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教育论文,中西论文,试论论文,行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很具特色，颇有影响。过去教育史界、学术界对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研究甚少，而以此为主题写成专题论文发表的，至今都极少发现。认真研究这一题目，对于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文化教育思想，拓展陶学研究领域，促进当前教育改革，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接触农民大众，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靠外祖父的帮助，六岁开始进入蒙童馆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封建主义的正统教育。在英籍人士主长的崇一学堂和美传教士主办的金陵大学完成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后，他又借款到美国伊利诺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市政、教育专业，师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教授。学成之后，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系主任，亲自试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访问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考察各国教育，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反对国民党化教育、独裁教育。贫苦的家庭环境，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和遭际，艰难时势的造就，使得陶行知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和封建文化有了较透彻的了解，对外国列强的“洋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洞察，因而在对待中西文化教育的问题上，能够发表中肯的、实际的新鲜见解。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不是集中反映在一两篇论文里，而是散见于《陶行知全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9月版，六卷本， 以下简称《全集》）的80多篇论文、文章、诗歌和书信中。在这些著作中，都贯穿着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观点，即从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中西文化教育持分析、批评的态度。他指出：“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1 〕又带有总结性地说：“我们在这十二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2〕以上两段文字， 概括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基本观点，可以视为其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总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对中西文化教育采取具体分析，“批评”过滤的态度，坚持把“破”（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与“立（建立新教育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把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
一
在对待西方文化教育上，陶行知反对“仪型他国”、盲目模仿，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吸取其精华。
在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国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和渗透。学校里和文化界出现的盲目模仿和抄袭外国的不良现象，正是这种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在沿海城市的学校、幼稚园里，照搬照套外国东西，盲目追求西化，成了一种十分普通的时髦倾向。陶行知揭露旧中国幼稚园害了一种“外国病”。他指出：“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那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3〕还说：“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 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象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4〕陶行知揭露这种文教部门的“外国病”、 “拉车洋车”病是多么的中肯、深刻，造成的巨大危害又是多么严重啊！的确，它“害国害民”，坑害青少年，“是万万做不得的”。陶先生写诗讽刺这些贩卖“洋八股”的教师“拉车夫”。其“拉车的教员”、“拉车”诗云：“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先生拉洋车，满身汗如雨。拉他一辈子，马路知他苦。”“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5 〕陶行知这三篇诗歌，无情地讽嘲了某些教员盲目照搬外国文化教育、乐拉“东洋车”、贩卖“洋八股”的丑态，鞭挞了崇洋媚外、认为“外国月亮要比中国圆”、“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的文化病态心理。
