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简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族裔论文,美国论文,批评论文,女性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女权运动，经过后殖民主义大潮的冲击，呈现出一个多元共生的局面。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以性别和社会性别为基本出发点，探寻妇女在社会、历史、文学等方面所处从属地位的根源，抨击父权制的二元对立。但随着后殖民主义理论的勃兴，“两性差异论”受到了挑战，以黑人女性为主体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在讨论男女权力关系时，强调种族与阶级的关系，批评以白人文化为中心的女性主义霸权倾向和男性中心话语，从而建立起具有各民族特色的女性文学和女性主义批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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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是一个以欧洲白人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居于美国白人文化与本土文化夹击中的少数族裔（或称第三世界）女学者往往面临一种尴尬的境地：既处于主流文化的边缘，又未走进女性主义批评的圈子。“不管她决定采用什么位置，她早晚必须从三个相互撞击的身份加以选择？是有色作家？妇女作家？还是有色妇女？哪个身份是第一位的？她将自己放在何处？”[1]爱德华·赛依德(Edward Said)等人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开启了她们的心扉，使她们意识到自己和第三世界永远只是一个“他者”(Other)，永远处于远离西方话语中心的“边缘地带”。在她们看来，美国女性主义批评是以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为中心的，未能摆脱欧洲中心主义的“帝国情绪”。一方面它反抗白人男权文化的压迫，另一方面却把少数族裔妇女当成非我、异己，“并以第一世界霸权式的知识实践指定‘第三世界’作为美国女性主义的研究对象。”[2]在这一点上，美国女性主义者不知不觉地与她们的白人父亲(White Father)结成了联盟。
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认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不是来源于受性别压迫最深的劳动妇女，而是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无病呻吟。由于阶级局限和文化误解，它不能解释女性主义经验的复杂性和多重性。黑人女性主义者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坚持以小写字母书写名字来表示对白人文化的反抗。针对美国第二次女权运动的标志——贝蒂·弗丽丹《女性的奥秘》一书提出的妇女解放的关键是走出家门就业的观点，指出争取工作权只代表了被丈夫当作玩偶闲置在家里的白人资产阶级女性的要求。事实上，大多数妇女，尤其是劳动妇女和少数种族妇女，为了生存，早就在外工作了。她们干的工作既不能解决她们依赖男人的地位又无法使她们在经济上独立，相反却使她们受到资本家的经济剥削和人格污辱[3]。对此，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Smith)感慨地说：“使人痛心的是那些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们不完全体会除白人妇女之外，‘妇女’二字还有什么其它含义；完全不理解她们仍需要同自己意识深处的种族主义作斗争。”[4]在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看来，这种无视妇女中存在的由于阶级、种族、文化背景等不同所造成的差异的倾向以及把自己的认识推广到第三世界的作法是一种“女性帝国主义”。因此，她们认为女性主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谁说话和怎样说话，而在于对谁说话和代表谁说话。印度裔女批评家佳亚特里·C·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指出：“不仅我是谁，而且还有谁是另一个女人？我怎样称呼她？她怎样称呼我”[5]等问题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社会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级，来自于某个民族，并拥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验。
