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归隐缘由之探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缘由论文,郭嵩焘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4.9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7-0117(2004)01-0035-04
成长于岳阳湘阴，就读于岳麓书院，作为湖湘文化近代产儿的郭嵩焘(1818-1891)，曾任兵部侍郎，广东巡抚，是名符其实的封疆大吏，后来成为中国两千余年封建社会第一位驻外公使。然而，这位显赫的钦差大臣却前前后后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
科举出身的郭嵩焘饱读儒家经典，无疑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其实，归隐这种“出世”是建立在建功业的“入世”基础上的，没有在政治舞台上显山露水，就无所谓息影林泉的归隐。郭嵩焘的归隐观的内涵是丰富的，它不是消极的避世，而是一种迂回的入世，归隐时期他眷恋不舍的依然是其忧虑的时局和洋务，积极上书朝廷，执教城南书院，创办思贤讲舍，大力传播王学，王闿运佩服他能得“船山之要”，希望走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一）归隐的深层含义
“归”即归来之意，“隐”即隐居之意，“归隐”就是退出官场回到民间或故乡隐居。“归隐”在历朝历代儒学士人中古已有之。北宋范仲俺脍炙人口《岳阳楼记》，流传着千古绝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斯不计自我得失，忧乐俱在天下的宏伟抱负，显然是对传统儒学理想人格的扬弃和发展。原来儒学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实现“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当这个目标不能达到时，则应有所节制，可屈可伸，可进可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固然是一种自强不息，勇于进取，积极入世而以善于自保的高尚品德，尽管是一种唯心主义说教，但却是一份厚重的文化遗产。它一方面蕴含着具有永恒力量的对真善美的追求，这是积极因素；而另一方面，它又包含经世传统中的“穷独达济”的文化心态，给人一种“清高自持”和“善于自保”的消极因子。在历史上最有名的归隐是竹林七贤。
（二）郭嵩焘的五次归隐
沿袭千百年来仕人的道路，郭嵩焘通过寒窗苦读儒家经典，历经数次科举落第，29岁前后终因十年不屈不挠奋斗而荣登进士之榜，走上了出世为官的人生道路。“三十而立”，立起了事业的支柱。然而，这位湖湘弟子置身官场，却如坐针毡。官宦之士前倨后躬、阿谀奉承的丑恶嘴脸，为名为利争相攻击的肮脏灵魂；正直之士一心为国弹精竭虑却屡屡反遭迫害的失意心态……一切的一切，久久萦绕于心，久久难以释怀，于是，一次又一次归隐故园。然而，时局的艰难，国事的剧变，又怎能让一个念念不忘治国平天下的人平静地度过息影生涯呢？太平天国起义的烽火烧灼着他的心，边疆频频告急的情报常常让他感时伤怀。郭嵩焘又一次一次走出湘阴家园，去救时挽局，去实现一个伟丈夫的非凡抱负。就这样，在漫长的人生历程中，郭一直在“仕”与“隐”两条截然相反的道路上交错行进，来来往往，反反复复，构成晚清仕人中一桢别样而独特的风景。