陶行知不仅在精神文化上反对盲日照搬外国货物、拉贩“洋八股”的思想，而且在制度文化上反对“仪型他国”、抄袭别国的行为。他批评那些“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的“新人物”的抄袭行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象。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请大学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都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当今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又指出：“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6 〕这两段文字，是陶先生对中外学制文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表述，包含有三个基本观点：
1.中国学制机械地照搬泰西、日本、德国、美国的，都属于“不适国情之抄袭”，“都非健全的趋向”。
2.对于外国学制的态度，“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
3.对中外学制吸取或扬弃的唯一标准是能否“三适合”——“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如果“三适合”，就“采取他”，“保存地”；三不适合，就“回避他”，“除掉他”。
可见，陶行知采取分析、过滤的方法、审视中外文化，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态度，反映了开放的进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陶行知反对抄袭别国精神文化和学制文化，并不是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的文教经验，恰恰相反，陶行生是十分重视、非常强调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文化的。他在谈到幼稚园建设时，曾说过：“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干，我们一方面还要吸收别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要造成今日之中国幼稚园，就是从今日起我们就要下功夫！”〔7 〕对于外国教育文化的其他经验，陶先生也是主张积极学习的。他称赞外国反对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斗争，赞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出版了儿童科普丛书，介绍外国牛顿、伽利略，诺贝尔、爱迪生、法拉第、富兰克林、卡汾狄士等15个科学家的发明创造的热爱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评价了杜威、福禄培尔、桑戴克、裴司塔洛齐、赫尔巴特、蒙台梭利、孟禄、推士、德满尔、麦柯、柏克赫司特、柏格罗等17位外国教育家的教育试验成果，评价了外国儿童作业室教学法、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普鲁士教育改革的经验，评价了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的外国文学的作品及其思想艺术特色，还主张学好外国语，派遣大学毕业生到外国留学，积极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化学术会议，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沟通和接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陶行知无论在思想理论上或者实际行动上，都是主张并实行学习外国经验的。他学习外国经验是积极的、主动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
然而，这种学习外国经验是有分析、有鉴别、有区别对待的。在这方面，陶行知实行两个“区别开来”和一个“结合”：
第一，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灼见同反对某些洋教授的主观臆测、假知偏见严格区别开来。
陶行知号召人们学习大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最大的“月亮”的追求真理真知的精神，但又反对佛罗棱萨的的教授出于偏见，只相信洋书，只主观想象和推测，不承认客观存在、客观真理的洋八股言行。对于设计教学法，一方面肯定它对调动教师学生学习积极性、避免注入式教学的积极作用，又批评它设计时主观臆测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样，就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卓识同反对洋教授、洋八股严格区分开来，把“糟粕”与“精华”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把学习外国优秀教育遗产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教会教育严格区分开来。
