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的文化：浮夸与创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浮夸论文,文化论文,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154(2007)06-0001-05
一、本土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
不久前，一年一度的诺贝尔奖又公布了，我国媒体上“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多远”之类的讨论又热火朝天起来，不少人在反思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
有人说，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是“经济实力还是不太够”，因为能拿到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资金投入都非常大，中国目前没有那么多科研经费。可是，回顾一下诺贝尔奖的历史，不难发现许多获得者从事的都是基础理论研究，并没有花很多钱。显然，“经济实力还是不太够”的说法是不成立的。事实上，战后日本的汤川秀树（1949年诺贝尔物理奖）、朝永振一郎（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福井谦一（1981年诺贝尔化学奖）都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迄今日本已有12人获诺贝尔奖，其中有2人在2002年同时获奖。这些显然不能光用“经济实力”来解释。
反思拿不到诺贝尔奖的原因，其实应该从创造能力高低入手。诺贝尔奖（包括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或医学奖、文学奖、经济学奖）的每一个奖项，实质上都是在鉴定和评价被提名者的创造能力，成果只不过是创造能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体现方式。
熟悉我们高教界的人心里都知道，我国已进入世界一流（举世瞩目）的领域太少，而且即使有也因其原创性不足，从而难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只要看一下近年来国内各种奖项的介绍就会知道这点。中国人并不缺少创新能力，但是现在盛行于大学的浮夸文化和管理体制造成的大学和学术机构行政化不利于创新。
我举几个例子给大家描述一下浮夸文化，然后回答为什么这些文化不利于创新。最后，探讨一下什么样的大学文化是利于创新的，我们应该往什么方向去培养这种创新文化。
二、浮夸文化面面观
文化究竟是什么？不同的人对文化一词都有不同的见解，也许这个问题从来就没有一个很准确的答案。所以我想用举例的方式来描述它。
1981年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进修期间，有幸参加了MIT成立120年校庆，印象非常深刻。庆典大会没有主席台，只有一个发言台，旁边有两把椅子，坐着MIT的校长和波士顿市剑桥镇的镇长。很多来宾，一些部长、参议员、众议员，各界的名人，都坐在台下，一视同仁。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人抱怨，没有一个来宾认为自己被冷落了，没有一个学生抱怨学校的校领导不会做事，不会宣传，不把重要人物曝光在媒体下。
相反，我回国后参加过国内很多学校的庆典，做法就大不一样了。校庆的主席台要摆好多排座位。为了排主席台的座位，校方往往就要伤很多脑筋，花很多精力。谁摆在谁的前头，谁摆在左边，谁摆在右边，奇数双数，所有的这些，都要安排得很周到。会上一般有7人以上讲话，代表方方面面。我们为什么要用这样复杂的校庆方式？这是我们不能不这样做。为什么？第一，任何一个来宾，你若把他的位置排错了，他可能心里就不高兴。第二，若不把一些重要的来宾摆在新闻记者的前面曝光，校友也不会高兴，社会也不会高兴，他们会认为学校不会做事，浪费名人资源。这么多要客来了，学校要借这些人来提高学校的声誉，要让他们高兴，给他们留下好印象，让他们下次还来祝贺，或者以后说到本校的时候就说好话。所以这个目标推着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校庆方式的不同正是文化差异的体现，体现在做事所追求的目标不同。尽管大家都知道，MIT那种校庆大典简洁、务实，也朴素，就是给学校过个生日。中国式校庆（1998年之后）更多追求的是“声势浩大”或面子风光，大都是表面的或虚的。在社会文化的背景之下，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我们不得不按照这个“文化”的要求一一地来做。当然，也不能完全地说我们的文化是不对的。