道光三十年，太平军起义前夕，既是同乡又是至交的郭嵩焘与左宗棠就凭借自己敏锐的政治嗅觉，预感到社会动乱即将来临，因此“为山居给邻之约。”[1]850年2月当太平军围攻长沙，湘阴首当其冲，郭氏被迫举家避乱，“离眷避地玉池山梓木洞，依其戚李石帆”。[2]梓木洞人心风俗醇厚，又有山水朋友之乐，的确是个避兵佳处，归隐到1853年3月，为期三年有余。农民战争的烽火愈燃愈旺，严重威胁清王朝的安全，更危及赖以生存的地主阶级利益，郭嵩焘“出山”来匡时救世，在湘军幕中充当摇羽毛扇的角色。
郭嵩焘以一介书生，第一次参加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亲眼目睹伤亡以及行军景象，“历生平未历之险，受生平未受之惊”，屡战又多不利，困厄之感在所难免。何况他离家已久，千里乡愁，使他益感归心似箭，“湘岩故息壤，吾甘死耘锄”的心情呼之欲出，遂于1853年9月26日回到故乡。然而，战友江忠源突然在庐州阵亡。郭极为悲痛，作诗《哭江中丞》：“七叶两京廑北顾，九州一柱竟南倾。孤臣闲退今华发，日倚柴门涕泗横”[3]悼友感时，痛大将之亡，哀乎于辞。郭嵩焘难以隐居，江忠源死后不到一个月，1854年1月，郭嵩焘前往衡州，帮助曾国藩商定水师营制，匆匆结束了为期仅有三个月的第二次归隐。
1860年1月郭嵩焘以钦差大臣身份奉命前往山东，检查烟台等处海口贸易税收有无隐匿侵吞，他花了二个多月时间，力争废除二百余年的积习，可为国家课税三百万，为此跑遍了山东沿海，走访每一海口，将他收集与见闻一一记录，拟定章程，资料汇集七巨册之多，利弊情伪均在其中，如要整顿，实举手之劳。但他历尽艰辛，结果因僧格林沁蜚语弹劾，“忍苦耐寒，尽成一梦。”[4]不仅使规划山东全局的计划“溃败决裂。”而且殃及无辜。他在山东专心访求有声望、有才干的士绅，反让诸绅横遭查询之祸，他的同年萧氏更因此丧命，郭的“私心痛惮”，岂待言哉？他一心想替皇帝办事，为国家开利源的雄心壮志，竟因不知官场的险恶，成为泡影。他的失望与挫折感，久久不能释怀。“浩劫干戈满，驰驱益自伤”[5]，于是从1860年4月至1862年5月进行为期二年的第三次归隐。“微才多病甘归隐，愿睹唐虞酿太和”[6]，郭嵩焘再次出山，是应李鸿章所请。1862年4月中旬，江苏巡抚李鸿章奏保郭嵩焘司道实缺。同月下旬，诏受郭嵩焘苏松粮储道。此时李鸿章组建淮军，初生之犊，豪情万丈，很想大干一番，也因而极需人才。他在上海常与洋人周旋，颇需擅长洋务的人才。他还要带兵打仗，更需要能筹饷的人。既懂洋务又能筹饷者，在他看来，除了郭嵩焘之外，实无别人。郭并非轻易会改变归隐的初衷，正如美国史学家汪荣祖分析，同治改元，多少给郭嵩焘带来一点新的希望，更重要的是，在李邀郭之前，郭已慧眼识英雄，认定比他小五岁的李鸿章犹如黑暗中升起的一颗明星，必将大放光芒。郭并非一定会预见李将位至相国，而是觉察到李将有一番作为，令他感到惊喜。[7]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屡遭阻扼，曾奏请开缺；但他的请辞，似不无以退为进之意，以冀有所作为，何况他上疏乞休，并未被批准。真正导致他离职的乃是同里故友左宗棠的恶意相倾，一心欲将亲信蒋益澧取郭而代之。郭知之甚稔：“左季高三次保蒋公，必得此席而后已，可谓全力以争矣，终亦不能测其为何心也。”[8]如此罢官，不能不令他感到窝囊，甚至愤恨。更让郭伤心的是，1858年他在南书房成为皇帝秘书，竭尽全力为左宗棠开脱推卸责任，在那场弹劾案中，才使左免遭杀身灭顶之灾，反而因祸得福，从此受到朝廷器重，仕途平步青云。左竟然恩将仇报，让郭至死都不能谅解，在他七十几高龄时，他的少年朋友左宗棠荣归故里亲自登门拜访，被拒绝，可知郭嵩焘当时心情是泣泪噙血的。1866年5月14日，郭离任返乡，开始连续八年的第四次归隐。郭嵩焘每天除会客著书外，即督促仆役种菜、植茶、养鱼。闲时便与西枝、东枝慧灵等和尚谈诗论佛，听乡民拜香求雨，看家人请巫治病。生活似乎平静，郭嵩焘的心却一刻也静不下来。国政的得失，官吏的升降，无一不在他牵念之中，偶然中听来的国事传闻也常使他增加无穷的忧惧。同治十年二月，日本借口琉球渔民被杀，兴师进犯，三月在台湾琅桥登陆。海疆多事，清廷六月初八诏命郭嵩焘、杨岳斌、曾国荃、于日昌、鲍超等来京陛见。