陶行知认为，外国教育家许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但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和传教士，兴办学校，控制中国教育主权，强迫师生信教，进行教育文化侵略活动。鉴于本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大批传教士，在华大办教会学校，进行种种文化侵略活动，严重破坏中国教育主权的严重情况，陶先生亲手写了《关于“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的修改意见》〔8〕，主张“中国教育应由中国人自办”。 坚决收回教育主权，维护国家尊严。凡外国人办教育“并无妨碍中国国情事者”，应由政府根据中国教育文化的政策法规，核实甄别注册。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陶先生是热爱祖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可见，他把学习外国文教经验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严格区分开来。
第三，把学习别国先进文教经验同批判、改造创新结合起来。
陶行知认为，对于外国教育学说既要学习、借鉴，又要批判、改造、创新。例如对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陶行知首先肯定其反封建传统教育的民主性、进步性，但又批判其脱离实际、主观想象、在实践“导不出电流来”的错误，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作根本改造，“翻半个筋斗”，创立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个性发展的“生活教育”新理论。这就把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精华同批判、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二
用批评、分析的态度，整理本国文化，审视中外传统教育文化，这是陶行知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在这方面，他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反对文言文，提倡学校教学继续使用白话文、大众文。
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开展“文学革命”，改革学校教学文体，废止文言文，采用白话文和国语进行教学，这是一个进步的举措。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又有人提倡恢复文言文作为教学文体。1934年上半年，就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文言白话论战的文章。汪懋祖、柳诒征先生载文指责“新国语教本不健全”，白话国语“不高雅”，主张中小学（小学高年级以上）必须参用文言文。吴研因先生等则力主仍用白话文、国语进行教学。在这场新的文言白话的论战中，陶行知强调，“大众的要求，儿童的要求，新人才的要求，都是逼着白话文进展，而不让文言文复辟”，因而旗帜鲜明地主张：“一切公立学校，都应教白话文，不应教文言文，凡合乎现在社会需要的文言文，都应该翻成白话文”。〔9〕可见， 陶行知从有利于大众学习文化出发，坚持维护“五四”运动采用白话文、国语者教学的积极成果，坚决反对文言文在学校里复辟，防止“文化沉渣再泛起”。
为了方便大众，使文化彻底解放，陶先生还主张学校在发展白话文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大众文，大众语。胡适马上写作《大众语在哪儿？》一文，质问陶行知。陶先生针对此文，发表了《白话文与大众文》，反驳胡适博士，批评胡博士“近年来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嘴巴念起来，连小众也听不懂。”“白话已从小众的嘴巴跳到小众的笔头上去了？。”〔10〕为了真正实现大众文，他主张请“四个先生”（耳朵先生、大众先生、生活先生、新文字先生）来做推广白话文、大众文的导师。很明显，在这场白话文、文言文的论战中，胡适站在“小众”一边，而陶行知则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代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潮流。
（二）在对待中外文学艺术遗产问题上，陶行知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择善而从，决定取舍”。而这种的取舍标准主要有三个：
取舍标准之一：视中外文学作品是否有利于激励我国军民抗日救国。
在日寇大举犯华、侵占大半个中国领土之际，我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就是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为了实现这一根本任务，陶行知除了发动“抗战教育”、“国难教育”，组织教育界、文化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之外，在文学作品的评价上，还坚持为抗日救国服务的标准。1931年和1943年，陶行知先后写了题为《托尔斯泰与穆罕默德的信徒》和《要把学习的门打开》的两篇文章，对俄国伟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作品进行了评介。一方面赞扬他在《复活》、《安娜·卡列尼娜》、《战争与和平》等著名长篇小说中，无情地揭露了沙皇农奴制和新兴资本主义势力的种种罪恶，抨击了俄国贵族资产阶级上流社会的腐朽、奸险的丑态，观察、描写人物细致、生动、深刻，表现出“博学”多才、技法多变的品格，显示了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感染力；另一方面，又批评他宣扬皈依宗教、对恶势力不抵抗的妥协思想。