其实，社会上和这种校庆文化一脉相承的东西，比比皆是。普陀山岛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寺院叫普济寺，普济寺前面有一个很大的放生池——莲花池。莲花池原是普济寺最著名的文化名胜。上面有一副对联，是赵朴初写的：“心定一池大悲水，佛香三界藕花风”，很有佛教文化的意蕴。现在这个莲花池被做成了音乐喷泉，开放时，流行音乐响起，池水翻滚，并伴有弥散的水臭味，瞬间就把佛学文化安宁、清静的感觉彻底破坏了。把“大悲水”变成音乐喷泉，肯定是某些很重要的人物决定的，他们的目的是想用音乐喷泉增加观众的兴趣，以为有些观众一看到音乐喷泉兴趣就来了。他们不知道，这样往往会给另外一部分游客带来很坏的印象。问题是，普济寺的僧人为什么不反对呀？群众为什么不反对呀？他们这样做并没有引起众怒，大家也就接受了。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文化比较浮躁，就连僧人、寺庙、名胜也逃不出这种浮躁。
论及浮躁文化，当前我国的GDP，即国内生产总值，也有一些浮躁。常有一些地方的各级领导片面追求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不惜做各种各样的蠢事。有人开玩笑地说，今天让一个人挖一条沟，国内生产总值为100元。过两天又嫌这条沟碍事，又要这个人再把这条沟填平，恢复到和过去一样，国内生产总值又是100元。两件事都做了，国内生产总值GDP变成200元了。但是没有任何进展，没有任何实效。其实类似这个玩笑之事，经常在我们身边发生。例如，我每天都会收到一堆垃圾出版物，它们占每天收到邮件的多数，有信件，有报纸，有装帧非常精美的杂志。越是没有名气的出版物，印刷得越是精美。这些出版物，从造纸开始，到写稿、编辑、印刷、装帧好，邮递员送到我手里头，等于是“挖沟”；然后呢，因为它没有可读性，没有吸引人的知识，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马上又被扔到垃圾筒里去了，再通过废品回收、打纸浆造纸，又重新走完全过程，等于是“填沟”。每天我们都在亲历这些挖沟填沟的事情。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生了剧变，国力剧增。这当然是头等大好事。然而，发展过快中也有不少问题，人心浮躁、虚夸政绩的风气就是其一。正像有人在股市中成了富翁，人们就一哄而起都想快速致富一样，时下快速出政绩的浮躁心态成了流行文化。
财政富裕的情况下快速出政绩的简单办法就是大搞基建。现在全国到处都是建筑工地。基建本是好事，但是不做科学规划的基建就可能成坏事。今年的几场大雨把几个大城市浇成了“落汤鸡”。北京城又现3年前的窘境，安华桥下道路几度失陷，积水最深时近两米，几十辆汽车全成了鱼鳖，水退后的路面一片狼藉。据说，目前北京使用的下水道主要仍是明清时期铺设的，而且污水管道与排水管道基本不分。现在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安华桥的排水还是要像3年前一样，靠抽水泵过日子。“罗莎”刮过，浙江重创，700多万人受灾，这是10月8日新华社的消息。杭州尽管距离“罗莎”在浙闽交界处的登陆点较远，可雨水也够大的， 118.6毫米，豪雨。网友说，“马路上的积水足够养上一网鱼了”。许多汽车被水淹，一天就贬值许多。
其实，没有现代化的排水系统和排污系统，这个城市根本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欧洲许多地方，人们基本上是先建下水道然后再建城市，而且是排水排污两分开，因此还可以把天降的淡水储存起来使用，缓解大城市的用水难题。城市雨洪就可以疏导与利用相结合。日本有《下水道法》，在东京都还有个下水道局的机构，把法律变成现实。东京都下水道系统经过100多年建设，普及率已达 100%。巴黎的下水道总长竟达2347公里，不仅世上第一长，而且世上第一好，是设计规划科学、功能建设齐备、管理维护完善的典范。雨果笔下的人物多次从下水道逃生，电影《悲惨世界》里主人公冉阿让通过下水道逃亡的镜头让人难忘。有着100多年历史的巴黎下水道，早已成为巴黎人的骄傲，甚至成了观光旅游的景点。巴黎有1300多名下水道维护工，负责清扫、修理甚至导游的工作。如今巴黎还使用许多顶尖的机器人钻到地下，监管维护各种地下管线。青岛和济南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情况。今夏一场暴雨让济南的34名市民丧生，在重庆，这个数字是51。而青岛的下水道是100多年前由德国人建造的，在今年的大暴雨中居然发挥了意想不到的好的效果。
这个道理其实并不难懂，但是至今我们在大兴土木的时候，并没有人真正重视这个问题，原因在于下水道的工作是领导看不见，外宾摸不着，老百姓在不下雨的日子里也感受不到，所以有人并不重视。只有来了暴雨，或者污水处理不当产生了环境公害，如今年五月暴发的太湖蓝藻，大家才知道我们的大都市的生存环境如此不堪一击。