显因国难当头，招集干才能吏赴京商讨国事。郭嵩焘家居八载，渐趋平淡；诏命突至，不免吹皱一池春水。他对官场早已灰心，但对朝廷与国家的忠爱之心，并未稍减。他仍期盼清廷能改弦更张，希望提倡自强的洋务派有所作为。正当台湾、新疆警报迭传时，西南边陲云南发生“马嘉理案”。“滇案”使清廷更惊慌失措，应英国强烈要求，清廷屈从其威逼，派遣郭嵩焘前往英伦“谢罪”。“嵩焘乃以老病之身，奔走七万里。自京师士大大，下及里父老，相与痛诋之，使不复以人数”。[9]是什么力量支持他毅然挑起这幅费力不讨好的担子呢？“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传统思想是他的精神支柱。“数万里程途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郭嵩焘为了国家利益，将个人生死荣辱置之度外，他的高尚情操应该得到历史的承认。
作为中国第一任外交大使的郭嵩焘，最初出洋的目的是全面考察西方，寻求富国强民之策。然而三年任期未满，他就一再请辞，缘于他难以忍受封建保守势力对他严厉的攻击。副使刘锡鸿得到大洋彼岸的清廷权贵李鸿藻等撑腰，一意相倾，列举十大罪状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阴影始终笼罩他整个出使期间，大大影响了他的情绪与工作。1878年8月25日清政府下令同时召回郭嵩焘、刘锡鸿，分别以曾纪泽、李风苞继任英法公使和驻德公使。1879年5月5日，郭钦差驾到长沙，码头上冷冷清清，巡抚及下属文武百官“傲不为礼”，没有一人出来迎接。“欢迎”他的是贴满大街小巷的揭贴，上书郭嵩焘人名，“指以为勾通洋人”[10]中国近代史上首位公使，就这样背着千夫所指走出国门，又迎着辱骂回归乡里。从此，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再也没有走出过湖南，开始了孤寂的晚年生涯，直到十二年后离开这个世间。
从1840年9月郭嵩焘应浙江学政罗文俊之聘入幕时算起，直到1891年逝世51年时间，五次归隐长达25年之久，归隐漫长，整整等同官宦时期，难伸经天纬地之才，酿成个人的人生悲剧。山东之行，郭全力为清朝空虚的国库增加财源，反受降职处分，归隐使其前功尽弃。粤抚任上，郭尽职扑灭起义余火，结果反遭撤职，归隐使其难展封疆大使之志。公使期间，郭全面引介西方先进科技与制度，最终任期未满被召回，从此决裂仕途，归隐使其超前的洋务思想只能与他同进棺木，不能实践。
二、宦海、战乱和家庭风波是其归隐的外因
（一）宦海风波是几度归隐的共同原因
1859年10月，任职南书房成为皇帝秘书的郭嵩焘奉咸丰之命前往山东，以钦差大臣身份检查海口贸易税收。郭氏施行霹雳手段整顿税收，剔除中饱，侵犯当地官坤既得利益，积怨甚多。李湘芬再从中推波助澜，气氛更加紧张，终于闹出福山县商民聚众殴毁厘金局的乱子。僧格林沁据此为词弹劾郭嵩焘，山东巡抚文煜亦因他自以为是，颇为不满，自然站在僧氏一边，结果郭费力不讨好，回京后得了个“降二级调用”处分。这是他努力行事的第一次重大挫折。
交卸辞行，在返回北京途中饱览世态炎凉，朝廷旨意不过“交部议处”，并没有明令罢官撤职，众人嘴脸顷刻变得冷若冰霜，与来时的热情恭敬形成尖锐对照。“炎凉”二字，郭嵩焘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体会过，情之所至，信笔成诗：“人生都是可怜虫，苦把蹉跎笑乃公。奔走逢迎皆有术，大都如草只随风”。[11]山东之行失败，也是他进入官场后所受到的第一次重大打击，思想上所受刺激很深：“自有山东之役，即办事之心亦隳”，[12]郭嵩焘难平胸中愤懑之气，遂告假还乡，郁郁寡欢在故乡度过两年岁月。