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坚持以社会性别为中心角度，将历史上被压抑的妇女的声音、被埋藏的妇女的历史、被忽视的妇女所关心的问题，由边缘推向中心。然而，在“使妇女由边缘走向中心”的尝试中，它未把少数族裔女性文学提上批评日程，而是站在女性主义权威的角度来探索具有普遍意义的批评理论。芭芭拉·史密斯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对此作了深刻的论断。尽管伊莱恩·肖瓦尔特在《记号》(Signs)上发表讨论文学批评的论文写道：“今日的最佳作品（指女性主义方面的）是十分需要的，是全世界的。”但她在文章中只字未提任何黑人或第三世界作家；埃伦·莫尔斯的《文学批评：伟大的作家》和帕特里夏·斯帕克斯的《女性想象力》也表现出同样的种族主义缺陷。莫尔斯在长达70页的参考目录中虽收录了四位黑人女作家和一位波多黎各作家，在书中却一字不提第三世界妇女[6]。白人女性主义者尚且如此，白人男性批评家抑或黑人男性批评家又如何呢？他们不仅对少数族裔女作家的作品进行误读，甚至在评论中扼杀了这些作品。在《美国黑人小说》一书中，罗伯特·博恩随便删去了安·佩特里最优秀的作品《大街》，认为它是“对贫民窟如何使黑人居民成为牺牲品的……肤浅的社会分析”，进而批评道：“该书试图把贫民区生活解释为黑人经历，却没有足够的依据。正如阿兰·洛克（黑人评论家）观察说，‘《随便敲哪扇门》比《大街》写得好，因为它不是单纯的种族和环境，而是将阶级和环境描写成它的敌人’。”[7]无论罗伯特·博恩，还是他列举的黑人评论家阿兰·洛克都不能把《大街》看成是文学中反映性别、种族及阶级是如何联合起来压迫黑人妇女的优秀作品。一些黑人男批评家跟他们的白人同行一样对黑人女作家及其作品抱有根深蒂固的偏见和歧视。达尔文·特内在他的《小和弦》中评论佐拉·尼尔·赫斯顿时说道：《三个美国黑人作家及她们对身份的寻求》是一个著名的黑人女作家险些被暗杀的恐怖的例子[8]。他对赫斯顿及其作品的评价是“狡诈”、“忸怩”、“没有理性”、“表面”和“肤浅”，根本不考虑她所取得的实际成就，也没有意识到她进行写作的性别政治动力。针对评论家对黑人女作家作品的误读及侮辱性的批评，艾丽斯·沃克(Alice Walker)说明了其中的缘由。“黑人女作家没有得到黑人男作家那样的重视，原因有两个：第一由于她是女人，批评家似乎不同寻常地无法理智地讨论和分析黑人女作家的作品。一般来说，他们甚至连这种企图也没有，他们更愿意谈论黑人女作家的生活，而不愿意讨论她们的作品；再者，因为黑人女作家不是——似乎是这样——那么讨人喜欢——直到最近她还不愿意向大男子主义顶礼膜拜——对她们的评论当然也就不那么悦耳了。”[9]
少数族裔女性文学还常常在翻译、解读中失去原文本的真实含义。波拉·冈恩·爱伦(Paula Gunn Allen)在《学术界里的黄女人》(1986)一文中批评了这种倾向。她根据美国印第安人克里斯(Keres)部落传统的经历，解构了20世纪白人男性翻译的一个关于“黄女人”的民间故事。针对这个译本，她指出三种角度都能有效地揭示出读者或译者的理解与少数族裔文本的冲突。首先，从结构主义的叙述理论来讲，译者效仿西方父权制传统的故事情节，歪曲了故事原有的内容和形式。其次，从印第安人克里斯部落的角度来看，英语的翻译肢解了原文本中印第安族宗教文化仪式的性质，强行使故事变成了西化的、由冲突和结果所构成的直线发展的故事。最后，若采用美国女性主义的观点，故事则会被误读成暴露印第安文化对妇女的压迫。这三种角度都在不同程度上歪曲了原文本的意义。爱伦根据自己对于印第安克里斯部落及其民族观念、审美价值、社会系统和社会性别关系的了解，提出“女性主义——部落的解释”方法。通过这种双重角度，人们不仅可以看到西方父权制思维对故事中所有关系的歪曲，还可看到它给部落中“和谐的社会和精神关系”所带来的破坏[10]。
如果说白人妇女长期处于主流文学批评的边缘的话，那么少数族裔妇女则处于双重的边缘——主流文学批评与主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边缘。因此，发掘各族裔女性作家、谱写各民族女性文学的传统，建立具有民族特色的女性主义阅读与批评理论是势在必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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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70年代后期，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便开始以独立的面貌崛起于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界；到了80年代，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也纷纷涌现，分别将本民族的妇女文学置于中心地位，考察种族和社会性别在双重文化、种族交往中的作用。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不仅对传统的男性文学理论进行了挑战，而且重新审视了美国主流女性主义批评，认为它的主要问题是“认同于与美国种族制度相应而生的种族主义”[11]和无视少数族裔妇女的存在。女性主义理论中关于妇女形象的研究也是基于白人妇女特征的剖析，不适于少数族裔妇女形象。安德烈·本顿·拉辛认为埃尔曼在《想想妇女们》中描述的定型的特征极少适合美国黑人妇女形象，同样玛丽·安·弗格森对妇女的分类（如顺从的妻子、母亲安琪儿、垫座上的女人）也不适合文化规则不同于白人妇女的黑人妇女的特征[12]。
芭芭拉·史密斯可以说是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的先驱。她在《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一文中提出，由于以白人男性为主的主流文学批评和以白人中产阶级女性为主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甚至包括黑人男性的文学批评，均忽略了黑人女作家的存在，因此谱写黑人女性文学传统和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是完全必要的。史密斯认为，“黑人妇女的生活、作品和作为艺术家的处境”，应该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为表明建立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必要性，她考察了黑人妇女是怎样被局外人评头品足的。根据她的分析，女性主义运动是促进女性主义文学、女性主义批评和研究发展的基本前提；黑人妇女作家之所以受到冷遇和忽视，是由于黑人女性主义运动发展缓慢的结果，所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要将黑人政治运动作为自己的社会力量和理论源泉。她进而确立了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原则：探索性别和种族——即黑人和女性双重身份——在黑人妇女文学中所形成的明显的文学传统。在这种批评原则下，黑人女性主义者必需思考自己的身份，避免采用男性作家的批评方法和美学范畴。同时，黑人女性主义者应具备高水平的创新意识，以呼应黑人女性作品中勇敢无畏的精神。尽管日后的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不一定完全赞成史密斯关于政治运动的主张，但她将种族引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乃至整个文学批评领域，为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奠定了基础。