陶行知批评我国“有些武官”对日寇侵占东三省“竟采取无抵抗主义，做了托尔斯泰的信徒。”他号召国人和武官在国难当头之际，不要做列夫·托尔斯泰不抵抗的信徒，而要学习史可法死守扬州”、为国捐躯的牺牲精神，学习“傅作义以数千人死守涿州”，击败奉军数万人，成为“革命军人之表率”、“全国国民之模范”的英勇善战精神行为，万众一心，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又如对待文化名人、北京大学教授胡适博士，陶行知一方面肯定他在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又写诗文讽刺他“捉着五个小鬼（中国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放走一个大妖精（帝国主义侵略者）”〔11〕，揭露他跟着蒋介石呐喊“攘外必先安内”的真反共假抗日的投降妥协政策，批评他的不抵抗政策，无异于阔气地给日本侵略者“送大礼”，拱手把东三省、华北大好江山送给日本鬼子。陶行知写作“九一八四周年纪念”的诗云：“九一八！九一八！博士送礼送得阔，不妨退到‘堪察加’。”〔12〕这就辛辣地讽刺了这位文化班头博士的投降妥协、断送祖国大好河山的丑恶嘴脸，反映了陶先生的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对文学作品、文化名人的爱国评价标准。
取舍标准之二：观其作品是否内容丰富，符合大众要求。
陶行知认为，中外优秀文学作品都是贴近人民大众，内容丰富充实，为大众所喜爱的。而胡适的诗则正好完全相反，他的诗作内容苍白，脱离人民大众。1935年初，胡适在《立报》上发表小诗《桂游小赞》，其诗云：“看尽柳州山，看尽桂林水。天上不须半日，地上五千里。古人辛苦学神仙，要受千百戒。看我不修不炼，也凌云无碍。”陶行知写诗作文批判此诗“内容空虚”，“害了贫血症”，指出“它是一幅天空行乐图，也可以说这是一幅现代仙逍遥图。它是有闲华人自摄的安乐小照”〔13〕讲明工农流尽汗，滴尽泪，“辛辛苦苦造飞机，无法上天嬉”，而让胡适这帮富贵闲人，乘飞机“看山看水”，“这事倒稀奇。”这就揭露、批判了胡适的立场、思想感情、诗歌作品都是站在大众对立面，同工农大众格格不入的，从而否定了胡适所谓“新诗路线”，指出其荒谬与错误之处。陶先生认为，新诗路线应该是“人民能接受，听得进耳，背得上口”，内容和形式都为大众所接受的。换言之，陶行知大力提倡大众文化、大众文艺，倡导大众歌曲、大众戏剧，使文化艺术成为大众幸福的工具。这是与胡适文艺路线根本对立的。
取舍标准之三：看它是否有中华民族的特色，继承、发扬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教育艺术之精华。
陶行知主张文艺作品要挖掘、继承中华民族的固有特色，发扬本民族优秀文化艺术传统，决不能放弃民族固有优良传统，“舍己从人，轻于吸收”。1926年前后，国内学校师生滋长一种不良倾向，盲目临摹西洋画的“时髦玩艺儿”。当时艺术大师刘海粟发表一篇文章，题目叫《昌国画》。陶行知大加赞赏，“不禁为中国美术前途贺”。他指出：“近年来我参观学校时最觉伤心的一件事，就是到处所见的学生图画作品，一百分之九十九是非驴非马的西洋画”。他批评这些师生放弃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艺术传统，去盲目追求时髦的西洋画，这是一种十分愚蠢的艺术洋八股，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行为，也是一种随便“舍己从人，轻于吸收”的轻薄儿戏的幼稚态度。
以上三条中西文化教育的取舍标准，揭示了中西文化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反映了文教发展的基本准则，因而是正确的、进步的、具有本民族特色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三）反对传统教育，批评封建文化，主张建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自由、平等、民主的新教育、新文化。
陶行知坚决反对封建主义传统的教育文化。他反对形形式式的八股文和科举制度，既反对土秀才、土举人、土进士，又反对“洋秀才、洋贡生、洋举人、洋进士、洋翰林、洋状元”；既反对老八股、老时文，又反对洋八股、文八股、武八股、宣传八股；更鞭挞国民政府1932年颁行的新八股制度——“会考”制度。他写文章揭露这种“杀人的会考”制，驱使学生日夜拼命“赶会考”，“把肉儿赶跑了，把血色赶跑了，甚至是有些把性命赶跑了”，把所要收复的东北赶跑了”，“把家里的老牛赶跑了，把有意义的人生赶跑了，把一千万民众的教育赶跑了。”〔14〕陶行知一连用了七个排比句式的“赶跑了”，把新科举制度的“会考”制所造成的害国害民、坑死学生的严重危害性，揭露得非常中肯、深刻，骂得何等的痛快淋漓、大快人心，简直成了声讨“杀人的会考”制罪行的宣言书！
陶先生反传统教育，矛头直指封建教育传统的许多方面的内容。他反对“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升官教育以及“为教书而教书，为读书而读书人”的超然教育；反对一般老百姓“出钱给人读书，自己一个大字也不识”的愚民教育，提倡人人都读书识字的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反对为少爷小姐服务的“小众教育”，提倡把教育送到牛背上、送到铁匠铺里的“大众教育”；反对读死书、读书死的“死教育”，提倡读活书、读书活的“活教育”；反对“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轻视劳动教育，提倡生产劳动光荣、在劳力上劳心的劳动教育；反对教学分离对立的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的教育；反对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关门教育，提倡以社会为课堂、拜造化为师、“社会即学校”的开门办学教育”；反对忽视体育、德育的片面教育宗旨，提倡全面发展、德智体三育并进的新人才培养目标；反对分利主义教育，提倡生利主义教育；反对沿袭旧法的模仿教育，提倡人人都是创造者的创造教育；反对党化教育、独裁教育，提倡民主教育、平等教育；反对卖国教育、投降教育，提倡爱国教育、救国教育；反对封建迷信教育，提倡科学教育；反对多子多福超生教育，提倡计划生育教育；反对胡适的普及教育“一要有钱，二要治安好，三要接近外国人”的胡氏普及教育论，提倡用穷办法来普及教育的中国式的普及教育理论；……。所有这些，都足以说明陶行知反对封建主义传统教育，提倡人民大众的、爱国的、有本民族特色的新教育，这是一种新颖的、进步的、正确的教育观。