1863年6月，郭嵩焘初接广东巡抚时，雄心勃勃：“谓庶儿吾志一行也。”[13]，两年多的粤抚生涯却使他苦不堪言，他几乎到处碰壁，主要原因是其不得当官要领秘决：多叩头，少说话。郭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两任总督毛鸿宾、瑞麟面前，经常发表自己的独立见解，并且持之甚坚，不知尊敬顶头上司，甚至公开讥讽。结果他自然遭到厌弃与攻击，又萌生退志，“堪笑先生好归隐，尘埃苦耐鬓毛侵。”[14]在权力的角逐中，他再次败下阵来予以撤职。郭嵩焘自叹“一日去官而身为轻，固知非功名中人也。”[15]称假回籍，甩手不干了。
1876年9月25月，郭嵩焘从北京启程，前往英国担任公使。驻外三年，他本想努力探求西方强盛之由，将大洋彼方之长引介到国内，但他的理想无一不破灭。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将其主张斥之为“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16]实际上给郭嵩焘戴上了一顶投降主义的政治帽子，《使西纪程》中的“并不得以和论”一语表明，他对此早已有思想准备，但何的奏参对他的打击还是如雷灌顶。副使刘锡鸿的构害，气焰极为嚣张，无中生有编造罪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锡鸿曾是广东巡抚郭嵩焘一手提拔起来的老部下，如今却公开叫板攻击了。郭返国时身体状况，自亦不会严重到不能赴京供职，主要还是“政治病”——他固然不愿与刘锡鸿同朝列班，也极瞧不起当国权臣如李鸿藻、沈桂芬之流，实耻于其下。如果郭嵩焘勉为其难，仍然会因言论贾祸，不但无补于事，反而自取其辱。他对这点看得很清楚，才会有誓墓的决心，一切的一切，让他心力交瘁，这位年逾六十的老人，与昧愚偏见战斗了几十年，实在感到毫无希望了，惟有引身自退。从此，他彻底退出政治舞台，直至撒手人间，再也没有走出湖南，去施展其济世才华。
（二）战乱风波是前两次归隐主因
父亲病逝，郭嵩焘按照封建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父母离世，不管官位多高都必须在家守丧三年，以示哀悼之孝心，称为“丁忧”。不久，太平天国起义。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连克湖南江华、嘉禾、桂阳。湘省各地，“会党蜂起应之”，地主富豪纷纷逃命。
郭嵩焘有感于父母双亡，内乱遍地，不免感到心灰意冷。他屡试求得进士，自有浓厚的功名之心，然既得之后，碰上乱世，加以天灾家变，“遂不复以仕宦为志”。[17]于是隐居玉池山，希望了此一生
郭嵩焘首次出山，亲赴益阳劝捐。4月南昌告急，在江忠源一再函摧下，郭氏与夏廷越、罗泽南等统率1400余名湘军，向江西进发。“十年偃赛校书郎，鸣镝弯弓赴敌场。乱余身已非全物，死去魂应识故乡”，[18]但他追随江忠源，与太平军战于南昌、九江、湖北田家镇等地，屡战屡败，狼狈不堪。在南昌，他就写诗向江发过牢骚：“觅得疲驴试短衣，尺书屡召敢频违？此生戎马真非分，半夜星辰尚合围。”这时，他决计归家，无论江忠源怎样劝留，道是“不能终执戟，扫荡妖氛挣”，长揖而别。
（三）家庭风波使其无心留恋官场
郭嵩焘在广东巡抚任上，最遭舆论谴责的是莫过于他的家庭纠纷，其家事闹得满城风雨，不但“粤民非之，”而且“事为通国所知。”[19]原配夫人陈氏温文尔雅，与郭嵩焘感情甚笃，不幸于1861年病逝。陈夫人去世后，他虽有小妾邹氏相陪，但不是正室夫人，在一般人看来，他没有妻室。1863年他任苏松粮道时，经冯桂芬做媒，与太仓富户钱氏订亲。他对媒人讲的条件很简单：“不求关，然不可有破相；不求才，然不可有劣性。”[20]钱家能攀上官府，自然十分高兴，双方一拍即合。10月3日在上海举行婚礼。新婚之夜，郭嵩焘大失所望：“新人貌陋，而一切举动似非纯良。岂吾应然耶？”[21]
10月14日，郭嵩焘携新夫人赴广东上任。从上海登轮船始，钱夫人就大闹不止。“终日喧闹，并痛詈鄙人，秽恶万状。”[22]