对于芭芭拉·史密斯的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德博拉·E·迈克多尔(Deborah E·Mcdowell)在《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的新天地》一文中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她基于史密斯的基本理论框架，主张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下更清楚的定义，确立更为严谨的方法。在她看来，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应该置于黑人文学和黑人文化这两大语境中进行。这种方法能揭示“黑人妇女文学创作、出版、评论的条件。这种方法不但有用，而且对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来说十分必要。”[13]由于她认为黑人男女作家具有共同的主题、风格和意象，她主张对黑人男作家及其作品也要作全面的文本和语境的分析，而反对任何分裂主义的立场，即将男女作家机械地划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别。更使人深省的是，她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应避免过分的思辩和笼统的概括，而要考虑黑人妇女文学的具体语言，去描述黑人女作家独特的使用文学手段的途径，去比较黑人女作家创造她们自己的神话结构的方式。“如果她们专注于这些及其它有关问题，黑人女性主义批评家就将为黑人女性主义美学的完善和彻底的表达奠定基础。”[14]
美国亚裔、南美裔、印第安人及其他族裔的女性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继承了白人和黑人女性主义批评中关于性别、社会性别和种族等的多重视角和身份，并根据本族裔的文化、历史、文学现实及其主流社会的关系探寻其文学特征。艾米·林(Amy Ling)在《我在这儿：美国亚裔妇女的反应》(1987)一文中，将种族批评置于亚裔女性主义批评的传统之中。她指出，尽管所有的少数族裔妇女文学都处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边缘，但是有的少数族裔离主流更加遥远。要清除这种具有讽刺意味的状况，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仅须相互容忍对方不同的理论、方法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对少数族裔女性作品产生真正的兴趣。她以本世纪初亚裔作家伊顿姐妹(Eaton Sisters)的作品为依据，强调欣赏她们的作品文本须先了解她们所处的历史环境。艾米·林还致力探寻亚裔（尤其是华裔）女作家的创作特点，发现她们作品中的主题、意象及作者的感受有很大的相似性。她在《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一书中写道：在美国；对于一个非白人来说，即使她的生活不因父辈通婚或住所迁移而错综复杂，她也始终摆脱不了一种“世界之间”的处境[15]。她认为王玉雪的《第五个中国女儿》、艾米·谭的《喜福会》都旨在通过探讨母亲—女儿之间关系的主题来寻求“世界之间”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虽然亚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只是近一二十年才发展起来，亚裔文学也仅在70年代才开始受人重视，但它与其他女性主义批评一样，努力挖掘和重新评价亚裔妇女文学，以理解亚裔各族妇女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文化习俗[16]。
伊冯·雅布罗——本加里诺(Yvonne Yarbaro——Bejarano)在《从南美裔女性主义的角度看南美裔文学》一文中，充分肯定南美裔女作家在讲述关于她们自己的故事时对“主观性”(Subjectivity)的宣称，认为这是一个对整个女性主义批评界，尤其是处于双重边缘的少数族裔女性文学都至关重要的问题。据雅布罗——本加里诺总结：“在讲述这些故事时，南美裔美国人拒绝主流文化对南美裔所下的定义。在写作中，她们拒绝采用由性别角色、种族和经济剥削所强加的客观性。”[17]她们坚持南美裔的群体身份，以在美国文学批评中争得一席中心之地。