这就是目前我国城市建设中普遍存在的浮夸现象——表面上光芒四射、豪气干云，实际上脚下模糊、根基不稳。德国有位景观学教授叫斯托克曼，他曾对中国城市雨洪管理现状提出批评：“你们很多城市都是在搞表面的文章，比如说路面上漂亮的东西跟基础设施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此话一针见血。目前许多城市的建设中，都只顾“大干快干”，只顾表面不顾内里，只管上头不管下头。还未见哪个城市重视“下水道”系统建设。搞“表面文章”一流，至于“下水道”系统建设，不用说离“世界先进水平”，就是距离100多年前由德国人建造的青岛的下水道多远就不用说了。这种建筑浮夸的后果是，随着排水和污染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大家都发现彻底的解决办法是把已有的建筑物推倒，先建好地下的排水和排污分开的下水系统，再建新楼房。这又落入了“挖沟填沟”的宿命中。
所有浮夸的东西，其结局都相同。它们都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旦破灭，中间是空的，留不下任何东西。
三、大学发展：重内涵还是重规模
以上这些事例，说明现在盛行的“高效率”文化其实是重虚名、重表面、重速度，不重实效。其实大家都能分清对错，但为什么许多人还要这么做呢？打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就像坐在一列高速行驶的火车上一样，大家明明都知道这列火车现在走错路了，但是谁都不敢跳车。一跳车你就完了，包括这个跳车风险，还有你就等于被整车的人抛弃了。在车上你可以从众，所有人的命运都是一样，大家还都把你当作朋友。你一旦下车之后，等于你走了另外的一条路，大家都不理你了，不跟你玩了，你就没有依赖了，等于自己要一步一步重新开始走自己的路了。所以，“下车”需要极大的勇气和智慧。
以上这个火车的比喻，其实就是我在做校长这 10年来的亲身感受。过去10年，国内的高校在争建一流大学（后来叫高水平大学）的过程中发现了两个能很快出名的、很快出政绩的方法，一是大搞基建，贷款也干。园区和大楼越大，贷款越多，越显得有魄力。二是并校、办新的专业、办新的系院、扩大招生规模，把学校搞得大而全，都办成综合型大学。比如现在全国工学院的数量已经很少了，几乎所有的工学院都想变成综合型大学，连我们国家最著名的几所文科大学，现在也在办物理系、化学系。这10年里中国科技大学一直面临着很大的压力。
中国科技大学是中科院隶属的一所高校，历来的定位就是培养精品的人才，小而精，办自己的特色专业。中国科技大学在这10年里把精力主要放在已有的优势学科上，力争把这些优势学科做好做强。但是，我们也遇到了很大的压力。我们遇到的第一个压力就是师生员工、各级领导他们很不理解，他们觉得中国科技大学为什么不跟上全国的潮流，趁机扩大规模呢？第二个压力就是大学排名带来的影响。这个时期，大学排名开始在我国兴起。然而，大学排名基本上都是按照学校的总体状况来排，比如学校的总经费、总资产、总成果等。一些很大、很综合的学校因此就排在了前头，中国科技大学被排到十几名甚至二十名的地方去了。我们的领导、老前辈、老校友等对此大为不解，给了我们很大的压力。当时招生也很受影响。那确实是一段很困难的时期。好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党政领导班子比较务实，顶住压力，不做自己认识不到的事情，坚持了这么多年。
近两年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一些匆忙组建起来的、很大很综合的学校，问题逐渐显露。不久前一所很大的综合性大学发生了连贷款利息都还不起的财政危机，引起社会关注。其实，高校合并会遇到几大陷阱：一是工资往最高的学校看齐。哪个校区工资最高，所有的校区都跟上，这样就造成了学校的经费成本大幅增加。二是教授水平往最低的看齐。因为如果朝最高的看齐，意味着其它校区的老师就都当不上教授了，这样就造成教授整体水平明显降低。三是工作效率往最差的看齐，这就是管理学上著名的“木桶定理”：木桶能放多少水，不取决于最长的木板，而取决于最短的木板。
从去年开始，教育部的文件、陈至立同志的几次讲话中间都紧紧围绕一句话，就是“要调整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现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做法已经得到了大家的理解，不仅已有学科基础得到了加强，而且招生情况也大大好转。2007年在北京市招生的分数线仅次于北大、清华，位于第3名。现在的学生家长们已经较前些年成熟了，他们已经知道，要让自己的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不一定要上最大的城市，最现代化的城市，要找一个学风最好的学校。因此，如果没有务实的做法，只做那些表面的东西，就像肥皂泡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就会破裂了。中国科技大学没有那些美丽的肥皂泡外衣，现在回头看看，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成功地做了一些务实的事情，实实在在地往前走了一步。