内战显然在急剧升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按曾国藩所讲，郭对钱夫人有大错：新妇入门，郭的小老婆都乘同样的绿呢大桥。结论是：郭嵩焘不守封建千百年来的礼规，不近人情，荒谬至极，挨千人万人骂，活该！难怪钱夫人大骂特骂，决绝而去。郭在广东劝捐，触犯了富豪的利益，闹得香港报纸评论，北京传说纷纷，清廷下令查办。曾国藩把郭嵩焘的家庭风波与劝捐相提并论，认为这是造成民怨沸腾的两大基本原因，因家事引出一场轩然大波，乃至构成他政治上倒台的一个原因。
隐居期间，郭家连遭不幸。1868年4月郭嵩焘的大女儿病故，翌年12月，孙女夭折。1870年1月长子刚基死于喉症，年仅21岁。连续换医诊治，最后“屡进参汤”，也未能挽救年轻的生命。刚基为陈夫人所生，自小聪慧过人，不但善诗文，而且书法绘画皆精，郭嵩焘视为掌上明珠。曾国荃曾致书郭嵩焘：“诸侄女中，四侄女（曾纪纯）相颇贵，其夫若子，皆当位至侍郎。”[25]这样一位贵相的儿子突然逝去，给郭的打击比一般的丧子之痛更沉重。他伤心长子之死，时常独洒思儿之泪，经久不稍减。光绪六年自海外归来，十二月初四是刚基忌日，虽已历经十二年，仍然“念之凄然”。[24]
刚基死后，郭府凶讯频传。1870年2月，郭嵩焘的第八个女儿因喉疾卒死。三个月后，久病的邹夫人也撒手归天，她是1856年被纳为妾的。1860年陈夫人逝去后，郭视其为正室。回籍以后，他不顾舆论，把邹氏扶正，两人相爱甚笃。邹氏偶尔外出，郭便感到十分寂寞。儿子死后只有邹氏是他的一点安慰。这样一位贤妻良母病逝，使郭悲怆万状，几乎了无生趣。1872年五女婿左浑（左宗棠侄子）夭亡，女儿痛不欲生，不久郭的小儿子又夭亡。短短数年之间，死亡六口，真令嵩焘有鬼神都不饶他的凄惨。这一人生悲剧使他更加无心留恋官场，第四次归隐长达八年之久。晚年的郭嵩焘又丧儿媳曾纪纯，其遗留的两子本谋和本顺成了孤儿，抚育求学的重任只好落到年迈力衰的郭嵩焘身上，这份伤痛可想而知。人生厄运对其影响自不待言。
三、独特个性是其归隐内在的诱发因素
郭嵩焘生性耿直，与封建官场的虚伪圆滑格格不入。某天往访陈孚恩，陈家高朋满座，正在热烈地谈论“洋务”。满屋人一个比一个高声地大发“爱国”宏论，慷慨激昂，盲目论战的空气很浓。郭嵩焘心里鄙视众人蠢笨可笑，嘴里由不得发出声来：“洋务一办便了，必与言战，终无了期。”大家听到这种不合时宜的言论，像机关炮灭了火，一时都默然无语。不一会儿，人们陆续散去。陈孚恩把他拉到无人处告诫：“适言洋务不战易了，一战便不能了，其言至有理，我能会能其意。然不可公言之，以招人指摘。”
曾国藩最知郭嵩焘的性格，“筠公（郭嵩焘）芬芳悱恻，然著述之才，非繁剧公事。”对曾反对李鸿章请郭出山：“阁下与筠公别十六年，若但凭人言，冒昧一奏。将来多般棘手，既误筠公，又误公事，亦何及哉！”郭嵩焘回信李鸿章，坦陈自己性格的梗直，容易得罪人：“嫉恶太深，立言太快。”任事太深，则同官侧目；立言太快，则群小惊疑。”
边患告急，1874年郭嵩焘接旨进京。正北上途中，郭氏曾在家乡湘阴停留数日。临行前，县令冒小山对他说：“大人心地开爽无城府。然世途崎岖，人心叵测，一切愿求慎重。”郭氏闻此语“悚然”，在日记中写道：“生平愚直。未敢以猜防人心待人，又意求利人，不为人害，凡君此言，深中隐微，当书伸以志之。”[26]可后来的实践表明，他并没有吸收这个教训；第二年十一月，这个新授的兵部左侍郎即向朝廷上了《奏参岑毓英不谙事理酿成戕杀英官重案折》，郭忘记了离乡时冒小山劝他“一切愿求慎重”的忠告。正是这个“语言激切”的奏参。给他惹来极大的麻烦，以致“横遭訾毁”[27]有好心朋友告诉他，要想保乌纱帽，万不能事事认真。“漫言之而漫应之，最省事，若明其事，则纠结愈纷。”[28]郭嵩焘虽然感到这是“皆身世要语”却始终学不来。相反，他对官场上应酬非常厌倦，“诸客纷集，极苦疲倦。
收稿日期：2003-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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