臣政治的形成起关键作用的是宗室。因为形成文臣政治的一个必要条件是政治安定，而动乱显然有利于军将的崛兴。比如马楚，以天策府十八学士代表的文臣势力在宗室内争中被扼杀，在内争中形成的朗州籍集团则完全是一个军将集团，又如王闽，形成于内争后期的留从效、陈洪进漳、泉政权也一样是武人政权。可见内争的结果只能是武人政治的延续。其次，动乱的情况下，其它势力也可能乘时而起，比如南汉，宗室内争激烈，“宗室勋旧，诛戮殆尽”[6]（卷二八九，乾祐三年十二月，p.9449）南汉国主委政宦官，“军国之务，一出于（龚）澄枢”[4]（卷六六，《龚澄枢传》，p.922），以致“台省官仅充员而已，机密事多不与”[4]（卷六○，南汉三《后主本纪》，p.871，p.861）。而吴越国正是由于宗室治州、宗室内部关系的亲睦以及与王权的一致，因此，政局稳定，从而排除了文臣与宗室之外的各种势力乘乱而兴的可能。而且，镇治外州的钱氏宗室对中央的军将是一种遏制，而对代表王权的丞相系统文臣政治却是有力的支持，再则，宗室文人化又使其本身成为文臣政府的重要组成部分。
形成文臣政治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地方的非军事化。如地方为军将所控制，文臣就不可能在政局中居主导地位，因此，不让军将控制地方是文臣政治形成的一个关键。五代十国初期，一些地区仍处在武人政治的状态，史言：“时江淮初定，守令皆武夫，专事军旅”[16]（《本纪》第一，p.1），“率以兵戈为急务”[12]（卷九，p.87），“至有位居侯伯而目不识点画，手不能捉笔者”[17](p.1），而吴越国大体上从武勇都兵变和诸州叛乱之后，吴越国军将由倚重对象变为控制对象，宗室取代军将镇治诸州，使军将在地方失去势力。钱氏宗室好文尚儒，遵行钱镠遗训，以阜民为务，行宽缓之政，从而使地方政治大为改观。所以，吴越国宗室治州并且文人化，彻底改变了过去地方军事化的局面，促成了武人政治向文臣政治的重要演变。
2.钱氏宗室在吴越国形成集权政治中同样起关键作用。治州的宗室对诸王“皆尽臣礼”[4]（卷八三，《钱元璝传》，p.1201），听命于中央。唐代“专恣一方”，“逢时攘扰”[18]（卷一五六，赞曰、史臣曰，p.4141）的骄悍藩帅与各自为政的骄藩在吴越国已不复存在，天复年间，睦州刺史陈询“遂不听命”[4]（卷八八，《陈询传》，p.1275），诸州“贰于”钱镠，[4]（卷七七，《武肃王世家上》，P.1063），叛附淮南的现象也不再发生。
节度使、刺史的子嗣问题，可以说是衡量政治集权状况的重要尺度。唐代某些方镇节度使的父死子袭在唐末余风犹存。睦州刺史陈晟“在州十八载而卒，子绍权嗣”[4]（卷八八，《陈询传》，p.1275），乾宁三年(896)十一月戊子，“湖州刺史李师悦卒，子继徽嗣”[3]（卷—，《武肃王》，p.23），“及湖州李彦徽弃郡奔淮南”，钱镠以郡付高彦，天祐三年(906)“冬十一月乙丑，湖州刺史高彦卒”[3]（卷一，《武肃王》天福三年十一月乙丑，p.40），其子高澧嗣父职[6]（卷二六五，昭宣帝天祐三年十一月，p.8664）。天宝二年(909)四月丁已，明州刺史黄晟“在任十八年，卒，时天宝二年也，遗疏不请子为嗣”[4]（卷八五，《黄晟传》，p.1235），钱镠因此叹其忠顺，可见，父职子嗣在钱镠早期仍为通常惯例。然而，这种情况在实施宗室治州中却有了很大的变化。继钱弘偡之后任湖州刺史的钱信为钱弘偡之兄，非子嗣。继钱弘儇为温州刺史的钱仁俊系钱元长子[7]（卷五，《武肃王年表》，p.114），钱仁俊后继任刺史的钱昱则是忠献王钱弘佐的长子。考分治诸州的宗室出现子嗣的仅二例，一为苏州刺史钱元璙，天福七年(942)三月乙丑，卒，“子文奉嗣”[3]（卷三，《忠献王》天福七年三月乙丑，p.2），一为婺州刺史钱元懿，广顺元年(951)六月丙午卒，“以其子仁倣嗣”[3]（卷四，广顺元年六月丙午，p.8），显然，这两例是特殊情况，原因除了上述钱元璙、钱元懿地位特殊外，与钱元璙是当时在位的忠献王钱弘佐的世父，而钱元懿则是当时在位的忠懿王钱俶的世父可能很有关系。治州的宗室多非子嗣，除了反映王权的强大，也表明宗室对王权的忠贞，而这种忠贞恰是集权的重要保证。
唐末以来，军将一直是破坏集权的主要力量。吴越国以宗室取代军将，因而大大削弱了军将的力量，特别是军将在地方的势力丧失殆尽。个别内牙军将虽则强戾骄横，其实十分脆弱。史谓，左统军使阚璠 “强戾，排斥异己，弘佐不能制”[6]（卷二八三，齐王天福八年七月，p.9251），忠献王钱弘佐设计拉拢程昭悦、胡进思，离间程昭悦与阚璠的关系，使程昭悦积极参与倒阚行动。先是出阚璠为明州刺史，后又以“谋奉仁俊作乱”的罪名，“下狱锻炼成之”，于是，阚璠受诛。这说明，事实上，强戾者不一定就是支配者。王权翦除骄横的内牙军将并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王权与内牙军将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矛盾冲突，这完全是正常的。重要的是，哪种力量能真正支配政治。天福十二年(947)十二月庚戌，内牙统军使胡进思发动兵变，起因是忠逊王钱弘倧多次责辱胡进思，与谋逐胡进思之事外泄，兵变后胡进思处心积虑要杀钱弘倧，却由于忠懿王钱俶的坚决保护而未能得逞，这就表明，能支配吴越国政治的并不是强戾的内牙军将，而是王权。