四、大学创新文化的三要素
目前在我国大学流行的浮夸文化不利于创新，这种文化的特点就是浮躁、图虚名，这种文化产生的肥皂泡破了以后，大学不仅不会向前发展，反而会后退。大学的创新文化应该是务实而不图虚名。这种创新文化有三个要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1.追求卓越
大学创新文化的第一个特点就是追求卓越。一心一意追求卓越，而心无旁骛。世界一流大学的整个校园里充满了追求卓越的文化。即，在这个学校干任何事情都要追求卓越。学术追求卓越，管理追求卓越，一切工作都要高品质地追求卓越。先举非学术的例子。如果你要到国外一所著名的学校去访问，这个学校事先会给你安排一个很详细的单子，谁来接你，这个人的手机号是什么，车号是多少，你出来之后找不到可以联系。然后准时送到旅店，给你定好房间了。休息之后，什么时候做什么事，都给你安排得妥妥当当的。这就是他们的秘书工作在追求卓越。他们的食堂也追求卓越，因为食堂办成一流的了，职工就都愿意在这里就餐了，相互交流的机会也就增加了，无形之中也就培养了一种学术的氛围，提高了研究水平。
学术追求卓越体现在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关注新思想，设法吸收别人的新思想。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学术杂志的文章，一方面利用参加学术会议时抓紧机会和各种人才进行讨论。国内开会，最突出的现象就是认识人，拉关系，相互之间没有多少思想交流。这样，大家就没有了追求卓越的冲动。而且有些青年学者在国内学会了保守自己的学术机密，自己工作的进展全不给别人说。甚至有些学校的教授就规定，研究生之间不能讨论，只有导师一个人才能知道所有的研究生的工作进展。在这种氛围下，他们无法取得一流的成果。我经常提起萧伯纳的一句名言：如果两个人交换苹果，每个人手里还是各有一个苹果；如果两个人交换思想，每个人的脑子里就同时有两个思想。所以学术上要追求卓越的人一定是要善于而且渴求和别人交换思想，集众家之长。这个就是追求卓越的典型做法。
现在的教授，虽然收入、工作条件比过去好了，但应付的琐碎的事情也多得多了。如开会、接待参观访问、做评审专家的工作，等等。面对批评的声音，有的教授把以上这些事情归结为“生存”二字。他们认为，如果不去做这些浮躁的事，项目就评不上优，经费也申请不到，教授也评不上，最后一事无成。这就反映出一个现实，就是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文化的一部分。逼得这些年轻人去做这些浮躁的事。我们试想，现在如果陈景润还活着，他又能怎么办呢？他那样工作的话，肯定一无经费，二无奖金，也当不上先进，说不定教授或博导也会给取消。
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学，其系主任、院长实际上是一个义务的事，教授之间轮换着做。譬如说，东京大学，他们的工学部长，相当于我们的工学院院长，任期两年，教授轮换，该谁做了，谁就得做。他们做院长，认为是为学校所做的贡献和牺牲，是做教授的代价。而我国的大学里很多年青的教授愿意当官。比如，学校要应聘一个处长，往往会有好多教授、博导来应聘。这就明显地反映了现在大学里盛行的价值观，当教授还不如当一个处长。在这种价值观的影响下，学校是没有办法提高其创造力的，创造力只能越来越弱。
所以，目前我国大学最缺的就是追求卓越的大学文化。
2.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主要来自于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重大的科学发展主要是靠机遇，而且在初期往往都不被人认同。除了像两弹一星这样的项目，国家可以顶层设计，可以将专家组织起来攻关外，一般的学术研究要提倡学术自由。由于科研工作的探索性，原始创新一般情况下在开始的时候不被大家理解。如果没有学术自由，我们往往不知不觉之间就扼杀了许多原始创新的东西。在过去10年中间，中国科技大学有两件事在国内影响很大。一个就是量子通讯的研究。当时该项目受到理论物理界的许多老教授们反对，觉得这个想法有点异想天开，是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最后起作用的是中国科技大学从建校以来传下来的一种文化，就是尽管大家都认为这个项目不可能成功，但谁都不会去扼杀这个想法，而且这个教授的“211工程”重点学科的经费还照样给。几年之后，这个项目做成功了，全国为之耳目一新。现在国家中长期规划中六个重点领域之一“量子调控”，就是以这个项目为基础的。回想起来，如果当时校长、院长或系主任是强势的，坚决、果断地制止他认为不会成功的学术研究，这个项目可能就被扼杀了。另外一个例子是“单分子操作”项目的研究。刚开始也是遇到许多老教授的反对，但也跟量子通讯一样，后来取得了成功。所以，做领导的千万不要用自己的权力去干预学术上的争议，特别是不要去扼杀这种你个人认为不行的东西，要让他们有机会。大学里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绝不是一个行政意志很强的文化。