总之，少数族裔女性主义者以各自独特的文化经历和种族身份构建了自己的批评理论。她们既反对性别歧视，又抨击种族主义，同时探讨种族或种族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种族区别和社会性别区别一样，是后天人为的，而非生理的，归根结蒂是文化和社会的建造。在批评实践中，她们强调“文化群体”的作用，通过发掘各民族被忽略的女作家及其作品，消解了男性本位主义的神话理论及女性主义批评的霸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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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是女权运动的产物，也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它源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但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境又使它游离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具有自身的特色。它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的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阶级、种族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它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基本分歧在于妇女受压迫的认识上，认为压迫妇女的根源不仅仅是父权制，还来源于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结构。社会性别作为一种不平等的分化人群的权力结构是与其它的分配如阶级、民族、种族等相互联系、浑然一体的。也就是说，妇女所受的压迫不仅是性别造成的，还与奴隶制、种族制等因素紧密相关。因而文学创作应揭示妇女生活中的多重经验与斗争精神，直接推动少数族裔妇女的解放运动。在这一点上，它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批评，既反对父权制文化观念的男性文学批评标准，又质疑特定意义上白人女性主义批评理论，认为它们浸润着浓厚的男性本位主义思想或殖民主义意识，从而希冀通过文学创作与批评使少数族裔妇女摆脱多重歧视和多重压抑的历史格局，由边缘走向中心，确立她们自身的主体地位。
然而，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还未形成一种完整、明晰的理论体系，它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疏离、甚至对立也局限了它的批评视角，影响了妇女应联合的实质条件，容易造成各地民族分裂主义的趋势或形成女性主义批评“窝里斗”的局面，以致受到男性主义批评的攻击。因此，少数族裔女性主义批评应在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保持自己理论特色的同时，加强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的对话与协商，使美国女性主义批评真正呈现出一派百川汇聚、相互交融的生机勃勃景象。
注释：
[1]特伦·T·明——哈《妇女、本土、他者》，布卢明顿，1989年版，第6页。
[2]佳·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3]贝尔·胡克斯《女性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波士顿，1984年，第95—106页。
[4]芭芭拉·史密斯《黑人女性主义评论的萌芽》，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第101页。
[5]玛丽·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第8页。
[6]芭芭拉·史密斯《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见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40页。
[7]芭芭拉·史密斯《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见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39页。
[8]芭芭拉·史密斯《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见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141页。
[9]芭芭拉·史密斯《迈向黑人女性主义批评》，见伊格尔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96页。
[10]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21页。
[11]佳·查·斯皮瓦克《女性主义与批评理论》，见张京媛编《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13]德博拉·E·迈克多尔《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新天地》，见伊格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95页。
[14]德博拉·E·迈克多尔《黑人女权主义批评的新天地》，见伊格顿编《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第295页。
[15]艾米·林《评介三位美籍华裔女作家》，见《当代外国文学》1995年第2期。
[16]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120页。
[17]刘涓《从边缘走向中心：美、法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见鲍晓兰主编《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三联书店，1995年版 ，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