特别重要的是，内牙军将在与王权的对抗中之所以每每归于失败，其关键原因正是在于：钱氏宗室控制了地方。因为宗室控制地方，一方面使内牙军将由于失去了地方势力的支持而变得孤弱，另一方面也使王权能够集中力量遏制骄横的内牙军将。因此，宗室显然是王权遏制军将，维护集权政治的关键。
3.钱氏宗室在实施儒学政治中同样起了关键作用。正如钱镠在《遗训》中所说：《论语》等儒学经典为钱氏子弟“少年所读”，因此，他们普遍都好学尚儒，钱元玑“多尚儒释，不喜奢侈”[4]（卷八三，《钱元玑传》，p.1194），钱传瑛，“颇敦儒学，聚书数千卷”[4]（卷八三，《钱传瑛传》，p.1194），钱弘仰也“通儒术”[4]（卷八三，《钱弘仰传》，p.1207），对于“圣人有言”，钱氏子弟确实“常存于心”，他们忠实贯彻了钱镠“千叮万嘱”的《遗训》，形成了以仁孝为核心的儒学家风。在宗室中形成的这种儒学家风，必然会全面渗透于吴越国政治的各个时段和所有空间，比如，他们“爱兵恤民”，在所治之州，多宽厚得民，“均徭役，罢淫祀，尽放所畜声伎”[4]（卷八三，《钱弘儇传》，p.1203），“颇著善政，凡一切科率旧制悉除之”[4]（卷八三，《钱弘亿传》，p.1205），“政尚宽惠，民悦慕之”，以至移任时，百姓“有携家从之者，号‘随使户’”[19]（卷八，《名宦》，p.40），
文臣政治、集权政治和儒学政治的实施体现了吴越国政治体制的重大转换，它表明：吴越国在唐宋之际的重大变革中，是最早开始变化的地区。同时，吴越国在五代十国时期各政权中又是最稳定的政权，钱氏宗室在这两个方面都起了关键的作用。由于政局稳定与政治变革，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要求，反映的是历史发展方向与趋势，因此，钱氏宗室在其中的作用无疑是对历史的重要贡献。
此外，吴越国宗室的历史重要性，除了体现在社会转型时期所起的作用外，也还体现在历史的比照之中。历代宗室就其政治方面而言，在史书的记载中似乎更多的是他们的内争、王权的冲突以及腐败，然而吴越国的钱氏宗室却向我们展示了他们曾经作为历史功臣的一面。同样，非常值得深思的是，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宗室与其它政权的宗室分别扮演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角色，前者是建设秩序的角色，后者则是破坏秩序的角色，而这些竟然都发生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正是这样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比照，使我们对钱氏宗室，不能不给以特别的关注和肯定，更使我们感到，十分有必要对其中的原因作出深刻的思考。
钱氏宗室通过治州、儒学家风与文人化有效地解决了唐末以来长期存在的地方军事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地方失控、政局动乱的突出问题，从而成功地推进了政治体制的转换，推动了社会秩序的重建。因此，它也启示我们：一、推进历史发展，是因为顺应历史的要求，适时地解决了阻滞历史发展的症结。二、社会秩序呼唤文化与道德，而文化与道德必定催生稳定的新秩序。
如进一步把吴越国与其它南方诸国进行比较，我们又发现：马楚、王闽虽然也以宗室治州，但宗室内争不断，南唐虽也实行文臣政治（注：天福七年(942)，南唐李昪下诏：“前朝失御，强梗崛起……自今宜举用儒者，以补不逮。”（马令：《南唐书》卷一《先主书》）），但党争激烈。其原因在：它们关注的仅仅是自身的权位，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注：史谓：“马氏诸子恣纵奢僭，文武之道未常留意”（《十国春秋》卷六九《恭孝王世家》引《荆湖近事》），“兄弟寻戈，自相鱼肉”（《资治通鉴》卷二九○广顺元年十一月）。南唐宋齐丘为操纵朝政，“委任群小，政事不治”（马令：《南唐书》卷二十《宋齐丘传》）。南唐士人之间尖锐对立，彼此倾轧，长期困扰南唐政治。）；吴越国之所以重视对宗室的训导，形成儒学家风，倡行文人化，原因则在：它汲汲关注的是社会秩序，强调“化家为国”[7]（卷六，《武肃王遗训》，p.140），而以国家为至上。由此可见，从根本上决定国家命运与社会状况的是，重视秩序与国家的具有战略性的大局观，上述的解决社会痼疾、崇尚文化与道德，实际上无不由此而衍生。关注秩序，注重凝聚成“一家之体”，强调“化家为国”，不仅改变了吴越国社会，而且，也使钱氏宗室成为卓立于历史的先驱与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