当然，有一些是违反基本科学规则的研究我们要坚决反对。但是，在对研究项目不深入了解的前提下，大家都要小心谨慎，不要把话说绝了。因为 20世纪的最大教训就是许多当时感觉完全不行的事情最后变成了现实。再举个永动机的例子。一提起永动机，几乎所有的人马上说绝不可能。但是现在世界上就有一帮科学家在做这个研究。他们不是像国内有些人装个电子什么的东西做永动机，而是说，宇宙中间有许多暗物质、暗能量，我们现在还无法监测，无法看到，他们设法用这个暗能量来运转。也就是说，永动机是消耗暗能量的一种机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永动机不违反基本的科学规则，因为它能够使用暗能量。如果这个项目做出来的话，对人类来说就是“永动机”。
大学之中，社会各部门之间，一提到学术自由大家往往会理解是不是想干啥就干啥，没有约束、没有目标？不，学术自由的同时，既要有政策的倾斜也要有目标的约束。国家应该注意这个现象，让科研做实实在在的贡献，不能打着学术自由的幌子，捞个人私利，损国家利益。
3.学者自律
创新文化的第三个方面，至关重要，就是学者自律。自律是学术自由的前提。学者自律，就是整个社会要全力支持学者搞原始创新的研究，但学者这个群体一定要自律。因为一旦失去社会的信任，学术自由就无从谈起了。然而，当前我国的大学文化中，最致命的就是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现在开始走向危机。我是一个校长，亲手处理过不少这样的事情。从这些例子中间，我感到学术风气坏得速度太快了。现在最流行的是敢说敢吹，一分成果他说成十分，有些捕风捉影的或者是偶尔出现的，把它说成规律。还有一些，为了出成果，干脆抄。如果在百度、Google上用“学术腐败”搜索，可以看到网上大量披露的一些事件。但暴露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如果连学术自律都做不到了，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就不要谈了。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你发表论文的真实性了，你的科研还有什么意义呢？20年前国内的与我所研究的学科有关联的杂志，我每期必读，都要一篇一篇地翻看，而且总有教益，总有收获。但现在很多学术杂志我不愿意浪费时间去看了，因为杂志的可读性越来降低，杂志的内涵稀释到都很难看出来了。结果大家就都不看了。
五、结束语
有一本书叫《牛津感悟》（暨南大学出版社 2004年出版），书中有一个关于牛津如何重视学生创造潜力的例子。苏格兰北部边远地区一个教育相对不发达的郡，有一位女学生的毕业考试成绩达到了全A，符合牛津大学的录取标准。这是近百年来当地第一个达到牛津录取线的毕业生，当地政府对此极为重视。但牛津大学录取学生必须经过面试，教授在面试后认为该学生不具备牛津大学要求的创造潜质，拒绝了她的入学申请。当地议会将此事反映给英国中央议会，议员们就找到教育大臣，请他出面说情，希望给予破格录取。在被牛津大学婉言拒绝之后，教育大臣又找到当时的副首相前去求情，还是遭到拒绝。无奈之下，副首相只得请当时的英国首相布莱尔出面疏通。虽然首相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但牛津大学仍然表示不能接收，理由就是一个：在招生问题上，任何人无权更改学院教授的面试结论，这是牛津大学几百年来的传统。布莱尔当然觉得很没有面子，在此后的一个私人场合，当提到牛津大学的时候，他不自觉地说了一句牢骚话：牛津大学真是太古板了，要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牛津大学的师生得知后，极为愤慨，学校立即取消了授予布莱尔荣誉博士学位的原定计划，并对政府行政干预学校事务的这一严重事件提出抗议。
这件事说明牛津大学在追求卓越和学术自由的问题上不受任何行政干扰。这许是这所几百年老校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原因。中国目前的大学，离牛津的水准还甚远。首先，在招生问题上，各大学都是只重考试成绩。对于各地的“高考状元”，几所顶尖大学各出奇招去吸引、挖角，不谈创新能力。再者，在政策允许高校自行决定录取与否时，只要相关领导一说情，大家都只好照办。
综上所述，我们现在流行的文化有重大缺陷，这种文化不利于创新。我们希望大学能够务实地建设追求卓越的、学术自由的、有严格学者自律的文化。这种文化建立起来以后，将会引领整个社会的文化，使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变得更纯洁。
（注：本文系朱清时院士在煤炭高校第九届校长论坛上的演讲报告基础上修改而来，发表时征得作者的同意。）
收稿日期：2007-08-10