陶行知反对封建传统教育文化，是不是不要传统文化教育了呢？恰恰相反，他抛弃封建传统文化教育之糟粕，力主吸取其精华。陶行知长期接受封建文化教育，国学根柢深厚。他对古典诗词和古代散文深有研究，运用自如，能用文言文、古文写作十几篇文章，叙述和论析教育文化之新理。在《金陵光》的学报发刊词中，他运用杜少陵、曹子建韩愈的诗句，形象地说明学报追求光明、民主、自由的办刊宗旨〔15〕；用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16〕的名言，鼓舞金陵大学同学勇挑保卫建设祖国的重担；用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句子，勉励大家冲破教育困境，大胆进行教育试验研究，探索新理，发明新物〔17〕；用孔子“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名句，说明加强职业设备建设的重要性〔18〕；用许慎《说文解字》中的“新，取木也”来说明教育上不断试验、常试常新的学理〔19〕；引述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气概和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名言，来重塑新时代“学生的精神”和高尚人格〔20〕；以孔子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的警言，来说明克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以探索教育真理〔21〕；在南京晓庄师范学校草创时期，他引用王国维《人间词话》关于“古之成大事业者，必定要经过三种境界”（宋代名词人宴殊《蝶恋花》“独上高楼”、柳永《凤栖梧》“衣带渐宽”、辛弃疾《青玉案》“蓦然回首）的词句，鼓励师生艰苦奋斗，排除万难，攀登事业学问新高峰、新境界，创造人类伟大的业绩〔22〕；经过批判、过滤，陶先生把《墨辩》中的“亲知”、“闻知”、“说知”的论述的精华，吸收到自己的哲学思想中，说明“行是知之始”的唯物主义观点〔23〕，抛弃了王阳明“知是行之始”的唯心论，反映了他的哲学观从唯心论向唯物论的根本转变。在整部《陶行知全集》中，记载了陶行知大量地恰当灵活地引用《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名言名句，来说明新教育、新文化的原理，从而反映陶行知对于中外文化教育传统之精华，能够恰当运用，善于改造、整合，推陈出新，达到了活学活用、挥洒自如、炉火纯青的境界。更可贵的是，陶行知“为发展我国固有文化计，为沟通东西文化计，以谋改进，而扬国光”〔24〕，提出了要在孔子家乡齐鲁之地，创办青岛大学的具体方案，这就把继承我国优秀教育文化的传统，同培养高级优秀文史研究人才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带建设性、战略性的创议，应该充分肯定它。
三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内容丰富，自成体系，有其鲜明的个性特点，在中国教育史、思想文化史上有着特殊的、重要的地位。
清末和近现代中国，积贫积弱，备受帝国主义的各种侵略、欺凌，被迫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富强国家，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不断提出了学习西学、振兴国家的主张。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早就提出效法泰西，“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一文中，系统地论述了“复古法”、“采西学”的早期改良主义性质的中西文化观。容闳撰写《西学东渐记》一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中西文化观，认为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发达，欲“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良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成为中国近代第一批留学生赴美留学的策划者、领导者。及至维新运动兴起，康梁认为学习西学不仅要学习西艺、西文，而且要效法西方政治制度，主张深入师法泰西政治文化，实行君主立宪制、有限民权、男女平等。在“西学东渐”、学习西学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中西两种文化教育不断碰撞冲击的新形势下，张之洞在1898年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论，旨在对抗维新派，劝通顽固派，因此，“中体西用”论一出笼，便遭到康梁和维新派人士的猛烈抨击。后来，在整个中国近现代，中西文化教育观之争，中学与西学、科举与学校、旧学与新学之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文化复古派，全盘西化派、文化折衷派、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论，都进行过激烈的论战。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在这场论战中，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有着特殊的意义和特殊的地位。
辜鸿铭是近代很多国家闻名的“文化怪杰”，“精通西学而极端保守”，通晓十国文字，生平以英文著书立说。他著《中国人的精神》一书（又名《春秋大义》），从两方面对中西文化文明进行简要的比较：一是从中西人的性格而言，欧洲民族“偏激、冷酷、粗野和暴力”，而中华民族则具有“深沉”、“博大”、“纯朴”、“灵敏”、“温良”的优点，比泰西人更优胜；二是欧洲人敬畏上帝，畏惧法律，而中国人都依靠孔儒学说，“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用儒家的德治比西方的法治更能得民心。因此，孔儒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优于西方文化。欧洲人要文明进步，就必须到中国来学习孔子儒家学说。这种回归孔儒、恢复儒家文化的主张，实质是一种文化复古主义思潮，是一种文化倒退行为，不符合社会时代发展需求。陶行知反对文化复古主义思潮，主张学习儒家文化教育的精华，批评这种文化复古主义是“因循”守旧，“沿袭旧法”，与新时代的“共和与人文之进化”精神相悖。
“全盘西化”、“充分世界化”，是胡适、陈序经的中西文化观的中心点。胡适博士曾留学过美国，后来又当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他对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是崇拜得五体投地的。而对中国文化则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他说：“我主张全盘的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路。”不久，他的“全盘西化”论受到中外有识之士的严厉批评，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受了不少的批评，引起了不少的辩论，感到‘全盘’二字有语病”，胡又改为‘充分世界化’”。不管胡适如何变改文字，但其根本精神是一样的，即胡博士拜倒在西方文明的脚下，大搞民族虚无主义的精神是不变的。陶行知反对“全盘西化”论，他认为中国文化教育有很多精华，西方文化教育也有很多毛病，“全盘西化”不适合中国国情，什么都模仿外国，抄袭西方，“仪型他国”，以致样样都“欧化”、“美化”，是“洋八股”，害了“外国病”，其结果必定丢掉了中华民族固有的优秀传统，“害国害民”，变成殖民地的洋奴才。在国人猛烈批评之下，胡适博士不思悔改， 仍然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1937年四月间，胡适写诗述志，其《秋柳》诗云：“但见萧萧万叶摧，尚余垂柳拂人来。西风莫笑长条弱，待向西风舞一回。”胡博士在习习“西风”面前，醺醉狂舞，得意忘形，这是“全盘西化”观的形象表述和自我写照。陶行知立即写了《秋柳答》诗予以驳斥，其诗云：“这是先生自写照，诬我献舞亦奇哉！君不见吾鞭但一指，任尔东风西风都滚开。”〔26〕明明是胡适的面对“西风”陶醉狂舞，反而别有用心地诬蔑陶行知等人“献舞”“西风”，这就激起了陶行知的无比愤怒。他把神“鞭”“一指”，喝令“东风西风都滚开”！这是对胡适“全盘西化”和崇洋媚外文化心态的有力“鞭”挞和痛快的唾骂。
“中国文化本位论”，张君劢曾提倡过。他与熊十力、梁漱溟等提倡新儒学之时，就主张“采西方学之长”，“以吾国儒家哲学为本位，而后本大道并行、万物并育之旨，可集合众家之说，以汇为一大洪流。”〔27〕1935年初，萨孟武、何炳松等十位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提出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熔融西方文化，虽有以中华民族文化为本的意思，比起“全盘西化”更具民族性，但其“本位”易被误为“中学为体”，“为我所用”易被误为“西学为用”，故理论逻辑不完善。另外，有些文化折衷论者，主张“一面要保存中国的优秀文化，一面又要采纳西洋技艺”，“以体充实体，以用补助用”。这种貌似中庸、公允，实质上逻辑混乱，最后又要回复到“中体西用”的老路上去。陶行知既反对文化折衷论，又不赞成文化本位论。他在表述中西文化观时，不用“体”与“用”、“本位”与“非本位”的概念，而用“适不适”的名词。他认为，中国文化教育并非全坏，西方文化教育并都全好，各有优缺点，各存精糟。对于中外古今文化教育的“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也不问中与外。凡是适合中国国情，则取之；凡是不适合中国国情，则去之。这种看法是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的，也是辩证的、合理的。它在理论逻辑上比“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衷论”更胜一筹，在实践上更符合中华民族发展的需求。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既不同于“全盘西化”和文化复古主义，又有别于“中国文化本位”论和文化折衷主义。它内容丰富，自成体系，颇具自我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有四个：
（一）民族性。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有一个基本出发点，即强调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他提倡大力挖掘中华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以三“适应”为取舍标准，反对“仪型他国”，抄袭外国文化教育，批评形形式式的“外国病”、“洋八股”，鞭挞民族虚无主义思想，这一点与胡适的“全盘西化有着本质的区别。
（二）大众性。
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处处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事事强调文化教育要为大众服务，大力提倡“大众教育”、“大众文化”，倡导“教育为公”、“文化为公”，反对由少爷小姐垄断文教事业的“小众教育”、“小众文化”，倡导并大力组织各种文化下乡、教育下乡，推广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领导和倡导白话文、大众文、大众语，反对文言文、八股文，更批评胡适脱离大众、内容贫乏、形式别扭的“新诗路线”。在文化教育为大众服务的根本问题上，陶先生与胡适的“全盘西化”、辜鸿铭的文化复古派以及文化本位，文化折衷论者有着根本的不同。
（三）爱国性。
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还有一个特点，即它的爱国性。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七·七”事变，大举侵略中国之际，陶行知义愤填胸，在国内文教单位和国际舞台上，发表陈词慷慨的演说，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滔天罪行。抗日救国成了陶先生中西文化教育观的主题曲、主旋律。他在评价中外文学作品和历史人物时，批评俄国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投降妥协和不抵抗的思想，号召国人不要当列夫·托尔斯泰的信徒，而要学习史可法死守扬州、浴血奋战的牺牲精神。倡导文艺战士上前线，为前方抗日将士献艺慰问。他发动“国难教育”、“战时教育”，组织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共赴困难”，投身抗日救国的斗争活动。他写诗撰文揭露、批评胡适、蒋介石投降妥协政策，更鞭挞胡适故意放走帝国主义这个“大鬼”，向日寇“送大礼”的卖国行径。他赞扬中国“义勇军进行曲”的嘹亮歌声在德国、英国、美国的华人社区响起来，称赞重庆育才学校培养反抗侵略的小战士的爱国宗旨。所有这些都说明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具有鲜明的爱国性的特点。
（四）科学性。
陶行知大力提倡“科学教育”，倡导“科学下嫁运动”，提倡人人接受科学的洗礼，个个吃“科学果子”，尝“科学点心”，大力编辑出版儿童科学普及教育丛书，提倡培养人才要有“科学的头脑”，反对各种封建迷信。他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理论本身，从适合中国国情出发，逻辑内涵外延清晰适中，表述恰当、辩证，具有科学性的特点。
上述陶行知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四个特点，即它的民族性、大众性、爱国性和科学性，反映了它的性质与基本内容，阐明它区别于其他中西文化观的鲜明特色。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要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8〕。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同毛泽东同志强调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在精神上是一致的，与文化革命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在方向上、本质上是相同的。可见，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在当时是革命的、进步的，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它新颖独到，颇具创造性，在中西文化教育史上、思想文化史上是一块重要的里程碑。
本文1996年9月收到。
注释：
〔1〕“中国教育政策之商榷”， 《陶行知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第1卷第557页，湖南教育出版社1986年10月版。
〔2〕“告生活教育社同志书”，见《全集》第3卷第337—338页。
〔3〕“创设乡村幼稚园宣言书”，《全集》第1卷第619页。
〔4〕“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创校概况”，《全集》第2卷第17—18页。
〔5〕见《全集》第4卷第182—183页。
〔6〕“我们对于新学制草案应持之态度”，《全集》第1 卷第190—191页。
〔7〕“今日之幼稚园”，见《全集》第2卷第160页。
〔8〕“关于《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的修改意见”， 《全集》第1卷第465—466页。
〔9〕“文言白话又一战”，《全集》第2卷第679—680页。
〔10〕见《全集》第3卷第6—7页。
〔11〕“贺胡适先生四十岁”，“胡适捉鬼”，《全集》第4 卷第101页。
〔12〕“九·一八四周年纪念”，《全集》第4卷第289页。
〔13〕“另一看法”诗注，《全集》第4卷第309—310页。
〔14〕“杀人的会考与创造的考成”，《全集》第2卷第676页。
〔15〕〔16〕〔17〕〔18〕〔19〕〔20〕〔21〕〔24〕见《全集》第1卷第1—4、57、59、83、91、569、573、255页。
〔22〕〔23〕见《全集》第2卷第49、152—153页。
〔25〕“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姚鹏、范桥编《胡适散文》第二集第311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5月版。
〔26〕“秋柳答”，见《全集》第4卷435—436页。
〔27〕见张君劢《中西印哲学文集》。
〔28〕“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669页， 人民出版社1990年5月版。WW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